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结局,后来
从广场西南角撤出来,队伍又接着上了长安街,一路向西,退回海淀大学区。大家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不时大喊,“打倒法西斯”,”学生无罪”,”血债血还“。沿途的群众已经很少了,但是都跟着一起喊,当然更多的是哭泣。
路上一片狼藉,铁栅栏,旗帜,衣物,扔得到处都是。烧毁的军车,坦克,一辆接一辆,排了长长的一路。路上也碰到几队当兵的,我们就大骂 ”侩子手”,”屠夫”,而街边的高楼上有人雨点一样的向他们扔玻璃瓶,石头,他们也不答话,低着头匆匆而过。撤退途中还出现过一次状况,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竟然有坦克轰隆隆的追了上来,吓得大家都闪到人行道上。后来听说有好几个学生竟然被坦克压死了。
我一路走,一路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树立起来的世界观,和这个现实反差太大了,怎么也不能接受。有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像什么热爱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之类的,显得格外讽刺。甚至连我爱祖国,祖国爱我这样的信念,也有些动摇。我想当时一起撤离的同学大多如此,有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只要见到大路两边建筑上,有挂着关于拥护共产党的标语,横幅,就都给扯了下来。
一直随着队伍撤到了海淀,后来在朋友们的安排下又在北大避了几天。中间我还冒险骑车进了城,想去广场看看,结果到了附近,所有通往广场的大路都被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路,以为有希望,兴冲冲地骑过去,结果路的尽头赫然停着一辆坦克,黑乎乎的炮口正对着我的方向,只好转头,死了这条心。
九二年我又去了一次北京,到北大找那几个哥们儿,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出国了,只找到其中的一个。大家谈起来,唏嘘不已。又过了几年,我也出国了。我那个同学还在国内,前几年还去看过他,事业做得非常出色,不过就是死活不愿入党。后来有人问我,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有人指使?我告诉他们,我当年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的,而且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们当时所做的,可能时机和方式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不为我所做的有半点后悔,我也愿意承担我该负的责任。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影响了世界,却没有能改变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统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当年我们被血腥镇压,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反对暴力革命。以暴制暴,换来的不过是一个新的专制王朝,其手段可能更加邪恶。我所希望的中国的未来,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所有的政治力量共同合作妥协,也包括团结当前的执政党,大家共同努力,去建设一个和平的,渐进的,民主化的国家。不过有鉴于共产党的诚信记录实在太差,与之合作一定要谨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监督机制,才有实现真正宪政的可能。
我总在想,自己这条命算是多出来的。本来我极有可能就像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一样,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青春,留在广场上,作为未来清凉世界的牺牲。结果他们做到了,我却多羁绊了几十年。后来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困难,艰苦,成功,幸福,生活的酸甜苦辣也都一一品尝过。我觉得是他们在冥冥中看着我,祝福我,加持我,让我能够过上一个免于恐惧,正直,自由,秉持自己良心的人生。我相信他们也希望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民主女神所代表的意义吧。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306830.html
6.4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青春无悔。
还记着要准备英语考试。。。
不会是你吧?
希望他在天堂一切都好。
自己编的民主瞎话把自己都感动了。一朝大权在握马上原型毕露。
哪儿有民主?哪儿都没有民主。美国有民主吗?一样没有!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 “两湖” 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
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 “低价” 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 “铁路国有” 的风潮最为炽烈,“保路运动” 风起云涌。正是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引爆了武昌起义,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现在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说的对,当时是有一些地方被围了起来,包括纪念碑周围和民主女神像周围。我自己当时是民主女神像的纠察,其实就是看场子的,有时候是不让人进去。
我很认同您说的,广场应该是属于全体公民的。不过这和广场被封闭还是有区别的。我是真正见过什么是封闭广场的,那就是哪一条路都进不去,不是当兵的,就是坦克把路给封了起来。
学生头头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领导的运动失败了不可惜。社会要安定、进步,领导和群众的道德水平是第一位的,比制度重要。不然,什么制度也白搭。印度、南非、埃及、现在的美国、...... , 例子很多。
CCP犯下的另一个罪行是试图把这段历史完全抹去。现在中国媒体、教科书或者其他出版物完全不能提此事。中国的年轻人很多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仅仅模糊听说过一鳞半爪。就连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共和国卫士”们也从来都不被纪念了。为什么?难道是CCP知道自己错了,不好意思提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这个事件,它都无疑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试图把它从历史中完全抹掉,只能说理念还停留在中世纪。干都干了,用不着心虚。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此党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阉割、民族性的扼杀,伤害巨大,无法估量。这个罪行甚至超越了当年的屠杀本身。
我可以理解您的想法。但是我不同意把绝食和绑架民意放在一起。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绝食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大部分都是普通民众对当权者的控诉和谴责。如果把绝食说成是极端主义,大力谴责,至少我的良心上是过不去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结局,后来
从广场西南角撤出来,队伍又接着上了长安街,一路向西,退回海淀大学区。大家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不时大喊,“打倒法西斯”,”学生无罪”,”血债血还“。沿途的群众已经很少了,但是都跟着一起喊,当然更多的是哭泣。
路上一片狼藉,铁栅栏,旗帜,衣物,扔得到处都是。烧毁的军车,坦克,一辆接一辆,排了长长的一路。路上也碰到几队当兵的,我们就大骂 ”侩子手”,”屠夫”,而街边的高楼上有人雨点一样的向他们扔玻璃瓶,石头,他们也不答话,低着头匆匆而过。撤退途中还出现过一次状况,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竟然有坦克轰隆隆的追了上来,吓得大家都闪到人行道上。后来听说有好几个学生竟然被坦克压死了。
我一路走,一路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树立起来的世界观,和这个现实反差太大了,怎么也不能接受。有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像什么热爱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之类的,显得格外讽刺。甚至连我爱祖国,祖国爱我这样的信念,也有些动摇。我想当时一起撤离的同学大多如此,有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只要见到大路两边建筑上,有挂着关于拥护共产党的标语,横幅,就都给扯了下来。
一直随着队伍撤到了海淀,后来在朋友们的安排下又在北大避了几天。中间我还冒险骑车进了城,想去广场看看,结果到了附近,所有通往广场的大路都被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路,以为有希望,兴冲冲地骑过去,结果路的尽头赫然停着一辆坦克,黑乎乎的炮口正对着我的方向,只好转头,死了这条心。
九二年我又去了一次北京,到北大找那几个哥们儿,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出国了,只找到其中的一个。大家谈起来,唏嘘不已。又过了几年,我也出国了。我那个同学还在国内,前几年还去看过他,事业做得非常出色,不过就是死活不愿入党。后来有人问我,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有人指使?我告诉他们,我当年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的,而且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们当时所做的,可能时机和方式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不为我所做的有半点后悔,我也愿意承担我该负的责任。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影响了世界,却没有能改变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统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当年我们被血腥镇压,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反对暴力革命。以暴制暴,换来的不过是一个新的专制王朝,其手段可能更加邪恶。我所希望的中国的未来,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所有的政治力量共同合作妥协,也包括团结当前的执政党,大家共同努力,去建设一个和平的,渐进的,民主化的国家。不过有鉴于共产党的诚信记录实在太差,与之合作一定要谨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监督机制,才有实现真正宪政的可能。
我总在想,自己这条命算是多出来的。本来我极有可能就像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一样,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青春,留在广场上,作为未来清凉世界的牺牲。结果他们做到了,我却多羁绊了几十年。后来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困难,艰苦,成功,幸福,生活的酸甜苦辣也都一一品尝过。我觉得是他们在冥冥中看着我,祝福我,加持我,让我能够过上一个免于恐惧,正直,自由,秉持自己良心的人生。我相信他们也希望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民主女神所代表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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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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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在Youtube上又看了一遍,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吾尔开西说了一句经典的错话:只要广场上有一个同学不同意撤离,我们就不撤! 民主思想是:坦然面对不一致。只要51%的同学投票撤离,那49%的同学就要接受撤离。吾尔开西的话,听起来很仗义,很有煽动力。他的这种言语表明却是独裁思维:拒绝不一致。学生们的这种思维也是6.4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步到位。当年,如果年轻的学生领袖们真正明白民主政治的灵魂,在适当的时候妥协,退回校园。国家的民主进程就会向前走一步。 我没有怪罪学生。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把身上所有现金都放入学生的募捐脸盆。5月23号出国,在曼哈顿的电视里看到广场开枪的时候,我泪流满面。 当年我们都太年轻了,我们都向往民主政治,但是确实还没有搞清楚民主政治的原理。青春无悔。
还记着要准备英语考试。。。
不会是你吧?
希望他在天堂一切都好。
自己编的民主瞎话把自己都感动了。一朝大权在握马上原型毕露。
哪儿有民主?哪儿都没有民主。美国有民主吗?一样没有!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 “两湖” 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
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 “低价” 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 “铁路国有” 的风潮最为炽烈,“保路运动” 风起云涌。正是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引爆了武昌起义,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现在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说的对,当时是有一些地方被围了起来,包括纪念碑周围和民主女神像周围。我自己当时是民主女神像的纠察,其实就是看场子的,有时候是不让人进去。
我很认同您说的,广场应该是属于全体公民的。不过这和广场被封闭还是有区别的。我是真正见过什么是封闭广场的,那就是哪一条路都进不去,不是当兵的,就是坦克把路给封了起来。
学生头头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领导的运动失败了不可惜。社会要安定、进步,领导和群众的道德水平是第一位的,比制度重要。不然,什么制度也白搭。印度、南非、埃及、现在的美国、...... , 例子很多。
CCP犯下的另一个罪行是试图把这段历史完全抹去。现在中国媒体、教科书或者其他出版物完全不能提此事。中国的年轻人很多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仅仅模糊听说过一鳞半爪。就连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共和国卫士”们也从来都不被纪念了。为什么?难道是CCP知道自己错了,不好意思提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这个事件,它都无疑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试图把它从历史中完全抹掉,只能说理念还停留在中世纪。干都干了,用不着心虚。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此党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阉割、民族性的扼杀,伤害巨大,无法估量。这个罪行甚至超越了当年的屠杀本身。
我可以理解您的想法。但是我不同意把绝食和绑架民意放在一起。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绝食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大部分都是普通民众对当权者的控诉和谴责。如果把绝食说成是极端主义,大力谴责,至少我的良心上是过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