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生前的大多数时间是台湾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李敖一样,骂当权者骂得很凶。但看来蒋氏父子没共产党狠,柏先生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著作。其中他写的《中国人史纲》就很有名,虽然在史学界的评价不高,但对于非历史专业的人读来,不失为一本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作品。
首先柏先生的语言非常诙谐,讲故事的本事很好,对历史事件有很多精彩评论。如夏姬一段,首先说这如同一本庸俗黄色小说的内容,岂知竟然是历史现实;然后计算夏姬的年龄,最后一次倾国倾城竟然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这样的写法非常引人入胜。经过他转述的历史故事非常精彩,看这本历史书可以像小说一样往下读,但他讲的精确性没问题,和真实历史没出入,这就是作者的本事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通读,上一次读大约是二十年前,知道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惊悚历史故事。中国历史,大多数人最清楚的是三国和汉初那一段,得益于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和中学课本中的”史记“选段。近代历史被中共党史的教育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我们的历史观,也被马克思主义洗了脑,认为秦朝以前是奴隶制,民国以前是封建制,民国自然是资本主义,然后本朝是社会主义,一直要走向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理论。
柏先生的书,告诉我们了很多除三国,汉初以外的历史阶段的精彩历史,包括一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故事。对混乱的魏晋南北朝的暴君故事,本书中讲了很多,真是耸人听闻,难以想象失去了制约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腐败程度。
这次重读,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又得到了一些新的体会,在此写出,既给自己留个记录也与大家分享。
西周以前的中国历史都不是信历,没有文字记录,属于口口传说的。中国科学院曾经有个夏朝断代工程的研究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夏朝商朝都只能说是传说中的王朝,到了公元前九世纪,周召共和元年才有了官方历史记录,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当然,有记录并不等于都正确,很多朝代都有歪曲历史的现象,明朝以后变本加厉,到现代连8964都从历史课本里消失了。但人们只能相信这些记录下来的历史,这也是很无奈的。但好在中国古代的史官还是相对独立的,司马迁虽然受了刑,但还是记录了汉武帝的一些荒唐举动,和当朝高祖的一些不良行径,就是一例。
周朝的体制严格意义属于封建制度,周王将土地分给亲戚和有功的大臣,只有周天子是”王“,其他都是爵(或诸侯),共分为五级:“公”、“侯”、“伯”、“子”、五级之下, 又有第六级“附庸”,附庸的土地更小,不属于中央政府,而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这个制度有点像美国的联邦制,诸侯对中央有一定义务,但对自己属下有相当的主权。这些爵位都是世袭的,但当时是一夫多妻制,父亲的爵位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怎么办,这就搞出一个复杂的传位规则,叫做“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慢慢也沿用到其它如财产,族法地位的继承,真正完全结束要到文革时代。
秦朝倒不是“封建”了,而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级金字塔式中央集权制度,和中国现行体制类似。中央政府在皇帝以下,有三公九卿,三公分别负责政治、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互不统摄。政府跟军事不结合,可避免皇帝的权力被剥夺。监察权是皇帝的耳目,它主要目的在查看官吏和人民是否效忠或是否尽职。九卿(以后有增减)相当于部长,负责具体分管三公下的具体事务。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政府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其原则基本符合秦制。
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一直存在。分封制在汉,晋,明等朝代都出现过,甚至现在中央还经常要宣示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的职责就在于管理中央政府,几十万号人;中国总书记要管中央政府,还要管直到乡,街道的各级地方政府,起码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公务员,怎么管得过来。历史上那些“削藩”的斗争,都是中央要做一件力不能及的工作,就算胜利了,也是暂时的,藩和削藩总是翻来覆去地发生,永无休止,实际上说明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不可自洽的结构性缺陷。
都说中国传统的意识形体的核心是儒学,但儒学是什么?本书对此作了一个叙述,儒学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却没有一本是孔子写的。“论语”只是其弟子记录的孔子生前言论,孔子讲的太多,有的话前后矛盾,而四书五经的古文艰涩难懂。一直到十九世纪, 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几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 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 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到了明朝后的八股文,每句话都要出于这些经典,也是非常荒唐的。
我的理解,儒学的核心是“礼”,就是社会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为此还建立起一些繁复的仪式,来强化这种秩序。这和天主教那些庄严的教堂,纳粹和共产党的阅兵一样,仪式会反作用于意识。但儒学的有些仪式也太荒唐了,如“守孝”,一个官员死了父母,要无俸禄,无性生活在家守孝三年至十年,这也太那个了。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激战时也不得不回家守孝一年,遵守儒教的金正日在父亲死后,五年没有露面,可见儒教礼节的影响之深远。还有避讳,要避免说一切和尊贵的人有关的词,朱元璋当过和尚,说个“光”都是犯法的事。官场也是儒教的产物。难怪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学说后就把儒学弃之敝履,至于现在有人提出重振国学来建设中国新的意识形态,更是如呓人说梦。
除了儒教,另外两个影响中国人思想的学说是道家和法家思想。这两种思想在政治上交替出现,道家“黄老”哲学,强调顺其自然,持这种思想的管理,就是休养生息,宽政低税。法家的“法”,并不是法制,而是帝王之法,表现为严刑苛政。如果用本朝的历史来看,毛是法家,邓是道家,现在习近平又朝法家偏转。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缺少了宗教这种成分,都是立足于现世,而缺少了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士大夫精神和佛教,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一点形而上的东西。
士大夫精神起源了汉代的通过推荐举才的制度。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 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要得到推荐,必须做得非常出格,类似于现在的网上博眼球。比如“廉”,就要廉到极致,该得的都不要;比如“孝”,不但守孝三年,有守孝十年的,为父卧冰割股的。总体上,这培养了一种崇尚利他主义,重义轻利的情节,是中国政治中的一股清流。
可惜这种推荐制度,以后就落入俗套,推荐者多是大官望族,通常也只会推举自己熟悉的或给自己送过大礼的人。知识分子光是表现好还不行,还得投靠那些推荐人,成为他们的门生。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门阀制度。士大夫精神也逐渐堕落,只存在于未入宦海的年轻人,一入红尘,则堕落为官场中人。年轻知识分子受到的教育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入社会就知道只有舔跪才能发达。本朝的官员制度也类似于这种推荐制度,真正要在漫漫宦海中脱颖而出,也是要依赖贵人关照,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新时代的门阀制度。
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单民族的历史,就算汉族,也是很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古代对中原汉民族有威胁的民族主要来自北方,大体有四个系:通古斯系,来自东北,长脸黄种人,代表有鲜卑(北魏等),女真(金),契丹(辽),满族(清);蒙古系,圆脸黄种人,代表有匈奴,羯族,柔然,蒙古(元);回系,黑发白种人,有突厥,回纥,沙陀,维吾尔等;藏系,深肤黄种人,有羌族,吐蕃,党项(西夏),藏族等。汉朝形成的汉族,经过二千年的稀释,其原始血统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的汉族,是几千年民族融合的结果。
中国的文字,对统一的分久必合的中国的形成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假设中国文字也是拼音文字的话,经历了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必然每个地方会出现不同的文字,就像罗马分裂后的欧洲那样,再也统一不起来了。但中国文字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朝的统一,书同文,统一了六国的文字书写和语法规则;以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推进了汉字的标准化,佛教经文的引进,推进了汉语的白话化,多声调化和大量多音词的出现。
(未完待续)
。
1. 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部分地提前到商代,发现了几千片甲骨文,商鼎刻文,挖掘了殷虚等地。
2. 秦不仅仅是确定了中央三公九卿,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郡县制,即郡县乡亭里。中央仅仅管理郡县两级,而乡亭里则为县地方管辖,乡绅自治。这一制度延续了2000多年,今天的政府仍然有这个影子。三公九卿为汉代的省和隋唐的三省六部的鼻祖。
3. 读史应该读12卷的《中国通史》,范文澜著前4卷,因为范文澜过世未完稿,后6卷由蔡美彪补充定稿。1995年后,蔡美彪和其他史学者联合编著了第11卷,第12卷,从道光继位到宣统退位。《中国通史》架构宏大,史实准确,选材精当,笔法洗练,代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全书远古先先秦一直叙述到近代清朝覆亡,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我在1974年时读过中国通史宋朝部分。
4. 读柏杨的史书还不如读蔡东藩的历史演义系列。
,可以立项,挖掘一处就建建筑物为遗址遮风挡雨。
考古部分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全各国各地的文物所为主,历史是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及各地文物所为主。
把王莽新政给重新评价了,这使我大跌眼镜。
我觉得讲得不错,重点突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邀请北大等大学的历史教授参入,而且仅仅是中国社科院。
1966年某高級領导对范说他是保封建皇朝要被打倒之例。范受到保護继續写通史。
片头的语言让人感到文明的宏伟浩瀚,激情澎湃。
组织结构和语言叙述上非常严谨,专业,运用大量的出土文物,公认的史料作为论正。所以,令人信服。
不足是缺乏趣味。但也可以理解,因为不是侃野史
水平应该是很高的,文献和资料是充足翔实的。
读者若不广读史书是不敢这么下结论的。
作为普通读者(非专业)来讲应该是很好了。最大的便利就是在每一章的后面都有一段同时代世界上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对照简介,对于大的背景下了解历史很方便。
不方便的是对帝王和著名人物直呼其名,读起来有一些混乱。
作为史书肯定有一些不足、失实和有待考证的地方。
柏杨先生生前的大多数时间是台湾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李敖一样,骂当权者骂得很凶。但看来蒋氏父子没共产党狠,柏先生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著作。其中他写的《中国人史纲》就很有名,虽然在史学界的评价不高,但对于非历史专业的人读来,不失为一本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作品。
首先柏先生的语言非常诙谐,讲故事的本事很好,对历史事件有很多精彩评论。如夏姬一段,首先说这如同一本庸俗黄色小说的内容,岂知竟然是历史现实;然后计算夏姬的年龄,最后一次倾国倾城竟然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这样的写法非常引人入胜。经过他转述的历史故事非常精彩,看这本历史书可以像小说一样往下读,但他讲的精确性没问题,和真实历史没出入,这就是作者的本事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通读,上一次读大约是二十年前,知道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惊悚历史故事。中国历史,大多数人最清楚的是三国和汉初那一段,得益于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和中学课本中的”史记“选段。近代历史被中共党史的教育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我们的历史观,也被马克思主义洗了脑,认为秦朝以前是奴隶制,民国以前是封建制,民国自然是资本主义,然后本朝是社会主义,一直要走向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理论。
柏先生的书,告诉我们了很多除三国,汉初以外的历史阶段的精彩历史,包括一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故事。对混乱的魏晋南北朝的暴君故事,本书中讲了很多,真是耸人听闻,难以想象失去了制约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腐败程度。
这次重读,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又得到了一些新的体会,在此写出,既给自己留个记录也与大家分享。
西周以前的中国历史都不是信历,没有文字记录,属于口口传说的。中国科学院曾经有个夏朝断代工程的研究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夏朝商朝都只能说是传说中的王朝,到了公元前九世纪,周召共和元年才有了官方历史记录,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当然,有记录并不等于都正确,很多朝代都有歪曲历史的现象,明朝以后变本加厉,到现代连8964都从历史课本里消失了。但人们只能相信这些记录下来的历史,这也是很无奈的。但好在中国古代的史官还是相对独立的,司马迁虽然受了刑,但还是记录了汉武帝的一些荒唐举动,和当朝高祖的一些不良行径,就是一例。
周朝的体制严格意义属于封建制度,周王将土地分给亲戚和有功的大臣,只有周天子是”王“,其他都是爵(或诸侯),共分为五级:“公”、“侯”、“伯”、“子”、五级之下, 又有第六级“附庸”,附庸的土地更小,不属于中央政府,而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这个制度有点像美国的联邦制,诸侯对中央有一定义务,但对自己属下有相当的主权。这些爵位都是世袭的,但当时是一夫多妻制,父亲的爵位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怎么办,这就搞出一个复杂的传位规则,叫做“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慢慢也沿用到其它如财产,族法地位的继承,真正完全结束要到文革时代。
秦朝倒不是“封建”了,而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级金字塔式中央集权制度,和中国现行体制类似。中央政府在皇帝以下,有三公九卿,三公分别负责政治、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互不统摄。政府跟军事不结合,可避免皇帝的权力被剥夺。监察权是皇帝的耳目,它主要目的在查看官吏和人民是否效忠或是否尽职。九卿(以后有增减)相当于部长,负责具体分管三公下的具体事务。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政府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其原则基本符合秦制。
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一直存在。分封制在汉,晋,明等朝代都出现过,甚至现在中央还经常要宣示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的职责就在于管理中央政府,几十万号人;中国总书记要管中央政府,还要管直到乡,街道的各级地方政府,起码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公务员,怎么管得过来。历史上那些“削藩”的斗争,都是中央要做一件力不能及的工作,就算胜利了,也是暂时的,藩和削藩总是翻来覆去地发生,永无休止,实际上说明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不可自洽的结构性缺陷。
都说中国传统的意识形体的核心是儒学,但儒学是什么?本书对此作了一个叙述,儒学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却没有一本是孔子写的。“论语”只是其弟子记录的孔子生前言论,孔子讲的太多,有的话前后矛盾,而四书五经的古文艰涩难懂。一直到十九世纪, 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几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 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 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到了明朝后的八股文,每句话都要出于这些经典,也是非常荒唐的。
我的理解,儒学的核心是“礼”,就是社会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为此还建立起一些繁复的仪式,来强化这种秩序。这和天主教那些庄严的教堂,纳粹和共产党的阅兵一样,仪式会反作用于意识。但儒学的有些仪式也太荒唐了,如“守孝”,一个官员死了父母,要无俸禄,无性生活在家守孝三年至十年,这也太那个了。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激战时也不得不回家守孝一年,遵守儒教的金正日在父亲死后,五年没有露面,可见儒教礼节的影响之深远。还有避讳,要避免说一切和尊贵的人有关的词,朱元璋当过和尚,说个“光”都是犯法的事。官场也是儒教的产物。难怪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学说后就把儒学弃之敝履,至于现在有人提出重振国学来建设中国新的意识形态,更是如呓人说梦。
除了儒教,另外两个影响中国人思想的学说是道家和法家思想。这两种思想在政治上交替出现,道家“黄老”哲学,强调顺其自然,持这种思想的管理,就是休养生息,宽政低税。法家的“法”,并不是法制,而是帝王之法,表现为严刑苛政。如果用本朝的历史来看,毛是法家,邓是道家,现在习近平又朝法家偏转。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缺少了宗教这种成分,都是立足于现世,而缺少了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士大夫精神和佛教,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一点形而上的东西。
士大夫精神起源了汉代的通过推荐举才的制度。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 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要得到推荐,必须做得非常出格,类似于现在的网上博眼球。比如“廉”,就要廉到极致,该得的都不要;比如“孝”,不但守孝三年,有守孝十年的,为父卧冰割股的。总体上,这培养了一种崇尚利他主义,重义轻利的情节,是中国政治中的一股清流。
可惜这种推荐制度,以后就落入俗套,推荐者多是大官望族,通常也只会推举自己熟悉的或给自己送过大礼的人。知识分子光是表现好还不行,还得投靠那些推荐人,成为他们的门生。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门阀制度。士大夫精神也逐渐堕落,只存在于未入宦海的年轻人,一入红尘,则堕落为官场中人。年轻知识分子受到的教育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入社会就知道只有舔跪才能发达。本朝的官员制度也类似于这种推荐制度,真正要在漫漫宦海中脱颖而出,也是要依赖贵人关照,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新时代的门阀制度。
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单民族的历史,就算汉族,也是很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古代对中原汉民族有威胁的民族主要来自北方,大体有四个系:通古斯系,来自东北,长脸黄种人,代表有鲜卑(北魏等),女真(金),契丹(辽),满族(清);蒙古系,圆脸黄种人,代表有匈奴,羯族,柔然,蒙古(元);回系,黑发白种人,有突厥,回纥,沙陀,维吾尔等;藏系,深肤黄种人,有羌族,吐蕃,党项(西夏),藏族等。汉朝形成的汉族,经过二千年的稀释,其原始血统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的汉族,是几千年民族融合的结果。
中国的文字,对统一的分久必合的中国的形成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假设中国文字也是拼音文字的话,经历了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必然每个地方会出现不同的文字,就像罗马分裂后的欧洲那样,再也统一不起来了。但中国文字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朝的统一,书同文,统一了六国的文字书写和语法规则;以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推进了汉字的标准化,佛教经文的引进,推进了汉语的白话化,多声调化和大量多音词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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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秦不仅仅是确定了中央三公九卿,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郡县制,即郡县乡亭里。中央仅仅管理郡县两级,而乡亭里则为县地方管辖,乡绅自治。这一制度延续了2000多年,今天的政府仍然有这个影子。三公九卿为汉代的省和隋唐的三省六部的鼻祖。
3. 读史应该读12卷的《中国通史》,范文澜著前4卷,因为范文澜过世未完稿,后6卷由蔡美彪补充定稿。1995年后,蔡美彪和其他史学者联合编著了第11卷,第12卷,从道光继位到宣统退位。《中国通史》架构宏大,史实准确,选材精当,笔法洗练,代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全书远古先先秦一直叙述到近代清朝覆亡,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我在1974年时读过中国通史宋朝部分。
4. 读柏杨的史书还不如读蔡东藩的历史演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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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部分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全各国各地的文物所为主,历史是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及各地文物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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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讲得不错,重点突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邀请北大等大学的历史教授参入,而且仅仅是中国社科院。
1966年某高級領导对范说他是保封建皇朝要被打倒之例。范受到保護继續写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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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通读者(非专业)来讲应该是很好了。最大的便利就是在每一章的后面都有一段同时代世界上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对照简介,对于大的背景下了解历史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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