科学考古
2010年，法国考古人员从旺代的乱坟岗挖出了200余具尸体。据考证，他们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旺代战争中被屠杀的。挖掘地点位于勒芒市中心的大教堂旁。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九三年》写的就是这场战争。当时天主教的保王军除了少数兵士外，绝大部分是旺代地区的农民。而共和军则是正规部队。旺代战争最后以保王军惨遭屠杀告终。长期以来，在法国人们普遍不愿提起这件事。甚至历史教科书和“国家叙述”或者干脆抹杀，或者歪曲这场极其残酷的内战。勒芒之战是地地道道的大屠杀，事情的经过是：1793年12月13到14日，共和军出其不意包围了守卫在这里的“叛军”，他们开始屠杀。被俘“叛军”多半以上是妇女、老人和儿童。仅此一役，两千到五千名旺代人遭杀害。“叛军”被打死后草草埋葬，尸骸上几乎没有残存的衣服。已发现的尸骸上有许多大刀砍杀的深痕，身上、脑袋上、臂膀以及下体。法国国家考古保护研究中心人类学家埃洛迪·卡博女士说，“有些尸骸显示出疯狂屠杀的暴力烙印。受害者中有不少妇女和年龄仅12到13岁的男孩，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掘出尸骸后，考古工作者立刻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带来的挑战远远超过他们的应对的能力。卡博说：“我们现在是踩着鸡蛋走路，如果不把我们的发现告诉大家，人家就会指责我们替共和派遮盖；如果我们通告了发现的结果，乱坟坑里尸体横陈的照片马上就上了网，各种各样意图的解释都有”。
共和军为何要采取如此斩尽杀绝的残忍的手段？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这一幕至今争论不休。大革命期间发生了许多血腥的事情，而旺代战争爆发时也正是掌权的雅各宾党人推行的大恐怖即将登峰造极的关键时刻。
不过，对于卡博这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考古学家来说，真正令她兴奋的是由她发起的这项考古项目已经得到法国最好的古人类学实验室的支持。卡博说，能够一下子发现如此同质、如此众多人群的遗骨，包括女性，男性，还有儿童，这是非常珍贵的。对尸骸DNA的研究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法国西部乡村人口的卫生状况，还可以对当时生活在法国不同地区的居民的人类遗传图谱进行比较研究。
宁要萨特的谬误，不要阿隆的真理
在68年的五月风暴中，法国巴黎的大学生们喊出了“宁要萨特的谬误，不要阿隆的真理。”可见阿隆在当时的法国是个名人，但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名人。就是他据说在听到戴高乐从驻德的法军司令部回来发表的讲话后高呼“戴高乐万岁”。而这种“宁要而不要”的思维并不是中国文革所特有的，它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类的思维模式。之前欧洲人还喊出过“宁要希特勒不要勃鲁姆”，今天美国人一样宁要不敢公开税单的特朗普不要公开税的拜登，宁要特朗普的病毒不要中国的口罩。
留秃头的男人
在梁文道的说书的节目里也谈到了阿隆。我一直喜欢梁文道留秃头的形象。有一段时间里，男人很流行留秃头。有些男人留秃头的样子我不喜欢，但我喜欢梁文道留秃头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留秃头的样子我不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留秃头的样子我会喜欢，甚至有些留秃头的我喜欢的人我根本不认识，所以，人的喜欢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而由于有些留秃头我喜欢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因此自然也就无法回忆起他们的样子，而我无法回忆起那些留秃头的让我喜欢的人的样子却仍然记得我曾喜欢过他们留秃头的样子，由此也可见，喜欢是一种很神秘且矛盾的感觉，有时候很飘，有时很牢固，或者可以描述成先验什么的，如果我读过一些哲学家的书，尤其是那些以晦涩著称的哲学家，比如，……，嗯，如果现在我能写出一个这样的什么我不知道的名字就是好了，比如，………，那就会显示出我的文字的学问，知识的含金量，那么我一定会从他们晦涩的著作中挑出一个深奥而晦涩的词语来形容喜欢的神秘和神秘的喜欢，那些幽暗洞中的舞蹈，或者某种香水难以描述的气味，然而，因为我没有读过这些晦涩的哲学家的著作，所以，我现在才会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比喜欢更加晦涩更加深奥的词可以用来描述这喜欢的神秘，写作时我喜欢抄袭，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干这样的事情，我用了这么多的文字来描述喜欢，一个原因在于喜欢比仇恨更复杂，另一个原因在于较之仇恨，我更喜欢喜欢，尽管仇恨和喜欢似乎都是我们生活的依据，不过，近来留秃头的男人又很少能见到了，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北京的街头看见过留秃头的男人了，直接的原因我想一定不会是秃头在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变成一个被禁忌的符号，秃头暴露了真相？我想是那些留秃头的男人的头发长起来了，而这一次他们没有像过去把它们剃掉，或者剃的不够决绝，毕竟剃头不像阉割那样一劳永逸，是我们的社会有了更多温情的男人了吗？秃头是需要反复的剃掉才得以证明身份，表达观念，反复的与某种体制某种系统性的安排做抗争，反复干这件事情，消除某种事物的成长。然而，当有很多男人留秃头时，留秃头的男人可能只是一个时尚的没有头脑的热情追随者，只有当少数男人留秃头时，留秃头才变成一种思想，这样的男人是值得我们尊重，这和斑秃或脱发症根本不是一回事，斑秃和脱发与留秃头的男人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斑秃和脱发没有任何自由思想的成分，它们只是一种有些荒诞感的疾患。不过，很多时候，有着荒诞感的疾病就像是一种思想，而思想很多时候也像是一种疾病。不过简单来说，更可能的是，又一种时尚成为过去了，但是，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梁文道以一个像流行时尚的屈服的分头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会怎样的伤心，怎样去理解他说的那些话，或许无需在意，不过，如果那真的发生了，那么我们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信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期盼，不过，或许这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一件无所谓的小事。
梁文道在他的节目中谈到阿隆时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不过我自己常常喜欢看一些人的书，那些人是大部分他的意见，或者他很多时候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那些立场我都是不能同意的，或者跟自己相去甚远的，但是我仍然喜欢看他们的书。尤其是当这些人，他们相当重要，或者说他们具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品质，乃至于你觉得就算他在很多事情上跟你看法完全不一样，甚至是互相矛盾，你仍然会尊敬他，会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由此可见梁文道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一个男人满脑子里装的都是他喜欢、认同的人的观点，那么，这个人脑子里拥有的一定不是智慧，而只是知识，并且，这个人本质上一定会非常乏味，尽管可能会表现出某种虚假的情趣。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只看她喜欢的人写的文字而不看她不喜欢的人写的文字，那么我更愿意称之为可爱。但我承认我的这个观点是一种男性的偏见，而世界上最多的除了空气就是男人的偏见了。当然如果一个女权主义者认为我这样的话本身也含有男性的偏见，那么我也可以说其实女人的偏见一点也不比男人少，甚至更多。
盗版书籍
在长达数十年法国风风雨雨的年代里，雷蒙·阿隆一直以一个“介入的旁观者”自居，他的身份定位在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者。的确，二战和冷战的世界似乎与今天非常不同，这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原因和目的之一；但又似乎和今天有些相似，甚至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也是我写这些文字的理由。在近40年的时间里，阿隆写出了4000多篇社论和还有无以计数的专栏文章。由此也可见，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报刊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当年萨特亲自创办《现代》，成为他的最重要的武器。而最初阿隆也是撰稿人。后来两人分道，阿隆成为《费加罗报》的首席评论员。当然他一生中也有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国际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数《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回忆录——50年的政治思考》。1983年，阿隆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基辛格在闻讯后说，“没有了雷蒙·阿隆世界将更加孤独，也更加空虚。”这位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大师在年轻时把阿隆视为自己的导师。从某种角度来说，自20世纪的后期，阿隆已经成为法国的思想导师。当他去世时，《解放报》正是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老师”为标题悼念他的。各大报刊当时都纷纷撰文悼念这位独立不群的思想者。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写于1950年代中，当时正值世界冷战和阿隆与萨特的论战，后来此书很快传遍西方，参与构筑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极权社会和共产主义的批评的理论基础。不过，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5年才在中国出版，阿隆对于中国的影响有限。而且，可能这本书一直没有再版。淘宝上可以买到高价的正版二手书和廉价的盗版，我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像通常那样选择了盗版。关于如何加入到盗版产业，成为这条产业链上最末端的一节，我已经记忆不清了，但应该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吧。但对于这件事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在冷战后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禁闭的生活翻转了一个个儿，社会上流行一种西方社会的理念，即对于崇高目标的追求往往最终导致的是灾难。对此我牢记在心。在悉尼生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里我每天要乘地铁往返通勤，那时我一直很想在悉尼地铁站里逃票，但发现这太难了。现代科技总是冷冰冰的将人的自由的理想压抑束缚排斥。每个人只要意识到他还需要呼吸，在现代生活中都会有压迫感。我只不过是曾经有过很多次，在周末一个人买上一张短里程的车票，然后坐出很远，直到地铁开出地下开始在地面越来越原始的景色中飞驰，一直开到一些十分荒凉的小站，然后下车。这里的车站设施简陋原始，站台空无一人，出站口也没有自动检票的机器，我于是径直走出小站来到镇上。那些镇子总是有一些很古怪的名字，大多是从以前土著人的语言翻译来的。在小镇上游荡一番，有时我会走进一家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一边在本子上写一些文字；有时我在一家小餐馆简单吃上一顿接近午餐的早餐，或者已经是一顿不早的午餐了。然后，回到车站，直接走进去，当列车来到，我坐上车回家。有时车站会有警察突袭查票。澳洲的警察不像美国的警察那样凶神恶煞，澳洲的警察很和气。有一次夜晚开车，我被警车拦下，我当时很紧张，看到后视镜里的警车中走下一个女警察，那个女警察长的很粗糙，样子大大咧咧，在后视镜中向我走来，然后走到我的车头前方动作夸张的弯下腰看了看，然后再走过来对我大喊：“灯，灯”，说我忘了打开车灯了，“夜晚开车要开灯”她边喊边有手比划着。我开始一愣，以为她要向我要打火机，我不抽烟，这可怎么办？但马上反应过来，连忙打开车灯。警察没有罚款就走了。我想：怎么会忘了开灯呢？是不是我已经得上老年痴呆了？然后就又想到刚才那个粗糙的女警官，我想虽然她的样子蛮可爱，但如果是一个极性感的年轻女警官就好了，夜晚遇到，拦下我的车子，穿着绷紧贴身的警服，走过来，但胸部从深夜挺出来，身上挂着手铐、枪和电棍，与我说着话，那里大大的，像是毫无畏惧犯罪分子般勇敢前冲又戛然而止在我的眼前。那就太棒了！把我揪下车来，按倒在地扳过双手铐住，然后，第二天的早晨，我们一起坐在悉尼的街头喝咖啡。我终于清醒过来于是想：看来我没有患老年痴呆。当然，我开的是一辆老旧的二手车，虽然样子很酷，是一台两门跑车型的破烂本田，早已经绝版，一切都是手动的，现代的那些豪华轿车都会有夜间自动打开车灯的功能，同时还都装好了会说话的导航仪，这让人在驾车的途中即便患上了老年痴呆都不会察觉到。在车站的突袭检查，警察总能抓住逃票的人。警察就是这样。尽管澳洲的警察和气，但是警察抓人的爱好不会改变。而且他们总能抓住一些人，因为他们是受到过现代化职业摧残的异化的人。并且有些工作就是更容易让人如愿以偿。而抓住的都是些孩子，中学生或大学生。有过一个印度人，我并不是歧视印度人，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印度男青年的样子，让我看到后就记住了。更多的是白人，也有黑人，我的印象中好像很少有亚裔，亚裔比较循规蹈矩，要不就特别狡诈。那些孩子被抓住后就暴露出性格的差异，日后他们将有不同的命运，有些垂头丧气，有些仍然保持高傲的神态。我那时在悉尼的时候真羡慕这些逃票的孩子，他们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走到自动检票装置前纵身一跳，就轻盈地跳了过去。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叛逆者。一次成功的日常生活中的革命？我也想那样逃票，不是为了省钱，就是想那样大摇大摆的走到那台机器前，然后纵身一跳，无视社会习俗与道德的规范，无视周围往来的路人，无视那台自动检票的机器，满不在乎的一跳，就轻盈的跳了过去。我在悉尼时仍然能跳得动，但我却不能那样纵身一跃，因为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手中提着一只中产阶级的皮包。我想这真可悲啊！购买盗版书籍给了我一种宽慰。这和我们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不符，更符合新时代的思潮，在现代的社会中，我可以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但是坚持自私自利的原则，同时学会保持一副文质彬彬的优雅的外表。当然，与逃票不同的是，当我想逃票时，我想的并不是要省钱，但当我买盗版书籍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没有钱。当然了，我知道这也是贪婪。一个贪婪的人永远是一个穷人。总之，我觉得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中的人，更容易矛盾。因为有太多自由的思想和利益的冲突了。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1）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582447.html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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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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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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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7）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583500.html
你那么长的文，我还没开始看，头就晕了，所以，抱歉，没办法评了。
科学考古
2010年，法国考古人员从旺代的乱坟岗挖出了200余具尸体。据考证，他们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旺代战争中被屠杀的。挖掘地点位于勒芒市中心的大教堂旁。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九三年》写的就是这场战争。当时天主教的保王军除了少数兵士外，绝大部分是旺代地区的农民。而共和军则是正规部队。旺代战争最后以保王军惨遭屠杀告终。长期以来，在法国人们普遍不愿提起这件事。甚至历史教科书和“国家叙述”或者干脆抹杀，或者歪曲这场极其残酷的内战。勒芒之战是地地道道的大屠杀，事情的经过是：1793年12月13到14日，共和军出其不意包围了守卫在这里的“叛军”，他们开始屠杀。被俘“叛军”多半以上是妇女、老人和儿童。仅此一役，两千到五千名旺代人遭杀害。“叛军”被打死后草草埋葬，尸骸上几乎没有残存的衣服。已发现的尸骸上有许多大刀砍杀的深痕，身上、脑袋上、臂膀以及下体。法国国家考古保护研究中心人类学家埃洛迪·卡博女士说，“有些尸骸显示出疯狂屠杀的暴力烙印。受害者中有不少妇女和年龄仅12到13岁的男孩，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掘出尸骸后，考古工作者立刻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带来的挑战远远超过他们的应对的能力。卡博说：“我们现在是踩着鸡蛋走路，如果不把我们的发现告诉大家，人家就会指责我们替共和派遮盖；如果我们通告了发现的结果，乱坟坑里尸体横陈的照片马上就上了网，各种各样意图的解释都有”。
共和军为何要采取如此斩尽杀绝的残忍的手段？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这一幕至今争论不休。大革命期间发生了许多血腥的事情，而旺代战争爆发时也正是掌权的雅各宾党人推行的大恐怖即将登峰造极的关键时刻。
不过，对于卡博这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考古学家来说，真正令她兴奋的是由她发起的这项考古项目已经得到法国最好的古人类学实验室的支持。卡博说，能够一下子发现如此同质、如此众多人群的遗骨，包括女性，男性，还有儿童，这是非常珍贵的。对尸骸DNA的研究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法国西部乡村人口的卫生状况，还可以对当时生活在法国不同地区的居民的人类遗传图谱进行比较研究。
宁要萨特的谬误，不要阿隆的真理
在68年的五月风暴中，法国巴黎的大学生们喊出了“宁要萨特的谬误，不要阿隆的真理。”可见阿隆在当时的法国是个名人，但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名人。就是他据说在听到戴高乐从驻德的法军司令部回来发表的讲话后高呼“戴高乐万岁”。而这种“宁要而不要”的思维并不是中国文革所特有的，它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类的思维模式。之前欧洲人还喊出过“宁要希特勒不要勃鲁姆”，今天美国人一样宁要不敢公开税单的特朗普不要公开税的拜登，宁要特朗普的病毒不要中国的口罩。
留秃头的男人
在梁文道的说书的节目里也谈到了阿隆。我一直喜欢梁文道留秃头的形象。有一段时间里，男人很流行留秃头。有些男人留秃头的样子我不喜欢，但我喜欢梁文道留秃头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留秃头的样子我不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留秃头的样子我会喜欢，甚至有些留秃头的我喜欢的人我根本不认识，所以，人的喜欢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而由于有些留秃头我喜欢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因此自然也就无法回忆起他们的样子，而我无法回忆起那些留秃头的让我喜欢的人的样子却仍然记得我曾喜欢过他们留秃头的样子，由此也可见，喜欢是一种很神秘且矛盾的感觉，有时候很飘，有时很牢固，或者可以描述成先验什么的，如果我读过一些哲学家的书，尤其是那些以晦涩著称的哲学家，比如，……，嗯，如果现在我能写出一个这样的什么我不知道的名字就是好了，比如，………，那就会显示出我的文字的学问，知识的含金量，那么我一定会从他们晦涩的著作中挑出一个深奥而晦涩的词语来形容喜欢的神秘和神秘的喜欢，那些幽暗洞中的舞蹈，或者某种香水难以描述的气味，然而，因为我没有读过这些晦涩的哲学家的著作，所以，我现在才会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比喜欢更加晦涩更加深奥的词可以用来描述这喜欢的神秘，写作时我喜欢抄袭，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干这样的事情，我用了这么多的文字来描述喜欢，一个原因在于喜欢比仇恨更复杂，另一个原因在于较之仇恨，我更喜欢喜欢，尽管仇恨和喜欢似乎都是我们生活的依据，不过，近来留秃头的男人又很少能见到了，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北京的街头看见过留秃头的男人了，直接的原因我想一定不会是秃头在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变成一个被禁忌的符号，秃头暴露了真相？我想是那些留秃头的男人的头发长起来了，而这一次他们没有像过去把它们剃掉，或者剃的不够决绝，毕竟剃头不像阉割那样一劳永逸，是我们的社会有了更多温情的男人了吗？秃头是需要反复的剃掉才得以证明身份，表达观念，反复的与某种体制某种系统性的安排做抗争，反复干这件事情，消除某种事物的成长。然而，当有很多男人留秃头时，留秃头的男人可能只是一个时尚的没有头脑的热情追随者，只有当少数男人留秃头时，留秃头才变成一种思想，这样的男人是值得我们尊重，这和斑秃或脱发症根本不是一回事，斑秃和脱发与留秃头的男人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斑秃和脱发没有任何自由思想的成分，它们只是一种有些荒诞感的疾患。不过，很多时候，有着荒诞感的疾病就像是一种思想，而思想很多时候也像是一种疾病。不过简单来说，更可能的是，又一种时尚成为过去了，但是，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梁文道以一个像流行时尚的屈服的分头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会怎样的伤心，怎样去理解他说的那些话，或许无需在意，不过，如果那真的发生了，那么我们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信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期盼，不过，或许这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一件无所谓的小事。
梁文道在他的节目中谈到阿隆时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不过我自己常常喜欢看一些人的书，那些人是大部分他的意见，或者他很多时候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那些立场我都是不能同意的，或者跟自己相去甚远的，但是我仍然喜欢看他们的书。尤其是当这些人，他们相当重要，或者说他们具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品质，乃至于你觉得就算他在很多事情上跟你看法完全不一样，甚至是互相矛盾，你仍然会尊敬他，会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由此可见梁文道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一个男人满脑子里装的都是他喜欢、认同的人的观点，那么，这个人脑子里拥有的一定不是智慧，而只是知识，并且，这个人本质上一定会非常乏味，尽管可能会表现出某种虚假的情趣。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只看她喜欢的人写的文字而不看她不喜欢的人写的文字，那么我更愿意称之为可爱。但我承认我的这个观点是一种男性的偏见，而世界上最多的除了空气就是男人的偏见了。当然如果一个女权主义者认为我这样的话本身也含有男性的偏见，那么我也可以说其实女人的偏见一点也不比男人少，甚至更多。
盗版书籍
在长达数十年法国风风雨雨的年代里，雷蒙·阿隆一直以一个“介入的旁观者”自居，他的身份定位在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者。的确，二战和冷战的世界似乎与今天非常不同，这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原因和目的之一；但又似乎和今天有些相似，甚至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也是我写这些文字的理由。在近40年的时间里，阿隆写出了4000多篇社论和还有无以计数的专栏文章。由此也可见，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报刊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当年萨特亲自创办《现代》，成为他的最重要的武器。而最初阿隆也是撰稿人。后来两人分道，阿隆成为《费加罗报》的首席评论员。当然他一生中也有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国际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数《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回忆录——50年的政治思考》。1983年，阿隆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基辛格在闻讯后说，“没有了雷蒙·阿隆世界将更加孤独，也更加空虚。”这位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大师在年轻时把阿隆视为自己的导师。从某种角度来说，自20世纪的后期，阿隆已经成为法国的思想导师。当他去世时，《解放报》正是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老师”为标题悼念他的。各大报刊当时都纷纷撰文悼念这位独立不群的思想者。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写于1950年代中，当时正值世界冷战和阿隆与萨特的论战，后来此书很快传遍西方，参与构筑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极权社会和共产主义的批评的理论基础。不过，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5年才在中国出版，阿隆对于中国的影响有限。而且，可能这本书一直没有再版。淘宝上可以买到高价的正版二手书和廉价的盗版，我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像通常那样选择了盗版。关于如何加入到盗版产业，成为这条产业链上最末端的一节，我已经记忆不清了，但应该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吧。但对于这件事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在冷战后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禁闭的生活翻转了一个个儿，社会上流行一种西方社会的理念，即对于崇高目标的追求往往最终导致的是灾难。对此我牢记在心。在悉尼生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里我每天要乘地铁往返通勤，那时我一直很想在悉尼地铁站里逃票，但发现这太难了。现代科技总是冷冰冰的将人的自由的理想压抑束缚排斥。每个人只要意识到他还需要呼吸，在现代生活中都会有压迫感。我只不过是曾经有过很多次，在周末一个人买上一张短里程的车票，然后坐出很远，直到地铁开出地下开始在地面越来越原始的景色中飞驰，一直开到一些十分荒凉的小站，然后下车。这里的车站设施简陋原始，站台空无一人，出站口也没有自动检票的机器，我于是径直走出小站来到镇上。那些镇子总是有一些很古怪的名字，大多是从以前土著人的语言翻译来的。在小镇上游荡一番，有时我会走进一家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一边在本子上写一些文字；有时我在一家小餐馆简单吃上一顿接近午餐的早餐，或者已经是一顿不早的午餐了。然后，回到车站，直接走进去，当列车来到，我坐上车回家。有时车站会有警察突袭查票。澳洲的警察不像美国的警察那样凶神恶煞，澳洲的警察很和气。有一次夜晚开车，我被警车拦下，我当时很紧张，看到后视镜里的警车中走下一个女警察，那个女警察长的很粗糙，样子大大咧咧，在后视镜中向我走来，然后走到我的车头前方动作夸张的弯下腰看了看，然后再走过来对我大喊：“灯，灯”，说我忘了打开车灯了，“夜晚开车要开灯”她边喊边有手比划着。我开始一愣，以为她要向我要打火机，我不抽烟，这可怎么办？但马上反应过来，连忙打开车灯。警察没有罚款就走了。我想：怎么会忘了开灯呢？是不是我已经得上老年痴呆了？然后就又想到刚才那个粗糙的女警官，我想虽然她的样子蛮可爱，但如果是一个极性感的年轻女警官就好了，夜晚遇到，拦下我的车子，穿着绷紧贴身的警服，走过来，但胸部从深夜挺出来，身上挂着手铐、枪和电棍，与我说着话，那里大大的，像是毫无畏惧犯罪分子般勇敢前冲又戛然而止在我的眼前。那就太棒了！把我揪下车来，按倒在地扳过双手铐住，然后，第二天的早晨，我们一起坐在悉尼的街头喝咖啡。我终于清醒过来于是想：看来我没有患老年痴呆。当然，我开的是一辆老旧的二手车，虽然样子很酷，是一台两门跑车型的破烂本田，早已经绝版，一切都是手动的，现代的那些豪华轿车都会有夜间自动打开车灯的功能，同时还都装好了会说话的导航仪，这让人在驾车的途中即便患上了老年痴呆都不会察觉到。在车站的突袭检查，警察总能抓住逃票的人。警察就是这样。尽管澳洲的警察和气，但是警察抓人的爱好不会改变。而且他们总能抓住一些人，因为他们是受到过现代化职业摧残的异化的人。并且有些工作就是更容易让人如愿以偿。而抓住的都是些孩子，中学生或大学生。有过一个印度人，我并不是歧视印度人，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印度男青年的样子，让我看到后就记住了。更多的是白人，也有黑人，我的印象中好像很少有亚裔，亚裔比较循规蹈矩，要不就特别狡诈。那些孩子被抓住后就暴露出性格的差异，日后他们将有不同的命运，有些垂头丧气，有些仍然保持高傲的神态。我那时在悉尼的时候真羡慕这些逃票的孩子，他们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走到自动检票装置前纵身一跳，就轻盈地跳了过去。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叛逆者。一次成功的日常生活中的革命？我也想那样逃票，不是为了省钱，就是想那样大摇大摆的走到那台机器前，然后纵身一跳，无视社会习俗与道德的规范，无视周围往来的路人，无视那台自动检票的机器，满不在乎的一跳，就轻盈的跳了过去。我在悉尼时仍然能跳得动，但我却不能那样纵身一跃，因为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手中提着一只中产阶级的皮包。我想这真可悲啊！购买盗版书籍给了我一种宽慰。这和我们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不符，更符合新时代的思潮，在现代的社会中，我可以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但是坚持自私自利的原则，同时学会保持一副文质彬彬的优雅的外表。当然，与逃票不同的是，当我想逃票时，我想的并不是要省钱，但当我买盗版书籍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没有钱。当然了，我知道这也是贪婪。一个贪婪的人永远是一个穷人。总之，我觉得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中的人，更容易矛盾。因为有太多自由的思想和利益的冲突了。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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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么长的文，我还没开始看，头就晕了，所以，抱歉，没办法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