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長大在廣東人家庭，但我卻不是在廣東出生和長大，雖然父母之間交談用的是廣東話，可最初教我説話的是北京保姆，這保姆一口純正的北京話，於是我的母語便成爲純正無疑的北京話，父母是移居北京的廣東人，說一口濃重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不是北京話），他們之間講的粵語我完全聽不懂，也不明白廣東跟我有什麽關係，對了，除了上學需要填表時，在籍貫那一欄里我要填上“廣東新會”四個字，至今也不懂讓一個小學生填寫籍貫是什麽意思或目的。
那時，我家在北京，我也視北京爲我的家，上小學那年父親戴了右派帽子，并被逐出北京，離開我們到河北農村接受改造，本來父母之間用粵語交談，我應該多少學會聽懂一些，但父親走後衹剩母親，對着我這個“北京女兒”，她衹能用帶有廣東口音的普通話跟我説話，我當然沒有感到有任何不妥之處。
文革開始後，母親與父親一樣被醫院的紅衛兵揪鬥批判，我們家成了“問題家庭”，有一天街道居委會來人到我們四合院來調查，特別敲開了鄰居大媽的門，指指我們住的北屋問道“你知道他們說的廣東話，說的是什麽嗎？”，
大媽答“我聽不懂啊！”
“你們住一個院好幾年了，你都聽不懂？”
“聽不懂“ 大媽誠實地答道。
其實，不僅這大媽多年與我們爲鄰聽不懂廣東話，連我自己即便屬於這個家的家庭成員，一樣聽不懂。可是，從那時開始我就明白了，廣東話作爲一種方言，在遠離廣東的北京成了一種大多數人聽不懂的語言，卻是不受歡迎的，這個不受歡迎的潛意識包含了懷疑、猜忌及至不信任，而令我想不到的是這種心態竟一直延續到六十年之後的今天，依然在廣東發酵，多年前政府已在廣州的中小學推行普通話，廣東人的後代如今在廣州長大，竟然講廣東話磕磕巴巴，反而普通話比廣東話流利。
廣東話是廣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摒棄粵語，過度强調普通話的重要，其實是在扼殺廣東文化，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方言恐怕有幾百種之多，何不每個地方的孩子掌握自己的方言之外，也學習用普通話交流，但是，有人就是不能容忍多元文化，多種方言，徒呼奈何。
克服粵語障礙，任重道遠
1980年我從北京移居香港前，曾跟一位定居北京的印尼華僑大姐學習廣東話，盡管如此。那個時候的我，廣東話能聽得懂的僅約五成，多數情況下都是連蒙帶猜，至於講廣東話，對於一個說慣北京話的人來講，十分不易，最感困難的是廣東話的許多發音，還有那九個音調，在北京話或普通話中是不存在的，比如粵語的“五”、“吳”、“樂（器）”等舌後發音，北京人會覺得簡直比英文字母還難發音。不過儘管如此，我從來沒有排斥，甚至憎恨廣東話的心態，既然定居于此，那就想辦法解決聼與說廣東話的問題吧。想別的，都是無用。
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醫生醫務所，負責前臺工作及接聽電話，好在醫生也是北方人，而當年大部分病人來自北方或上海，不講廣東話衹説北京話也能應付。除此，看電視也是學講廣東話的好辦法，特別是看當年的電視連續劇，劇情加對話，很快便從中了解在何種環境下，用怎樣的廣東話語句應對。其實這跟看電視或電影學英文是一個道理。
後來，我又開始了教琴生涯，那些小孩子便成了我的廣東話老師，那時我的廣東話依然講得歪七扭八，別人聽不懂，連我自己都不知説的是什麽，不過，碰到這個時候我唯有不恥下問。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才五歲的學生跟我説她要“屙屎”，我無論如何聽不懂她想要幹嘛，這兩個字寫出來我當然明白，但用粵語口講出來，我就懵了，最後這女孩自己跑進厠所解決，我才恍然大悟。
令我的粵語突飛猛進的階段，是我在明報編輯部工作的六年，那時整個明報機構能夠講標準北京話的衹有我一個，查老闆（查良鏞）是上海人，跟我講帶有上海口音的國語，其餘所有部門的員工都是香港本地人，環境迫使我必須用廣東話與他們溝通，好在我這人臉皮厚，也不在乎被人嘲笑。當時編輯部的幾位年輕記者和編輯，常常笑話我的粵語，說我本是廣東人，怎麽連廣東話都不會講，我就解釋我是在北京長大，北京話才是我的母語，現在學説廣東話，説的不準確，請各位不吝指教。
如果還有人再嘲笑我，我便擺出“擂臺”------ 請對方講北京話，我講廣東話，時限五分鐘，堅持不下講五分鐘的那個爲輸者，要請飲茶。當然我是開玩笑，即使如此，始終沒有人應戰，但自此不再有人嘲笑我的粵語了。
當時，連查老闆也了解我的處境，他曾跟我說: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欺生的現象，我當年剛來香港的時候也一樣，你跟他們講不一樣的話（方言），他們就會覺得你不一樣。這欺生的現象在動物界都存在的，不要緊的，以後就好了。”
連查老闆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我的心情放鬆了很多，慢慢不再對自己的不準確粵語有任何愧疚。還記得編輯部的那幾位曾經嘲笑我的編輯及記者，說我的一些廣東話説得像“講粗口”，粗口意即駡人的話，我一點都不在意，反而問他們真正的“粗口”是怎麽發音的，是什麽意思，在我看來那根本就是廣東話文化的一部分。好玩的是，他們也好奇地問起了北京話的粗口是怎麽説的，一時間我們對廣東和北京的語言文化差別，開始了熱烈討論，沒有人再挑剔本人蹩脚的廣東話，説真的，我至今都非常感激這幾位當年的明報同事，多虧了他們讓我闖過了廣東話大關。
終于會聽會講還會書寫粵語
掌握了粵語的聽與講，我便逢“粵人便講粵語，逢京人（北方人）便講京話”，有些香港朋友知道我是國語人，儘管特別吃力也堅持跟我講國語，我馬上就開通“粵語頻道”，請他不必費事，自自在在、舒舒服服跟我講廣東話即可。
離開香港之前，我曾在香港電臺主持一個爲小學生學國語的電臺節目，節目由我（貝姐姐）和另一位電臺DJ (小東)以對話形式播出，我用國語和講粵語的小東對講，每天的節目都不同，而二人對話内容則全部是我編寫出來的，對，小東的粵語部分也是我寫的，我不僅會聽、會講粵語，連用粵語寫稿都學會了，哈哈，貝姐姐就是這樣煉成的。
其實，對於你所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的語言或方言，完全沒有必要立刻就抱持一種排斥心理，這就如同使用工具一樣，從小拿慣筷子的，難道對從小用慣刀叉的會產生什麽反感嗎？語言/方言也是人類特有的工具之一，多學會一種工具（語言/方言），絕對有利無害，對小孩子們而言，那更是訓練大腦機能不可多得的不二法門。
歐洲很多國家的國民都起碼可以講兩至三種不同語言，甚至四或五種語言，并不爲奇。跟一位馬來西亞華人交談中得知，馬來西亞很早便規定，中小學生必須學會講的語言第一是英文，其二是馬來文，其三是你所歸屬的民族語言，比如廣東人需學會廣東話，福建人需學會福建閩南話，除此，華人的國語也一定要掌握。因此，見到過的每一位馬來西亞華人都可以流利地用英文或國語或他自己的家鄉話與人交談。這難道不是我們的現代國際人所應該做到的嗎？
如果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所有人不僅能互相用普通話溝通，而且也能熟練使用自己家鄉的方言，當然更好的是還能會聽會説廣東話、上海話或別的方言，那該是一個多麽美妙的人文環境，不過，以今天的情勢看來，這恐怕是奢想了。
[全文完]
徐先后成为国防部长。当时有人推测外贸部长白相国（当年非常活跃）为下任囯防部长。我解释决无可能。
要独立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是正大光明的事。祝福巴塞！祝福加泰罗尼亚。
也曾会说过八成的江西话
兴趣就没了。主要是周围的人都能说英语，再加我人又懒。
我出生長大在廣東人家庭，但我卻不是在廣東出生和長大，雖然父母之間交談用的是廣東話，可最初教我説話的是北京保姆，這保姆一口純正的北京話，於是我的母語便成爲純正無疑的北京話，父母是移居北京的廣東人，說一口濃重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不是北京話），他們之間講的粵語我完全聽不懂，也不明白廣東跟我有什麽關係，對了，除了上學需要填表時，在籍貫那一欄里我要填上“廣東新會”四個字，至今也不懂讓一個小學生填寫籍貫是什麽意思或目的。
那時，我家在北京，我也視北京爲我的家，上小學那年父親戴了右派帽子，并被逐出北京，離開我們到河北農村接受改造，本來父母之間用粵語交談，我應該多少學會聽懂一些，但父親走後衹剩母親，對着我這個“北京女兒”，她衹能用帶有廣東口音的普通話跟我説話，我當然沒有感到有任何不妥之處。
文革開始後，母親與父親一樣被醫院的紅衛兵揪鬥批判，我們家成了“問題家庭”，有一天街道居委會來人到我們四合院來調查，特別敲開了鄰居大媽的門，指指我們住的北屋問道“你知道他們說的廣東話，說的是什麽嗎？”，
大媽答“我聽不懂啊！”
“你們住一個院好幾年了，你都聽不懂？”
“聽不懂“ 大媽誠實地答道。
其實，不僅這大媽多年與我們爲鄰聽不懂廣東話，連我自己即便屬於這個家的家庭成員，一樣聽不懂。可是，從那時開始我就明白了，廣東話作爲一種方言，在遠離廣東的北京成了一種大多數人聽不懂的語言，卻是不受歡迎的，這個不受歡迎的潛意識包含了懷疑、猜忌及至不信任，而令我想不到的是這種心態竟一直延續到六十年之後的今天，依然在廣東發酵，多年前政府已在廣州的中小學推行普通話，廣東人的後代如今在廣州長大，竟然講廣東話磕磕巴巴，反而普通話比廣東話流利。
廣東話是廣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摒棄粵語，過度强調普通話的重要，其實是在扼殺廣東文化，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方言恐怕有幾百種之多，何不每個地方的孩子掌握自己的方言之外，也學習用普通話交流，但是，有人就是不能容忍多元文化，多種方言，徒呼奈何。
克服粵語障礙，任重道遠
1980年我從北京移居香港前，曾跟一位定居北京的印尼華僑大姐學習廣東話，盡管如此。那個時候的我，廣東話能聽得懂的僅約五成，多數情況下都是連蒙帶猜，至於講廣東話，對於一個說慣北京話的人來講，十分不易，最感困難的是廣東話的許多發音，還有那九個音調，在北京話或普通話中是不存在的，比如粵語的“五”、“吳”、“樂（器）”等舌後發音，北京人會覺得簡直比英文字母還難發音。不過儘管如此，我從來沒有排斥，甚至憎恨廣東話的心態，既然定居于此，那就想辦法解決聼與說廣東話的問題吧。想別的，都是無用。
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醫生醫務所，負責前臺工作及接聽電話，好在醫生也是北方人，而當年大部分病人來自北方或上海，不講廣東話衹説北京話也能應付。除此，看電視也是學講廣東話的好辦法，特別是看當年的電視連續劇，劇情加對話，很快便從中了解在何種環境下，用怎樣的廣東話語句應對。其實這跟看電視或電影學英文是一個道理。
後來，我又開始了教琴生涯，那些小孩子便成了我的廣東話老師，那時我的廣東話依然講得歪七扭八，別人聽不懂，連我自己都不知説的是什麽，不過，碰到這個時候我唯有不恥下問。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才五歲的學生跟我説她要“屙屎”，我無論如何聽不懂她想要幹嘛，這兩個字寫出來我當然明白，但用粵語口講出來，我就懵了，最後這女孩自己跑進厠所解決，我才恍然大悟。
令我的粵語突飛猛進的階段，是我在明報編輯部工作的六年，那時整個明報機構能夠講標準北京話的衹有我一個，查老闆（查良鏞）是上海人，跟我講帶有上海口音的國語，其餘所有部門的員工都是香港本地人，環境迫使我必須用廣東話與他們溝通，好在我這人臉皮厚，也不在乎被人嘲笑。當時編輯部的幾位年輕記者和編輯，常常笑話我的粵語，說我本是廣東人，怎麽連廣東話都不會講，我就解釋我是在北京長大，北京話才是我的母語，現在學説廣東話，説的不準確，請各位不吝指教。
如果還有人再嘲笑我，我便擺出“擂臺”------ 請對方講北京話，我講廣東話，時限五分鐘，堅持不下講五分鐘的那個爲輸者，要請飲茶。當然我是開玩笑，即使如此，始終沒有人應戰，但自此不再有人嘲笑我的粵語了。
當時，連查老闆也了解我的處境，他曾跟我說: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欺生的現象，我當年剛來香港的時候也一樣，你跟他們講不一樣的話（方言），他們就會覺得你不一樣。這欺生的現象在動物界都存在的，不要緊的，以後就好了。”
連查老闆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我的心情放鬆了很多，慢慢不再對自己的不準確粵語有任何愧疚。還記得編輯部的那幾位曾經嘲笑我的編輯及記者，說我的一些廣東話説得像“講粗口”，粗口意即駡人的話，我一點都不在意，反而問他們真正的“粗口”是怎麽發音的，是什麽意思，在我看來那根本就是廣東話文化的一部分。好玩的是，他們也好奇地問起了北京話的粗口是怎麽説的，一時間我們對廣東和北京的語言文化差別，開始了熱烈討論，沒有人再挑剔本人蹩脚的廣東話，説真的，我至今都非常感激這幾位當年的明報同事，多虧了他們讓我闖過了廣東話大關。
終于會聽會講還會書寫粵語
掌握了粵語的聽與講，我便逢“粵人便講粵語，逢京人（北方人）便講京話”，有些香港朋友知道我是國語人，儘管特別吃力也堅持跟我講國語，我馬上就開通“粵語頻道”，請他不必費事，自自在在、舒舒服服跟我講廣東話即可。
離開香港之前，我曾在香港電臺主持一個爲小學生學國語的電臺節目，節目由我（貝姐姐）和另一位電臺DJ (小東)以對話形式播出，我用國語和講粵語的小東對講，每天的節目都不同，而二人對話内容則全部是我編寫出來的，對，小東的粵語部分也是我寫的，我不僅會聽、會講粵語，連用粵語寫稿都學會了，哈哈，貝姐姐就是這樣煉成的。
其實，對於你所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的語言或方言，完全沒有必要立刻就抱持一種排斥心理，這就如同使用工具一樣，從小拿慣筷子的，難道對從小用慣刀叉的會產生什麽反感嗎？語言/方言也是人類特有的工具之一，多學會一種工具（語言/方言），絕對有利無害，對小孩子們而言，那更是訓練大腦機能不可多得的不二法門。
歐洲很多國家的國民都起碼可以講兩至三種不同語言，甚至四或五種語言，并不爲奇。跟一位馬來西亞華人交談中得知，馬來西亞很早便規定，中小學生必須學會講的語言第一是英文，其二是馬來文，其三是你所歸屬的民族語言，比如廣東人需學會廣東話，福建人需學會福建閩南話，除此，華人的國語也一定要掌握。因此，見到過的每一位馬來西亞華人都可以流利地用英文或國語或他自己的家鄉話與人交談。這難道不是我們的現代國際人所應該做到的嗎？
如果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所有人不僅能互相用普通話溝通，而且也能熟練使用自己家鄉的方言，當然更好的是還能會聽會説廣東話、上海話或別的方言，那該是一個多麽美妙的人文環境，不過，以今天的情勢看來，這恐怕是奢想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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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会说过八成的江西话
兴趣就没了。主要是周围的人都能说英语，再加我人又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