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学生们一边躲敌机轰炸一边上课; 难道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连做学生也没资格? — 笔者 路透社 我回收使用这个标题，是因为孩子是我的至痛点。第一次用这个标题作文是两年前，成都有个中学生坠楼，继而引起我对汶川地震中被豆渣校舍埋葬的几千个孩子的缅怀。 发生在邯郸的孩子谋杀案，被杀死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四个孩子。三个孩子凶手，在凶残杀了他们的伙伴小光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杀死了他们作为人类成员所必有的人性。他们也杀死了自己通向正常人生的可能性，因为即便法律免除他们一死，长时间的服刑也必将重写他们的命运。 应该说，人生来有别，人性中的善恶比例也有别，但像那三个小凶手的恶毒比值，如此之超标，全日蚀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让我震惊、惊恐。难道真应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对打人抄家的红卫兵的感叹：“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来人间是讨债的。” 但这三个来人间讨了血债命债的偷生鬼到底是为了什么“鬼性”发作？为谋小光手机里一百来块钱的财？或者，以欺负弱势同伴来彰显自己的强势？抑或，校园里霸凌的惯性延续到了校园外，而没了校园的束缚霸凌失控？也许，他们仅仅是对生命——这最体现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的存在——的无感和漠视，让他们像撕碎一张废纸一样弑杀了小光的生命……而那残害手段之残忍，以及施暴力道之大，得有多大仇恨怨毒做火药，才能使剁向小光肉体的一锨一锨从那六条尚且柔弱尚缺一大截成长发育的手臂中发射出去？这三个小凶手，对他们同伴做的，不比我老外婆描述的索命厉鬼更残忍？！ 那么，好好的孩子，一样在母亲温柔的子宫里十月胎孕，长着长着，怎么就长成了“厉鬼”？他们的人性，是怎样变质的？从何时病变到无救？据媒体报道，四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被进城打工的父母丢在身后，由祖父母养大。与其叫“养”，不如说“放”，祖父母们就是“放孩子”，如同放牛放羊放鸭，不饿着，不丢失，即责任完成。“养”字本带“教”，我们说的学养，修养，便是这个“养”。留守儿童早已成社会隐疾，是社会在赚取的同时丢失的财富。而中国当今社会，只认赚取，不计丢失。所有可视价值的赚得，掩盖着不可视价值的亏损。而不可视的价值，往往倍加珍贵，比如道德、理想、善良、美感，比如人心的宁静平和，人之间的信赖与感恩。没有道德，便没有耻辱感，那么也就失去了人之为人所必有的美感，对人在凶悍、残忍时的丑恶无感，甚至在霸凌他者时彰显的极致丑恶，被认为是美——强者嘛，当然是美的。课本里鲁迅的文章大概是学了，但鲁迅对强、弱者的定义从来记不住，那定义是：强者向更强者抽刀，弱者则抽刀向更弱者。 孩子的社会，是成年人社会的预科，他们以成人社会为范本来实习社会生活。那么，这些年，我们所谓发展、富裕起来的中国成人社会都提供了怎样的范本？无论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你怎样去达到目的，但达不到目的就提头来见。人们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只要目的，不论路径；只庆祝收获，不在乎耕耘。如此的信念，使得做人做事出现以下逻辑：只要那教学楼看去光鲜雄伟，不管它多么粗制滥造以至于地震时垮塌压死孩子；只要包子有馅儿有皮儿有折儿，不管内里的假肉是否会吃死人；只要假文凭没人揭发，那就像真文凭一样好使；只要那奶粉看着乳白闻着乳香，不管它是否会慢性毒杀宝宝，那就能混成优质产品，就能获奖，就能上市，就能让资本家身家亿万。于是，人们处处找捷径，能偷工减料则偷工减料，羡慕嫉妒恨那些成本付出最少，获得利益最大的人士。于是一有把这种人士拉下马当落水狗痛打的机会，一定不放过。人们只见贼吃，不见贼挨打。所以只要有影视、音乐明星落马，追打的人群挤都挤不动。1949年之后，土改使最贫穷阶级正义化对地主、富农的羡慕嫉妒恨，正义化到可以将打击对象游街、吊打、枪毙。文革中痛打“落水狗”是时髦，敢打是小将，现在小将们老了，一辈子最提劲的经历就是自己的拳脚曾落在某大作家、大演员或某国家领导身上，而那些领导和伟大人物们翻过身来，恢复了人权，也没有向他们讨要哪怕一句道歉，打了就白打了，不打也白不打，是非无痕对接，对错从未厘清，就这样发展“富裕”起来的人们，能指望孩子的预习社会中，得到什么范本？ 从报道中看，事发地属于比较贫穷的地区。难不成被杀害的小光就因为他比那三个小凶犯富裕一百几十块钱，而被三人“劫富济贫”了？那么更贫穷的山区，更偏远的边疆，就该向丛林社会退化吗？真不敢想象。城市化的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但城市的功勋建设者——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们受到户籍制度限制只能跟自己下一代骨肉分离，因为学校的教育只提供给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们。难道不该是哪儿有孩子，哪儿就有教育吗？抗战八年，学生们一边躲敌机轰炸一边上课，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学习，难道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就连做学生也没资格？ 其实我当年也是个留守儿童。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母亲被下放在另一个城市的工厂，我是外婆外公养大的。所幸外婆家规严明，极具常识，礼数周到，最重要的是，她认为善良是为人的最高美德。虽然她不富有，但只要能接济更困窘的邻居或上门的逃荒者，她从不吝惜。外婆不识字，不能教我读书，却以身教给我做了做人的范本。可惜那样的老辈人已经早已消失，现在的老辈人往往倒地都没人敢搀扶，那么就不难想象，当小光被杀之后，他的长辈寒夜询问那个小首犯家长时，如何遭遇那两个多小时的闭门羹。 从邯郸大案发生，我们看到基本处于野蛮生长的留守儿童们的未来多么叵测，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作用是多么叵测。难道我们没人会略带不祥感思忖，他们将是建设力量，还是破坏力量？他们将来对于成年人社会，是回馈，还是报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抗战八年，学生们一边躲敌机轰炸一边上课; 难道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连做学生也没资格? — 笔者 路透社
我回收使用这个标题，是因为孩子是我的至痛点。第一次用这个标题作文是两年前，成都有个中学生坠楼，继而引起我对汶川地震中被豆渣校舍埋葬的几千个孩子的缅怀。
发生在邯郸的孩子谋杀案，被杀死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四个孩子。三个孩子凶手，在凶残杀了他们的伙伴小光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杀死了他们作为人类成员所必有的人性。他们也杀死了自己通向正常人生的可能性，因为即便法律免除他们一死，长时间的服刑也必将重写他们的命运。
应该说，人生来有别，人性中的善恶比例也有别，但像那三个小凶手的恶毒比值，如此之超标，全日蚀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让我震惊、惊恐。难道真应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对打人抄家的红卫兵的感叹：“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来人间是讨债的。” 但这三个来人间讨了血债命债的偷生鬼到底是为了什么“鬼性”发作？为谋小光手机里一百来块钱的财？或者，以欺负弱势同伴来彰显自己的强势？抑或，校园里霸凌的惯性延续到了校园外，而没了校园的束缚霸凌失控？也许，他们仅仅是对生命——这最体现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的存在——的无感和漠视，让他们像撕碎一张废纸一样弑杀了小光的生命……而那残害手段之残忍，以及施暴力道之大，得有多大仇恨怨毒做火药，才能使剁向小光肉体的一锨一锨从那六条尚且柔弱尚缺一大截成长发育的手臂中发射出去？这三个小凶手，对他们同伴做的，不比我老外婆描述的索命厉鬼更残忍？！
那么，好好的孩子，一样在母亲温柔的子宫里十月胎孕，长着长着，怎么就长成了“厉鬼”？他们的人性，是怎样变质的？从何时病变到无救？据媒体报道，四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被进城打工的父母丢在身后，由祖父母养大。与其叫“养”，不如说“放”，祖父母们就是“放孩子”，如同放牛放羊放鸭，不饿着，不丢失，即责任完成。“养”字本带“教”，我们说的学养，修养，便是这个“养”。留守儿童早已成社会隐疾，是社会在赚取的同时丢失的财富。而中国当今社会，只认赚取，不计丢失。所有可视价值的赚得，掩盖着不可视价值的亏损。而不可视的价值，往往倍加珍贵，比如道德、理想、善良、美感，比如人心的宁静平和，人之间的信赖与感恩。没有道德，便没有耻辱感，那么也就失去了人之为人所必有的美感，对人在凶悍、残忍时的丑恶无感，甚至在霸凌他者时彰显的极致丑恶，被认为是美——强者嘛，当然是美的。课本里鲁迅的文章大概是学了，但鲁迅对强、弱者的定义从来记不住，那定义是：强者向更强者抽刀，弱者则抽刀向更弱者。
孩子的社会，是成年人社会的预科，他们以成人社会为范本来实习社会生活。那么，这些年，我们所谓发展、富裕起来的中国成人社会都提供了怎样的范本？无论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你怎样去达到目的，但达不到目的就提头来见。人们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只要目的，不论路径；只庆祝收获，不在乎耕耘。如此的信念，使得做人做事出现以下逻辑：只要那教学楼看去光鲜雄伟，不管它多么粗制滥造以至于地震时垮塌压死孩子；只要包子有馅儿有皮儿有折儿，不管内里的假肉是否会吃死人；只要假文凭没人揭发，那就像真文凭一样好使；只要那奶粉看着乳白闻着乳香，不管它是否会慢性毒杀宝宝，那就能混成优质产品，就能获奖，就能上市，就能让资本家身家亿万。于是，人们处处找捷径，能偷工减料则偷工减料，羡慕嫉妒恨那些成本付出最少，获得利益最大的人士。于是一有把这种人士拉下马当落水狗痛打的机会，一定不放过。人们只见贼吃，不见贼挨打。所以只要有影视、音乐明星落马，追打的人群挤都挤不动。1949年之后，土改使最贫穷阶级正义化对地主、富农的羡慕嫉妒恨，正义化到可以将打击对象游街、吊打、枪毙。文革中痛打“落水狗”是时髦，敢打是小将，现在小将们老了，一辈子最提劲的经历就是自己的拳脚曾落在某大作家、大演员或某国家领导身上，而那些领导和伟大人物们翻过身来，恢复了人权，也没有向他们讨要哪怕一句道歉，打了就白打了，不打也白不打，是非无痕对接，对错从未厘清，就这样发展“富裕”起来的人们，能指望孩子的预习社会中，得到什么范本？
从报道中看，事发地属于比较贫穷的地区。难不成被杀害的小光就因为他比那三个小凶犯富裕一百几十块钱，而被三人“劫富济贫”了？那么更贫穷的山区，更偏远的边疆，就该向丛林社会退化吗？真不敢想象。城市化的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但城市的功勋建设者——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们受到户籍制度限制只能跟自己下一代骨肉分离，因为学校的教育只提供给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们。难道不该是哪儿有孩子，哪儿就有教育吗？抗战八年，学生们一边躲敌机轰炸一边上课，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学习，难道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就连做学生也没资格？
其实我当年也是个留守儿童。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母亲被下放在另一个城市的工厂，我是外婆外公养大的。所幸外婆家规严明，极具常识，礼数周到，最重要的是，她认为善良是为人的最高美德。虽然她不富有，但只要能接济更困窘的邻居或上门的逃荒者，她从不吝惜。外婆不识字，不能教我读书，却以身教给我做了做人的范本。可惜那样的老辈人已经早已消失，现在的老辈人往往倒地都没人敢搀扶，那么就不难想象，当小光被杀之后，他的长辈寒夜询问那个小首犯家长时，如何遭遇那两个多小时的闭门羹。
从邯郸大案发生，我们看到基本处于野蛮生长的留守儿童们的未来多么叵测，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作用是多么叵测。难道我们没人会略带不祥感思忖，他们将是建设力量，还是破坏力量？他们将来对于成年人社会，是回馈，还是报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