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之子离世:缅怀他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于2025年3月30日晚不幸病逝，享年77岁。朋友圈里，人们纷纷表达哀思，但我们知道，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1981年开始，胡耀邦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为55万“问题分子”正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缘于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胡耀邦，很多人不知道还要在屈辱、压迫中煎熬多久。作为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不是完人、圣人，却是一个好人、真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今转载短文一篇，以缅怀胡氏父子。

闲来无事，常与朋友交谈。

聊的话题自然很多，天南地北，但大都离不开一些名人轶事。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你还记得耀邦吗？

有些意外，他竟然反问我一句：耀邦是谁？

我顿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可仔细想想，不觉得奇怪，毕竟90年代以来的青年，还能记得他的肯定不多。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留下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对“土改”以后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是被打入另册的“贱民”。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薪水，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者，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已故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写道：

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那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无论如何，胡耀邦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人物。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则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断面，它生动地再现了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 -------- 文革十年才杀1万多人？这么少？邓小平时代胡耀邦还是总书记的时候，一个严打就是一年杀三万多呀！三年严打，杀了10多万人。 有的人就是因为偷看女厕所或者打赌和亲了一个女青年，竟然被枪毙了！ 我所在的城市，也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有个男青年被诬陷强奸女性，竟然被枪毙了！后来发现杀错了，就发给男青年的母亲500人民币。 问一下胡耀邦，这些人该不该平反呢？

我被胡耀邦打成反革命——《也忆胡耀邦》之一 　　　　　　　　　　　　　　　　·石　巍· 胡耀邦，一个尘封多年的名字忽然被人们想起，于是回忆、纪念的文字满天飞。官方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老臣们说他“高风亮节”，民间则说他是“民主改革的先驱”。中国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这样官民一致、“生动活泼”的局面了。四海之内，万众拥戴，我们的神坛上沉寂了多时，现在终于又有了一位新的神圣。 现在纪念的高潮已过，报刊和网络上的纪念文字已寥若晨星。这篇《也忆胡耀邦》，可能有点另类，不指望入选《人民心中的胡耀邦》那样的纪念文集。但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只重复人们说过的那些话可能是不够的。 成百万、千万的人们纪念胡耀邦，首先是因为他主持平反了３００多万件冤假错案。这其中就有本人反革命一案。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本人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打入大牢，虽经多次“翻案”，却都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邓小平重新上台，胡耀邦当了组织部长，我才活着走出了监狱大门。接着是平反大会，恢复党籍，补发工资，送疗养院疗养，给亲友同事们消除影响……真是想不感激涕零也难。 可惜脑袋后边长了“反骨”，“重见天日”了没多久，竟然狗咬吕洞宾。邓小平，给我平反的这位大恩人，我却越看越不是个东西。为了要一个官位给毛泽东写信求饶，毛泽东死了再给华国锋写信表忠，毫无气节或说原则可言。自己靠边站的文革就“彻底否定”，以自己为头号打手的反右则只是“扩大化”。刚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却马上抛出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还狰狞可怖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边煞有其事地反别人的个人崇拜，一面却把自己打扮成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新舵手。嘴里说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可是军委主席的交椅还未坐暖就下令，穷全国之力征伐越南，２８天战争让８万多精壮子弟抛尸异域。让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实在堪忧。 铁窗镣铐没能关闭思考，平反昭雪也不能换取愚忠。我不能沉默。一纸奏本上书“耀邦同志”，把个邓副主席骂了个狗血喷头，提醒他我们这个国家再不能搞宫廷政变了。之所以要把信寄给胡耀邦，除了因为他是我们新上任的总书记之外，也如现今许多纪念文章说的那样，他的凛然正气，民主作风，使他赢得了本人的信任。 可是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这封信竟然转到了公安机关！ 其后的节目自不必细说，不过还是手铐脚镣，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入狱那一套。老戏码重演，和“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本就是一个剧本。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有了具体的罪名，第１０２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总书记被我“煽动”了？受宠若惊。 不过还是有点纳闷：“恶毒攻击”主席不是都不算反革命了吗，怎么骂几句副主席却成反革命了？入监队里流行一个说法：“是虎也得卧着，是龙也得盘着。”纳闷归纳闷，刑期还得一天一天打。 刑满出狱后许多好心人对我说，那封信也许不是胡耀邦本人转给公安部的，它也许根本到不了胡耀邦手里。说心里话，我也一直假定甚至希望这封信不是胡耀邦转给公安部的。这样至少在我心里还可以保留一点借口不致使我对共产党仅存的最后一丝信任受到侮辱。 我当然无法核实我的信是否被胡耀邦亲自转给了公安部，但还是有些佐证可以帮助判断。 且看胡耀邦身边的人和权威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当年胡耀邦的老部下，如今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他作风民主，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作为座右铭，并身体力行。要求凡是来找他谈问题的干部或者给他的来信，任何人不要推挡和阻拦；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本人或家属子女来部里反映问题，都要满腔热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志来京谈问题或治病，一定要负责安排好住宿和生活，并为他们提供方便。在他担任中组部长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亲自接待和批处的人民来访和来信就有几百人次。许多干部群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激动地说：‘到中组部来，感觉像当年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一样，党员干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居美国的苏绍智：“胡耀邦一到组织部就召开了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并向大家提出要求：‘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独立史学家戴煌：“（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耀邦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他首先说到‘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恢复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他还说：‘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一年亲自处理几百件来信来访的胡耀邦会让他人“代劳”处理一封反映邓小平问题的来信吗？就算是林牧恐怕也不敢不经胡耀邦过目就把信转给公安部吧。 我能想出安慰自己的最后一个借口是，希望胡耀邦当上了中央总书记以后就“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不再亲自过问普通人的来信来访了。令人失望的是，浩如烟海的回忆纪念文章没有一篇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的信是不是胡耀邦亲自转给了公安部并不重要。一个人由于给党中央负责人写信而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这件事发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的时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剩下的问题只是，这样的事件是孤立的个案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头一次当反革命进监狱，我所在的小队全是由反革命犯组成。我们那个大队共有１１个小队，其中就有３个小队象我们小队一样全是反革命。其他小队虽然不全是，但也有不少是反革命犯。 第二次当反革命进劳改队，情况大不相同。我所在的四大队有７个小队，竟然连一个反革命小队都没有。全大队只有５个反革命犯，散编在不同的小队里。前朝的反革命已经一个也不见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这５个人则全是邓小平、胡耀邦治下，根据７９年出炉的刑法判的反革命犯。本人据此在《且慢“走赵紫阳的路”》一文中估算，当时全国关押的反革命犯当在１.８万—２.６万人之谱。 这个数字在当时１０亿人口的中国所占比例可能不是很大，但要放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国际社会来看，一个国家还关押着上万名政治犯，恐怕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荒唐。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被宣称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个被人们善意遗忘了的群体。因为，我们这批人当中没有元帅，没有将军，没有部长，没有省委书记，更没有国家主席。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声名显赫，但似乎国人皆曰可杀，判他们反革命也就无伤大雅。我们成千上万的反革命犯都是普通的人。我们能推出的最响亮的人物不过是个电工。任琬町、傅申奇也许还有一点知名度。至于王荣清、马文都、孙维邦、张京生、刘京生、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刘念春、王明、杨勤恒、范一平、陈增祥、罗孚、李光诒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呢？而像我们四大队以反革命罪关押的这这五个人，恐怕就只有他们的家属和审判员知道了。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除了王张江姚再也没有反革命了。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造成了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官方精心设计的宣传，使人们在冤假错案和四人帮之间不经意地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善良的人们相信冤假错案是四人帮时期特有的现象。特别是７９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出台后，中国被说成从此走上了法制轨道，中国人普遍信以为真。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在依法办事，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不是四人帮那时候了，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人们漠视我们这个庞大的群体存在也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粉碎四人帮以后判的反革命犯全部都是冤假错案，无一例外。 人们只听说四人帮搞的冤假错案多么荒诞无稽，可是你知道画一张讽刺邓小平的漫画也可以判刑，说一个“什么都长（指物价），就是邓小平的个子不长”这样的牢骚话也可以成为反革命吗？这就是邓小平胡耀邦时代的杰作。 邓小平、胡耀邦在平反３００万件冤假错案的同时，却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制造出一两万件反革命案，说明他们在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方面，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对手逊色。 邓小平搞的平反，首先是为了给自己平反。试想要是不给刘少奇彻底平反，不给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他邓小平的案子能彻底翻过来吗？经过十年文革，邓小平在公众中已经被彻底污名化，党政军权利系统也早被“文革派”控制，他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平反冤假错案，让老干部重回领导岗位，使他获得了声望，也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干部支持。这次大规模的平反完全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拨乱反正”，“实事求是”那一套骗人的鬼话。 一旦他们掌握了国家的镇压机器，就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挑战。 邓小平这个参与制造了后来被他和胡耀邦平反的大量冤假错案的混世魔王，更把共产党的凶残本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竟发展到用坦克、机关枪屠杀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百姓。直到现在中国仍保有一项无可匹敌的世界纪录，就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关押的政治犯数量。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全世界“颠覆”和“煽动”的罪犯都集中到了中国。在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例“颠覆国家政权”的案子发生，在中国却连半个月都不到就会传出有人被以“颠覆”、“煽动”罪名拘禁，逮捕，判刑或劳教的消息。 我的另一个断言是，如果以７９年划界，后三十年累积判刑关押（包括劳教）的政治犯，绝不比前三十年少。其间各种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也比前三十年的更令人毛骨悚然。人们都传说周兴、来俊臣以降，至中统、军统、复兴社、蓝衣社、渣滓洞、白公馆、保密局、国防部二厅这些鬼蜮魔窟里发生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可是他们要和现代共产党人比起来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至少他们还没学会为了取乐把女犯扒光衣服扔进男犯堆里强奸或把电警棍捅进女犯的下体。 共产党政权就是一架高度自动化的冤案制造机。不管多么开明的人主政，冤案都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是因为它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实行统治，不具合法性，必须依靠镇压维持。只要共产党专政不废除，不曾，也永远不可能出现一位不制造冤案的领导者。胡耀邦不例其外。 胡耀邦在平反以党内老干部为主体的冤假错案方面显示出的魄力并没有表现在他主政的时代的政治宽容。有人说胡耀邦有一种“伟大的容忍”，这不甚贴切，应改作“有限的容忍”。一个粗俗直白的表述是，骂毛泽东他可以容忍，骂邓小平他绝对不容忍。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当胡耀邦开完了那个党章、宪法没有赋予任何权力，但却迫使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民主生活会”，走出房间，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止不住潸然泪下的时候，他是否还能记起有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曾提醒他，中国再不能搞“宫廷政变”了？他是否还能记起，那个人曾提醒他邓小平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

就思想而言，赵紫阳比胡耀邦走得更远，到软禁时期，赵紫阳已大彻大悟。

胡耀邦在严打期间的批示： 可抓可不抓的，抓！ 可判可不判的，判！ 可杀可不杀的，杀！ 对于强奸案件，他的批示： 女性的口供可作为证据！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5-04-01 20:03:39就思想而言，赵紫阳比胡耀邦走得更远，到软禁时期，赵紫阳已大彻大悟。 ------- 幸亏赵紫阳被邓小平搞下来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如果是那样，现在的中国连目前的俄罗斯都不如！

过尤之不及。 就是他手里，把已经打到的少数民族地区头人奴隶主都供起来高高在台上， 甚至幻想从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区撤出汉族， 出台两少一宽歧视主体民族， 这么愚蠢的人身居高位，是民族的危难。

出污泥而不染，胡耀邦是这个泥沼里绝无仅有唯一真正的好人！

三种人reno2389又跳出来了

胡耀邦，体制的良心。赞！

游浪者 发表评论于 2025-04-01 21:43:00三种人reno2389又跳出来了 ======== 那个是深度毛腊肉粉，反改革的。已经改了好几个ID了，而且经常杜撰假数据假历史来添毛反人类，时不时就出来吠几声的老狗

知识分子为主的公知带路党当然赞扬胡耀邦，但是胡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手段，更没有任何政治信仰的伪君子和墙头草。他的许多政策就是向西方作秀献媚，伤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他站在了历史的正确的一边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独立势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义基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而且那里曾作为我国战略纵深的大后方进行过重点建设，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 后来个别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政策比较宽松，甚至是绥靖纵容，结果慢慢就演变到90年代以后的恐怖活动。认真反思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志执政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的“新疆六条”（当然，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新疆六条”和胡耀邦同志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我们的执政方式是集体领导，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毕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内容是：充分自治；修养生息；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复新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疆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等（同样的政策也用于西藏）。 一时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结果是新疆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 胡耀帮等大概以为只要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会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维护国家统一。其实，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很多维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 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大家想想，要怎样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分析“新疆六条”的失误，主要产生了以下的严重恶果：动摇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权基础。“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权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置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这种政策也未能增加维族人对汉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正在制造一个个包袱。如，下岗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需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 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人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权基础的动摇。 胡耀邦执政时曾讲过：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由该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权力，新疆军区、北疆军区、南疆军区和各地军分区的“一把手”都换成维族人，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要向民族同志靠拢。所有这些言论和据此形成的政策，都无形中加剧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落到实处的地方，汉族干部不满意；没落到实处的地方，维族同胞有意见），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 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在平暴的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必须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结果无辜牺牲了很多战士。 在巴仁乡平暴时，一位战士因为迟迟没接到开枪的命令，手持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却被暴徒活活砍杀，死不瞑目。实际上，很多时候维族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维族，使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使中央的政令权威大大降低。 损害了新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说法，目前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 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害的却是基本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 据来自新疆的汉族群众反映，目前在新疆，汉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汉族女大学生因保护妹妹免受一维族流氓侵害，结果被当场刺死。最后，虽然凶犯被抓捕审判了，但却是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两年徒刑完事。 还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妇女只因为嫌一个维族肉贩的羊肉质量不好，就遭到那个维族人的疯狂追杀，路边五六个无辜的汉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警。110接警后赶到现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刺伤。如果按110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法律面前低人一等地生活着。 纵容了分裂文化的复兴。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狭隘、自我的一面，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如果个个都无视国家民族大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强调自我发展，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家庭。 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一部分有损于民族团结的维族文化放纵发展。1980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纷纷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 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 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 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 更让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1971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虽然还可以继续以别的形式开展，但却已经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脑门”，天真地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同胞示好，结果搬起石头砸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脚，更贻害给后来的继任者。 就因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而维吾尔人对这些政策也丝毫不领情：“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后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其意很明显，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当然，造成“东突”组织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胡乱邦失误的民族政策确实难辞其咎。如果说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是恐怖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腐败是恐怖发生的导火索，那么失误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变的催化剂。

胡耀邦是明白人,但是在邪恶中共体制中,就生存不了。

胡耀邦是新疆和西藏动乱的始作俑者

胡耀邦做总书记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只能靠严打来维持社会治安。 他就是一个胡乱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