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南京红姐（又称南京红老头）以及大连工业大学女大学生出轨被开除两起新闻引起了两岸三地的广泛关注，表面看是关于性丑闻，但这两起事件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中国的性压抑文化如何影响着经济和消费。
南京红姐事件——1600名男性为何被骗上床
“南京红姐”事件可能是近年来最离奇的新闻之一。 一个38岁的男人焦某某，用最简单粗糙的道具——一顶假发、全脸涂白、穿连身洋裙，就成功扮成女人，网传竟然骗到超过1600个男人上床！ 而且还偷拍了他们的私密影片。 不过警方通报指出，网传南京60岁大叔男扮女装及与千余人发生亲密行为信息不实，涉事男子已被拘捕，但并未提及准确人数。
最令人深思的是，这个“红姐”的成功并不是靠外表，因为有网友指出，部分受害者在影片中眼神犹疑、神情复杂，明显已经察觉到“红姐”是男性。 那为什么他们仍然愿意继续
有分析指出，答案就是情绪价值，“红姐”提供的不只是性服务，更重要的是情感陪伴。 他会要求来访者带牛奶、食用油、西瓜、小家电等礼物，这种仪式感和被需要的感觉，正好填补了这些男性内心深处的情感空虚。
大连女大学生事件——现代版羞辱的荒谬剧
另一起同样引发热议的新闻是大连工业大学女学生李某某与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的事件。 这个21岁的女生在2024年12月与Zeus发生了亲密关系，没想到Zeus竟然将他们的私密影片放上社交媒体粉丝群，有网传消息指李某某已有男朋友，此举属于出轨。
网民起底发现Zeus其实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女儿。 虽然事后Zeus说自己是单身，还说从未说过中国女孩轻浮，但网民并不买账，指Zeus反复强调是无心之失，毫无后悔之意。
然而大连工业大学竟然以“有损国格、校誉”为理由要开除李某某，他们引用的是《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现在是21世纪，竟然还有这么落后的校规？ 而且Zeus是始作俑者，作为真正侵犯女性隐私权的罪犯，竟然逍遥法外，而受害者李某某却要面临被开除学籍的严重后果。
法律专家和社会舆论的反思
法律专家和社会舆论都对校方的决定提出强烈质疑。 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陈松涛律师认为，学校这次等于是顶格处分这名女生了，这个事情如果上升到有损国格、校誉，感觉过于严重。 而且影片是其他人发出来的，女孩和外国男人发生关系，影片是被别人发布出去的，女生也是受害者。”
在讨论大连工业大学的女孩出轨事件时应该区分公域和私域、区分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可以上纲上线，不可以双标。 出轨只是亲密关系、家庭伦理范畴的过错，既不违法，又不涉及大是大非，与国格无关，公众无谓过度反应。
胡锡进更直接地批评校方的决定。 他说李某某如果是出轨无疑做错了，但说她有损国格，这个认知和定性极不严肃。 胡锡进指出，Zeus将亲热影片发到网上炫耀，才是侮辱了乌克兰的国格。 他呼吁中国有关方面应当对Zeus实施经济制裁，而且应该永久禁止他进入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
网民的反应更直接地揭露了社会的双重标准：“红爷都要进去了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轮到这个女孩就开始带大名上热搜了？”“女生行为确实不妥，但是以‘有损国格’这一来处罚，真是昏了头”“偷拍的怎么样了？”“红爷影片男主角怎么没这种待遇？”
这些留言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同样是性丑闻，男性受害者可以匿名，但女性就要实名羞辱; 同样是受害者，女性要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和后果。
数据揭露——中国性萧条的惊人规模
上述两单性丑闻，背后其实是与中国性压抑文化、性萧条有关。 2024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起的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调研了近7000人，结果显示中国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日益下降。
最惊人的数字是什么？ 只有大约一半的95后每个星期都有性生活！ 这个频率明显低于80后和90后。 更夸张的是，在拥有配偶的95后受访者中，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的男女比率分别为14.6%和10.1%，远高于更年长的70后和80后。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于嘉分析说，经济形势越差，年轻人的性活跃度越低。 她引述接触到的中国年轻人说法，当下社会竞争太激烈，恋爱或性带来的愉悦感，都比不上考上研究生、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快乐。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5月发文，大胆地指出内地“性萧条”是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认为内地要维护有利于“正常性繁荣”的氛围，不要在性的问题上过度严厉，他明确表示反对“万恶淫为首”的旧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7月14日东莞市发布的《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当局表明将“激活夜间消费动能”，对酒吧与娱乐场所的驻唱、驻演等营业性演出实施“应批尽批”，被视为近十年来最大幅度的政策转向。
尽管官方未提到色情产业，但性产业过去曾是东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中央严打当地黄赌毒之前，逾2000家娱乐场所曾为地方经济带来大量就业与租金收益。
性压抑文化的深层危害
从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性压抑文化的深层危害：
首先，它扭曲了正常的性观念。 当性成为禁忌，年轻人就会寻求不健康的发泄途径，南京红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其次，它强化了性别歧视。 女性的性自主权被否定，任何与性相关的行为都会被放大成道德问题，而男性就相对容易被原谅。
第三，它阻碍了经济发展。 当人们的基本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消费动力自然下降，这是胡锡进分析的核心观点。
陪伴经济兴起——情绪价值胜过情欲的新时代
有趣的是，在性萧条的同时，陪伴经济却蓬勃发展。 近年爆红的“泰山陪爬”服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项陪伴服务不只考验体力，也需要提供情绪价值，比如提前准备墨镜、登山杖等物品。
为什么“红姐”会这么受欢迎？ 正是因为他提供了情绪价值，填补了中国性压抑一代的情感需求。 而回顾近期爆红的盲盒、潮玩，再到虚拟伴侣、智能宠物等，都是性压抑时代的心理出口，这种消费模式在经济低迷时更显韧性。 内地有调研报告预测，到今年年底，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00亿元！
从性压抑到经济重振——21世纪中国的必修课
总结来说，南京红姐事件和大连女大学生事件，表面看是两起独立的性丑闻，但深层次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性压抑问题。 这种压抑不只影响个人幸福，更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消费能力。
当我们仍然执迷于“万恶淫为首”的旧观念，当我们仍然用“有损国格”来羞辱女性，当我们仍然对性采取回避和压抑的态度，其实是在影响经济发展。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包容、开放、尊重个人自由，需要正视性作为人类基本需求的现实。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性萧条带来的经济问题，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
7月份南京红姐（又称南京红老头）以及大连工业大学女大学生出轨被开除两起新闻引起了两岸三地的广泛关注，表面看是关于性丑闻，但这两起事件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中国的性压抑文化如何影响着经济和消费。
南京红姐事件——1600名男性为何被骗上床
“南京红姐”事件可能是近年来最离奇的新闻之一。 一个38岁的男人焦某某，用最简单粗糙的道具——一顶假发、全脸涂白、穿连身洋裙，就成功扮成女人，网传竟然骗到超过1600个男人上床！ 而且还偷拍了他们的私密影片。 不过警方通报指出，网传南京60岁大叔男扮女装及与千余人发生亲密行为信息不实，涉事男子已被拘捕，但并未提及准确人数。
最令人深思的是，这个“红姐”的成功并不是靠外表，因为有网友指出，部分受害者在影片中眼神犹疑、神情复杂，明显已经察觉到“红姐”是男性。 那为什么他们仍然愿意继续
有分析指出，答案就是情绪价值，“红姐”提供的不只是性服务，更重要的是情感陪伴。 他会要求来访者带牛奶、食用油、西瓜、小家电等礼物，这种仪式感和被需要的感觉，正好填补了这些男性内心深处的情感空虚。
大连女大学生事件——现代版羞辱的荒谬剧
另一起同样引发热议的新闻是大连工业大学女学生李某某与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的事件。 这个21岁的女生在2024年12月与Zeus发生了亲密关系，没想到Zeus竟然将他们的私密影片放上社交媒体粉丝群，有网传消息指李某某已有男朋友，此举属于出轨。
网民起底发现Zeus其实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女儿。 虽然事后Zeus说自己是单身，还说从未说过中国女孩轻浮，但网民并不买账，指Zeus反复强调是无心之失，毫无后悔之意。
然而大连工业大学竟然以“有损国格、校誉”为理由要开除李某某，他们引用的是《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现在是21世纪，竟然还有这么落后的校规？ 而且Zeus是始作俑者，作为真正侵犯女性隐私权的罪犯，竟然逍遥法外，而受害者李某某却要面临被开除学籍的严重后果。
法律专家和社会舆论的反思
法律专家和社会舆论都对校方的决定提出强烈质疑。 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陈松涛律师认为，学校这次等于是顶格处分这名女生了，这个事情如果上升到有损国格、校誉，感觉过于严重。 而且影片是其他人发出来的，女孩和外国男人发生关系，影片是被别人发布出去的，女生也是受害者。”
在讨论大连工业大学的女孩出轨事件时应该区分公域和私域、区分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可以上纲上线，不可以双标。 出轨只是亲密关系、家庭伦理范畴的过错，既不违法，又不涉及大是大非，与国格无关，公众无谓过度反应。
胡锡进更直接地批评校方的决定。 他说李某某如果是出轨无疑做错了，但说她有损国格，这个认知和定性极不严肃。 胡锡进指出，Zeus将亲热影片发到网上炫耀，才是侮辱了乌克兰的国格。 他呼吁中国有关方面应当对Zeus实施经济制裁，而且应该永久禁止他进入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
网民的反应更直接地揭露了社会的双重标准：“红爷都要进去了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轮到这个女孩就开始带大名上热搜了？”“女生行为确实不妥，但是以‘有损国格’这一来处罚，真是昏了头”“偷拍的怎么样了？”“红爷影片男主角怎么没这种待遇？”
这些留言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同样是性丑闻，男性受害者可以匿名，但女性就要实名羞辱; 同样是受害者，女性要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和后果。
数据揭露——中国性萧条的惊人规模
上述两单性丑闻，背后其实是与中国性压抑文化、性萧条有关。 2024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起的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调研了近7000人，结果显示中国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日益下降。
最惊人的数字是什么？ 只有大约一半的95后每个星期都有性生活！ 这个频率明显低于80后和90后。 更夸张的是，在拥有配偶的95后受访者中，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的男女比率分别为14.6%和10.1%，远高于更年长的70后和80后。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于嘉分析说，经济形势越差，年轻人的性活跃度越低。 她引述接触到的中国年轻人说法，当下社会竞争太激烈，恋爱或性带来的愉悦感，都比不上考上研究生、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快乐。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5月发文，大胆地指出内地“性萧条”是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认为内地要维护有利于“正常性繁荣”的氛围，不要在性的问题上过度严厉，他明确表示反对“万恶淫为首”的旧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7月14日东莞市发布的《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当局表明将“激活夜间消费动能”，对酒吧与娱乐场所的驻唱、驻演等营业性演出实施“应批尽批”，被视为近十年来最大幅度的政策转向。
尽管官方未提到色情产业，但性产业过去曾是东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中央严打当地黄赌毒之前，逾2000家娱乐场所曾为地方经济带来大量就业与租金收益。
性压抑文化的深层危害
从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性压抑文化的深层危害：
首先，它扭曲了正常的性观念。 当性成为禁忌，年轻人就会寻求不健康的发泄途径，南京红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其次，它强化了性别歧视。 女性的性自主权被否定，任何与性相关的行为都会被放大成道德问题，而男性就相对容易被原谅。
第三，它阻碍了经济发展。 当人们的基本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消费动力自然下降，这是胡锡进分析的核心观点。
陪伴经济兴起——情绪价值胜过情欲的新时代
有趣的是，在性萧条的同时，陪伴经济却蓬勃发展。 近年爆红的“泰山陪爬”服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项陪伴服务不只考验体力，也需要提供情绪价值，比如提前准备墨镜、登山杖等物品。
为什么“红姐”会这么受欢迎？ 正是因为他提供了情绪价值，填补了中国性压抑一代的情感需求。 而回顾近期爆红的盲盒、潮玩，再到虚拟伴侣、智能宠物等，都是性压抑时代的心理出口，这种消费模式在经济低迷时更显韧性。 内地有调研报告预测，到今年年底，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00亿元！
从性压抑到经济重振——21世纪中国的必修课
总结来说，南京红姐事件和大连女大学生事件，表面看是两起独立的性丑闻，但深层次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性压抑问题。 这种压抑不只影响个人幸福，更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消费能力。
当我们仍然执迷于“万恶淫为首”的旧观念，当我们仍然用“有损国格”来羞辱女性，当我们仍然对性采取回避和压抑的态度，其实是在影响经济发展。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包容、开放、尊重个人自由，需要正视性作为人类基本需求的现实。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性萧条带来的经济问题，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