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回国入职审核岗:每天必须审1390条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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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iao
最新回复:2021年9月24日 6点46分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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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变

原标题:年轻打工人,在互联网大厂“边缘”岗位挣扎

过去十多年里,互联网大厂一直是这个时代里最醒目的快车。

人口红利下的互联网公司飞速发展,日活月活攀升、GMV不断增大、营收翻番。到2021年3月1日,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拼多多、京东、快手、百度七家互联网大厂,总市值达17.3万亿元人民币。

而2020年,GDP排名第一的省份广东,国内生产总值为11万亿元。

互联网公司的体量不断变大,也吸纳了更多的从业人员。在外界认知中,互联网公司是“高大上”的代表,发展速度快,薪资高,工作环境宽松、自由,以研发、产品、运营为三驾马车,背后是先进的技术应用和最新鲜的玩法。

实际上,除了最常被提及的核心部门,大厂还存在着许多基础性、重复性的岗位,以及更接地气、更传统的职位。业务增长焦虑下,需要更多的人员来消化,一些性价比更高的用工模式也被广泛应用。

直到一些热点舆论发酵后,外界才认清,原来字节跳动员工占比最高的岗位是审核,巨头们纷纷下场的社区团购最初是靠地推扫街,电商平台搞业务也得陪酒,大厂岗位中还有很多顶着大厂光环,但待遇福利相差甚远的内包、外包岗。

“大厂边缘岗位,小公司核心岗位,应该如何选择?”这是很多年轻人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选择困惑。

很多人冲着大厂的光环入职“边缘”岗位,却成了随时可以被代替的螺丝钉,对公司可有可无,业务调整中可能随意被放弃,摸不准未来的出路,在工作上的消耗感远大于获得感。

对于这群互联网“打工人”来说,价值感和安全感是稀缺品。当时急匆匆扒上大厂的最后一节车厢,他们非但没有到达理想中的的终点,反而陷入了更尴尬的处境。

拿不出手的“名片”

穿过车水马龙的春熙路,珊珊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前停下。这栋被称为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CBD,就是她的办公地点。

不远处就是成都远洋太古里,珊珊打量着从高档商店橱窗经过的白领,猜想这里的人均月薪,怎么都得一万往上。连地下车库每月都要收费一两千元,这是珊珊应聘岗位工资的三分之一。

今年年初,珊珊入职了字节跳动的审核岗,一份被她爸爸称为“有双眼睛就能干”的工作。父母直接表达过不满:“我让你留学这么多年,你就给我搞这个工作回来。”

光鲜的外表下,是机械而忙碌的工作。珊珊每天都要负责审核1390条1分30秒以上的视频,完不成就得加班。

字节跳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知名独角兽,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公司通过算法的个性化推荐获得了爆炸性流量。数据量越来越大,为了控制风险,审核岗位的人员也急剧增加。

审核人员为这家科技公司构筑了一道安全底线,但是身在其中的珊珊感受不到任何科技感。

公司根据员工每个月漏放掉违规视频的数量,给他们评级,分为ABCD四档。如果员工连续两个月被评为D档,就会被劝退。

办公室里气氛总是压抑的。审核工作占去大多数人的心力,抬眼望去,同事们面无表情,都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

午休时间,每一层楼的休息室都会被占满,有的甚至会多出齐全的日常用品,这通常是上夜班的同事留下的,这里俨然成了他们在公司的“小家”。

27岁的徐胜在北京也见过许多漂亮大气的写字楼。严格来说,写字楼也算是他的办公场所。上班时,徐胜停好摩托车,提着一大袋东西跟着人流进入写字楼,按亮电梯,进入楼层,直到紧闭的玻璃门和“办公重地,谢绝推销”的纸条将他拦下。

扫楼时,他顾不上这类告示,执着地敲开门,就近找人搭讪:“美团买菜有需要吗?现在下载可以送鸡蛋。”礼貌一些的人会客气回绝,请他离开。有时徐胜也会挨一两顿呵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看一眼,就埋头继续干活,剩下徐胜尴尬地站在原地。

徐胜并不往心里去,如他所说,这一行,脸皮太薄的人都干不了。平时扫街,被拒绝是常有的事。但凡被推销的人闪过一丝犹豫,徐胜都会紧跟着追出数十米远,用最快速的语调说服对方。

徐胜是美团买菜的一名地推。与坐在办公室的普通大厂员工不同,地推们是一支强大的地表部队,散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松散地存在于庞大的互联网大厂体系之外,但又直接关系到那些APP上的用户数量变动。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千团大战、单车大战、外卖大战、社区团购大战,地推都是重要的先锋作战力量,直接与商家、消费者接触。这份岗位不需要太多的职业积累、学历背景,公司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管理着这些地推人员。

虽然也带着互联网大厂的身份标签,但是地推与研发、产品们仿佛处在互联网公司的不同时空中。徐胜一般很少去美团总部,也不参加部门举办的年会。他觉得自己做地推的,跟那些坐办公室的不一样,没有交情,也聊不到一块去。

徐胜并不了解“大厂”的含义,他反问《豹变》:“是指厂子里边流水线的员工吗?”对他来说,互联网大厂的最大意义,只是一份还不错的待遇。

打电话成为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

对于今年刚毕业的王婷来说,“大厂”二字常常触及她敏感的自尊。大厂名声在外,但她觉得,当客服只是最基层的岗位,何况还是个外包。

和父母走亲戚时,王婷从不主动提起工作。偶尔被问起,她只说公司的名字,不讲具体职位。亲戚一下来了兴致:“我有个熟人也在里面上班,你认不认识?”

亲戚报出熟人所在核心部门,另一个亲戚紧接着提到谁又去了待遇优厚的事业单位。王婷更沉默了,她怕在场的父母觉得难为情,“客服”这个岗位,在他们眼里,“是个人就能干”。

而外包的身份,让王婷的边缘感更强。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时期,外包人员是性价比极高的“燃料”,但是不同的工牌颜色、工作地点、福利、权限,都让外包员工区别于正式员工。

“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子宫肌瘤。”这是网上对客服行业的调侃。王婷对此深有同感,平时,她负责商家的售后服务。接的电话,要么是纠纷,要么是流程出了问题。电话那方的态度往往很差。入职两个多月,她开始变得很烦躁,对接电话感到恐惧。

打电话也是许悦的重要工作内容。作为BD商务拓展,她每天都会跟客户打电话推销产品服务,甚至反复联系一些已经拒绝过的商家。很多时候,她只能得到“别再给我打电话”的不耐烦回应。许悦悻悻挂断电话,觉得自己只是在骚扰别人。

与那些付费实习、花钱美化简历,挤破头也要进大厂的人不同,对很多基层部门员工而言,这份工作,只是迫于现实的让步。

王婷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身边的同学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当了教师或文秘。双减政策之后,一位在教育机构工作的朋友收入减少,另一位在连锁餐饮店工作的同学,因为拒绝了领导的职场性骚扰,而受到排挤。据此,王婷得出了去小公司不靠谱的结论,大厂制度完善,福利齐全,即使是最外包的客服岗位,也是王婷那时的最优选。

而珊珊留学归来,从事审核工作,更让身边人感到诧异。

在社交软件上,流传着“互联网大厂的五大天坑工作”的说法,榜单上,“内容审核”因为工作重复性高、成长低,晋升难而位列第一。

珊珊出身管理专业,但想进大厂当管培生,大学时期没有大厂的实习经验,简历往往会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因此,从最基础的一线岗位做起,再谋求晋升,是珊珊进入大厂的唯一路径。

但晋升并不像她想象的顺利。这个岗位每半年才有一次晋升机会,与其他同事竞聘小组长。公司选人的依据,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业务状况,学历没有任何优势。珊珊算了算,自己至少两三年才能到达自己想要的岗位。

她跟HR商量,想重新面试,换其他岗位,HR却觉得她好高骛远,劝她好好待着,6个月之后再说。

无法改变的大厂机器

跟珊珊不同,一些学生尚未毕业,就已成功兑换了大厂的入场券。

来自浙江的大学生小尹在暑假争取到了一份用户策略的实习工作,负责社群运营和销售网课课程。她目标明确,只进大厂实习,绝不考虑任何中小型公司。

入职培训结束,她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份销售性质的实习。拉班群、开“家长会”、说服家长购买课程,实习生按部就班,照既定章程完成工作。这是一个靠人数堆起来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正职员工也大多来自普通本科学校。

为了节省用人成本,部门更喜欢招聘廉价的实习生,十几位一组,由一位正职员工带领。考核一两周,少数不通过的就会被辞退。公司并不愁用人问题,实习生的人才补给源源不断。和小尹一起竞争这份实习工作的,不少来自国内有名的重本院校,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甚至浙江大学的硕士。

对小尹们而言,要想未来进入大厂工作,大厂的实习经验不可或缺。这是明摆着的游戏规则,没有话语权的学生们只能遵从,完成这项利益互换。

在大厂这台精密无误、永不停歇的庞大机器面前,个体的渺小总给人带来一种无力感。

许悦也有类似的感受。负责商务拓展的部门,每个月都要求员工与商家们达成几十万元的交易量。业绩会平均分到每一位员工身上,细化到每一天的工作量。

“必须完成”是业务员们最常用的词汇。许悦觉得,每个人就像完成数据指标的工具人,不用思考,不必决策,只要疯狂给商家打电话,约见面,冲单量。

大厂厌恶差错和意外。珊珊的一位同事因为住得太远,堵在早高峰路上,迟到了两次,就被公司劝退。

入职不到一个月,珊珊的爸爸因为一只手粉碎性骨折,需要有家人陪同到医院换药。她提前两三天跟组长说明原因请假,但组长回绝了她,并告诉珊珊,培训期间一律不允许请假,否则视为自愿自动放弃这份工作。

珊珊理解领导们一级一级审批假条的麻烦,但这种近乎僵化的制度让她无法接受。她开始意识到,大厂就像一条完美的流水线,它只会淘汰不合适的人,不需要因为某个员工做出改变。

为了达到最极致的效率,不通人情的情况常有。小尹在销售课程时,她碰到过一位盲人母亲,因为失明,只好让孩子的外婆帮忙管学习。但外婆又不识字,这位盲人母亲就想给孩子买网课课程,辅助他的学习。

在沟通的过程,那位母亲的回复非常缓慢,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七天过去,她还是犹豫不决。汇报工作时,小尹的领导让她直接放弃这位家长,告诉她,如果不能达到业绩指标,没有完成付费,完全没有必要聊那么久。

这种只重视业绩的行为,让小尹感到不舒服。

在社交论坛上,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研发们抱怨自己“面试造航母,入职拧螺丝”,而对于审核、销售等重复性高的基础岗位,他们的自主性更小。

小尹羡慕隔壁的市场部,对于用户反馈,市场部更有话语权和决策空间,不像他们,只是一台台执行机器。

大厂凤尾,还是小厂鸡头?

即使身处最基层的部门,地推的这份工作,还是给徐胜带来了足够体面的收入。至少,这是一个有多少努力与天赋,就能获得多少回报的透明机制。

徐胜的业绩常是部门里最高的,在北京四区排名第一。两个人才能拉来的客单量,他一个人就能完成。一个小白领曾试图打听他的收入,徐胜自信地反问:“你一个月挣多少?我说是你多少倍就完了。”说这话时,他刚拿到了三万多的工资。

徐胜初中毕业后当过兵,在老家卖过炮仗,景区里做过山货生意。烟火爆竹被禁止,景区也因为疫情关了门,他不得已来到北京谋求出路。生计对他来说,总是某种难以把握的东西,包括现在的地推工作。

当各大电商生鲜公司攻城略地,他是跑在最前沿的铁军。但当市场饱和、战况有变化时,地推员们的待遇也会随之降低,甚至面临失业。

互联网高潮慢慢过去,变数增多,而边缘岗位、基础岗位也是最先可能被波及到的一批。

互联网公司说变就变,徐胜没有安全感。包括地推的待遇,“政策跟变着玩儿似的”。他一度离过职,后来待遇有所调整,他又回来继续干地推。但是今年过后,情况如何,他也拿不准。徐胜还在观望着,准备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就放弃这个行业。

对许悦来说,从入职商务拓展部门的第一天开始,大厂是一场不存在的幻梦,推销产品的痛苦,在第一个电话拨通之后就如影随形。

小尹给这种大厂的工作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只有在拿到offer的那一天是真正开心的。

但这并不妨碍更多毕业生前仆后继,想进入大厂。珊珊有一位朋友,在网易干了两个月就辞职,到了阿里巴巴,紧接着又去了快手。这些工作岗位都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朋友还是选择在大厂之间横跳,从未考虑过走出这个圈层。

珊珊理解,这些在学业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与时间的学生,沉没成本越大,越容易导致他们对大厂的迷信。

“大厂边缘岗位,小公司核心岗位,应该如何选择?”这是很多年轻人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选择困惑。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珊珊也有自己的答案。

从审核岗离职之后,珊珊在上海一家老牌物流公司担任总裁助理。在那里,她不用反复汇报数据或述职,自己无论做什么工作成果,都会被老板看在眼里。她没有了在大厂时的那些顾虑,害怕被同事甩锅,害怕被窃取工作成果。

她性格直接,敢说敢做,这种常被视为过于容易得罪人的性格,在这家物流公司里却成了优点。入职不久,旁听了两次会议之后,她明确指出了公司某个产品管理团队存在的问题。这原来不在她的工作范围之内,但被老板欣然采纳。进公司不到两个月,珊珊争取到了总裁办助理的岗位,工资也随之增长。

大厂是这个时代里最醒目的快车,它呼啸而过,发出巨大声响,承载着最多人的目光。被落下的人们急着扒上最后一节车厢,以为这将带着他们驶向成功人生的终点。

而直到亲眼目睹过拥挤和杂乱,珊珊才明白,执着先成为互联网大厂的打工人,不过是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围城。

w
wx3000
1 楼
我党认为维稳比脱贫重要。
挺没劲
2 楼
一天一千多条一分多钟的视频,不吃不喝不睡觉能看完吗,看完还要给出审核意见吧,总不会只是让你看。
共-产-党
3 楼
可怜哪! 就算她的月薪为10,000元,一个月工作22天(正常工作日数),这样算起来审查一条视频才0.33元不到啊。比0.5元可差远了。 可怜的留学生。呵呵
共-产-党
4 楼
成都的中位数年收入才4万多一点。所以看样子月薪很可能连5,000元都不到。真可怜!
慢慢溜达
5 楼
审没审谁知道,在中国你认真你就输了
G
Grainsw
6 楼
审核、地推、推销课程,除了客服外,这些职位都是很有中国特色,美国大厂这类岗位很少见。
b
blanchill
7 楼
抖音审核跟油管审核差不多,都是查色情反价值观的视频。中国尤其要严格因为对岸花钱请来很多人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