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 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 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 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2π 进行划分。……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4]。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 迅速传遍全世界。 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结果李政道被迫在1986年打破沉默，发表了《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批驳了杨振宁的谎言。此后，杨又不吭声了，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知道，他认为很关键的证人，他和李政道共同的导师吴大猷，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重要的了解内情的知情证人，都还没有死，辩下去必然真理越辩越明，他自己的形象必然越辩越差，会彻底暴露他阴暗的一面。
结果呢，他以为关键证人差不多死光了之后，杨振宁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发彪了，就借着出版《杨振宁传》的机会，想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再一次发表了自吹自擂和贬低李政道的言论，以为这样子可以抬高自己的形象。没想到李政道通过与《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问答，把杨振宁的种种谎言，彻底揭穿，杨振宁的各种说法，都被李政道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证据确凿，非常有说服力.
3）问： 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 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 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 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真相？
(编者注：将鼠标指到[1]的位置，注脚[1]即会弹出。下同。）
（3）答： 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之谜。 50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 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为标量）， 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是到1954、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 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 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 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 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 但是，会议上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 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 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 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 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 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 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 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的一点。 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未成功。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 即4月8日或9日，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专程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 他的问题是如何测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 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 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 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 我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新分析实验数据。 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 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 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论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克瑞廷（M. Chretien）、 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N. P. Samios）、 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 [2]。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 他们并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 [3]。 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 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
“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 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 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 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2π 进行划分。……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4]。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Λ0的衰变， 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 多了约一倍。重粒子Σ-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 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 Λ0、Σ-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 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 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Λ0，Σ-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 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 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Λ0和Σ-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 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Λ0、Σ-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 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 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 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 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 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 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 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 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 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 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 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 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 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 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 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Λ0和Σ-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两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 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Λ0和Σ-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 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 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 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 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 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 应该用最快的速度， 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 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 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 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 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 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 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 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 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 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 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 [5]， 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 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 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σ·p >，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 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 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 迅速传遍全世界。 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获诺贝尔奖的弱作用宇称不守恒是李提出的， 证明其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完成的。所以说是杨无耻蹭的诺贝尔奖
关键是杨政宁在这个宇称不守恒之前，已经有很多著名的物理论述和发明了， 而且在这个贡献之后，在粒子物理啊 yang-mill理论啊也有源源不断的贡献，据说今年诺奖还有可能，所以加入国籍。 杨的名声和资源在前，，而且就是把这个贡献拿走， 杨的还是中国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外人说的这么有板有眼的 也是醉了。
造谣不上税，信谣的智商堪忧。
首先，杨是这个成果的非关键人物，只是利用李的厚道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还要写在李前面。同时在很多场合诋毁李，说李的贡献只有30%，他占70%。可见此人善于窃取合作伙伴成果，也不难推测他之后的成果有多少是占取他合作伙伴及学生的；尤其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占取资源就更容易了。
杨李不管谁第一个说的， 谁70% 30% 他们都是要一起得诺奖的， 也就是得诺奖的paper， 一作和通讯作者都要得， 同一时期的paper 同时提交的都得，运气好的话甚至二作都能得。只要有名字且是通讯作者必须提名诺奖， 所以杨得诺奖实至名归没什么争得了。
如此确凿的证据还说是招谣，不知你上窜下跳如此为杨辩解是何原因？在物理届不耻杨为人的有很多，只有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的人才会崇拜杨
beta衰变部分是杨负责的，
介子衰变部分由李政道负责，
然而第一个作出的实验是beta衰变的,
不知道李除了这个接下来30多年还做了什么工作，
但是杨可多了
而且杨的主要贡献是不在于此，
麦克斯韦方程，薛定谔方程，狄拉克方程，杨－米尔斯方程都是物理教科书的，
这足以说明一切。
☆ 发自 iPhone 华人一网 1.11.08
天，你个搞物理的，还不懂。我现在可以很淡定的面对我怎么也不理解相对论的事实了。
你代表了哪里的物理界？ 老杨是公认的20世纪下半页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老杨的人品， 就他在石溪工作那么多年，对物理系的建设，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至于李杨之争，外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翻脸，但是李杨分裂确实是物理界公认的一个损失。 无论他们之间怎么挣， 两个人都是应该拿到那个奖的，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现在你们这些人跳出来叽叽喳喳，吐沫星子乱飞， 说的头头是道，其实都不知道自己copy paste的那些东西讲的是什么， 反正只要google到老杨的不是就赶紧当作自己的论点，跟文革的那些革委会的积极分子有何差别。
50年代回国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其实一点都不少， 搞两弹一星的都是幸运的了，有工作，有饭吃。其他的呢，不少都被逼死在你们这种无知无谓的革命小将口诛笔伐汇中了。
我发这个贴的目的不是否定杨在物理领域的所有成果，我是科普下他的为人：他是如何对待让他获得无上荣誉的诺贝尔奖合作者；其合作者是如何看待他的
我天天有idea， 没有证明，我能发paper吗？ idea重要，证明也重要。 李没有杨帮他证明， 屁也发表不了。 数学物理的证明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
莫名奇妙，我何时说过杨应该在50年代或文革时回来？很痛惜在文革中被摧残的中华精英。对他的不耻是因为他对李的利用，对名利的无尽追逐。更糟糕的是他作为名人为青年一代树立的坏的榜样：只要有了名，什么都可以得到；为了出名可以不择手段；为抬高自己去诋毁别人。历史这种有才但无德的人很多，董其滄，郭抹若，你选择追捧这些人，我们也可以选择鄙视这种人。
是这样吗？有混学术界的说说。李的数学不成，证明这活基本都是老杨干的。但我觉的idea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idea肯定不是胡思乱想，至少应该有一些依据的。
他当年不出来说这些，李也不会说，根本就没人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人蹭谁的成果。最后的结果就是双输。
不懂，问了个懂得。回答是黑白颠倒莫过于此。李在这篇paper的贡献超过80%，但是杨也有贡献还是senior，挂名问题不知道内幕了，比如，苹果和MS。后来杨先开始公开诋毁李，李回应之后就决裂了。杨后来的几个成绩也是合作的。李是真学者，对中国教育系统的贡献远超杨。
ps. 学界的各种si, 有时候真比宫斗还精彩。 做学生最后一年， 老板关门与我切磋各路人马恩怨，以防我走江湖不小心就被做了，或者被坏人诱骗。 呵呵，最后直接坚定了我改行的决心。
原来是这样，张知识了。老杨确实牛逼，不过他为啥主动攻击李政道呀，有点不厚道。
mm我觉得你还是偏袒杨的，也觉得杨比李的贡献更大，但是这件事情是没有定论的。
我还是那句话，私德杨比李差多了。
“某种程度上讲，杨自己回去独立写篇论文，引用一下李的成果，感谢一下李的讨论，在学术界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如果老杨当年真如你说的这么做， 就甭想在学术界混了。 李当时已经idea和验证都有了， 他的美国同事们都知道。 李当时已经准备自己独立发表文章了， 是杨劝说他先不发表， 才有了进一步的合作。 对这项研究李政道绝对占80%。 老杨后来什么以年纪大， 要求先上台领诺贝尔奖。 晚宴要求自己的妻子杜致礼和国王先走， 他和皇后走第二名。 李和李的妻子就自然落到了后面。 杨还去求李政道的妻子， 李的妻子怕外人笑话， 劝说了李。 李向委员会提申请改变的领奖顺序。 可是在诺贝尔100 周年的时候，瑞典皇家科学院恢复了李在杨之前的顺序。
两人真正决裂是后来的合作上， 杨要求排名第一， 李没有同意， 两人1962年之后再没有合作。
杨的数学功底是很强， 他后来的物理研究是科学史留名的， 再得一次诺贝尔奖不为过。 但是和李的决裂上， 杨的问题更大些。
科学家都是人， 从不应该用圣人要求。 杨有他的贡献，学术上是受人尊重。 但是他人品如何， 各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实在看不惯的是有人捧杨的时候贬低抨击钱学森， 邓稼先等人， 实在是忍不住想反击一下。
Lee, T. D., and Yang, C. N.,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 Phys. Rev. 104, 254 (1956)
李是第一作者。
诺贝奖之后，谁真正在美国学术界荣誉待遇加身，呵呵。
ps. 我不会抨击钱，邓的， 大时代背景下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大海中的一片浪花。那个时代，他们做他们的选择，履行他们的职责，收获他们的荣誉。但是，确实也不用抬高他们来贬低杨这些人。如果用今天的成果待遇这些比， 谁来讲讲那些在文革中丧命的， 蹲监狱的学者？ 这中间不仅仅有才华，还有铮铮铁骨，不做任何的阿谀奉承，不违背半点真心呢。 可是，比这些有意义吗？
做人，妻子生病，李政道亲自床前照顾，最后1年是整夜坐在妻子床前，学生朋友们欲帮忙，他都婉拒。妻子早逝，按照妻子遗言捐赠建立基金会资助华人女性学者做研究工作，几十年过去，妻子的照片如故摆在他的床头，大家劝说他再找一知己好照顾他生活，他说，他的妻子从不曾离他远去，一生的爱情只是那一个人，至真至纯。生活中，大家想让李教授高兴休息一下，就是各种吹捧他太太，必然会得到他童真羞涩的笑意回报，那一刻是他最放松最幸福的时候。只有见过了那种笑容，才会了解，爱是如此美好。
李政道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他得到了一个人所能得到的一切，事业上的欢喜，情感上的相融，自我的完整修养，无愧自我，至真至纯。
李政道和杨除了早期一点点的学术交集，其他的80年都是陌路，他们走在完全不同的路上，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路上。
李政道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早早与杨果断决裂。
杨对李政道的羡慕嫉妒恨是不加掩饰的，恨不得自己才是李政道，居然把李政道的博导都能忽悠成自己的，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他在华人地区的宣传无非就是在美国骗不了人，只好利用信息不对称到华人地区把自己塑造成李政道过瘾，杨就是一个可怜虫。
另外我的博士导师在这方面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们经常在各个funding review的会议上接触到别人一些未发表的前期结果，他经常告诫说如果对别人的工作和idea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但是要等那个组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后才可以投稿。还有一次是我们跟外系的一个组合作，他们提供新材料我们做器件。某次组会上有个学生提出那个合作组的材料制备方法其实可以有更好的替代，替代方法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这样完全不需要他们。结果被导师严厉批评，说这不是对待合作者的正确态度，在材料方面的任何想法，都要先跟对方讨论而不是私下单干。
所以很多人觉得学术界各种幺蛾子是常态，我依然觉得正道而行，坦坦荡荡才是根本。
PS 我的导师是印度人，为此即使我遇到再多奇葩无底线的印度人，也始终没有把这个族群一概而论。
杨李之争， 不排除没有杨的参与， 李政道独立发表的文章也会获得诺贝尔奖。 两人的决裂问题上杨占的因素大，他有些太功利， 首先发声针对李的。
杨自己说他一生重要时刻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和他三观不一致的人自然对他的人品尊重不起来。 最多是学术上的尊重罢了。
还是那句话， 杨在人类科学史上是留名的，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和两弹一星的功臣们相提并论。 他自己当年亲口讲过自己对中国的贡献没有邓稼先这些科学家大。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人要把杨和这些功臣们硬拉一起。
大家就在讨论这个诺奖， 没人否认杨的学术成就， 只是对他的人品看法不一罢了。 你这里偷换概念了吧。
杨的人品不算太差。 上面有人说了他完全可以写个paper不带李政道， 这种事学术界多了。 你的idea， 没法之前跟别人讲了， 别人比你先做出来先发paper， 你没处说理。 他带了李政道这已经没什么可被诟病的了。还需要发个帖讨论杨应不应该得诺奖， 还有吴应不应该得。 吴显然该得， 但是做实验验证的， 得等提理论的拿了诺奖才能得。
问题是他82年的文章里说idea是他想出来的。 明明是李的idea。
而且获诺贝尔奖的文章是李执笔的， 诺贝尔奖排名也是李在前， 杨硬要以年长为由先领奖，有违常理。
后来也是杨先发声针对李的。 李之后可能忍无可忍了， 反驳了。
杨带的李？ 颠倒次序了吧。
跟李政道比，他就是个笑话。
那华裔得诺奖的比例就更小了。
杨李的研究和这个无关， 所以排名更重要。 这篇文章也是李执笔的。
在杨的水军眼里，杨已经落魄只能跟路人比高低了吧。
pi 怎么了， 是总设计总策划。 哪个第一作者敢说自己贡献比通讯作者大？ 杨和李一个组的都不是和pi 有关系吗？ 两个不同组的人发一篇文章和出钱人有关系吗？ 当然通讯作者说明一切。再说了， 通讯作者也就是pi 得诺奖，第一作者没得得例子还少吗？
你这结论就是任何科研成果phd 和 postdoc 都比教授贡献大？
同行相轻 还挺常见的。
牛顿和莱布尼茲 不是互贬的一塌糊涂吗。两人争微积分的发明权。都是顶尖的人物。
那又怎么样，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人啊。
既然他愿意出来炒作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大家关心的只是他公众的部分，比如
明明李政道是费曼名正言顺有证的学生，杨却不要脸的臆想费曼是自己的老师，就这一点就足够恶心众人的了。
知道杨的最新洗脑包已经把我国少年大学生的建立默默假装到杨头上的壮举其实也很惊人。
物理学家定期雇水军，不断更新洗脑包的，估计他是独家首创，完全可以称作一代宗师。
杨的规范场理论一点也不比弱作用差，也差点问鼎诺奖，还有拓扑场论等等。 杨真是多点开花，理论物理的泰山北斗级人物。 李政道除了弱作用还有没有别的杰出成就我就不知道了。 费曼都不敢说自己比杨牛。 我估计你连费曼是谁都不知道， 所以说杨做学术靠作假也不奇怪。
有的人老是逻辑不清，没有人否定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一个科学家搞成一个演艺圈人物的水平，还要大家按照科学家的标准来尊重，不能按照他自己表现出来的戏子似的身份来评论，为啥呢？
老杨要弄国籍回去赚中国的便宜，为啥大家就不能评论了？评论了就是贬低老杨？老杨估计心里不定多高兴呢
☆ 发自 iPhone 华人一网 1.11.08
不过越来越注重通讯作者的现象， 确实是学术界的弊端。 一些大牛还好， 会给学生credit， 遇到人品差一些教授的， 学生自认倒霉。
发现不能和你聊了， 上纲上线的厉害， “任何研究成果。。。“， 你不是偷换概念就是引申旁的意思出来了。如果混学术界的话， 太不严谨了。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诺奖给了一作没给通信作者的吧。
不严谨的是你， 拿个别现象说全部。 有时候发paper， 挂个没什么贡献的大牛当通讯作者好发。 真的博士做出来的paper， 有几个不是老板的idea， 不是老板指导做出来的？ 为什么老板当通讯作者不是实至名归？ 有几个phd 课题不是老板给的， 说得好像学生自己到实验室自带idea一样？
但是老杨一再强调自己如何的爱国， 还有人为捧他贬低钱学森邓稼先， 搞笑吧。
你倒是给我举一个通讯作者活着诺奖给了第一作者的例子呗。
为什么有人一定说杨的学术成就大， 所以李杨之争， 杨就没问题。 逻辑混乱。
不知道你什么身份地位， 把杨贬的一无是处， 千万别是150的身高还拼命骂姚明矮， 那真是没劲
是一开始你说的这篇文章是老杨执笔的，老杨排名第一无可置疑。 实际上这篇文章是李执笔的， idea也是李先提出， 第一作者也是李。被反驳后， 你又提出老杨是通讯作者， 所以通讯作者更重要。
无论怎么说， 对于李杨拿诺贝尔奖的研究， 李的贡献大。
另外不要用杨有其他学术成就，就反证获诺奖的这项研究也是杨的贡献大， 没有必然联系的。 这么说太偏驳。
更何况这paper 刚发的时候他们受了多少质疑， 还被拒过的吧， 那会可是冒着千夫所指， 杨是通讯作者是要负责的， 当初日本那个女薄厚作假， 哈佛某院长挂了一个通讯作者可是辞职了。她导师自杀了。当通讯作者发了错的东西可是要被鄙视的， 发了造假的东西可是要受罚的。得奖了， 就变成李政道负责了？
杨李谁的贡献大你有资格评论？ 你参与研究了？ 还是看看谷歌顺口一说？ 我觉得既然诺奖给了他两缺一不可， 每一个都该得。从paper上看， 我认为通讯作者贡献更大， 大多数paper 也是通讯作者贡献比第一作者大。要不你现身说一下你博士发的文章你比你老板贡献大？
所以说不能是杨的规范场理论， 要给mills credit呀.
老杨么，从他处事来看，的确利己主义的哈。
但是呢，一码归一码，这件事做的不地道，他人还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