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尤其是美中日三国。汉语的和英语的都读，因为关于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史料既有本国语言的，也有外语的。
张纯如写的钱学森传很好，我仔细读过。她写的南京大屠杀，我没有读，也不准备读。她是优秀的作家，却不是专业史家。她的抑郁，据说跟她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有关。她自杀，很不幸。有人称她为烈士，却未必恰当。她是因为抑郁症自杀，不是为中国或者美国捐躯。人世间，也不是有烈士称号的人，才值得我们尊重。
专业史家对待历史，不会是这种态度。我没有听说过史学家因为研究历史而导致抑郁自杀的。研究历史，必须得超脱个人和民族感情，否则没有说服力；分析必须得冷静，不能掺杂过多感情因素。谈南京大屠杀，仇日的和媚日的都不可尽信，因为他们有偏见、有预设立场。
战后日本史学史可资借鉴。战后日本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流，著名的岩波书店出版的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井上清写的日本通史，贯彻马列史观，一律采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人物倒在其次。读他的书，跟读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没有两样。逐渐地，日本史学走出马克思主义，摒弃了预设立场。有的史家开始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更多史家采用实证的方法，重新研究日本历史。他们重新考察江户时期和明治维新的历史，得出了跟以前大不一样的结论。修正主义史学，是国际上史学研究的一大进步。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翻阅过史学大家章开沅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也聆听过他关于《贝德士文献》的专题报告。章先生祖籍浙江吴兴，曾就学于金陵大学历史系，贝德士是他的老师。他有风骨，官府的会议通知如果写成“章开源”，他是不会去的。而章师母恰好是湖南沅陵人。章师的主业是辛亥革命史，兼及教会大学史和近代商会史。他在耶鲁访学期间接触到《贝德士文献》，发现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比德国的《拉贝日记》更为翔实。以此为基础，他出版了几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章师的态度，比较接近实证史学。《拉贝日记》和《贝德士文献》都是身临其境的第三方记录，是极珍贵的史料；从史源学的角度，具有最高信用等级。拉贝是西门子在中国的经理人员，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他充分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跟日本军方周旋，竭力保护南京平民。贝德士是美国传教士、史学教授，他也担任过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章师研究南京大屠杀，不可避免地，也带有个人和民族感情。第一，他有在南京生活的经历。第二，他有访学日本的经历，比较了解日本的优缺点。第三，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章师的报告，有三点我至今不能忘。其一，他谈到战争期间，人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说了一句“乱世人，不如和平犬！”很多家庭都有体会。一九三八年，日本人打到湖北。我父亲躲壮丁，一直从黄冈躲到了重庆。我母亲当时年幼，跑反的恐怖经历她没齿难忘。林彪的父亲率领全家东躲西藏，历经数省。沿途先后死了五口人，包括林母。最后林父辗转到达延安时，父子相对垂泪。这里我要插一句，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值得同情。我读日本物理学史，了解到仗打到后来，就连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这个量级的人物也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
其二，章师谈到大和民族，既有文明礼貌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少人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其三，他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未免太慷慨了一点！”
关于南京大屠杀，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
其它一切史料都抛开，只看《拉贝日记》和《贝德士文献》。它们以日记、报告、书信和照片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轰炸、屠杀、抢劫、强奸和焚烧等暴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确曾经发生。这里不再费笔墨。
第二个问题，南京大屠杀的规模是否达到三十万？
这个问题本来不重要。触发美国革命的波士顿大屠杀，死了五个人。关于南京大屠杀，重要的是它发生了。具体屠杀了多少人，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到底是三千人、三万人、或是三十万人，没那么重要。不能因为“只有”三千人，就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残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300000”的字样，只有象征意义，不能认定为历史事实。死难者人数为什么整好是300000，既不是300001，也不是299999？每个生命都同等珍贵，个体生命不能四舍五入。这样的整数不是严肃、严谨的历史事实，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历史的轻慢。珍珠港事件，美方死亡2402人，没有夸大一个人，也没有忽略一个人。纳粹屠杀的犹太生命，也许难以做到精确到个位数，但相当多死难者的姓名都写在了纪念墙上。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生命，不是0.99个，也不可能是1.01个，而每个人都有名有姓。必须指出，二战犹太大屠杀的记录，是在当时没有犹太政府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而南京大屠杀，前有中华民国，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希望有一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姓名出现在纪念墙上。那将是对生命的尊重、对民族的尊重和对历史的尊重。这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通力合作，认真核查事实，拿出令世人信服的结果。中国有修族谱的传统，族谱里对每个人何时何地生、何时何地何因卒，是有记录的。以前的族谱不收录未婚女性，但这个缺陷一般可以通过家庭调查来弥补。只要认真调查，一定可以确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身份和人数，建立信史。
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当局不妨拿下那个“遇难者300000”，虚墙以待。多年来，这个三十万整的数字，适得其反，被日本极右分子用来作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口实。这是中国史学的耻辱。
历史研究必须严肃、严谨。历史事实要让人信服，夸大、煽情会适得其反。像《拉贝日记》和《贝德士文献》中的记录，任你是何国籍，你都无法否认。数字不在大，在乎准确。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越准确越好。拿出来的数字，要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屠城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罪行之一，就是漠视和亵渎生命。
与此相关的，是对日态度。今天的日本，不是战败前的日本。日本投降后，同盟国举行了东京大审判，美国主导了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和政府的重组。我们不可能要求今天的日本人，对过去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行负责，煽动仇恨没有理由、也于事无补。事实上，日本七八十年代经济上的崛起，构成了对美国的严重挑战。美国依靠自己在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方面的雄厚实力，在经济竞争中战胜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了92904人，按照美国的标准，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且日军残酷虐待美军俘虏，远远超过德军。但时过境迁，美国国民，包括当年参加对日作战的老兵，对日本大多已没有恨意。
美国有两个方面值得学习。一是全心全意谋发展，在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都成为世界的灯塔。惟其如此，才能在和平竞争和武装冲突中都取得优势。二是胸襟博大。胸襟不博大，估计美国也成不了世界的灯塔。我这里没有美化美国的意思，批评美国最严厉、最到位的，是美国人民。每时每刻，都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在批评他们的政府。
美国对于日本的这种态度，难道不值得借鉴吗？尤其是我们非中国籍华人，更应该深思慎取，对廉价的民族主义不可不警惕。身在西方，而心向独裁者，势必损害华夏民族的根本福祉、威胁所在国华人的切身利益，大家不可不明察而善断。
20221221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1. 大屠杀受害者，包括军队等很多的外地人
2. 族谱上的人没有了，怎么确定死在哪里？
3. 尸骨不存，就算当时有DNA技术，也无法检测。
4. 德国人的屠杀是系统性的，有名单的。他们自己记录，当然好查些。
5. 日本军队随意杀人，事前无计划，事后无记录，怎么查证？
军人都有狗牌，军队有名册，不难统计到个位数。死亡人数也没那么大。南京大屠杀的平民如何统计到个十百甚至千位数。日本人是有意拿数字做文章，以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
在中国，烈士按照评定（批准）的部门可分为四类：
具体的法律条例也会修改，共和国初期至80年代以后的相关的烈士条例都被更新了。
如果是烈士，烈士褒扬金要发给烈士的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子女；没有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子女的，发给烈士未满18周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18周岁但无生活来源且由烈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
烈士有具体定义和内涵，由法律来确定，有严格的认证，批准和执行，不是由某人随口而说。
至于是不是美国的烈士，也是显而易见的。
日军在南京杀的人在10万以上，这个估计是有国际学界共识的。
前者是日军军纪彻底崩塌，没有证据证明是日军高层蓄意谋划的。而后者，盟国掌握了大量人证和物证，证明种族灭绝犹太人，是纳粹决策层精心设计，高效实施的。
与蓄意策划，在法律上有本质的区别。
1个都不能少。被人家耍了，还不自知。
dropping dead才算。
是因为日本（当时的No.2）有很强的影响，美国对华人有潜意识的歧视。她取了当时15万~30万这个估计区间的最大值，没有过多的去深究，我记得。她书的的意图显然不是纯学术。Iris Chang在UIUC先是读CS，后转去学新闻。历史不是她的本行。
https://marxistphilosophy.org/maozedong/mx8/047.htm
http://xhgj.api.zhongguowangshi.com/wap/share.aspx?docid=98407：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大度地表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200411/t20041123_7991849.shtml：中国人民从来都认为，在那场不幸的战争中，包括被迫走上战场并失去生命的日本士兵在内的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杀人现场planted false evidence，that pair of unfitting gloves，to discredit LAPD，and let the criminal walk free。
我喜欢读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尤其是美中日三国。汉语的和英语的都读，因为关于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史料既有本国语言的，也有外语的。
张纯如写的钱学森传很好，我仔细读过。她写的南京大屠杀，我没有读，也不准备读。她是优秀的作家，却不是专业史家。她的抑郁，据说跟她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有关。她自杀，很不幸。有人称她为烈士，却未必恰当。她是因为抑郁症自杀，不是为中国或者美国捐躯。人世间，也不是有烈士称号的人，才值得我们尊重。
专业史家对待历史，不会是这种态度。我没有听说过史学家因为研究历史而导致抑郁自杀的。研究历史，必须得超脱个人和民族感情，否则没有说服力；分析必须得冷静，不能掺杂过多感情因素。谈南京大屠杀，仇日的和媚日的都不可尽信，因为他们有偏见、有预设立场。
战后日本史学史可资借鉴。战后日本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流，著名的岩波书店出版的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井上清写的日本通史，贯彻马列史观，一律采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人物倒在其次。读他的书，跟读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没有两样。逐渐地，日本史学走出马克思主义，摒弃了预设立场。有的史家开始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更多史家采用实证的方法，重新研究日本历史。他们重新考察江户时期和明治维新的历史，得出了跟以前大不一样的结论。修正主义史学，是国际上史学研究的一大进步。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翻阅过史学大家章开沅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也聆听过他关于《贝德士文献》的专题报告。章先生祖籍浙江吴兴，曾就学于金陵大学历史系，贝德士是他的老师。他有风骨，官府的会议通知如果写成“章开源”，他是不会去的。而章师母恰好是湖南沅陵人。章师的主业是辛亥革命史，兼及教会大学史和近代商会史。他在耶鲁访学期间接触到《贝德士文献》，发现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比德国的《拉贝日记》更为翔实。以此为基础，他出版了几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章师的态度，比较接近实证史学。《拉贝日记》和《贝德士文献》都是身临其境的第三方记录，是极珍贵的史料；从史源学的角度，具有最高信用等级。拉贝是西门子在中国的经理人员，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他充分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跟日本军方周旋，竭力保护南京平民。贝德士是美国传教士、史学教授，他也担任过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章师研究南京大屠杀，不可避免地，也带有个人和民族感情。第一，他有在南京生活的经历。第二，他有访学日本的经历，比较了解日本的优缺点。第三，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章师的报告，有三点我至今不能忘。其一，他谈到战争期间，人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说了一句“乱世人，不如和平犬！”很多家庭都有体会。一九三八年，日本人打到湖北。我父亲躲壮丁，一直从黄冈躲到了重庆。我母亲当时年幼，跑反的恐怖经历她没齿难忘。林彪的父亲率领全家东躲西藏，历经数省。沿途先后死了五口人，包括林母。最后林父辗转到达延安时，父子相对垂泪。这里我要插一句，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值得同情。我读日本物理学史，了解到仗打到后来，就连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这个量级的人物也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
其二，章师谈到大和民族，既有文明礼貌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少人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其三，他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未免太慷慨了一点！”
关于南京大屠杀，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
其它一切史料都抛开，只看《拉贝日记》和《贝德士文献》。它们以日记、报告、书信和照片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轰炸、屠杀、抢劫、强奸和焚烧等暴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确曾经发生。这里不再费笔墨。
第二个问题，南京大屠杀的规模是否达到三十万？
这个问题本来不重要。触发美国革命的波士顿大屠杀，死了五个人。关于南京大屠杀，重要的是它发生了。具体屠杀了多少人，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到底是三千人、三万人、或是三十万人，没那么重要。不能因为“只有”三千人，就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残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300000”的字样，只有象征意义，不能认定为历史事实。死难者人数为什么整好是300000，既不是300001，也不是299999？每个生命都同等珍贵，个体生命不能四舍五入。这样的整数不是严肃、严谨的历史事实，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历史的轻慢。珍珠港事件，美方死亡2402人，没有夸大一个人，也没有忽略一个人。纳粹屠杀的犹太生命，也许难以做到精确到个位数，但相当多死难者的姓名都写在了纪念墙上。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生命，不是0.99个，也不可能是1.01个，而每个人都有名有姓。必须指出，二战犹太大屠杀的记录，是在当时没有犹太政府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而南京大屠杀，前有中华民国，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希望有一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姓名出现在纪念墙上。那将是对生命的尊重、对民族的尊重和对历史的尊重。这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通力合作，认真核查事实，拿出令世人信服的结果。中国有修族谱的传统，族谱里对每个人何时何地生、何时何地何因卒，是有记录的。以前的族谱不收录未婚女性，但这个缺陷一般可以通过家庭调查来弥补。只要认真调查，一定可以确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身份和人数，建立信史。
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当局不妨拿下那个“遇难者300000”，虚墙以待。多年来，这个三十万整的数字，适得其反，被日本极右分子用来作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口实。这是中国史学的耻辱。
历史研究必须严肃、严谨。历史事实要让人信服，夸大、煽情会适得其反。像《拉贝日记》和《贝德士文献》中的记录，任你是何国籍，你都无法否认。数字不在大，在乎准确。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越准确越好。拿出来的数字，要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屠城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罪行之一，就是漠视和亵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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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两个方面值得学习。一是全心全意谋发展，在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都成为世界的灯塔。惟其如此，才能在和平竞争和武装冲突中都取得优势。二是胸襟博大。胸襟不博大，估计美国也成不了世界的灯塔。我这里没有美化美国的意思，批评美国最严厉、最到位的，是美国人民。每时每刻，都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在批评他们的政府。
美国对于日本的这种态度，难道不值得借鉴吗？尤其是我们非中国籍华人，更应该深思慎取，对廉价的民族主义不可不警惕。身在西方，而心向独裁者，势必损害华夏民族的根本福祉、威胁所在国华人的切身利益，大家不可不明察而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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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实证史学：从南京大屠杀说起 做饭 洁牙师 何为美 雅者正也🔥 最新回帖
1. 大屠杀受害者，包括军队等很多的外地人
2. 族谱上的人没有了，怎么确定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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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烈士按照评定（批准）的部门可分为四类：
省级人民政府评定（批准）的烈士：依照《烈士褒扬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评定的烈士：依照《烈士褒扬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批准的烈士：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军队批准的烈士：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具体的法律条例也会修改，共和国初期至80年代以后的相关的烈士条例都被更新了。
如果是烈士，烈士褒扬金要发给烈士的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子女；没有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子女的，发给烈士未满18周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18周岁但无生活来源且由烈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
烈士有具体定义和内涵，由法律来确定，有严格的认证，批准和执行，不是由某人随口而说。
至于是不是美国的烈士，也是显而易见的。
日军在南京杀的人在10万以上，这个估计是有国际学界共识的。
前者是日军军纪彻底崩塌，没有证据证明是日军高层蓄意谋划的。而后者，盟国掌握了大量人证和物证，证明种族灭绝犹太人，是纳粹决策层精心设计，高效实施的。
与蓄意策划，在法律上有本质的区别。
1个都不能少。被人家耍了，还不自知。
dropping dead才算。
是因为日本（当时的No.2）有很强的影响，美国对华人有潜意识的歧视。她取了当时15万~30万这个估计区间的最大值，没有过多的去深究，我记得。她书的的意图显然不是纯学术。Iris Chang在UIUC先是读CS，后转去学新闻。历史不是她的本行。
https://marxistphilosophy.org/maozedong/mx8/047.htm
http://xhgj.api.zhongguowangshi.com/wap/share.aspx?docid=98407：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大度地表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200411/t20041123_7991849.shtml：中国人民从来都认为，在那场不幸的战争中，包括被迫走上战场并失去生命的日本士兵在内的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杀人现场planted false evidence，that pair of unfitting gloves，to discredit LAPD，and let the criminal walk 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