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头人”的投射机制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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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学城)

前川网友几天前贴过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变成精神病》。文中列举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总结出的12种心理防卫机制。这些机制都带有自我欺骗性,目的在于掩饰和伪装主体所受过的心理打击、主体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心理记忆,等等。

文中所说第三种防卫机制 --- 攻击性防卫机制之一,就是“投射(projection)”。

什么是“投射”?投射就是把自身的心理创伤、心理障碍等等,都推到别人身上,是为其自我欺骗性,或者自我安慰性所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秽语症(Coprolalia),就是一种典型的投射防卫。其根本机制,是把自己(往往是幼年)的生活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受过的创伤,都“转移”到他人身上,以期达到对自己的精神和心理安慰。也就是说,“受害的不是我,而是你们”。如果要举一个更简单、也更具体的例子,二才同学经常把排泄物、排泄器官和生殖器官“强送”给这里的网友,就是一种投射。

当然,当然二才同学投射又不限于此。不妨以二才同学引以为傲的“插头人”“画作”为例:

虽然这“画”和“艺术”相关函数为零(如上次所说,称之为“智障人作品”都是对智障者之不敬),但是它确实显示了导致二才同学进行投射防卫的另一心理障碍。

插头的作用是什么?是连接源头,“充”信息用的。换言之,把其他人生产的信息据为己有。这正是二才同学另一特色,copy & paste,换言之,偷窃抄袭。

比如上次说起过的两本书,一本导游(《巴黎文学散步地图》),一本传记(《加斯东·伽利玛》)。下面几段中黑体字都是被偷窃并据为己有过的:

 

伏尔泰

一七七八年二月,伏尔泰为了出席他创作的悲剧《伊雷娜》的首次公演回到阔别二十八年的巴黎。消息传来,举城轰动。 然而当时已八十四岁高龄的伏尔泰因过于激动,再加上排尿疼痛而被迫卧床。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即伏尔泰过世前四个月,他在给秘书瓦聂尔的信中写道:“我至死敬仰上帝,爱我的朋友,不恨我的敌人,厌恶迷信。”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事实上,这位充满理性的讽刺作家死时极不安宁。在他病榻前照顾的护士就说:“就算给我全世界的金子,我再也不要照顾临终在病榻上没有信仰的人。” 临终时, 有牧师请伏尔泰与撒旦断绝关系。伏尔泰不改他一贯的辛辣讽刺风格,说道:“这个嘛……我的好兄弟,我可没时间再树敌了。”

一七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伏尔泰咯血不止,体温急剧上升,还伴随着剧烈疼痛。友人维烈特侯爵差人向药剂师要了瓶药水,伏尔泰喝下后还是没作用。于是伏尔泰派人向黎塞留公爵要鸦片酊来,虽然他的家人认为这时候服用鸦片无异于毒药穿肠,但伏尔泰执意要这么做。

从一七五六年起便担任他秘书的瓦聂尔在《忆伏尔泰》一书中写道:

“我们让他吞了一大口这种鸦片,瓶子就碎了。我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他们全都到卧房去确定病人有没有全部喝下去:维烈特侯爵看到伏尔泰先生一个人在房间把整瓶都喝光了。圣朱利安夫人说维烈特先生没冲上去阻止他全喝光,真是大错特错。”

一七七八年五月三十日晚上十一点十五分,伏尔泰离开人世,享年八十四岁。法国大革命后,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一日,其骨灰移灵至先贤祠。正式安葬于先贤祠的前一天,还先在伏尔泰曾两度入狱的巴士底狱废墟上停灵一天。

灵柩右面刻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并使之懂得它应当是自由的。”伏尔泰的心脏另外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石膏盒里,盒子上刻着:“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卢梭

卢梭晚景凄凉,离群索居。由于出版《爱弥儿》,被当局视为异端邪说,社会大众更把他当成洪水猛兽。最高法院还判决将已出版的《爱弥儿》全数烧毁,并立即通缉卢梭。再加上人际关系不佳,令卢梭濒临疯狂。

 

卢梭的确曾被狗咬到,那是一七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梅尼尔莫当的栅栏门前被一只大丹狗扑倒在地,虽然伤势严重到失去知觉,但还不至于到丧命的地步。经过这次狗咬人事件后,卢梭有了另一番新体认。当他恢复神智时,甚感欣喜:

“我看到天空、几颗星星,还有点绿意。清醒后的第一个感觉,这真是个甜美的时刻(略)。我在这个时刻重生了,而且我觉得自己好像以所有这些我看到的事物,填满了我这微不足道的存在。”

但这次事件最主要还是让卢梭认清了一个 “残酷” 的事实,那就是大家迫不及待地到处宣传他被狗咬死的消息。十八世纪很有名的《阿维侬信报》就刊载着:“这一切都证明了民众绝对会追根究底,就连咬死卢梭的那只狗的名字都会被挖出来。” 死对头伏尔泰更是火上浇油地说:“让- 雅克死了活该。” 这让卢梭感受到他深陷于 “众人恶意” 制造出的 “晦暗幽冥” 而无法自拔。他们全都是策划阴谋的共犯,而他,让- 雅克·卢梭则是受害者……

受到世人唾弃的卢梭,在法国大革命时终于得以平反。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给大革命的象征卢梭设立雕像,还用金色题字—“自由的奠基人”。这位伟大哲学家的骨灰终于在去世六年后,于一七九四年十月十一日风风光光地被移奉在先贤祠供后世瞻仰……恨只恨,后来他的死对头伏尔泰大师也搬了进来,就住在他的对面。

 

普鲁斯特

到了某个岁数,亲朋好友的死是唯一能让我们感到活着真好的方式。—普鲁斯特

多愁善感、观察入微的普鲁斯特天生体质虚弱,九岁时闹的一场气喘几乎夺走了他的小命。他对很多东西都过敏,灰尘、香水、烟、花、花粉、潮湿、寒冷,甚至连情绪波动都可能引发气喘。

一八八二年到一九00年间,他的气喘病就发作过好几次,而且多半是心理因素。他的气喘病在夜里比较不严重,养成了他晨昏颠倒的生活习惯。从一九一三年起就担任他管家的塞莱斯特·阿尔巴雷在《普鲁斯特先生》一书中就提到,她首先得适应普鲁斯特白天休息、晚上写作的习惯。

不仅如此,普鲁斯特很少下床,每天都睡到约下午四点才醒。这时塞莱斯特就得先端上牛奶咖啡及可颂面包到他床头(这是他 “唯二” 吃的东西),同时送上热水袋,开始烟熏疗法。

普鲁斯特如果有约会的话会出门稍稍拜会一下,不然就在家写信、打电话以及聊天。冬天睡觉时他会穿上好几层衣服,把自己包得紧紧的,甚至就连夏天睡觉时也穿戴毛衣、围巾、长袜、手套和睡帽。他对自己的气喘很神经质,洗个澡也要换二十来条毛巾,不让身体接触到湿毛巾。

到了一九一二年,他几乎整天都待在床上,靠着兴奋剂与镇定剂维持生活。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出现尿毒症、眩晕、说话困难等症状,还染上了支气管炎,因为没有好好医治,支气管炎恶化成肺炎,终告不治。

(《巴黎文学散步地图》,缪咏华 著,猫头鹰出版社, 2012年6月)

 

1919 年 12 月 11 日,正是普鲁斯特去世前三年,他凭借《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学大奖,于 1903 年设立)。在经历了退稿、战争等诸多因素未能发表或未受重视的各种波折后,普鲁斯特却对于这次获奖显得极为平淡。在其女管家塞莱斯特告知其获奖后:“先生,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想要告诉您——您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普鲁斯特躺在床上,淡淡地回曰:“好的。”但他还是阅读了《评论报》上的几行内容:“……来自九泉之下的才华……一个决绝的隐居者失眠时缩所写下的文字……”

一瞬间,希望向他道贺的人层出不穷。其中包括法国著名出版家加斯东·伽利玛,他所创建的伽利玛出版社占据了法国文学界的半壁江山,甚至成为法国文学的代名词。

加斯东·伽利玛恼怒地讽刺道:“因为我,人们都会知道这个无比荣耀的名字,而这个人却不愿意见我。”

最终,普鲁斯特只见伽利玛一人,对于伽利玛提议举办庆功宴的事情,普鲁斯特答曰:“亲爱的加斯东先生,这太可笑了。”

(《加斯东·伽利玛》,皮埃尔·阿苏里 著, 胡小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偷别人文字是一种自卑的表现,一件不光彩的事。二才同学从此留下羞耻的痛苦的记忆(不排除有一点“超自我”的作用)。所以他急于把自己“插头人”形像转移到他人身上。这和他屡次的“强送”,显然属于同一机制。

 

而且,民间智慧说一次小偷,终身作贼,果然不错:插头人的概念也是二才剽窃而来:

这是N十年前就玩剩了的形像。第一位天才已不可考,第二位庸才估计不好意思显摆。庸才之后,再有玩此形像甚至引为自豪者,虽然不排除仍有热粉或一见如故,即刻知音,或一见拜倒,惊为神品,但终究都已是庸才下辈。


PS. 至于“画”中二才同学同样屡次引以为自豪的资深“磨镜”史 --- “磨镜”历来有多种含义,有字面上的,也有象征性的。在这里特定前提下,不妨理解为二才同学对他投射心理的“坦诚”,也就是我上次说的他“下意识里一丝残存的真诚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