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大事”，网信办和公安部两个部门，共同起草了一份“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现在处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 下面简称为《办法》。 这个《办法》相当于给每个人办理一个“网号”“网证”，当然是拿着身份证去办理了，办完之后你想上网就得凭这个东西来。 根据《办法》所提，说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各个平台用实名制的理由，去获得公民更多的信息，起到一个数据保护和防诈骗的作用。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减少各平台用实名制理由获取公众信息”没太大意义，因为以“保护公民权益”为出发点推出的网络实名制已经实行12年了，该收集的信息，那些网站早就收集够了，我今天就接到了不少于3个推销电话。 相反，这个网号和网证一搞，对个人在网络上的发言又是进一步管控，“举报”、“曝光”类内容将减少不说，通过网号与网证让一个人闭嘴，比起之前通过平台来操作，要更加简单。 清华大学的刑法学教授劳东燕评，这相当于“健康宝的升级版”，给每个人的上网安装一个监视跟踪器，收集所有你的浏览痕迹，当初人们使用健康宝时所面临过的所有局限，几乎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以相似的形式上演。 并且劳东燕教授认为，这种对人们生活的干预程度，更该出现在对待罪犯的身上，是对那些犯罪之人的一种刑侦措施。可《办法》实行之后，他们不需要任何审批，就能够在普通个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追踪其网络痕迹以及随时进行限制。 简单例子类似于警方要查看个人的开房记录、微信记录，多少还是需要一定级别或者审批手续的，同时还要找几个公司进行调取。但有了网号和网证之后，就方便多了。 这样一来，仅仅作为部门规章的《办法》是否压根得不到上位法的依据支持？ 有意思的是《办法》中提到了“自愿”，可若不办理网号和网证就无法得到网络服务，这种自愿又是否存在被架空的嫌疑？ 当然自愿办理，只不过你不办，可能就无法上网或者在网络上举报、投诉问题。 劳东燕教授说，既然是公开征求意见，她也想公开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但现在，她这篇表达，已经失踪了。 另一位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大学院沈岿在他的观点中说道：网号、网证的好处，是防止平台网站收集更多公民信息，但它的弊大于利。因为原本的平台收集，可能还是“琐碎”的，且每家平台都不一样。而网号和网证出现后，这些琐碎的内容，将被集中到同一个盒子里。 人们担心那个盒子，就变得失去活力，减少网络上的发言，也减少对公权力的监督，因为他们不想找麻烦。
最近有个“大事”，网信办和公安部两个部门，共同起草了一份“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现在处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
下面简称为《办法》。
这个《办法》相当于给每个人办理一个“网号”“网证”，当然是拿着身份证去办理了，办完之后你想上网就得凭这个东西来。
根据《办法》所提，说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各个平台用实名制的理由，去获得公民更多的信息，起到一个数据保护和防诈骗的作用。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减少各平台用实名制理由获取公众信息”没太大意义，因为以“保护公民权益”为出发点推出的网络实名制已经实行12年了，该收集的信息，那些网站早就收集够了，我今天就接到了不少于3个推销电话。
相反，这个网号和网证一搞，对个人在网络上的发言又是进一步管控，“举报”、“曝光”类内容将减少不说，通过网号与网证让一个人闭嘴，比起之前通过平台来操作，要更加简单。
清华大学的刑法学教授劳东燕评，这相当于“健康宝的升级版”，给每个人的上网安装一个监视跟踪器，收集所有你的浏览痕迹，当初人们使用健康宝时所面临过的所有局限，几乎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以相似的形式上演。
并且劳东燕教授认为，这种对人们生活的干预程度，更该出现在对待罪犯的身上，是对那些犯罪之人的一种刑侦措施。可《办法》实行之后，他们不需要任何审批，就能够在普通个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追踪其网络痕迹以及随时进行限制。
简单例子类似于警方要查看个人的开房记录、微信记录，多少还是需要一定级别或者审批手续的，同时还要找几个公司进行调取。但有了网号和网证之后，就方便多了。
这样一来，仅仅作为部门规章的《办法》是否压根得不到上位法的依据支持？
有意思的是《办法》中提到了“自愿”，可若不办理网号和网证就无法得到网络服务，这种自愿又是否存在被架空的嫌疑？
当然自愿办理，只不过你不办，可能就无法上网或者在网络上举报、投诉问题。
劳东燕教授说，既然是公开征求意见，她也想公开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但现在，她这篇表达，已经失踪了。
另一位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大学院沈岿在他的观点中说道：网号、网证的好处，是防止平台网站收集更多公民信息，但它的弊大于利。因为原本的平台收集，可能还是“琐碎”的，且每家平台都不一样。而网号和网证出现后，这些琐碎的内容，将被集中到同一个盒子里。
人们担心那个盒子，就变得失去活力，减少网络上的发言，也减少对公权力的监督，因为他们不想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