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一笔资金，邀我去访学。期间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就是领你转转，让你看看，感觉在混吃混喝。临别前我颇有点内疚地问：你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到底想干什么？一位教授告诉说：我们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
瑞典只有1000万人口，是个蕞尔小国。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何以有如此强烈的制度和文化自信？
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
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二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我旁听过一起刑事审判。庭审结束后我问一位陪审员：你怎样防止自己腐败呢？他吃惊地问：我腐败？这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怎么可能……几个回合后，他认真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判决意见。他想行贿也没机会了。
瑞典官员不腐败的社会背景是，人民不贪财。
归国前我到理发店理发。推门进去后，女理发师问：您预约了吗？我郁闷地问：理发还要预约？她查了查小本本，说后天下午还有个名额，您来吧。理完发后我才知道，一次最普通的理发，收费竟然300多元。但纵使如此赚钱的买卖，人家到下午4点就收工，决不加班。
有次我和隆德大学东方系主任闲聊。“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国工作很多年。我说，你们沃尔沃的老板应当很有钱啊？他说，这家伙不道德。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他说：他那么有钱就是不道德。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德观：太有钱就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是不是瑞典人普遍的道德观。但瑞典人不爱财物爱自然，是普遍的社会感情。
大约一年前，我请瑞典大使馆的人到政法大学讲社会主义。一位叫马延花的女工作人员和我谈天：在瑞典开个好车，像做贼似的，生怕别人看见。瑞典人换车，通常还是用以前的那个牌子和型号，这样邻居就看不出你换车了。
瑞典国民不爱财，官员不受贿的民风能够形成，在我看来应当有几个主要原因。
其一，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使人民心中不慌不怕。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看病基本不要钱。人们不用为生老病死“备战备荒”，拼死拼活。
其二，瑞典税赋达到40％多，重税使国民失去追逐财富的动力。
其三，政务公开，瑞典的政务透明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官员财产公开理所当然，首相请客吃饭，菜单需要上网。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致电瑞典首相，指责反对加入欧元区的瑞典人，此信被公开。希拉克非常生气，再次致信瑞典首相，责问私信为何被公开？结果，此信又被公开。因为按照瑞典法律，这些都是政务公开的范畴。
其四，社会透明，不仅公务人员要公开财产，企业高管也要公开财产。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任何人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一应俱全。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当前或今后有兴趣了解购房者财产状况的人查询。
其五，民风朴素，瑞典民风不崇尚个人突出，崇尚自然朴素。企业不崇尚加班。一个经常加班的人，会被视为别有用心的人。在一个热爱自然而不是热爱财富的国家，官员腐败干什么？反之，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里，官员怎能不腐败？吊诡的是，这个不慌不忙、闲适自然的国家，竟然是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瑞典归来后，每当遇到某些“勤劳腐败”的上国高人，我就想到万里之外的那个蕞尔小国，羞愧地低下头。
这是瑞典人亲口对我说的。
瑞典人本身自己生产的车就很好，哪里还需要更豪华的车，Volvo，SAAB是最大众的轿车牌子。
当你进入商业方面，里面的猫腻不多，但绝对是有的，我自己就遇到过。
直接 不进去，
如果他们继续引进移民，和难民，会有很大挑战。
换车那段有些不信，难道汽车公司数年后还不改款？就算换车频率五年一换，车外型会看不出换了？十年的话更是面貌巨变了。
文/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8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一笔资金，邀我去访学。期间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就是领你转转，让你看看，感觉在混吃混喝。临别前我颇有点内疚地问：你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到底想干什么？一位教授告诉说：我们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
瑞典只有1000万人口，是个蕞尔小国。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何以有如此强烈的制度和文化自信？
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
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二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我旁听过一起刑事审判。庭审结束后我问一位陪审员：你怎样防止自己腐败呢？他吃惊地问：我腐败？这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怎么可能……几个回合后，他认真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判决意见。他想行贿也没机会了。
瑞典官员不腐败的社会背景是，人民不贪财。
归国前我到理发店理发。推门进去后，女理发师问：您预约了吗？我郁闷地问：理发还要预约？她查了查小本本，说后天下午还有个名额，您来吧。理完发后我才知道，一次最普通的理发，收费竟然300多元。但纵使如此赚钱的买卖，人家到下午4点就收工，决不加班。
有次我和隆德大学东方系主任闲聊。“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国工作很多年。我说，你们沃尔沃的老板应当很有钱啊？他说，这家伙不道德。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他说：他那么有钱就是不道德。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德观：太有钱就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是不是瑞典人普遍的道德观。但瑞典人不爱财物爱自然，是普遍的社会感情。
大约一年前，我请瑞典大使馆的人到政法大学讲社会主义。一位叫马延花的女工作人员和我谈天：在瑞典开个好车，像做贼似的，生怕别人看见。瑞典人换车，通常还是用以前的那个牌子和型号，这样邻居就看不出你换车了。
瑞典国民不爱财，官员不受贿的民风能够形成，在我看来应当有几个主要原因。
其一，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使人民心中不慌不怕。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看病基本不要钱。人们不用为生老病死“备战备荒”，拼死拼活。
其二，瑞典税赋达到40％多，重税使国民失去追逐财富的动力。
其三，政务公开，瑞典的政务透明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官员财产公开理所当然，首相请客吃饭，菜单需要上网。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致电瑞典首相，指责反对加入欧元区的瑞典人，此信被公开。希拉克非常生气，再次致信瑞典首相，责问私信为何被公开？结果，此信又被公开。因为按照瑞典法律，这些都是政务公开的范畴。
其四，社会透明，不仅公务人员要公开财产，企业高管也要公开财产。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任何人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一应俱全。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当前或今后有兴趣了解购房者财产状况的人查询。
其五，民风朴素，瑞典民风不崇尚个人突出，崇尚自然朴素。企业不崇尚加班。一个经常加班的人，会被视为别有用心的人。在一个热爱自然而不是热爱财富的国家，官员腐败干什么？反之，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里，官员怎能不腐败？吊诡的是，这个不慌不忙、闲适自然的国家，竟然是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瑞典归来后，每当遇到某些“勤劳腐败”的上国高人，我就想到万里之外的那个蕞尔小国，羞愧地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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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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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瑞典人亲口对我说的。
瑞典人本身自己生产的车就很好，哪里还需要更豪华的车，Volvo，SAAB是最大众的轿车牌子。
当你进入商业方面，里面的猫腻不多，但绝对是有的，我自己就遇到过。
直接 不进去，
如果他们继续引进移民，和难民，会有很大挑战。
换车那段有些不信，难道汽车公司数年后还不改款？就算换车频率五年一换，车外型会看不出换了？十年的话更是面貌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