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们来捐钱捐物的也不少。我们自己没有募捐箱，一般都带他们去纪念碑的高自联财务部，他们有比较完善的募捐流程和记录。六月二号的时候，有一个老外，非想要进到民主女神像的场子里面，我们几个和他沟通，怎么也讲不清楚。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英语有多差，除了会说No，No，No，啥词也嘣不出来。听他一个劲的讲 Are you a police? Are you a police? 也反应不过来。后来想想，我们纠察干的可不就是police的活吗？这老外脾气不错，虽然最后也没让他进去，临走却给了我五百美元。我知道他是要募捐，本来想给他指路，可是我那时的英语词库里还没有donation 和 Financial Department这样的词，一想到还要翻译更难的，诸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之类的，头就大了。干脆接了钱，自己跑一趟吧。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 - 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三）柴玲和刘晓波
当时学生们所得到的支持现在很难想象。北京的老百姓几乎全都站在学生这一边，出钱出力，举力支持。民主女神像是个热点，每天都有好几批来送菜送饭，送汤送水的。他们还带来自家的碗筷，我们几个纠察就帮着给学生们送过去。结果好多同学吃完了一抹嘴，碗都不还，还得我们一个个去收，说良心话我当时是真有些看不惯。
市民们来捐钱捐物的也不少。我们自己没有募捐箱，一般都带他们去纪念碑的高自联财务部，他们有比较完善的募捐流程和记录。六月二号的时候，有一个老外，非想要进到民主女神像的场子里面，我们几个和他沟通，怎么也讲不清楚。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英语有多差，除了会说No，No，No，啥词也嘣不出来。听他一个劲的讲 Are you a police? Are you a police? 也反应不过来。后来想想，我们纠察干的可不就是police的活吗？这老外脾气不错，虽然最后也没让他进去，临走却给了我五百美元。我知道他是要募捐，本来想给他指路，可是我那时的英语词库里还没有donation 和 Financial Department这样的词，一想到还要翻译更难的，诸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之类的，头就大了。干脆接了钱，自己跑一趟吧。
说实在话，那五百美金是我从出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一笔钱，我把钱攥得紧紧的，一路小跑去了高自联财务部。我记得财务部在纪念碑第三层的东南角，小小的一个角落，用脚手架围了起来。我上去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三个同学，其中有一个长得还挺不错的。把钱交了出去，登了记，正准备回去，那个漂亮的女同学问我愿不愿意帮她们作纠察，说她们的纠察回家了，晚上才会回来。我想做就做吧，反正到哪里不是干活？我回去交代了一下，就去财务部当差了。
我当时想的是，财务部是个重要部门，不能出错，也就多用了点心。但凡有人来办事，我都让他们站外面，不准进去，为此还和人吵了好几次。过了不多时，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瘦瘦小小的女孩子凑过来，她也不说干什么，就是在入口磨磨蹭蹭的。我烦不过，挡着不让她进去。又过了一会儿，那个漂亮的女同学看到她了，出来要拉她进去，又给我挡住了。漂亮女同学这才告诉我，门口这位就是她们财务部的部长，叫柴玲。柴部长后来褒贬不一，不过当时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很不起眼。不过人倒是和善，还说我挺负责的。我那时候狂得很，又是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也不是很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学生部长还算拎得清。
又过了几个小时，到了下午，纪念碑附近的人围得越来越多，人手不够，又把我抽调过去维持秩序。听别的同学讲，好像是什么四君子要绝食，搞得很多人来围观，这其中就有我曾经见过的刘晓波和侯德健。这个事就比较辛苦了，我们几个纠察要合力挡着人群，还要大声叫喊，劝说下面乌泱泱的人群不要冲到纪念碑的上层来。当时来围观的人绝大多数比我岁数大，甚至还有一些老人也夹在其中。冲着这样的人大喊大叫，很不习惯，隐隐又有些骄傲，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感觉。这个可能就是所谓权力的腐蚀了。
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左起）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
撑了好一会，人都快虚脱了。偏偏这个时候我又流起了鼻血，止都止不住。旁边的同学见了，赶紧把我送到医务处。医务处就在一辆大客车里面，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医生，很和蔼，帮我处理了一下，上了点药，要我多休息。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看不流血了，趁她不注意，转头又回了纪念碑，好在那个时候人慢慢少了。天色黑了以后，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就回到了民主女神像，跟哥几个打了个招呼，随便钻了一个帐篷就呼呼大睡了。等到一觉醒来，已经是六月三号的中午了。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一）民主女神像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二）广场上的人和事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三）柴玲和刘晓波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六月三号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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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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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民主效率害人。
莫言，高行健是因为政治而获奖，不是因为文学水平，达赖更是100%政治原因获奖。
莫言的获奖作品“蛙”描写了中国的计划生育血腥地杀了8000多万婴儿。
中国只有涂嗷嗷是真正的诺贝尔奖，还有胰岛素研制者应该获奖。巴金应该获奖。
可以说是在一个封闭扭曲的环境里绝望，但又带有狡猾和投机的反抗，目的也并不明确。这是一场伟大的运动，但局限性很大。
四君子中，候德建在六四之后被遣送回台湾，他的歌在中国官方电台和电视台上遭禁，个人财产被没收。2006年，他被悄悄地允许重返大陆。候德建目前生活在北京，在一家电缆电视网当顾问。他曾接受传媒访问称，不愿再触及政治，有意在内地开拓音乐事业。
有消息说，1989年6月6日，刘晓波谢绝了澳大利亚使馆提供的政治庇护，于当晚即被逮捕。他之后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刑入狱11年。2017年因病去世。
高新则逃亡至美国，后来成为政治传记作家。
周舵在六四之后被捕，不久被释放，他一直生活在大陆，但是也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他的回忆录不久前在香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