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子、天乳和美的革命
有一段时间，男孩子流行穿肥裤子，裤腰松松的挂在髋上，裤腿又肥又长，现在我发现男孩子们又开始流行穿极瘦的裤子，个个穿上裤子就都像是把锥子。裸体的原始人就很难改变身体的流行时尚，通过进化既过于漫长活人等不到死人又看不见，而且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原始人就开始在身上挂一些饰物，据说最早的饰物与革命无关，都是未来增加虚幻的性吸引力。显示强大。再后来，就发展出了衣服。
人们可能没有想到，中国女性穿裤子是从妓女开始的一场民国时代的革命。在历史上穿上裤子远比脱下裤子要难。因为理论上，穿上了裤子，你就又自然的会想要脱下来了。女性穿裤子则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甚至数十万年的时间。在古代中国女性一直穿裙子。不知道为什么，男人在过去也不穿裤子。
而过去在中国历史上，南部沿海地区一直不被重视。然而，到清朝随着与西方交流无可回避的增加，南部沿海地区成为了一个窗口，开始对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引领风潮变化之初起。在广东沿海地区有一群特殊的妓女，她们来源于一个叫蛋族的少数民族，蛋家妹。这个蛋家妹可能并不是骂人的脏话。据周松芳介绍：蛋族的祖先可能是远古的百越族。据说袁崇焕、冼星海都有蛋家的血统。蛋家妹传统上活在船上，蛋家妹属于船妓。所以，一直以来她们不裹脚，而且穿裤子，不穿裙子。到了清末明国初年这样的打扮反而显出一种异样的性感了。对了，我一直觉得旗袍其实是非常的政治不正确的，其设计是在中国的封建环境下让女性既处于传统礼教的束缚下，又可以公开的满足男人的性欲。即既不能自由的暴露，又要给男人看到一些荤腥，以满足男人的礼和不太健康的窥视与联想。实在不太健康。总之，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诗句：“不系罗裙不贴钿，花巾帕首亦翩翩。寻常懒著鸦头袜，六寸肤圆比玉妍。”后来，蛋家妹的打扮渐渐在广州的妓女中流行，而且一直上传，传到了当年中国时尚风标的大上海。裤子，到了上海就又很快发展成为妓女的标配。这样妓女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穿裤子的女性。而且，当时妓女一度成为了时尚的引领者。妓女的时尚大胆的装束，在那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又成为对年轻女性，尤其是女学生强烈的吸引。一个像春秋、盛唐一样的富于活力的时代开始了。
解放了！
张竞生1912年从法国回到北大任哲学教授，开始著书、写文章呼吁女性解放乳房！张成为了中国女性乳房的大救星，解放妇女乳房的运动的引领者之一。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妇女的乳房之父。当时的大家闺秀开始悄悄放束胸布，当时这被称为“天乳运动”，而现在很多文章称：胸部解放。解放啦！我认为这个“天”字，应该是指“天然”，而不是“太平天国”式的“天上人间”的意思吧？当然，也不会是指银河系了。什么时候中国女性开始流行束乳，我一直没有找到中国女性束胸的起源，可见束胸其远比裹脚隐秘。考古埃及人又制作木乃伊的癖好，中国人有活体包裹的癖好，实为两大遥相呼应的古老文明。但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条令，倡导天乳，反对束胸。对于不执行放胸政策的要进行罚款。这显然不是基于我国政府一贯的幻想、神经过敏或空穴来风的政府行为。只是从清朝的“留头不留人”到束胸罚款，身体真的是我们的吗？准确的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身体对社会负责的，管住自己的嘴巴、眼睛、手、鸡鸡和乳房。1910年时张竞生写了一部叫《美的人生观》的书，在北大印刷，广为当时的青年学生传阅。我现在手头有一本叫《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是出版于改革开放后的1992年的7月，权雅之主编。在当时这本书还颇有一些打破禁忌的味道。那竟然已经是1990年代了。我记得那时我在看这部书的许多章节还出现了外周血液循环加快，以致大脑轻度缺血，甚至勃起的异常反应。今天再翻翻感觉当初的我非常的奇怪，至于吗？不过有意思的是，两本书的书名里都提到了“美”。
谁能说清楚什么是美呢？而明天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迷人的法国的革命口号
口号如衣服。口号总是更响亮，更漂亮，但口号总是像穿上了大号的衣服。
革命就要喊口号。口号既是欺骗又是真实。而还很有趣，如果事情过后很久我们重温当年的那些革命口号。法国的革命曾经非常血腥，但68年五月的革命口号有些却相当浪漫：
“艺术已死，别再消费艺术的尸 体。”
“虽不尽美， 噢，但多么迷人。 生命，而不是苟延残喘。
谁还沉睡， 就只能待在他自己的梦里； 谁醒来了， 就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世界。
幸福，是一个新思想。
“美丽总发生在街头。”
“请你有点思想。”
当然，革命需要打倒，革命需要激情、愤怒和非理性，革命还需要激素，尤其是性激素。
粗鲁是革命的新武器。
我们就是匪徒。
你也加入愤怒中来吧。
打倒消费社会！
打到社会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万岁！
打倒记者及其同流合污者！
打倒国家！
酒精有害健康，吃LSD。（注：LSD，迷幻药）
我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先互相 操，否则他们就会来操 你。
除了让所有人都浅 薄起来，布尔乔亚们没有别的爱好。
同志们，每天5小时的睡眠不可缺少，这场革命就靠你们了。
同志们，不只在大街上，爱也可以在高等政治学院里做。
统计行动、情感的数量的那些人是傻 逼。
这还没完！
在没有看清日常生活的现实前就不停地谈论革命与阶级斗争的人，屁也谈不出来。
消费越多，你活得就越少。
文化，就是生命的反面。
像解开你皮带那样经常解开你的脑子。
至少已经有了10天的好运气。
禁止禁止。
上帝，我怀疑你是个左派知识分子。
谈是反革命的。
选举是给蠢 人们的陷阱。
在1968年，想要获得自由，就要参加革命。
富有，就是满足于自己的贫穷。
学生就是白 痴。
无论如何，不要后悔。
算算你到底有过多少后悔，并且以此为耻。
我们不在乎边界。
人没有聪明愚 蠢之分：他们有自由与不自由之分。
这里，很快就会成为迷人的废墟。
跟从主人已经很痛苦，选择主人更痛苦。
“只有自身带着混乱，才能让世人看到一颗跳舞的星”（尼采）
必须系统地利用“偶然”。
以后只有两种人：牛与革命者。结婚，就会变成牛。
就算他们铲除所有花，也阻挡不了春天的到来。
我不喜欢在墙上写字。
我有些话要说，但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在街上。
红色的女人一直都最美丽。
青年人做爱，老年人做恶心的手势。
抛弃锁链享受，抛弃死亡生活，不用胡罗卜做爱。
自由，是包含了所有罪的罪，是我们绝对的武器。
让我们解放我们的同志。
吃了你的教授。
商品就是人民的鸦片。
滚 蛋幸福。
地铁，工作，睡觉。（注：为Pierre Béarne诗中摘取，原文为“侍者给你贴上号码；好获得一笔薪水；又是可怕的一天；地铁，工作，餐馆，烟屁股，睡觉，零。
死亡就是一场反革命。
别换雇主了，换一种活法。
不要消费马克思。
永不工作！
不戴着领带闹革命。
我们的希望只能来自没有希望。
我们有一个史前的左派。
我们不愿生活在一个必须用饿死的危险换取无聊致死的危险的世界。
我们拒绝成为低收入住房者、有文凭者、被统计者、有学术者、变成鸭子者、有道德者、小牛俱乐部者、远程操纵者、被毒死者、文件者。
我们都是被人厌弃的人。
懒惰如今成了一种罪行，是的，但同时也是一项权利。
告诉你的男邻居（还有你的女邻居，蠢 货！）（注：后面括号里的是后续别人加的评论）
统一思想，不；一起行动，是。
一切都是达达。
生命在别处。
我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越革命，我就越想做爱。
手指向月亮的时候，只有傻子才去看那根手指。
当我们需要为革命献身的时候，革命就停止了。
革命，只是一个开始。
革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真实的。
革命，我爱你。
革命就是绳子上的舞者。
你想要幸福，就吊死你的房东。
革命的浪潮妙不可言，因为它真的正在发生。
要残酷一点。
你很空虚。
你会死于安逸。
做一次爱，再做一次爱。
我宣布永久的幸福状态。
如果能对比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口号，甚至中国解放战争年代的口号，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可惜我们这里不做这样的对比了。不过，仅从这些法国五月风暴的口号中，我们就已经能够感到革命已经由一场血腥的庆典转变为滑稽混乱的消费时代的狂欢节。“打倒消费社会！”
而巴黎孔多塞中学的中学生也留下了经典而更加虚张声势的吓人的大话：
当最后一个资本家 被最后一个改革家的肠子 绞死， 人类将手舞足蹈。
“实际上，整个5月风暴危机的重要而又奇特的一点在于，从头到尾的较量都是象征性的，更像是中国古代统帅在排兵布阵。没有人真想杀任何人。”霍布斯鲍姆在《非凡的小人物》中这样说。而阿隆在五月风暴时评论说：这是孩子在模拟一场革命。声势浩大，只要军警一开枪，立刻一哄而散，跑回家，妈妈爸爸在等待他们，革命就结束了，剩下的将是持久而美好的悲愤的感情。韦尔南在《神话与政治之间》评论五月风暴说：“戴高乐政府被这一风暴震惊了，比‘左派’党的领导人还要甚，有好几天，可能是一星期，政权出现了真空，就差有人把它夺过来了。政权之所以还没有垮台，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打算或敢于让它倒台。”革命的学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的目标也没有革命的计划，更没有人考虑夺取政权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以及怎样运行这个政权，维持这个巨大复杂的国家了。所以，自然就会有从来没有一场革命运动喊出过像五月风暴那样多的花里胡哨的口号。今天的世界的革命都是一种自由表达的革命，即言论的自由，而非革命的自由。
据说整个五月风暴死亡了2个学生、2个左翼工人和一个巴黎警察局分局的局长，其中一人是事故死亡，与革命无关。面对毛主义同志工人奥维内被杀惨案，“无产阶级左派”的极端组织“新人民抵抗”于1969年3月8日绑架了雷诺公司的一位人事干部。然而这一绑架行动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连同情学生运动的总统蓬皮杜对此也加以谴责。“无产阶级左派”希望有条件释放被绑架者的企图也被政府强硬拒绝。在“无产阶级左派”内部“新人民抵抗”的行动也引起激烈争议。但学生的主要担心是如果为了报复而无限期扣押或伤害这位人事官员，“无产阶级左派”必将招致政府更大力度的镇压；如果将其无条件释放，对奥维内被杀事件不做任何报复，这对于很多毛主义革命者而言，无异于宣告向政权举手投降，也等于宣告“无产阶级左派”一直鼓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号召以暴力反抗“新法西斯主义”政权之宣传的彻底破产。两天后，“无产阶级左派”不得不无条件释放了雷诺公司这位干部。
然而，资本主义早就开始明目张胆侵蚀革命圣地索邦大学。于是，在这个现代商品经济的消费时代，在学生的五花八门的口号中出现了这样一则：
出售：抗议专用皮衣，保证扛得住警察攻击，大尺寸，100法郎。（Nanterre校区）
索邦大学“人民美术工作室”出品的海报立刻被嗅觉敏锐的资本主义奸商闻到商机高价收买，在革命中有人从墙上剥下海报盗印贩卖，这惹怒了学生，于是出现了：“革命不是用来出售的！”的口号。可是，在革命还没有结束前，已经至少有35本68年的“方方日记”的出版合同被敲定。邦迪的第一本书《左翼主义：疗治共产主义沉疴》在五周内写成，开篇却是道歉：
“这样的写作速度难免会带来瑕疵，但是出版商必须在市场饱和之前出版此书。”
今天的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方方真应该看看当年的历史，或者我今天写下的这些。在她的那本在同样的甚至更加复杂多变的事件中草草写出的以似乎抒发感情为途径的思想反思之作在同样的被迅速出版的日记的开篇真应该有一个真诚的邦迪式的道歉，即便不知道当年邦迪的道歉，出于一个公知的智慧、理智的谨慎和谦虚的品德，也应该表示出一点歉意，因为，毕竟在这场灾难中，她是一个首先获利的人——我们无需把获利在今天视作龌龊，但毕竟作家方方因草率的勇气而获利了，尽管也可能之后获利也会为她带来麻烦，而不应该只是像一个掌握着，感觉自己掌握着真理的公知。
况且，今天显然已经不是公知拯救时代的时代了。
后来，许多年以后，当年的学生领袖“红丹”邦迪已经成为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党团共同主席。在给法国新一代大学生演讲时，曾被台下的学生把一块奶酪投到了他的西服上。最终邦迪厌倦了每年的5月的“被迫”受访，他拒绝了参加南特大学“5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宁愿“找个修道院看云”。五月风暴20周年的时候，邦迪又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革命，我们曾那样的爱过你》。
发自法国的两封信
在戈达尔的《中国姑娘》里，坐在火车里要去进行革命暗杀的“中国姑娘”维罗妮卡与那个真正干过革命的哲学家的进行了一场谈话。在谈话中，她告诉了那个男人自己要实践她的暴力革命的计划，谈话中维罗妮卡显得紧张不安，不时动着车厢的窗户，列车行驶，窗外的景色持续的向后飞驰。维罗妮卡的想法和观点受到了哲学家的嘲笑。那个男人告诉维罗妮卡，他们只是一群纸上谈兵、只会想当然的资产阶级的孩子，政治形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他们都是一些获得激情、正义、崇高感和牺牲幻想的虚幻的东西。那个真正干过革命的男人一针见血的告诉维罗妮卡，假如没有任何组织跟团体的支持，是干不了革命的，照着你的理论，没过三天你就会被人逮捕了……。革命需要的是严密、强硬、冷酷、残忍的政党。
当年的陈寅恪说法国人和中国人性格最为相像，据说韦伯早就做过类似的表述。这很难说。中国和法国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民族。今天的考古在法国境内发现许多人类文化的最早的遗址。而如果说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很像法国的革命，可能是因为中国像法国学习了革命。中国共产党完全是西化的产物，从革命的目标到组织形式到思想方式。中国本身只有“大义灭亲”的卫道的思想，从无西方的“杀父”式的革命的思想。
1920年蔡和森在8、9月间从法国给毛泽东发来两封长信。蔡和森和毛泽东等在1918年4月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们大多是激进的青年，他们不满一切旧的东西，充满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蔡和森提出，要将万恶的旧社会“捣之碎之”，“烧之熔之”，“演而进之”。随后他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活动方针。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初，蔡和森到达法国勤工俭学。信中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战士，担负伟大革命事业。
那是一个残忍的年代。但是，当二次世界大战时，当爱因斯坦得知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时，他在建议美国总统加速研究原子弹的著名信件上署了名字，那时的本质是，为了生存，杀戮是可以且必须的。
正是源于法国的革命的思潮第一次赋予人民推翻政权的绝对正义性。所以，1989年7月14日，法国庆祝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或许以一种伤感的语调。路易十六被处死时，他在外省仍有颇高的支持度，大多数的法国农民仍然敬爱并遵奉他，法国农民占人口的八成以上，但是以巴黎为首的市民却严重敌视并仇恨他，在观赏处决时报以欢声雷动，庆祝共和国的确立。如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路易必须死，因为共和必须生。”也正是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而80年代苏东解体仍然是革命思维的胜利，即人民推翻政权是正义的。然而，在苏东解体之后，资本主义的胜利否定的又恰恰是苏东解体的胜利。因为，从此如果试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犯罪，是会被暴力镇压的。从此，人民的抗议就变成了一场宣泄的节日了。当然，在有限的程度上达成和解是可能的。这也算是人类通过杀戮亿万生命后取得的一点点进步。
关于68年法国学生运动和激进的暴力革命，我读过一些中外知识分子或思想家的令人有破裂危险的深刻、复杂、绕口、绕脑筋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显示出了深刻之外，让我觉得，其实，世界的道理一旦讲明白了，其实，都是简单的。我认为今天人们普遍排斥暴力革命的思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现代武器的空前的杀伤力，使得暴力越来越不利于基因的传播；二是国家机器的暴力程度使得个体正在完全丧失暴力反抗社会和体制的可能；三是现代影像技术真实即时的呈现出暴力的残酷，而过去的文学时代，革命的血腥暴力被文学艺术美化了。
这里，如果你说我说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而实际列出了三个。那么，我要说，你错了。因为，我还有第四个原因：
今天人类正在逐渐摆脱生存危机，和古代的绝对的残忍和贫困的生活状态。所以，暴力革命和国家间战争正在由人类发展的有力手段转变成越来越荒谬的想法。
但是，今天人类社会和国家间的矛盾仍然在呼唤着暴力和战争。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颗原子弹，总有人有理由引爆它。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1）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582447.html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2）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582534.html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3）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582711.html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4）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582919.html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5）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583140.html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6）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583266.html
我好奇的是你将如何绕回到2020的新冠上来？
大意是，世上没有什么清晰可辨的所谓现代艺术或古代艺术，因为人类历史是一条不中断的河流。那些流淌在下游与上游的水，又有哪个堪称更加进步？当谈论一条河流的意义时，我们只会感叹它的源远流长，以及因其曲折婉延哺育了更多的生灵，而当百川入海，又如何分辨哪一滴水来自上游或下游？
我为什么联想到席格。:）
但还是糊涂。立君如何理解历史，生活，叙述，和文学呢？
裤子、天乳和美的革命
有一段时间，男孩子流行穿肥裤子，裤腰松松的挂在髋上，裤腿又肥又长，现在我发现男孩子们又开始流行穿极瘦的裤子，个个穿上裤子就都像是把锥子。裸体的原始人就很难改变身体的流行时尚，通过进化既过于漫长活人等不到死人又看不见，而且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原始人就开始在身上挂一些饰物，据说最早的饰物与革命无关，都是未来增加虚幻的性吸引力。显示强大。再后来，就发展出了衣服。
人们可能没有想到，中国女性穿裤子是从妓女开始的一场民国时代的革命。在历史上穿上裤子远比脱下裤子要难。因为理论上，穿上了裤子，你就又自然的会想要脱下来了。女性穿裤子则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甚至数十万年的时间。在古代中国女性一直穿裙子。不知道为什么，男人在过去也不穿裤子。
而过去在中国历史上，南部沿海地区一直不被重视。然而，到清朝随着与西方交流无可回避的增加，南部沿海地区成为了一个窗口，开始对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引领风潮变化之初起。在广东沿海地区有一群特殊的妓女，她们来源于一个叫蛋族的少数民族，蛋家妹。这个蛋家妹可能并不是骂人的脏话。据周松芳介绍：蛋族的祖先可能是远古的百越族。据说袁崇焕、冼星海都有蛋家的血统。蛋家妹传统上活在船上，蛋家妹属于船妓。所以，一直以来她们不裹脚，而且穿裤子，不穿裙子。到了清末明国初年这样的打扮反而显出一种异样的性感了。对了，我一直觉得旗袍其实是非常的政治不正确的，其设计是在中国的封建环境下让女性既处于传统礼教的束缚下，又可以公开的满足男人的性欲。即既不能自由的暴露，又要给男人看到一些荤腥，以满足男人的礼和不太健康的窥视与联想。实在不太健康。总之，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诗句：“不系罗裙不贴钿，花巾帕首亦翩翩。寻常懒著鸦头袜，六寸肤圆比玉妍。”后来，蛋家妹的打扮渐渐在广州的妓女中流行，而且一直上传，传到了当年中国时尚风标的大上海。裤子，到了上海就又很快发展成为妓女的标配。这样妓女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穿裤子的女性。而且，当时妓女一度成为了时尚的引领者。妓女的时尚大胆的装束，在那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又成为对年轻女性，尤其是女学生强烈的吸引。一个像春秋、盛唐一样的富于活力的时代开始了。
解放了！
张竞生1912年从法国回到北大任哲学教授，开始著书、写文章呼吁女性解放乳房！张成为了中国女性乳房的大救星，解放妇女乳房的运动的引领者之一。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妇女的乳房之父。当时的大家闺秀开始悄悄放束胸布，当时这被称为“天乳运动”，而现在很多文章称：胸部解放。解放啦！我认为这个“天”字，应该是指“天然”，而不是“太平天国”式的“天上人间”的意思吧？当然，也不会是指银河系了。什么时候中国女性开始流行束乳，我一直没有找到中国女性束胸的起源，可见束胸其远比裹脚隐秘。考古埃及人又制作木乃伊的癖好，中国人有活体包裹的癖好，实为两大遥相呼应的古老文明。但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条令，倡导天乳，反对束胸。对于不执行放胸政策的要进行罚款。这显然不是基于我国政府一贯的幻想、神经过敏或空穴来风的政府行为。只是从清朝的“留头不留人”到束胸罚款，身体真的是我们的吗？准确的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身体对社会负责的，管住自己的嘴巴、眼睛、手、鸡鸡和乳房。1910年时张竞生写了一部叫《美的人生观》的书，在北大印刷，广为当时的青年学生传阅。我现在手头有一本叫《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是出版于改革开放后的1992年的7月，权雅之主编。在当时这本书还颇有一些打破禁忌的味道。那竟然已经是1990年代了。我记得那时我在看这部书的许多章节还出现了外周血液循环加快，以致大脑轻度缺血，甚至勃起的异常反应。今天再翻翻感觉当初的我非常的奇怪，至于吗？不过有意思的是，两本书的书名里都提到了“美”。
谁能说清楚什么是美呢？而明天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迷人的法国的革命口号
口号如衣服。口号总是更响亮，更漂亮，但口号总是像穿上了大号的衣服。
革命就要喊口号。口号既是欺骗又是真实。而还很有趣，如果事情过后很久我们重温当年的那些革命口号。法国的革命曾经非常血腥，但68年五月的革命口号有些却相当浪漫：
“艺术已死，别再消费艺术的尸 体。”
“虽不尽美，
噢，但多么迷人。
生命，而不是苟延残喘。
谁还沉睡，
就只能待在他自己的梦里；
谁醒来了，
就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世界。
幸福，是一个新思想。
“美丽总发生在街头。”
“请你有点思想。”
当然，革命需要打倒，革命需要激情、愤怒和非理性，革命还需要激素，尤其是性激素。
粗鲁是革命的新武器。
我们就是匪徒。
你也加入愤怒中来吧。
打倒消费社会！
打到社会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万岁！
打倒记者及其同流合污者！
打倒国家！
酒精有害健康，吃LSD。（注：LSD，迷幻药）
我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先互相 操，否则他们就会来操 你。
除了让所有人都浅 薄起来，布尔乔亚们没有别的爱好。
同志们，每天5小时的睡眠不可缺少，这场革命就靠你们了。
同志们，不只在大街上，爱也可以在高等政治学院里做。
统计行动、情感的数量的那些人是傻 逼。
这还没完！
在没有看清日常生活的现实前就不停地谈论革命与阶级斗争的人，屁也谈不出来。
消费越多，你活得就越少。
文化，就是生命的反面。
像解开你皮带那样经常解开你的脑子。
至少已经有了10天的好运气。
禁止禁止。
上帝，我怀疑你是个左派知识分子。
谈是反革命的。
选举是给蠢 人们的陷阱。
在1968年，想要获得自由，就要参加革命。
富有，就是满足于自己的贫穷。
学生就是白 痴。
无论如何，不要后悔。
算算你到底有过多少后悔，并且以此为耻。
我们不在乎边界。
人没有聪明愚 蠢之分：他们有自由与不自由之分。
这里，很快就会成为迷人的废墟。
跟从主人已经很痛苦，选择主人更痛苦。
“只有自身带着混乱，才能让世人看到一颗跳舞的星”（尼采）
必须系统地利用“偶然”。
以后只有两种人：牛与革命者。结婚，就会变成牛。
就算他们铲除所有花，也阻挡不了春天的到来。
粗鲁是革命的新武器。
我不喜欢在墙上写字。
我有些话要说，但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在街上。
红色的女人一直都最美丽。
青年人做爱，老年人做恶心的手势。
抛弃锁链享受，抛弃死亡生活，不用胡罗卜做爱。
自由，是包含了所有罪的罪，是我们绝对的武器。
让我们解放我们的同志。
吃了你的教授。
商品就是人民的鸦片。
滚 蛋幸福。
地铁，工作，睡觉。（注：为Pierre Béarne诗中摘取，原文为“侍者给你贴上号码；好获得一笔薪水；又是可怕的一天；地铁，工作，餐馆，烟屁股，睡觉，零。
死亡就是一场反革命。
别换雇主了，换一种活法。
不要消费马克思。
永不工作！
不戴着领带闹革命。
我们的希望只能来自没有希望。
我们有一个史前的左派。
我们不愿生活在一个必须用饿死的危险换取无聊致死的危险的世界。
我们拒绝成为低收入住房者、有文凭者、被统计者、有学术者、变成鸭子者、有道德者、小牛俱乐部者、远程操纵者、被毒死者、文件者。
我们都是被人厌弃的人。
懒惰如今成了一种罪行，是的，但同时也是一项权利。
告诉你的男邻居（还有你的女邻居，蠢 货！）（注：后面括号里的是后续别人加的评论）
统一思想，不；一起行动，是。
一切都是达达。
生命在别处。
我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越革命，我就越想做爱。
手指向月亮的时候，只有傻子才去看那根手指。
当我们需要为革命献身的时候，革命就停止了。
革命，只是一个开始。
革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真实的。
革命，我爱你。
革命就是绳子上的舞者。
你想要幸福，就吊死你的房东。
革命的浪潮妙不可言，因为它真的正在发生。
要残酷一点。
你很空虚。
你会死于安逸。
做一次爱，再做一次爱。
我宣布永久的幸福状态。
如果能对比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口号，甚至中国解放战争年代的口号，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可惜我们这里不做这样的对比了。不过，仅从这些法国五月风暴的口号中，我们就已经能够感到革命已经由一场血腥的庆典转变为滑稽混乱的消费时代的狂欢节。“打倒消费社会！”
而巴黎孔多塞中学的中学生也留下了经典而更加虚张声势的吓人的大话：
当最后一个资本家
被最后一个改革家的肠子
绞死，
人类将手舞足蹈。
“实际上，整个5月风暴危机的重要而又奇特的一点在于，从头到尾的较量都是象征性的，更像是中国古代统帅在排兵布阵。没有人真想杀任何人。”霍布斯鲍姆在《非凡的小人物》中这样说。而阿隆在五月风暴时评论说：这是孩子在模拟一场革命。声势浩大，只要军警一开枪，立刻一哄而散，跑回家，妈妈爸爸在等待他们，革命就结束了，剩下的将是持久而美好的悲愤的感情。韦尔南在《神话与政治之间》评论五月风暴说：“戴高乐政府被这一风暴震惊了，比‘左派’党的领导人还要甚，有好几天，可能是一星期，政权出现了真空，就差有人把它夺过来了。政权之所以还没有垮台，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打算或敢于让它倒台。”革命的学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的目标也没有革命的计划，更没有人考虑夺取政权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以及怎样运行这个政权，维持这个巨大复杂的国家了。所以，自然就会有从来没有一场革命运动喊出过像五月风暴那样多的花里胡哨的口号。今天的世界的革命都是一种自由表达的革命，即言论的自由，而非革命的自由。
据说整个五月风暴死亡了2个学生、2个左翼工人和一个巴黎警察局分局的局长，其中一人是事故死亡，与革命无关。面对毛主义同志工人奥维内被杀惨案，“无产阶级左派”的极端组织“新人民抵抗”于1969年3月8日绑架了雷诺公司的一位人事干部。然而这一绑架行动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连同情学生运动的总统蓬皮杜对此也加以谴责。“无产阶级左派”希望有条件释放被绑架者的企图也被政府强硬拒绝。在“无产阶级左派”内部“新人民抵抗”的行动也引起激烈争议。但学生的主要担心是如果为了报复而无限期扣押或伤害这位人事官员，“无产阶级左派”必将招致政府更大力度的镇压；如果将其无条件释放，对奥维内被杀事件不做任何报复，这对于很多毛主义革命者而言，无异于宣告向政权举手投降，也等于宣告“无产阶级左派”一直鼓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号召以暴力反抗“新法西斯主义”政权之宣传的彻底破产。两天后，“无产阶级左派”不得不无条件释放了雷诺公司这位干部。
然而，资本主义早就开始明目张胆侵蚀革命圣地索邦大学。于是，在这个现代商品经济的消费时代，在学生的五花八门的口号中出现了这样一则：
出售：抗议专用皮衣，保证扛得住警察攻击，大尺寸，100法郎。（Nanterre校区）
索邦大学“人民美术工作室”出品的海报立刻被嗅觉敏锐的资本主义奸商闻到商机高价收买，在革命中有人从墙上剥下海报盗印贩卖，这惹怒了学生，于是出现了：“革命不是用来出售的！”的口号。可是，在革命还没有结束前，已经至少有35本68年的“方方日记”的出版合同被敲定。邦迪的第一本书《左翼主义：疗治共产主义沉疴》在五周内写成，开篇却是道歉：
“这样的写作速度难免会带来瑕疵，但是出版商必须在市场饱和之前出版此书。”
今天的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方方真应该看看当年的历史，或者我今天写下的这些。在她的那本在同样的甚至更加复杂多变的事件中草草写出的以似乎抒发感情为途径的思想反思之作在同样的被迅速出版的日记的开篇真应该有一个真诚的邦迪式的道歉，即便不知道当年邦迪的道歉，出于一个公知的智慧、理智的谨慎和谦虚的品德，也应该表示出一点歉意，因为，毕竟在这场灾难中，她是一个首先获利的人——我们无需把获利在今天视作龌龊，但毕竟作家方方因草率的勇气而获利了，尽管也可能之后获利也会为她带来麻烦，而不应该只是像一个掌握着，感觉自己掌握着真理的公知。
况且，今天显然已经不是公知拯救时代的时代了。
后来，许多年以后，当年的学生领袖“红丹”邦迪已经成为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党团共同主席。在给法国新一代大学生演讲时，曾被台下的学生把一块奶酪投到了他的西服上。最终邦迪厌倦了每年的5月的“被迫”受访，他拒绝了参加南特大学“5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宁愿“找个修道院看云”。五月风暴20周年的时候，邦迪又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革命，我们曾那样的爱过你》。
发自法国的两封信
在戈达尔的《中国姑娘》里，坐在火车里要去进行革命暗杀的“中国姑娘”维罗妮卡与那个真正干过革命的哲学家的进行了一场谈话。在谈话中，她告诉了那个男人自己要实践她的暴力革命的计划，谈话中维罗妮卡显得紧张不安，不时动着车厢的窗户，列车行驶，窗外的景色持续的向后飞驰。维罗妮卡的想法和观点受到了哲学家的嘲笑。那个男人告诉维罗妮卡，他们只是一群纸上谈兵、只会想当然的资产阶级的孩子，政治形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他们都是一些获得激情、正义、崇高感和牺牲幻想的虚幻的东西。那个真正干过革命的男人一针见血的告诉维罗妮卡，假如没有任何组织跟团体的支持，是干不了革命的，照着你的理论，没过三天你就会被人逮捕了……。革命需要的是严密、强硬、冷酷、残忍的政党。
当年的陈寅恪说法国人和中国人性格最为相像，据说韦伯早就做过类似的表述。这很难说。中国和法国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民族。今天的考古在法国境内发现许多人类文化的最早的遗址。而如果说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很像法国的革命，可能是因为中国像法国学习了革命。中国共产党完全是西化的产物，从革命的目标到组织形式到思想方式。中国本身只有“大义灭亲”的卫道的思想，从无西方的“杀父”式的革命的思想。
1920年蔡和森在8、9月间从法国给毛泽东发来两封长信。蔡和森和毛泽东等在1918年4月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们大多是激进的青年，他们不满一切旧的东西，充满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蔡和森提出，要将万恶的旧社会“捣之碎之”，“烧之熔之”，“演而进之”。随后他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活动方针。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初，蔡和森到达法国勤工俭学。信中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战士，担负伟大革命事业。
那是一个残忍的年代。但是，当二次世界大战时，当爱因斯坦得知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时，他在建议美国总统加速研究原子弹的著名信件上署了名字，那时的本质是，为了生存，杀戮是可以且必须的。
正是源于法国的革命的思潮第一次赋予人民推翻政权的绝对正义性。所以，1989年7月14日，法国庆祝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或许以一种伤感的语调。路易十六被处死时，他在外省仍有颇高的支持度，大多数的法国农民仍然敬爱并遵奉他，法国农民占人口的八成以上，但是以巴黎为首的市民却严重敌视并仇恨他，在观赏处决时报以欢声雷动，庆祝共和国的确立。如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路易必须死，因为共和必须生。”也正是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而80年代苏东解体仍然是革命思维的胜利，即人民推翻政权是正义的。然而，在苏东解体之后，资本主义的胜利否定的又恰恰是苏东解体的胜利。因为，从此如果试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犯罪，是会被暴力镇压的。从此，人民的抗议就变成了一场宣泄的节日了。当然，在有限的程度上达成和解是可能的。这也算是人类通过杀戮亿万生命后取得的一点点进步。
关于68年法国学生运动和激进的暴力革命，我读过一些中外知识分子或思想家的令人有破裂危险的深刻、复杂、绕口、绕脑筋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显示出了深刻之外，让我觉得，其实，世界的道理一旦讲明白了，其实，都是简单的。我认为今天人们普遍排斥暴力革命的思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现代武器的空前的杀伤力，使得暴力越来越不利于基因的传播；二是国家机器的暴力程度使得个体正在完全丧失暴力反抗社会和体制的可能；三是现代影像技术真实即时的呈现出暴力的残酷，而过去的文学时代，革命的血腥暴力被文学艺术美化了。
这里，如果你说我说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而实际列出了三个。那么，我要说，你错了。因为，我还有第四个原因：
今天人类正在逐渐摆脱生存危机，和古代的绝对的残忍和贫困的生活状态。所以，暴力革命和国家间战争正在由人类发展的有力手段转变成越来越荒谬的想法。
但是，今天人类社会和国家间的矛盾仍然在呼唤着暴力和战争。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颗原子弹，总有人有理由引爆它。
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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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的是你将如何绕回到2020的新冠上来？
大意是，世上没有什么清晰可辨的所谓现代艺术或古代艺术，因为人类历史是一条不中断的河流。那些流淌在下游与上游的水，又有哪个堪称更加进步？当谈论一条河流的意义时，我们只会感叹它的源远流长，以及因其曲折婉延哺育了更多的生灵，而当百川入海，又如何分辨哪一滴水来自上游或下游？
我为什么联想到席格。:）
但还是糊涂。立君如何理解历史，生活，叙述，和文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