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6日，宋彬彬去世，引起了一波关于文革暴力以及相关道歉与反思的争论。笔者近年做北大反右运动研究，对北大文革史亦有关注。北大文革中的死难者甚众，至今却没有见到任何施害者出面担责、道歉。相较于文革参与者，北大五七反右参与者对历史的态度，有较大不同。
北大反右的道歉
亲历北大五七反右的学长，有相当一些人，对当年给同学造成的伤害，表示了道歉。依笔者的观察，道歉有不同的形式。
直陈式道歉
右派改正之后，一些在反右中比较积极的同学，了解到右派同学在20年中经历的苦难，对反右中的行为感到愧疚，他们对当年受过伤害的同学，直接表示了道歉。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55级年级党支部书记陈丹晨，在文革后向他在任时划为右派的所有同学一一道歉，并在回忆文章中表示了深刻反思和忏悔，他对笔者多次表示，这是他终生难以释怀的欠债。
中文系54级新闻专业1班党支部书记牛健，在1998年百年校庆同学返校聚会时，当面向所有打成右派的同学道歉。聚会后，他还给没有见到面的右派同学写信道歉。右派同学张玲回忆：牛健给她写信说，张玲小妹，牛大哥给你道歉了。牛健的诚恳道歉赢得了同学的谅解。
中文系54级文学专业1班党支部书记周述曾，当年奉命对同年级同学张元勋、沈泽宜进行批判，并对沈泽宜进行分化瓦解。他在回忆当年时说“过后想起来，我们的言行幼稚得可笑而可悲，这一直让我深深地感到内疚。”他为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沈泽宜当面道歉，而不能释怀。
中文系54级语言班党支部书记曹先擢，反右时并不积极，但文革后仍对自己批判过本班右派同学田树生表示了道歉。
数学系54级党员学生干部武际可，在年级同学回忆录中说：我经常为“反右”中服从组织，做驯服工具，做了一些伤害同学的事而有一种负罪感。在极左的年代里，我充任了年级班干部，难免由于我的“努力工作”给同学带来伤害，回想于此，经常内疚，特向各位致歉意。
物理系气象专业55级党支部书记丁民仆，在同学聚会上数次向反右中受到伤害的同学表示歉意。
化学系55级党员、学生干部叶蕴华、闫泽群多次向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的同学道歉，真诚表达忏悔。叶蕴华说：有些同学接受道歉，原谅我们，是他们的宽容。有些同学还是恨我们，我也很理解，因为我们当年确实很积极。这是我在北大70年抹不掉的心痛回忆。闫泽群说：尽管同学接受了我的道歉，表示谅解。我仍然感觉这是我一辈子都愧疚的大事。
化学系56级2班团支部书记侯永庚，对班里三位右派同学的遭遇感到非常痛心，他对同学说：我们错了，反右是不应当的，我们班上三个右派都是好同学呀！1997年，右派同学陈克重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当时侯永庚已经双目失明，他听到陈克重来了，马上站起来，深深地一鞠躬，说：陈克重同学，我向你道歉……。由于失明，他没有看到，陈克重正站在他身后。
化学系57级有一个从留苏预备班转来的同学李世昌，因中苏关系恶化，留学作罢，转来化学系。他在留苏预备班因留学未成发了一些牢骚。57级党支部派团支委张建成去预备班收集李世昌的所谓反党言论，在系领导授意下，将李世昌打成右派。李世昌被开除学籍，后不知所踪。张建成深感愧疚，他和班里同学表示：我们班太对不住李世昌同学了。
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班长秦光道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顾文选是我们班的同学，他是从公安部门来的，知道一些内幕，讲了出来。我们当时的思想对国家很信任，认为他反党。还有一些同学，也对一些社会现象有看法。我们同一个寝室的同学梁鹿亭，我跟他是好友，后来因为他揭露一些黑暗面，我跟他发生分歧，他被打成右派了。英语专业55级一个同学朱辛介，留级到我们班，他也是被打成右派的，在我们班被批得很厉害。我也参与了对右派的批判，我们当时是很真心地拥护党，确实不是故意伤害这些同学，但是现在看，我们是错误的，错了就是错了，我给打成右派的同学都道歉了。
有的学生干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对一直未能谋面的右派同学表示了歉意。东语系越南语专业56级团支部书记桂智贞对笔者说：她对当年把同学李唐宣打成右派感到歉疚。她说“反右这样的事情是再也不能出现了，害了人家同学一辈子。”
有些在反右中批判过学生的老师也向学生表示了歉意，数学系教师，后来担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先生当年担任系秘书，也参与了对右派学生的批判和监管。他在文革后对他监管的右派学生来向荣说：整你们整错了，我们太左了。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曾批判过右派刘绍棠，八十年代他见到刘绍棠时说：1957年我在大会上批判你，很对不住你。生物系教授陈守良是当年系总支书记，晚年多次对右派学生表示道歉，并支持在系史中比较详细地记录反右情况及公布所有右派名单。
补偿式道歉
北大53级—56级的很多学长，虽然没有向右派同学直接道歉，但是用各种补偿方式表示了歉意。
不少系级在同学聚会时，对右派同学给予特殊关照，以表示歉意。
数学系54级1班右派学生孙传仪回忆：1988年毕业三十周年，我们年级举办过一次较大的校友聚会，聚会中虽未有人口头表达歉意，但毕竟都是高智商的人，是非观念并不糊涂。同学们的诚意体现在我的待遇上，如报销我赴京的来回路费，将我定为1班的聚会召集人，几位同学先后为我联系京中的工作等。
物理系56级右派学生顾根涛，在被划为右派后曾跳城墙自杀未遂，伤及腿脚，行动不便。物56级同学聚会时，对顾根涛悉心照顾，有热心同学主动接送。
1998年百年校庆时，中文系55级同学聚会于北大，同学们把唯一一张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大会的票给了当年被打成中右，经历坎坷的同学林学球。
物理系54级学生朱自莹对笔者说：他们在上海的同学多次组织去旅游，因被打成右派的王克岩同学经济不宽裕，他们每次都不让王克岩分担费用。
法律系56级2班同学2006年纪念入学50周年聚会，特意为右派同学曾广甲祝贺八十大寿，准备了生日大蛋糕。曾广甲聚会后给同学写信表示非常感动，他说：那次班级聚会前和开会时，有同学向我表示歉意。在这件事情上（“反右派”），凡是和我以前见过面的我班同学，都向我表示过歉意。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怪同学们的。
因很多经历反右的班级在照毕业像时，没有让右派同学参加，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歉意，有的班级设法弥补。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有同学在毕业照的上角用红字标出了未能参加毕业照同学的名字。
一些右派同学在患病治疗以及生活遇到困难时，获得了来自同学的帮助和支持。化学系53级右派同学侯莲弟在2001年患尿毒症，病情恶化，急需透析。但其天津的工作单位已濒临倒闭，无法报销医药费，该年级同学了解情况后，一面委托在天津的同学向有关部门反映请求帮助，一面发动各地同学捐款，很快筹集到四万多元，由彭崇慧等同学专程送往天津，并代表同学慰问看望。同学的真情帮助令侯莲弟非常感动，她给同学们写了感谢信，表达了衷心的感激。物理系54级右派同学刘显声因一个儿子患病残疾，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老同学王励等都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道歉中的反思救赎与跟风表态
一些经历反右的学生干部以救赎的方式完成了对受害同学的道歉，他们的行为已超越了单纯道歉的层面。印象最深的是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3班党支部书记陆拂为。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是反右重灾区，104个同学，有18人划为右派，其中包括林昭。这些同学在反右之后的二十年中，经历了各种苦难困厄，有人含冤而死，有人下落不明。在1978年55号文件下达后，这些同学的命运才迎来了转机。然而，在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转到了人民大学，只有54级是从北大毕业，之后的55级至57级，均为北大入学，人大毕业。在右派改正工作开始后，北大认为新闻专业已转至人大，改正工作应由人大负责，而人大认为，右派是在北大打的，档案也在北大，应由北大负责改正。时任人大新闻系系主任罗列曾在反右时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为人正直，曾保护过林昭，他有心接手此事，但他当年已年过花甲，且工作繁忙，力不从心。他为此事找到时任新华社记者的陆拂为。陆拂为当年是新闻专业54级3班的支部书记，由他来做整个新闻专业的右派改正，其实没有合适的名义和理由，但陆拂为接受了这个费力的工作。他要去北大查右派和中右同学档案，53、54、55、56几个年级总数有六七十人，还需要查出右派和中右同学当时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给他们一一寄出改正通知书。有些右派同学还牵涉到历史问题，后来政治运动的问题，均要一一核查，与有关部门联系，进行处理。54级新闻专业右派学生文秉勋回忆：55号文件下达以后，我就想去申诉我的问题，后来听说人大新闻系不管这个事，我就去了北大。那天我到北大，走到离中文系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从中文系出来，感觉很眼熟，走近一看，是我们年级另外一个右派同学邓荫柯，他一见到我就说，别去中文系了，这里也不管，咱们去找陆拂为吧！我们一起到了陆拂为家，看到他家里到处摆的都是我们这些人的材料。他热情招呼我们，告诉我们会尽快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回去不久之后就收到了改正通知书。我们右派同学都非常感谢陆拂为，如果没有他担当这件事，我们的改正至少要推迟半年。54级新闻专业另一个右派同学刘发清回忆：我当年在甘肃礼县石桥中学任教，很多年没有对外联系。我在55号文件后半年才听说右派改正的消息，于是给罗列老师写信询问，又过了几个月，收到了改正通知书。陆拂为告诉我，因为不知道我在哪里，开始时把改正通知书寄到我的家乡广东梅县有关部门，后来罗列老师把我的信转给他，他才从梅县要回我的改正通知书，寄到甘肃礼县我的学校。陆拂为辛辛苦苦完成这项任务，为了什么，我认为，他是为了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同学早日收到“改正通知书”，使我们及亲友早日解除精神枷锁，享受第二次解放的快乐。
陆拂为不仅一手承担了右派同学的改正工作，而且尽一己之力，为同学找到施展能力和才华的岗位。新闻专业54级右派学生王国乡，被同学认为是最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陆拂为最先处理了王国乡的改正，王国乡开始被当地分配在河南唐河县统计局工作。陆拂为向新华社领导力荐王国乡，陈述王国乡的才华与能力，他说：一个王国乡顶十个陆拂为。这样，王国乡得以调到新华社河南分社任记者，这个工作使王国乡拓展了眼界和人脉，为他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陆拂为更受称道的壮举是与穆青、郭超人合写长篇文章《历史的审判》，首次公开了同学林昭的冤案，后来林昭的英名广为人知，陆拂为功不可没。
救赎需要对历史有深刻反思，笔者接触到的一些痛切反思历史的学长，都有令人感动的人性救赎。当年的学生干部陈丹晨、叶蕴华、武际可都对笔者的工作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笔者有任何问题请教，耄耋高龄的几位学长均有问必答，有些问题如果他们不清楚，会尽力找其他知情人询问，他们的尽心竭力，令我感到他们似乎是在还债，拳拳之心令人深为感动。闫泽群学长与我互动交流甚多，他会经常谈到他对反右和政治运动的反思，他说：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是一口气读完的，作为当年把同学打成右派的一分子，我一直从内心深处愧疚。你把我同代被打成右派校友的悲惨命运写出来，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的后代懂得，多数人专政也是非常可怕的。
有些反右主持者的道歉似乎是为环境所迫的政治表态。政治表态式的道歉是一种大形势下的跟风，没有什么反思可言，因此，在不同的场合会说不同的话。
当年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王庆淑，在文革后曾经见到右派就道歉，哲学系55级右派学生黄学诗说：文革结束，她来太原，我去拜访她，她拉着我的手说：“当时我们都左得可爱，让你受罪了……”。可是前两年笔者联系到王庆淑，请她回忆哲学系的反右，她却一再表功：如果不是我在哲学系，不知要多打多少右派。那谁谁谁就是我保下来的。她讲了很多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细节，听起来她就是一个受难者和保护受难者的角色。实事求是地说，王庆淑在反右中的确保护过某些师生，但对于哲学系所划的40多名右派，她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哲学系很多人都回忆过她的极左行为。她在文革后的道歉和对笔者的表述前后矛盾，实在难以确定她的真实态度。
笔者采访到的另一个系的总支书记，据该系右派学生说，他曾经写信给有些学生道歉。但在接受采访时，他也没有任何歉意表示，他说：那某某某老师，他写了那么大的一张大字报，我不能不打他右派。学生右派，都是学生会负责的，我不清楚。这种回避和推责，很难令人相信他当年的道歉有多少诚意。
不道歉的种种人
有些在反右中表现积极的学生干部，在文革后完全没有任何道歉的表示。
数学系55级学生干部秦宛顺，在反右中特别积极，极力把同学打成右派，有同学回忆说，55级数学专业的右派，很多都跟秦宛顺有关。更有些同学直言秦宛顺人品很坏。秦宛顺因反右中的积极表现留校任教，文革中成为左派头头，继续整人，他对数学系董铁宝、董怀允教授的自杀负有直接责任。文革后，秦宛顺调到经济系，他没有参加任何同学聚会，没有对任何一位受害同学表示过歉意。
物理系56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李吉士，是反右中的核心人物。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生杀予夺大权，任意胡为。他要求同学都要向他汇报思想，有的同学，没有任何言行，仅因为不愿向他汇报思想，就被他划为右派。物56级右派学生顾云，多年不能从事专业工作，文革末期，环境松动，谋求专业对口，联系调往中科院所属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但其档案却在物理所搁浅一年多，音讯全无。后来打听方知，该所的人事部负责人正是李吉士。顾云感叹冤家路窄，个人命运竟一再被一个人左右。后来幸得另一位热心同学陈春先大力协助，才调入该所。李吉士在2011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提到反右，轻描淡写地说：我不得不组织大家整理材料，把认为有问题的人的材料呈报上级，上级根据所报材料，将一部分人划成右派进行批判。时紧时松折腾了一个学期，差不多一个班抓出一个右派，少数班有两个。最终，我们年级还是没有达到上级要求的指标。（见李吉士《求真随想录》第54-55页，华夏出版社）物56级划右的情况真是这样吗？该年级学生右派王绍渝做了统计，他说：我们年级共有432人，分成14个小班，而到二年级又调整合并为10个班。划右派是在二年级上学期进行的。如果按照李（吉士）的说法，似乎全年级划的右派不会超过20人，指标也不超过5%，而实际上，全年级共划了39名右派，占全年级人数的9%，有7个班，每班都划了3名以上，其中有两个班各划5名，最多的一个班竟划了8名。（见王绍渝《青春的“改造”故事》载《北京大学物理专业1956级回忆录》第127页）李吉士的这种歪曲历史、美化自己的态度，受到了同学的一致谴责，他也从未参加过同学聚会。
物理系54级，是全校反右中有名的重灾区，该年级共打了32名右派。在1998年百年校庆聚会时，当年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李守中向同学表示了道歉，而其他当年的积极分子，并没有任何表示。有同学要求当年表现极左的学生干部曹文举道歉，被曹文举拒绝。右派学生张云鹗，参加聚会后感觉很失望，他说，当年极左的那些人，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道歉与和解
北大经历反右的一些集体，在学生干部与同学真诚道歉后，右派同学接受了道歉，达成了和解。如上述法律系56级右派学生曾广甲所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那样的，不怪同学们。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右派同学表现了以德报怨的态度。
图书馆系56级右派学生李修宇，在被打成右派后，曾跳楼自杀未遂，在住院治疗期间，被迫写了认罪书，回来后以叛党罪名继续接受批判，并被发配到门头沟农村劳动两年。右派改正后，他主动发起与同学和解。他出差到各地，都主动去看望同学，很多同学都为之感动。但他也曾遭到莫名的冷遇，当年的班级党支部书记黄爱华，是将李修宇划为右派的主持者，李修宇不计前嫌，专程到北大，找到黄爱华的住址登门拜访，不料黄爱华的态度却非常冷漠，这令李修宇感到寒心。
化学系54级右派学生李世荣，是一位热诚仗义，品德高尚的人。他被打成右派后，仍不避嫌隙，帮助其他难友。1960年，他在北京街头偶遇同年级右派同学梁成金，他将自己排队买到的罐头送给了已有身孕，没买到罐头的梁成金。当梁成金遭遇婚变，需要到当年登记结婚的办事处索取结婚证明，身在香港的梁成金在万般无奈之中，求助于李世荣，李世荣费尽周折，帮她找到了需要的证明。右派改正后，李世荣主动与同学和解。他曾下海办公司，有些积蓄，但绝非大款，然而每次同学聚会，他都主动承担所有费用，热情招待所有同学。
不是所有的道歉都会被接受，有些受难者拒绝了道歉。
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当年因为出身不好，肃反时挨过整，在57年鸣放时谨言慎行，但他遇到参加鸣放的学生，向他了解肃反时挨整的情况，以作为大字报的素材，他还是写了自己的经历提供给学生。反右开始，刘时衡这个私下里的行动被一位知情的经济系年轻教师举报，成为刘时衡被划为右派的重要证据。右派改正后，当年举报他，后来成为学界巨擘的经济系教师，得知刘时衡已知晓此事，曾两次登门向刘时衡道歉。倔强的刘时衡没有接受道歉，但对此事保持了沉默。
中文系56级1班团支部书记赵遐秋，是反右中的积极分子。她在文革后忆及往事，非常忏悔。她向当年打成右派的同学道歉。右派同学曹国臣表示了谅解。但另一位右派同学黄一宁拒绝接受道歉，并拒绝与她同桌共餐。
数学系54级学生刘景麟，在校时成绩优异。他反右中没有任何言论，仍被栽上思想反动的罪名而打成中右，58年拔白旗时又成为白专典型。成绩拔尖的他被发配到内蒙，蹉跎半生。他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们同学聚会，好几个留校的同学见到我都欲言又止，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因为我们为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被歧视，还有一生的学术道路。
往事并不如烟，受难者有不接受道歉的权利，反右给他们带来的半生坎坷，二十年苦难，不是道歉所能补偿的。但道歉是一种态度。真诚的道歉是值得肯定的，而反思和救赎是值得赞扬的。
说话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假设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而不明白自己说话的目的就是让对方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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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6日，宋彬彬去世，引起了一波关于文革暴力以及相关道歉与反思的争论。笔者近年做北大反右运动研究，对北大文革史亦有关注。北大文革中的死难者甚众，至今却没有见到任何施害者出面担责、道歉。相较于文革参与者，北大五七反右参与者对历史的态度，有较大不同。
北大反右的道歉
亲历北大五七反右的学长，有相当一些人，对当年给同学造成的伤害，表示了道歉。依笔者的观察，道歉有不同的形式。
直陈式道歉
右派改正之后，一些在反右中比较积极的同学，了解到右派同学在20年中经历的苦难，对反右中的行为感到愧疚，他们对当年受过伤害的同学，直接表示了道歉。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55级年级党支部书记陈丹晨，在文革后向他在任时划为右派的所有同学一一道歉，并在回忆文章中表示了深刻反思和忏悔，他对笔者多次表示，这是他终生难以释怀的欠债。
中文系54级新闻专业1班党支部书记牛健，在1998年百年校庆同学返校聚会时，当面向所有打成右派的同学道歉。聚会后，他还给没有见到面的右派同学写信道歉。右派同学张玲回忆：牛健给她写信说，张玲小妹，牛大哥给你道歉了。牛健的诚恳道歉赢得了同学的谅解。
中文系54级文学专业1班党支部书记周述曾，当年奉命对同年级同学张元勋、沈泽宜进行批判，并对沈泽宜进行分化瓦解。他在回忆当年时说“过后想起来，我们的言行幼稚得可笑而可悲，这一直让我深深地感到内疚。”他为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沈泽宜当面道歉，而不能释怀。
中文系54级语言班党支部书记曹先擢，反右时并不积极，但文革后仍对自己批判过本班右派同学田树生表示了道歉。
数学系54级党员学生干部武际可，在年级同学回忆录中说：我经常为“反右”中服从组织，做驯服工具，做了一些伤害同学的事而有一种负罪感。在极左的年代里，我充任了年级班干部，难免由于我的“努力工作”给同学带来伤害，回想于此，经常内疚，特向各位致歉意。
物理系气象专业55级党支部书记丁民仆，在同学聚会上数次向反右中受到伤害的同学表示歉意。
化学系55级党员、学生干部叶蕴华、闫泽群多次向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的同学道歉，真诚表达忏悔。叶蕴华说：有些同学接受道歉，原谅我们，是他们的宽容。有些同学还是恨我们，我也很理解，因为我们当年确实很积极。这是我在北大70年抹不掉的心痛回忆。闫泽群说：尽管同学接受了我的道歉，表示谅解。我仍然感觉这是我一辈子都愧疚的大事。
化学系56级2班团支部书记侯永庚，对班里三位右派同学的遭遇感到非常痛心，他对同学说：我们错了，反右是不应当的，我们班上三个右派都是好同学呀！1997年，右派同学陈克重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当时侯永庚已经双目失明，他听到陈克重来了，马上站起来，深深地一鞠躬，说：陈克重同学，我向你道歉……。由于失明，他没有看到，陈克重正站在他身后。
化学系57级有一个从留苏预备班转来的同学李世昌，因中苏关系恶化，留学作罢，转来化学系。他在留苏预备班因留学未成发了一些牢骚。57级党支部派团支委张建成去预备班收集李世昌的所谓反党言论，在系领导授意下，将李世昌打成右派。李世昌被开除学籍，后不知所踪。张建成深感愧疚，他和班里同学表示：我们班太对不住李世昌同学了。
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班长秦光道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顾文选是我们班的同学，他是从公安部门来的，知道一些内幕，讲了出来。我们当时的思想对国家很信任，认为他反党。还有一些同学，也对一些社会现象有看法。我们同一个寝室的同学梁鹿亭，我跟他是好友，后来因为他揭露一些黑暗面，我跟他发生分歧，他被打成右派了。英语专业55级一个同学朱辛介，留级到我们班，他也是被打成右派的，在我们班被批得很厉害。我也参与了对右派的批判，我们当时是很真心地拥护党，确实不是故意伤害这些同学，但是现在看，我们是错误的，错了就是错了，我给打成右派的同学都道歉了。
有的学生干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对一直未能谋面的右派同学表示了歉意。东语系越南语专业56级团支部书记桂智贞对笔者说：她对当年把同学李唐宣打成右派感到歉疚。她说“反右这样的事情是再也不能出现了，害了人家同学一辈子。”
有些在反右中批判过学生的老师也向学生表示了歉意，数学系教师，后来担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先生当年担任系秘书，也参与了对右派学生的批判和监管。他在文革后对他监管的右派学生来向荣说：整你们整错了，我们太左了。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曾批判过右派刘绍棠，八十年代他见到刘绍棠时说：1957年我在大会上批判你，很对不住你。生物系教授陈守良是当年系总支书记，晚年多次对右派学生表示道歉，并支持在系史中比较详细地记录反右情况及公布所有右派名单。
补偿式道歉
北大53级—56级的很多学长，虽然没有向右派同学直接道歉，但是用各种补偿方式表示了歉意。
不少系级在同学聚会时，对右派同学给予特殊关照，以表示歉意。
数学系54级1班右派学生孙传仪回忆：1988年毕业三十周年，我们年级举办过一次较大的校友聚会，聚会中虽未有人口头表达歉意，但毕竟都是高智商的人，是非观念并不糊涂。同学们的诚意体现在我的待遇上，如报销我赴京的来回路费，将我定为1班的聚会召集人，几位同学先后为我联系京中的工作等。
物理系56级右派学生顾根涛，在被划为右派后曾跳城墙自杀未遂，伤及腿脚，行动不便。物56级同学聚会时，对顾根涛悉心照顾，有热心同学主动接送。
1998年百年校庆时，中文系55级同学聚会于北大，同学们把唯一一张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大会的票给了当年被打成中右，经历坎坷的同学林学球。
物理系54级学生朱自莹对笔者说：他们在上海的同学多次组织去旅游，因被打成右派的王克岩同学经济不宽裕，他们每次都不让王克岩分担费用。
法律系56级2班同学2006年纪念入学50周年聚会，特意为右派同学曾广甲祝贺八十大寿，准备了生日大蛋糕。曾广甲聚会后给同学写信表示非常感动，他说：那次班级聚会前和开会时，有同学向我表示歉意。在这件事情上（“反右派”），凡是和我以前见过面的我班同学，都向我表示过歉意。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怪同学们的。
因很多经历反右的班级在照毕业像时，没有让右派同学参加，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歉意，有的班级设法弥补。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有同学在毕业照的上角用红字标出了未能参加毕业照同学的名字。
一些右派同学在患病治疗以及生活遇到困难时，获得了来自同学的帮助和支持。化学系53级右派同学侯莲弟在2001年患尿毒症，病情恶化，急需透析。但其天津的工作单位已濒临倒闭，无法报销医药费，该年级同学了解情况后，一面委托在天津的同学向有关部门反映请求帮助，一面发动各地同学捐款，很快筹集到四万多元，由彭崇慧等同学专程送往天津，并代表同学慰问看望。同学的真情帮助令侯莲弟非常感动，她给同学们写了感谢信，表达了衷心的感激。物理系54级右派同学刘显声因一个儿子患病残疾，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老同学王励等都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道歉中的反思救赎与跟风表态
一些经历反右的学生干部以救赎的方式完成了对受害同学的道歉，他们的行为已超越了单纯道歉的层面。印象最深的是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3班党支部书记陆拂为。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是反右重灾区，104个同学，有18人划为右派，其中包括林昭。这些同学在反右之后的二十年中，经历了各种苦难困厄，有人含冤而死，有人下落不明。在1978年55号文件下达后，这些同学的命运才迎来了转机。然而，在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转到了人民大学，只有54级是从北大毕业，之后的55级至57级，均为北大入学，人大毕业。在右派改正工作开始后，北大认为新闻专业已转至人大，改正工作应由人大负责，而人大认为，右派是在北大打的，档案也在北大，应由北大负责改正。时任人大新闻系系主任罗列曾在反右时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为人正直，曾保护过林昭，他有心接手此事，但他当年已年过花甲，且工作繁忙，力不从心。他为此事找到时任新华社记者的陆拂为。陆拂为当年是新闻专业54级3班的支部书记，由他来做整个新闻专业的右派改正，其实没有合适的名义和理由，但陆拂为接受了这个费力的工作。他要去北大查右派和中右同学档案，53、54、55、56几个年级总数有六七十人，还需要查出右派和中右同学当时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给他们一一寄出改正通知书。有些右派同学还牵涉到历史问题，后来政治运动的问题，均要一一核查，与有关部门联系，进行处理。54级新闻专业右派学生文秉勋回忆：55号文件下达以后，我就想去申诉我的问题，后来听说人大新闻系不管这个事，我就去了北大。那天我到北大，走到离中文系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从中文系出来，感觉很眼熟，走近一看，是我们年级另外一个右派同学邓荫柯，他一见到我就说，别去中文系了，这里也不管，咱们去找陆拂为吧！我们一起到了陆拂为家，看到他家里到处摆的都是我们这些人的材料。他热情招呼我们，告诉我们会尽快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回去不久之后就收到了改正通知书。我们右派同学都非常感谢陆拂为，如果没有他担当这件事，我们的改正至少要推迟半年。54级新闻专业另一个右派同学刘发清回忆：我当年在甘肃礼县石桥中学任教，很多年没有对外联系。我在55号文件后半年才听说右派改正的消息，于是给罗列老师写信询问，又过了几个月，收到了改正通知书。陆拂为告诉我，因为不知道我在哪里，开始时把改正通知书寄到我的家乡广东梅县有关部门，后来罗列老师把我的信转给他，他才从梅县要回我的改正通知书，寄到甘肃礼县我的学校。陆拂为辛辛苦苦完成这项任务，为了什么，我认为，他是为了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同学早日收到“改正通知书”，使我们及亲友早日解除精神枷锁，享受第二次解放的快乐。
陆拂为不仅一手承担了右派同学的改正工作，而且尽一己之力，为同学找到施展能力和才华的岗位。新闻专业54级右派学生王国乡，被同学认为是最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陆拂为最先处理了王国乡的改正，王国乡开始被当地分配在河南唐河县统计局工作。陆拂为向新华社领导力荐王国乡，陈述王国乡的才华与能力，他说：一个王国乡顶十个陆拂为。这样，王国乡得以调到新华社河南分社任记者，这个工作使王国乡拓展了眼界和人脉，为他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陆拂为更受称道的壮举是与穆青、郭超人合写长篇文章《历史的审判》，首次公开了同学林昭的冤案，后来林昭的英名广为人知，陆拂为功不可没。
救赎需要对历史有深刻反思，笔者接触到的一些痛切反思历史的学长，都有令人感动的人性救赎。当年的学生干部陈丹晨、叶蕴华、武际可都对笔者的工作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笔者有任何问题请教，耄耋高龄的几位学长均有问必答，有些问题如果他们不清楚，会尽力找其他知情人询问，他们的尽心竭力，令我感到他们似乎是在还债，拳拳之心令人深为感动。闫泽群学长与我互动交流甚多，他会经常谈到他对反右和政治运动的反思，他说：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是一口气读完的，作为当年把同学打成右派的一分子，我一直从内心深处愧疚。你把我同代被打成右派校友的悲惨命运写出来，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的后代懂得，多数人专政也是非常可怕的。
有些反右主持者的道歉似乎是为环境所迫的政治表态。政治表态式的道歉是一种大形势下的跟风，没有什么反思可言，因此，在不同的场合会说不同的话。
当年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王庆淑，在文革后曾经见到右派就道歉，哲学系55级右派学生黄学诗说：文革结束，她来太原，我去拜访她，她拉着我的手说：“当时我们都左得可爱，让你受罪了……”。可是前两年笔者联系到王庆淑，请她回忆哲学系的反右，她却一再表功：如果不是我在哲学系，不知要多打多少右派。那谁谁谁就是我保下来的。她讲了很多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细节，听起来她就是一个受难者和保护受难者的角色。实事求是地说，王庆淑在反右中的确保护过某些师生，但对于哲学系所划的40多名右派，她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哲学系很多人都回忆过她的极左行为。她在文革后的道歉和对笔者的表述前后矛盾，实在难以确定她的真实态度。
笔者采访到的另一个系的总支书记，据该系右派学生说，他曾经写信给有些学生道歉。但在接受采访时，他也没有任何歉意表示，他说：那某某某老师，他写了那么大的一张大字报，我不能不打他右派。学生右派，都是学生会负责的，我不清楚。这种回避和推责，很难令人相信他当年的道歉有多少诚意。
不道歉的种种人
有些在反右中表现积极的学生干部，在文革后完全没有任何道歉的表示。
数学系55级学生干部秦宛顺，在反右中特别积极，极力把同学打成右派，有同学回忆说，55级数学专业的右派，很多都跟秦宛顺有关。更有些同学直言秦宛顺人品很坏。秦宛顺因反右中的积极表现留校任教，文革中成为左派头头，继续整人，他对数学系董铁宝、董怀允教授的自杀负有直接责任。文革后，秦宛顺调到经济系，他没有参加任何同学聚会，没有对任何一位受害同学表示过歉意。
物理系56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李吉士，是反右中的核心人物。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生杀予夺大权，任意胡为。他要求同学都要向他汇报思想，有的同学，没有任何言行，仅因为不愿向他汇报思想，就被他划为右派。物56级右派学生顾云，多年不能从事专业工作，文革末期，环境松动，谋求专业对口，联系调往中科院所属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但其档案却在物理所搁浅一年多，音讯全无。后来打听方知，该所的人事部负责人正是李吉士。顾云感叹冤家路窄，个人命运竟一再被一个人左右。后来幸得另一位热心同学陈春先大力协助，才调入该所。李吉士在2011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提到反右，轻描淡写地说：我不得不组织大家整理材料，把认为有问题的人的材料呈报上级，上级根据所报材料，将一部分人划成右派进行批判。时紧时松折腾了一个学期，差不多一个班抓出一个右派，少数班有两个。最终，我们年级还是没有达到上级要求的指标。（见李吉士《求真随想录》第54-55页，华夏出版社）物56级划右的情况真是这样吗？该年级学生右派王绍渝做了统计，他说：我们年级共有432人，分成14个小班，而到二年级又调整合并为10个班。划右派是在二年级上学期进行的。如果按照李（吉士）的说法，似乎全年级划的右派不会超过20人，指标也不超过5%，而实际上，全年级共划了39名右派，占全年级人数的9%，有7个班，每班都划了3名以上，其中有两个班各划5名，最多的一个班竟划了8名。（见王绍渝《青春的“改造”故事》载《北京大学物理专业1956级回忆录》第127页）李吉士的这种歪曲历史、美化自己的态度，受到了同学的一致谴责，他也从未参加过同学聚会。
物理系54级，是全校反右中有名的重灾区，该年级共打了32名右派。在1998年百年校庆聚会时，当年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李守中向同学表示了道歉，而其他当年的积极分子，并没有任何表示。有同学要求当年表现极左的学生干部曹文举道歉，被曹文举拒绝。右派学生张云鹗，参加聚会后感觉很失望，他说，当年极左的那些人，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道歉与和解
北大经历反右的一些集体，在学生干部与同学真诚道歉后，右派同学接受了道歉，达成了和解。如上述法律系56级右派学生曾广甲所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那样的，不怪同学们。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右派同学表现了以德报怨的态度。
图书馆系56级右派学生李修宇，在被打成右派后，曾跳楼自杀未遂，在住院治疗期间，被迫写了认罪书，回来后以叛党罪名继续接受批判，并被发配到门头沟农村劳动两年。右派改正后，他主动发起与同学和解。他出差到各地，都主动去看望同学，很多同学都为之感动。但他也曾遭到莫名的冷遇，当年的班级党支部书记黄爱华，是将李修宇划为右派的主持者，李修宇不计前嫌，专程到北大，找到黄爱华的住址登门拜访，不料黄爱华的态度却非常冷漠，这令李修宇感到寒心。
化学系54级右派学生李世荣，是一位热诚仗义，品德高尚的人。他被打成右派后，仍不避嫌隙，帮助其他难友。1960年，他在北京街头偶遇同年级右派同学梁成金，他将自己排队买到的罐头送给了已有身孕，没买到罐头的梁成金。当梁成金遭遇婚变，需要到当年登记结婚的办事处索取结婚证明，身在香港的梁成金在万般无奈之中，求助于李世荣，李世荣费尽周折，帮她找到了需要的证明。右派改正后，李世荣主动与同学和解。他曾下海办公司，有些积蓄，但绝非大款，然而每次同学聚会，他都主动承担所有费用，热情招待所有同学。
不是所有的道歉都会被接受，有些受难者拒绝了道歉。
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当年因为出身不好，肃反时挨过整，在57年鸣放时谨言慎行，但他遇到参加鸣放的学生，向他了解肃反时挨整的情况，以作为大字报的素材，他还是写了自己的经历提供给学生。反右开始，刘时衡这个私下里的行动被一位知情的经济系年轻教师举报，成为刘时衡被划为右派的重要证据。右派改正后，当年举报他，后来成为学界巨擘的经济系教师，得知刘时衡已知晓此事，曾两次登门向刘时衡道歉。倔强的刘时衡没有接受道歉，但对此事保持了沉默。
中文系56级1班团支部书记赵遐秋，是反右中的积极分子。她在文革后忆及往事，非常忏悔。她向当年打成右派的同学道歉。右派同学曹国臣表示了谅解。但另一位右派同学黄一宁拒绝接受道歉，并拒绝与她同桌共餐。
数学系54级学生刘景麟，在校时成绩优异。他反右中没有任何言论，仍被栽上思想反动的罪名而打成中右，58年拔白旗时又成为白专典型。成绩拔尖的他被发配到内蒙，蹉跎半生。他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们同学聚会，好几个留校的同学见到我都欲言又止，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因为我们为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被歧视，还有一生的学术道路。
往事并不如烟，受难者有不接受道歉的权利，反右给他们带来的半生坎坷，二十年苦难，不是道歉所能补偿的。但道歉是一种态度。真诚的道歉是值得肯定的，而反思和救赎是值得赞扬的。
说话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假设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而不明白自己说话的目的就是让对方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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