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上一座奇怪的无名之墓,沉默31年后才揭秘(ZT)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楼主 (文学城)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角,有一座普通的墓地,从碑文中我们得知墓主人的名字。

大多数人对他并不熟悉,但是通过事后了解我们被他生前的事迹所震撼,他曾是位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为北京和平解放做出巨大贡献。

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解放后他的身份一直不能公开,连他的妻儿都不知其真实身份,直到他去世31年后,儿女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解放前,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的秘书,实为隐蔽战线上的中共党员;建国后,他任国家部委司局级干部,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

其真实身份直到他去世三十多年后才被解密。

他就是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的阎又文同志。一个潜伏者的传奇,揭开国共暗战中的内幕与波澜。

 

1    

暗战北平,阎多次劝导傅作义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

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后,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阎又文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

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简称“边保”)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

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7年。

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以降低暴露身份的风险。

1949年2月,阎又文(右一)随傅作义(右三)在西柏坡与周恩来(左三)合影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

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是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毛主席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

这也成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的赏识和信任。

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下发。

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

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有可能近期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

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就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然而此部队领导听后摇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

后来,他向李克农汇报了此事。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

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

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程度不够。

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

北平已经陷入重围,风声鹤唳,国民党特务机关疯狂搜捕中共情报人员。绝密单线联系人王玉准备进京和阎又文接洽,李克农极为严肃地要求王玉:“切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

而阎又文以同样的牺牲精神,忘我地开展情报工作。

忘我到什么程度?1949年元旦之后,傅作义部是战是和处于关键时期,阎又文几乎以每日一份的频率,把傅作义的军事情况甚至个人思想动态及时传递出去。这是近乎“疯狂”的举动,但是为了整体战局,阎又文已经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有的时候,甚至是上午刚刚发生的事情,下午组织已经掌握了。毛泽东为此,曾给隐蔽战线题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可以说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阎又文与夫人丁宴秋在北平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

傅作义有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

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战而屈人之兵”,完整保存了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2    

推迟解开的身份之谜

全国解放后,胜利终于来临,中央为了考虑傅作义等人的情绪,决定阎又文依然深度潜伏,辅助傅作义将军开展对国民党旧军队的改造。

之后,无论是率绥远旧部入朝参战,还是和傅作义一起在水利部工作,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阎又文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都拳拳可见。

党的隐蔽战线领导人周恩来曾要求情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

阎又文负重的一生,就是这十六个字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

1961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保密,并承担统战工作。

阎又文博闻强记,和蔼可亲,生活朴素,恪尽职守。因工作需要常接触苏联专家,40多岁的他用几个月时间苦读俄语,就能流利地与苏联专家交谈。

自然灾害期间,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又文有特供证,他自己却从来不用,也不允许家人使用。

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粮食饥荒,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压力可想而知。

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到农村视察工作时,本来可以吃到为他做的面条,但他一定要与灾民们同吃用大锅煮的红薯叶子。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因患食道癌病逝,年仅48岁。

弥留之际,给守在病床边的妻子丁宴秋留下遗言:“有事情找组织。

没想到,其身份之谜直接影响了阎家子女,在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些年代里,“一到政审就卡壳”。

实际上,这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成了阎家人的心头之痛。先是大女儿阎恩兰到了入团的年龄,她所在中学告诉她,“你们家政治历史很复杂”,入团没资格。

但阎又文却从不申辩,因为有“组织的安排”,他无法解释,只能将实情深埋心中。

直到他去世多年后老六在部队申请入党,部队向农业部发函外调,得到的回答仍然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

阎家子女曾就“统战工作者”这一身份,找到统战部、全国政协,但被告知“不是统战对象,是共产党”。

而在水利部、中组部的档案中,又查不到他解放前做过什么革命工作。

这个“悬案”让阎家人受尽连累,不得不为父亲的事到处奔走。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93年。

在公安系统一次老干部聚会上,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遇到了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的老同事王玉。

刘光人曾是本单位阎又文二女儿阎绥兰的领导,那时得知阎家的遭遇后就暗自对阎又文的身份有所猜测。

刘对阎又文并不陌生,他当年以《平明日报》记者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阎又文和“记者”王玉多有接触,但互不知底。

这次聚会,听到刘光人介绍阎又文后人的情况,王玉异常激动,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阎又文的子女,却无法取得联系。

王玉感慨地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王玉揭开的谜底,证实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在傅作义身边深度潜伏的我党秘密特工!

几天后,阎家子女被王玉带到了知晓父亲身份的见证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家里。

这位在秘密战线奋斗大半辈子的长者,禁不住嗓音哽咽:“精英!你们的父亲是真正的精英啊!

解放后,按照党的安排,阎又文党员身份不公开并继续在傅作义身边工作……

在知情者的讲述和提供的材料中,阎家子女看到了父亲完整的一生,困扰这个家庭几十年的谜团也终于解开。

1993年5月31日,农业部党组给阎又文6个子女的单位分别发出信函:

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贡献。

这是一个迟到几十年的重要文件,公函提到:“过去,因阎又文同志党员身份未公开,而使其子女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待遇上受到不应有的影响。

现在特函告,请予消除,并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改正为盼。”

在帮助阎家子女揭开谜团两年后,唯一的联系人王玉就辞世了。

星辰大海,壮心不已。无底深海,波澜不惊,澎湃着的却是无穷的火焰。

1956年,阎又文曾留下一首诗作,“独怀凌云志不凡,干高枝大拔群巅。阳春三月花似锦,英雄树下赞木棉”。

木棉花落,但永不褪色,那是忠诚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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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_Who
哈哈,007来美国报信,日本要干珍珠港,结果老胡说,你它奶奶的天天哈酒玩女人,楞是给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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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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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耍猴人
转帖的时候检查一下好不好,拿手枪照相的人是熊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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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storm
傅作义当时基本被共产党包围了。他女儿女婿都是。傅作义首鼠两端,所以文中这位天天电报才不会被抓。致于结局,所有中国潜伏者活下来的都
北京草民
千古罪人
不吃胡萝卜
93年才被认可,耽误子女参加革命了。
晶体管发射极
第二张照片左边拿枪的是胡宗南副官熊向晖!中间那位象阎又文。
D
DaShuai
报应呵!

48岁就夭折。干坏事折寿呵。

R
Rubin717
中华民族的罪人
T
Trumpeter
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2012年,国内有人揭秘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中共夺权后有一个对全国地下党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949年前,曾有一个指导地下党斗争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想不到,1949年后还有另一个16字方针:一个清除知识人地下党员的16字方针!因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成员是知识人。从这16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指向知识人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也是他的作品。

究竟是不是毛的作品?现在已经得到证实:一位江苏安全厅的负责人阅档案时,发现有这么一份文件;一位西南局的人也看到这份文件;复旦大学一位老战友在某安全部门,也曾被那里的人告知这16字方针;昆明的马先生也知道这16字方针。虽然目前我辈看不到16字方针的文件,迟早会解秘档案。

这16字方针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康生向毛报告,说南京、福建、广西、云南等许多地方地下党员,家里有钱才读得起书,成分复杂,组织不纯,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置?毛就批示了这16个字。它是1949年后一系列压制、迫害党内知识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历史见证。

这16字方针的“降级安排”是先卡下来;“控制使用”是晾在一边或叫“靠边站”;“就地消化”是限制自由,从组织上断路,免得出省高就;“逐步淘汰”是慢慢来,时间较长。16字是一套淘汰的策略手法。

1952年云南才执行16字方针,先执行“降级安排”。降级是处分,不犯错误不能处分,便用“定级”一词,以前干过什么都不算数,只保留工龄。我是“边纵”部队的教导员、编辑,正营级,宣布定级为“正排”,无端降了4级。有的只降了一级,是因为他们与组织部的有关系,绝大多数降2级,少数降3级。我早已大学毕业,组织部的干部文化低,嫉妒大学生,便对我狠降。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被降级后,当文化教员,算是秀才落寞。我被分到部队的“十一速中”(实际是小学)去扫盲,是“控制使用”。我到速中后,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方国瑜打听到我在那儿,便写信要我回云大,对我破格以讲师之职回校开课,但部队不准我走,要“就地消化”。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每次都当“运动员”,要从“原罪”交代、检查,“肃反”时,我被停职审查半年多。反右前,我一直是教书匠。当时,部队上有瞿建华(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发明“速成识字法”,各地各级政府也都大办速成中学。有的地方提出“三天扫除文盲”,“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半个月初中毕业”……荒唐已极,把“速成识字”当作魔法。

我的“扫盲”实践不能“速”,成年人速记文字,是南辕北辙。

1957年在14军的一次宣传会议上,我发言说:“文化速成是无效劳动,是人力、财力、时间的浪费。”我不知道这次宣传会议是“阳谋”,于是我当右派21年,入“另册”当贱民,实现了“淘汰”我的目的。

后一个16字方针简言之是“淘汰”,是把知识人当作敌人“窝里斗”,是用心狠毒的“卸磨杀驴”,消灭自己的有生力量。

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没有完整地如实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不敢正视历史,更没有对后一个16字方针的危害作出评价,用谎言代替历史的真实。毛派人物怕损“伟光正”形象,实施“强迫遗忘”的愚民政策,太可悲了。我已87岁,生命已快到尽头,已看不到16字文件档案解秘,我嘱望《历史记忆法》的诞生和对历史罪恶的进行清算。

         
亮油
八旗墓地。
聂耳
美国国家公墓埋葬着57位中国军人,有名有姓都是富二代

http://digest.creaders.net/2020/05/21/22268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