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结局，后来
从广场西南角撤出来，队伍又接着上了长安街，一路向西，退回海淀大学区。大家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不时大喊，“打倒法西斯”，”学生无罪”，”血债血还“。沿途的群众已经很少了，但是都跟着一起喊，当然更多的是哭泣。
路上一片狼藉，铁栅栏，旗帜，衣物，扔得到处都是。烧毁的军车，坦克，一辆接一辆，排了长长的一路。路上也碰到几队当兵的，我们就大骂 ”侩子手”，”屠夫”，而街边的高楼上有人雨点一样的向他们扔玻璃瓶，石头，他们也不答话，低着头匆匆而过。撤退途中还出现过一次状况，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竟然有坦克轰隆隆的追了上来，吓得大家都闪到人行道上。后来听说有好几个学生竟然被坦克压死了。
我一路走，一路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树立起来的世界观，和这个现实反差太大了，怎么也不能接受。有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像什么热爱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之类的，显得格外讽刺。甚至连我爱祖国，祖国爱我这样的信念，也有些动摇。我想当时一起撤离的同学大多如此，有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只要见到大路两边建筑上，有挂着关于拥护共产党的标语，横幅，就都给扯了下来。
一直随着队伍撤到了海淀，后来在朋友们的安排下又在北大避了几天。中间我还冒险骑车进了城，想去广场看看，结果到了附近，所有通往广场的大路都被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路，以为有希望，兴冲冲地骑过去，结果路的尽头赫然停着一辆坦克，黑乎乎的炮口正对着我的方向，只好转头，死了这条心。
九二年我又去了一次北京，到北大找那几个哥们儿，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出国了，只找到其中的一个。大家谈起来，唏嘘不已。又过了几年，我也出国了。我那个同学还在国内，前几年还去看过他，事业做得非常出色，不过就是死活不愿入党。后来有人问我，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有人指使？我告诉他们，我当年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的，而且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们当时所做的，可能时机和方式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不为我所做的有半点后悔，我也愿意承担我该负的责任。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影响了世界，却没有能改变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统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当年我们被血腥镇压，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反对暴力革命。以暴制暴，换来的不过是一个新的专制王朝，其手段可能更加邪恶。我所希望的中国的未来，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所有的政治力量共同合作妥协，也包括团结当前的执政党，大家共同努力，去建设一个和平的，渐进的，民主化的国家。不过有鉴于共产党的诚信记录实在太差，与之合作一定要谨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监督机制，才有实现真正宪政的可能。
我总在想，自己这条命算是多出来的。本来我极有可能就像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一样，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青春，留在广场上，作为未来清凉世界的牺牲。结果他们做到了，我却多羁绊了几十年。后来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困难，艰苦，成功，幸福，生活的酸甜苦辣也都一一品尝过。我觉得是他们在冥冥中看着我，祝福我，加持我，让我能够过上一个免于恐惧，正直，自由，秉持自己良心的人生。我相信他们也希望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民主女神所代表的意义吧。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306830.html
6.4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青春无悔。
还记着要准备英语考试。。。
不会是你吧？
希望他在天堂一切都好。
自己编的民主瞎话把自己都感动了。一朝大权在握马上原型毕露。
哪儿有民主？哪儿都没有民主。美国有民主吗？一样没有！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 “两湖” 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
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 “低价” 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 “铁路国有” 的风潮最为炽烈，“保路运动” 风起云涌。正是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引爆了武昌起义，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现在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说的对，当时是有一些地方被围了起来，包括纪念碑周围和民主女神像周围。我自己当时是民主女神像的纠察，其实就是看场子的，有时候是不让人进去。
我很认同您说的，广场应该是属于全体公民的。不过这和广场被封闭还是有区别的。我是真正见过什么是封闭广场的，那就是哪一条路都进不去，不是当兵的，就是坦克把路给封了起来。
学生头头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领导的运动失败了不可惜。社会要安定、进步，领导和群众的道德水平是第一位的，比制度重要。不然，什么制度也白搭。印度、南非、埃及、现在的美国、...... , 例子很多。
CCP犯下的另一个罪行是试图把这段历史完全抹去。现在中国媒体、教科书或者其他出版物完全不能提此事。中国的年轻人很多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仅仅模糊听说过一鳞半爪。就连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共和国卫士”们也从来都不被纪念了。为什么？难道是CCP知道自己错了，不好意思提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这个事件，它都无疑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试图把它从历史中完全抹掉，只能说理念还停留在中世纪。干都干了，用不着心虚。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此党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阉割、民族性的扼杀，伤害巨大，无法估量。这个罪行甚至超越了当年的屠杀本身。
我可以理解您的想法。但是我不同意把绝食和绑架民意放在一起。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绝食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大部分都是普通民众对当权者的控诉和谴责。如果把绝食说成是极端主义，大力谴责，至少我的良心上是过不去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结局，后来
从广场西南角撤出来，队伍又接着上了长安街，一路向西，退回海淀大学区。大家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不时大喊，“打倒法西斯”，”学生无罪”，”血债血还“。沿途的群众已经很少了，但是都跟着一起喊，当然更多的是哭泣。
路上一片狼藉，铁栅栏，旗帜，衣物，扔得到处都是。烧毁的军车，坦克，一辆接一辆，排了长长的一路。路上也碰到几队当兵的，我们就大骂 ”侩子手”，”屠夫”，而街边的高楼上有人雨点一样的向他们扔玻璃瓶，石头，他们也不答话，低着头匆匆而过。撤退途中还出现过一次状况，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竟然有坦克轰隆隆的追了上来，吓得大家都闪到人行道上。后来听说有好几个学生竟然被坦克压死了。
我一路走，一路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树立起来的世界观，和这个现实反差太大了，怎么也不能接受。有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像什么热爱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之类的，显得格外讽刺。甚至连我爱祖国，祖国爱我这样的信念，也有些动摇。我想当时一起撤离的同学大多如此，有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只要见到大路两边建筑上，有挂着关于拥护共产党的标语，横幅，就都给扯了下来。
一直随着队伍撤到了海淀，后来在朋友们的安排下又在北大避了几天。中间我还冒险骑车进了城，想去广场看看，结果到了附近，所有通往广场的大路都被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路，以为有希望，兴冲冲地骑过去，结果路的尽头赫然停着一辆坦克，黑乎乎的炮口正对着我的方向，只好转头，死了这条心。
九二年我又去了一次北京，到北大找那几个哥们儿，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出国了，只找到其中的一个。大家谈起来，唏嘘不已。又过了几年，我也出国了。我那个同学还在国内，前几年还去看过他，事业做得非常出色，不过就是死活不愿入党。后来有人问我，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有人指使？我告诉他们，我当年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的，而且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们当时所做的，可能时机和方式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不为我所做的有半点后悔，我也愿意承担我该负的责任。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影响了世界，却没有能改变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统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当年我们被血腥镇压，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反对暴力革命。以暴制暴，换来的不过是一个新的专制王朝，其手段可能更加邪恶。我所希望的中国的未来，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所有的政治力量共同合作妥协，也包括团结当前的执政党，大家共同努力，去建设一个和平的，渐进的，民主化的国家。不过有鉴于共产党的诚信记录实在太差，与之合作一定要谨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监督机制，才有实现真正宪政的可能。
我总在想，自己这条命算是多出来的。本来我极有可能就像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一样，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青春，留在广场上，作为未来清凉世界的牺牲。结果他们做到了，我却多羁绊了几十年。后来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困难，艰苦，成功，幸福，生活的酸甜苦辣也都一一品尝过。我觉得是他们在冥冥中看着我，祝福我，加持我，让我能够过上一个免于恐惧，正直，自由，秉持自己良心的人生。我相信他们也希望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民主女神所代表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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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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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在Youtube上又看了一遍，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吾尔开西说了一句经典的错话：只要广场上有一个同学不同意撤离，我们就不撤！ 民主思想是：坦然面对不一致。只要51%的同学投票撤离，那49%的同学就要接受撤离。吾尔开西的话，听起来很仗义，很有煽动力。他的这种言语表明却是独裁思维：拒绝不一致。学生们的这种思维也是6.4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步到位。当年，如果年轻的学生领袖们真正明白民主政治的灵魂，在适当的时候妥协，退回校园。国家的民主进程就会向前走一步。 我没有怪罪学生。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把身上所有现金都放入学生的募捐脸盆。5月23号出国，在曼哈顿的电视里看到广场开枪的时候，我泪流满面。 当年我们都太年轻了，我们都向往民主政治，但是确实还没有搞清楚民主政治的原理。青春无悔。
还记着要准备英语考试。。。
不会是你吧？
希望他在天堂一切都好。
自己编的民主瞎话把自己都感动了。一朝大权在握马上原型毕露。
哪儿有民主？哪儿都没有民主。美国有民主吗？一样没有！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 “两湖” 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
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 “低价” 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 “铁路国有” 的风潮最为炽烈，“保路运动” 风起云涌。正是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引爆了武昌起义，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现在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说的对，当时是有一些地方被围了起来，包括纪念碑周围和民主女神像周围。我自己当时是民主女神像的纠察，其实就是看场子的，有时候是不让人进去。
我很认同您说的，广场应该是属于全体公民的。不过这和广场被封闭还是有区别的。我是真正见过什么是封闭广场的，那就是哪一条路都进不去，不是当兵的，就是坦克把路给封了起来。
学生头头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领导的运动失败了不可惜。社会要安定、进步，领导和群众的道德水平是第一位的，比制度重要。不然，什么制度也白搭。印度、南非、埃及、现在的美国、...... , 例子很多。
CCP犯下的另一个罪行是试图把这段历史完全抹去。现在中国媒体、教科书或者其他出版物完全不能提此事。中国的年轻人很多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仅仅模糊听说过一鳞半爪。就连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共和国卫士”们也从来都不被纪念了。为什么？难道是CCP知道自己错了，不好意思提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这个事件，它都无疑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试图把它从历史中完全抹掉，只能说理念还停留在中世纪。干都干了，用不着心虚。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此党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阉割、民族性的扼杀，伤害巨大，无法估量。这个罪行甚至超越了当年的屠杀本身。
我可以理解您的想法。但是我不同意把绝食和绑架民意放在一起。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绝食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大部分都是普通民众对当权者的控诉和谴责。如果把绝食说成是极端主义，大力谴责，至少我的良心上是过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