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曾主编《未名不改旧时波——北京大学77/78级毕业四十周年校友回忆录》，并发表北大五十年代校史研究文章多篇。
1957年整风反右中，北大有几个系：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进入了工作组，因工作组一般只与系负责人，主要学生干部打交道，因此要了解他们的角色和作用有较大难度。
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化学系不同年级的几位党员和学生干部，对化学系工作组的情况有了一定了解。与数学、物理系不同，化学系极少在全校活跃的右派。
在鸣放中积极建言、辞锋尖锐的傅鹰教授，因毛泽东的一句“北京大学傅鹰教授……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见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得以涉险过关，成为“中右”标兵。时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的文重教授，没有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去积极反右，后来被打成右倾。因如上几个原因，化学系的反右在前一阶段，一直进行得不温不火。上级领导为了加强化学系的火力，给化学系派进了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就是因受家属历史问题牵连，从中宣部调入北大的李普。
1957年下半年，反右后期，李普作为上级派入的工作组负责人，介入了化学系的反右。笔者采访了化学系54级校友周宁怀、陈凤翔，55级校友厉秋岳、顾镇南、叶蕴华、阎泽群、齐大荃，53级校友李宣文，他们都回忆了李普在化学系反右中的一些情况。
几位校友共同的印象是，李普来化学系，是带着上方意志来的，他的一些做法导致化学系的反右迅速升温。“李普极力推动反右，把本来可以不划右派的同学都划成右派了，他在化学系的做法是极左的。”（顾镇南）“当时我们的思想跟不上，认为一些同学就是思想落后，不是右派，李普让我们跟上形势”（齐大荃）。关于李普介入的一些案例，笔者了解的情况如下。
1.郑光第极右定性
郑光第，化学系55级1班团支部书记。浙江人，他是转业军人，曾参加抗美援朝。郑光第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理想主义青年，他是家中独子，本可以不参军，但他坚决要求参军上前线，立誓“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在北大，他是政治热情高，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一直努力争取入党。他聪明外向，口才好，非常活跃。
在整风鸣放期间，他认为党号召大家帮助整风，应该积极响应。他参加了一些座谈会、讨论会，写了一篇《应该改进考试制度》的文章在校刊发表，提出理科可以不考政治课和外语的建议。他在一张大字报中探讨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源，认为党内混入了一些动机不良的投机分子，很多老干部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不能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只会盲从和跟风。党内存在的投机和盲从导致了三害，要根除三害必须清除投机分子和努力提高盲从者的知识水平和政策水平。这在反右中，被认为是严重的右派言论。
班上的一些左派同学抓住郑的言论，主张将他划成右派。但党支部书记尚振海认为，根据郑光第的一贯表现，他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有些话可能说得过头，可以批评帮助。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也都支持尚振海的看法。对于郑光第的划右，就因此而悬置。直至李普来到化学系，力排众议，认定郑光第为右派。李普还带来了郑光第的一个过硬罪证。
在反右开始不久，胡耀邦召开了一次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座谈会，意在了解高校反右动态和学生对运动的看法。尚振海推荐了郑光第参加。结果郑光第在座谈会上又重申了投机、盲从是三害根源，党要清除投机分子出党和努力提高党员水平的建议，胡耀邦在听了他的发言后私下表示，这是右派言论。于是，李普带着胡耀邦的旨意亲自给郑光第定了性。55级党员叶蕴华回忆：我们都没有想通要把郑光第划成右派，党员里没人认为他是右派，定他右派的那次会议李普来参加了，气氛凝重，我印象深刻。
李普说，郑光第的这些言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向党进攻。尚振海仍想为郑求情，说，要不我再找他谈一次，让他态度好一点，不要划他极右。然而李普的坚持和郑光第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的态度终使他在劫难逃，他被划为极右分子，被逐出校门，送往工厂劳动改造。郑光第自此开启了悲惨的命运。
与郑光第同在北京光华染织厂劳动的北大右派难友纪增善、燕遯符回忆说：郑光第一直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他感到非常痛苦，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来安慰自己。60年代初，一直没有摘帽的郑光第感到回校无望，意图外逃，结果还没上火车就被抓了回来，送去劳动教养。在劳改农场的郑光第，仍对未来抱有期望，1963年解除劳教后，郑光第曾去找划右派后与他分手的同窗恋人，希望再续前缘，结果被拒之门外。他在63年国庆节之前，向农场提出想去天安门观看焰火，结果遭到训斥。郑光第无法接受解除劳教后仍然是贱民的现实，跑到什刹海投水自尽。（一说郑逃离北京去了北戴河，投海自杀）。
2.两个年轻党员划右
王海云、周宁怀，化学系54级4班学生，1956年同时入党，王海云是系团总支组织委员，周宁怀是班级团支部书记。
鸣放时，他们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但是看到当时的鸣放很热烈，他们认为鸣放的主流是响应党的号召，助党整风，群众发动起来了，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而校党委一直没有主动积极的引导，使基层干部难以工作，他们之间交流了这些看法，决定给校党委写信建议，于是在57年5月31日由王海云执笔写了给校党委的建议信，信的大意是应该肯定鸣放是一种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党委对此不应该否定和害怕，应该保护这种民主的萌芽。
王海云
周宁怀
反右开始后，两人因这封信被指为背叛党的利益，围绕二人的处理在化学系也引起一番争论，文重认为两个年轻党员出于帮助党整风的意愿，通过组织系统向党委提出意见，即使有错误，也不应划为右派；而李普认为二人已经丧失立场，应当划右。
王海云和周宁怀受到了高压式的严厉批判，二人都不认为自己是反党的，但批判者却搬出“以效果看动机”的逻辑来推论，即建议信的效果是反党的，动机也不可能不是反党的。在巨大压力下，周宁怀怀疑自己是否“思想跟不上形势了”，“在开除我党籍的会上，我自己都举手了”。
在李普主持下，王、周都被划为右派。周宁怀被从轻处理，免于处分。而贫农出身的王海云，坚持不认罪，并与批判者辩论，因而被从重处罚，发配到山西阳泉煤矿下井挖煤多年。周宁怀分配到四川的一个工厂，以戴罪的心情努力工作，1959年第一批摘帽。他给文重写信报告了自己摘帽的消息，后来他得知，他的信又成了文重的新罪证，有人说，右派摘帽都给文重写信，可见他和右派关系密切。
59年反右倾时，文重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内和行政职务。在山西煤矿劳动的王海云，对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始终不服，他一直保留着二人给北大党委建议信的底稿。
文革结束后，王海云携材料到北大要求平反，结果无功而返。直至中央55号文件发布，右派得到改正，王和周才得到彻底平反。经历了二十年蹉跎，二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获得了用武之地，王海云曾担任山西阳泉市化工局局长，质量标准管理局局长，周宁怀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微型实验国内带头人。被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列为在全球开展微型化学实验有贡献的专家之一。
3.尚振海的处理
尚振海，化学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入学前是国务院机关干部，是同学中的老大哥。尚振海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宽厚善良，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尚振海
反右中，他始终实事求是，不愿意给无辜的同学造成伤害。他极力保护郑光第，想帮助他渡过一劫，但由于李普的一锤定音，未能如愿。不仅如此，他本人在反右后期也遭到了严厉批判和处理。
当时55级的学生党员叶蕴华、阎泽群回忆，当时李普召集我们开会，要开除尚振海的党籍，我们都接受不了。尚振海是我们几乎所有年轻党员的入党介绍人，他这么好的人怎么能这样处理他？在会上，我们都哭了，都为尚振海求情。李普说我们立场有问题。阎泽群的父亲是开国上将阎红彦，李普曾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战地记者采访过闫红彦。他回忆道，处理尚振海的会之后，李普找我谈了很长时间话，李普说，我认识你父亲，你怎么这么立场不坚定？你们怎么这么温情？开个会还哭鼻子！阎泽群表示尚振海的事情想不通，不同意这样处理尚振海。由于几乎所有党员的反对，对尚振海的处理才改为撤销党内职务，严重警告。而替郑光第辩护的郑的好友厉秋岳，也因此被划为中右，在59年反右倾中再受处理，被开除团籍。
4.傅国强被补划右派
傅国强，浙江宁波人，化学系53级学生，5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傅国强的同学李宣文回忆，傅在鸣放时没有任何言论和表现。因为当时北大鸣放轰轰烈烈，他写信把北大鸣放的情况告诉了在哈工大读书的弟弟傅丰祥。后哈工大反右时傅丰祥被划为右派，哈工大把傅国强写的信转到北大。李普拿了傅国强的信到教研室说，这样的人煽风点火，不划成右派谁是右派！结果傅国强马上被送到门头沟农村劳动，之后又被发配到京西煤矿劳动改造二十年之久。直至1979年才获得平反改正。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不仅断送了傅国强的学术生涯，也造成了他婚姻家庭的不幸。
李普早年参加革命，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两头真”的老同志，文革后，他写了大量文章反思历史，呼唤民主自由，他的很多观点振聋发聩，直击体制之要害。但对于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他只讲到他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过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此他说“批马老之事，是我的一个心病……我是当了打手的，对不起马老”（见《光荣归于民主——李普自选集》第一册，页35，美国柯捷出版社，2010）.而对于他在北大化学系领导反右的经历，始终只字未提。2003年11月23日，李普在给兰州医学院右派邹世敏的信中说：我今年满了八十五岁，是过来人，不过我比你幸运多了。反右派的时候我正“靠边站”。1955年开始审查我的历史，批斗比较斯文，1957年等待结论。结果虽然撤了职，档案袋里藏了一项“特嫌”帽子，但是逃过了“右派”这一劫。“（见上书第二册，页245）这“靠边站”的说法如何能与他在化学系的角色相对应？李普老是遗忘了还是在回避这段经历？据周宁怀回忆，文革后文重教授在某个场合遇到了李普，曾问到他“你是否还记得那两位年轻党员打成右派的事情”，李普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
在纪念夫人沈容的《有容乃大》一书中，李普写到：我反思过去的岁月，对有些时段也不禁黯然。不知这黯然的岁月，是否也有在北大化学系的时光？
这种自我作贱“我当了打手”的所谓反省或“道歉”之风，使我想起了元首在第三帝国的最后时刻，把权杖交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人：著名建筑师斯匹厄和海军元帅邓尼茨，及这俩之后的一些事情。
斯匹厄的建筑设计理念及思想，深得元首欣赏并提携；元首信任斯匹厄在国家建设方面的领导能力并赋予他战时帝国的重要工作及岗位，负责后勤军需保障工作。
最后斯匹厄和邓尼茨，这俩代表德国，带人跟盟国签署了投降书。
此后于战后无论何种正式场合，邓尼茨对过去认为自己只是军人，不清楚元首及其“残暴”和“罪行”。但这个斯匹厄却全然不同了；他不仅在纽伦堡法庭上也在后来的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愤怒声讨”元首的滔天罪行，并为当年未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元首的“罪恶” 行径而自责不安！
但可笑的是斯匹厄在纽伦堡审判中，还是被判了20年，而邓尼茨10年。
自左到右：斯匹厄，邓尼茨，及陆军上将裘德，被盟军正式逮捕之后留影。
占领法国、巴黎：从左至右分别为斯匹厄、元首及雕塑家布莱克。
布莱克类似邓尼茨，战后对元首基本是缄口不言。
陆军上将裘德，被英国士兵从家里带走；随后在纽伦堡被判处绞刑。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曾主编《未名不改旧时波——北京大学77/78级毕业四十周年校友回忆录》，并发表北大五十年代校史研究文章多篇。
原题 北大化学系的反右 李普的黯然岁月 作者：郭力1957年整风反右中，北大有几个系：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进入了工作组，因工作组一般只与系负责人，主要学生干部打交道，因此要了解他们的角色和作用有较大难度。
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化学系不同年级的几位党员和学生干部，对化学系工作组的情况有了一定了解。与数学、物理系不同，化学系极少在全校活跃的右派。
在鸣放中积极建言、辞锋尖锐的傅鹰教授，因毛泽东的一句“北京大学傅鹰教授……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见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得以涉险过关，成为“中右”标兵。时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的文重教授，没有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去积极反右，后来被打成右倾。因如上几个原因，化学系的反右在前一阶段，一直进行得不温不火。上级领导为了加强化学系的火力，给化学系派进了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就是因受家属历史问题牵连，从中宣部调入北大的李普。
1957年下半年，反右后期，李普作为上级派入的工作组负责人，介入了化学系的反右。笔者采访了化学系54级校友周宁怀、陈凤翔，55级校友厉秋岳、顾镇南、叶蕴华、阎泽群、齐大荃，53级校友李宣文，他们都回忆了李普在化学系反右中的一些情况。
几位校友共同的印象是，李普来化学系，是带着上方意志来的，他的一些做法导致化学系的反右迅速升温。“李普极力推动反右，把本来可以不划右派的同学都划成右派了，他在化学系的做法是极左的。”（顾镇南）“当时我们的思想跟不上，认为一些同学就是思想落后，不是右派，李普让我们跟上形势”（齐大荃）。关于李普介入的一些案例，笔者了解的情况如下。
1.郑光第极右定性
郑光第，化学系55级1班团支部书记。浙江人，他是转业军人，曾参加抗美援朝。郑光第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理想主义青年，他是家中独子，本可以不参军，但他坚决要求参军上前线，立誓“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郑光第在北大，他是政治热情高，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一直努力争取入党。他聪明外向，口才好，非常活跃。
在整风鸣放期间，他认为党号召大家帮助整风，应该积极响应。他参加了一些座谈会、讨论会，写了一篇《应该改进考试制度》的文章在校刊发表，提出理科可以不考政治课和外语的建议。他在一张大字报中探讨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源，认为党内混入了一些动机不良的投机分子，很多老干部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不能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只会盲从和跟风。党内存在的投机和盲从导致了三害，要根除三害必须清除投机分子和努力提高盲从者的知识水平和政策水平。这在反右中，被认为是严重的右派言论。
班上的一些左派同学抓住郑的言论，主张将他划成右派。但党支部书记尚振海认为，根据郑光第的一贯表现，他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有些话可能说得过头，可以批评帮助。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也都支持尚振海的看法。对于郑光第的划右，就因此而悬置。直至李普来到化学系，力排众议，认定郑光第为右派。李普还带来了郑光第的一个过硬罪证。
在反右开始不久，胡耀邦召开了一次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座谈会，意在了解高校反右动态和学生对运动的看法。尚振海推荐了郑光第参加。结果郑光第在座谈会上又重申了投机、盲从是三害根源，党要清除投机分子出党和努力提高党员水平的建议，胡耀邦在听了他的发言后私下表示，这是右派言论。于是，李普带着胡耀邦的旨意亲自给郑光第定了性。55级党员叶蕴华回忆：我们都没有想通要把郑光第划成右派，党员里没人认为他是右派，定他右派的那次会议李普来参加了，气氛凝重，我印象深刻。
李普说，郑光第的这些言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向党进攻。尚振海仍想为郑求情，说，要不我再找他谈一次，让他态度好一点，不要划他极右。然而李普的坚持和郑光第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的态度终使他在劫难逃，他被划为极右分子，被逐出校门，送往工厂劳动改造。郑光第自此开启了悲惨的命运。
与郑光第同在北京光华染织厂劳动的北大右派难友纪增善、燕遯符回忆说：郑光第一直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他感到非常痛苦，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来安慰自己。60年代初，一直没有摘帽的郑光第感到回校无望，意图外逃，结果还没上火车就被抓了回来，送去劳动教养。在劳改农场的郑光第，仍对未来抱有期望，1963年解除劳教后，郑光第曾去找划右派后与他分手的同窗恋人，希望再续前缘，结果被拒之门外。他在63年国庆节之前，向农场提出想去天安门观看焰火，结果遭到训斥。郑光第无法接受解除劳教后仍然是贱民的现实，跑到什刹海投水自尽。（一说郑逃离北京去了北戴河，投海自杀）。
2.两个年轻党员划右
王海云、周宁怀，化学系54级4班学生，1956年同时入党，王海云是系团总支组织委员，周宁怀是班级团支部书记。
鸣放时，他们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但是看到当时的鸣放很热烈，他们认为鸣放的主流是响应党的号召，助党整风，群众发动起来了，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而校党委一直没有主动积极的引导，使基层干部难以工作，他们之间交流了这些看法，决定给校党委写信建议，于是在57年5月31日由王海云执笔写了给校党委的建议信，信的大意是应该肯定鸣放是一种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党委对此不应该否定和害怕，应该保护这种民主的萌芽。
王海云
周宁怀
反右开始后，两人因这封信被指为背叛党的利益，围绕二人的处理在化学系也引起一番争论，文重认为两个年轻党员出于帮助党整风的意愿，通过组织系统向党委提出意见，即使有错误，也不应划为右派；而李普认为二人已经丧失立场，应当划右。
王海云和周宁怀受到了高压式的严厉批判，二人都不认为自己是反党的，但批判者却搬出“以效果看动机”的逻辑来推论，即建议信的效果是反党的，动机也不可能不是反党的。在巨大压力下，周宁怀怀疑自己是否“思想跟不上形势了”，“在开除我党籍的会上，我自己都举手了”。
在李普主持下，王、周都被划为右派。周宁怀被从轻处理，免于处分。而贫农出身的王海云，坚持不认罪，并与批判者辩论，因而被从重处罚，发配到山西阳泉煤矿下井挖煤多年。周宁怀分配到四川的一个工厂，以戴罪的心情努力工作，1959年第一批摘帽。他给文重写信报告了自己摘帽的消息，后来他得知，他的信又成了文重的新罪证，有人说，右派摘帽都给文重写信，可见他和右派关系密切。
59年反右倾时，文重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内和行政职务。在山西煤矿劳动的王海云，对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始终不服，他一直保留着二人给北大党委建议信的底稿。
文革结束后，王海云携材料到北大要求平反，结果无功而返。直至中央55号文件发布，右派得到改正，王和周才得到彻底平反。经历了二十年蹉跎，二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获得了用武之地，王海云曾担任山西阳泉市化工局局长，质量标准管理局局长，周宁怀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微型实验国内带头人。被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列为在全球开展微型化学实验有贡献的专家之一。
3.尚振海的处理
尚振海，化学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入学前是国务院机关干部，是同学中的老大哥。尚振海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宽厚善良，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尚振海
反右中，他始终实事求是，不愿意给无辜的同学造成伤害。他极力保护郑光第，想帮助他渡过一劫，但由于李普的一锤定音，未能如愿。不仅如此，他本人在反右后期也遭到了严厉批判和处理。
当时55级的学生党员叶蕴华、阎泽群回忆，当时李普召集我们开会，要开除尚振海的党籍，我们都接受不了。尚振海是我们几乎所有年轻党员的入党介绍人，他这么好的人怎么能这样处理他？在会上，我们都哭了，都为尚振海求情。李普说我们立场有问题。阎泽群的父亲是开国上将阎红彦，李普曾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战地记者采访过闫红彦。他回忆道，处理尚振海的会之后，李普找我谈了很长时间话，李普说，我认识你父亲，你怎么这么立场不坚定？你们怎么这么温情？开个会还哭鼻子！阎泽群表示尚振海的事情想不通，不同意这样处理尚振海。由于几乎所有党员的反对，对尚振海的处理才改为撤销党内职务，严重警告。而替郑光第辩护的郑的好友厉秋岳，也因此被划为中右，在59年反右倾中再受处理，被开除团籍。
4.傅国强被补划右派
傅国强，浙江宁波人，化学系53级学生，5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傅国强的同学李宣文回忆，傅在鸣放时没有任何言论和表现。因为当时北大鸣放轰轰烈烈，他写信把北大鸣放的情况告诉了在哈工大读书的弟弟傅丰祥。后哈工大反右时傅丰祥被划为右派，哈工大把傅国强写的信转到北大。李普拿了傅国强的信到教研室说，这样的人煽风点火，不划成右派谁是右派！结果傅国强马上被送到门头沟农村劳动，之后又被发配到京西煤矿劳动改造二十年之久。直至1979年才获得平反改正。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不仅断送了傅国强的学术生涯，也造成了他婚姻家庭的不幸。
李普早年参加革命，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两头真”的老同志，文革后，他写了大量文章反思历史，呼唤民主自由，他的很多观点振聋发聩，直击体制之要害。但对于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他只讲到他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过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此他说“批马老之事，是我的一个心病……我是当了打手的，对不起马老”（见《光荣归于民主——李普自选集》第一册，页35，美国柯捷出版社，2010）.而对于他在北大化学系领导反右的经历，始终只字未提。2003年11月23日，李普在给兰州医学院右派邹世敏的信中说：我今年满了八十五岁，是过来人，不过我比你幸运多了。反右派的时候我正“靠边站”。1955年开始审查我的历史，批斗比较斯文，1957年等待结论。结果虽然撤了职，档案袋里藏了一项“特嫌”帽子，但是逃过了“右派”这一劫。“（见上书第二册，页245）这“靠边站”的说法如何能与他在化学系的角色相对应？李普老是遗忘了还是在回避这段经历？据周宁怀回忆，文革后文重教授在某个场合遇到了李普，曾问到他“你是否还记得那两位年轻党员打成右派的事情”，李普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
在纪念夫人沈容的《有容乃大》一书中，李普写到：我反思过去的岁月，对有些时段也不禁黯然。不知这黯然的岁月，是否也有在北大化学系的时光？
这种自我作贱“我当了打手”的所谓反省或“道歉”之风，使我想起了元首在第三帝国的最后时刻，把权杖交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人：著名建筑师斯匹厄和海军元帅邓尼茨，及这俩之后的一些事情。
斯匹厄的建筑设计理念及思想，深得元首欣赏并提携；元首信任斯匹厄在国家建设方面的领导能力并赋予他战时帝国的重要工作及岗位，负责后勤军需保障工作。
最后斯匹厄和邓尼茨，这俩代表德国，带人跟盟国签署了投降书。
此后于战后无论何种正式场合，邓尼茨对过去认为自己只是军人，不清楚元首及其“残暴”和“罪行”。但这个斯匹厄却全然不同了；他不仅在纽伦堡法庭上也在后来的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愤怒声讨”元首的滔天罪行，并为当年未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元首的“罪恶” 行径而自责不安！
但可笑的是斯匹厄在纽伦堡审判中，还是被判了20年，而邓尼茨10年。
自左到右：斯匹厄，邓尼茨，及陆军上将裘德，被盟军正式逮捕之后留影。
占领法国、巴黎：从左至右分别为斯匹厄、元首及雕塑家布莱克。
布莱克类似邓尼茨，战后对元首基本是缄口不言。
陆军上将裘德，被英国士兵从家里带走；随后在纽伦堡被判处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