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可怜人》（《Poor Things: How Those with Money Depict Those without It》，暂译） 中，我详述了万斯的作品为什么是所谓的“poornography”的一部分。这一类的小说、电影和戏剧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为志同道合的读者所创作，而它们可能散佈了一种对穷人有害的刻板印象。
儘管这些作品有时是出于好意，但往往会把焦点放在暴力、毒品、酒精、粗俗的行为和所谓的穷人的懒惰上。
凝视穷人
提起关于穷人的小说和电影，自然会想起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的《孤雏泪》（Oliver Twist）、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萌芽》（Germinal）、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和沃克伊凡（Walker Evans） 的《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深渊居民》（ThePeople of the Abyss）或者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只要打开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黑孩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Daughter of Earth》或贾斯汀·托雷斯（Justin Torres）的《We the Animals》，你就能感受到主人公欣赏美、以及体验深沉的快乐的能力——是的，所有这些都是在经历贫穷的同时体验到的。
赖特回忆自己小时候在下水道玩耍的情景，他会花上几个小时把各种垃圾做成玩具。年幼的史沫特莱喜欢透过屋顶上的洞凝视天空。而《没有钱的犹太人》（Jews Without Money）一书的作者Mike Gold则对他家附近的一片垃圾遍地的空地唱起了讚歌，那片空地同时也是他心爱的游乐场。
万斯（JD Vance）不断强调自己阿帕拉契（Appalachian）的出身，来证明自己有资格美国劳动阶层发言，正是通过这样推销自己乡下人的身份，他才得以成为前总统川普的副总统人选。
作者：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英语、残疾研究和医学教育（English, Disability Studies and Medical Education）的杰出教授Lennard J. Davis
“我是在贫穷中长大的”，2024年8月，万斯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多普通美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故事。”
事实上，让他受到公众关注的书是他2016年发表的回忆录《绝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在那本书中，他声称自己的家庭代代相传着“虐待、酗酒、贫穷和创伤”。
2016年，他接受《美国保守派》杂志（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採访时，他把“穷人”称作 “我的人民”（my people）。
但万斯自称贫穷的说法却有些牵强。
图为万斯（JD Vance）2016年发佈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网络截图）
万斯的确来自一个问题重重的家庭。他的母亲和许多来自各个阶层美国人一样，止痛药服用成瘾。在书中，万斯试图为母亲给自己带来的创伤找到一种解释，他最终的结论是： 他母亲染上毒瘾的原因是他们是“乡下人”（hillbillies）。
但万斯并不是什么乡下人，而且成长于俄亥俄州（Ohio）的中产阶级家庭——万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只是隐晦的承认了这一点。
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可怜人》（《Poor Things: How Those with Money Depict Those without It》，暂译） 中，我详述了万斯的作品为什么是所谓的“poornography”的一部分。这一类的小说、电影和戏剧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为志同道合的读者所创作，而它们可能散佈了一种对穷人有害的刻板印象。
儘管这些作品有时是出于好意，但往往会把焦点放在暴力、毒品、酒精、粗俗的行为和所谓的穷人的懒惰上。
凝视穷人
提起关于穷人的小说和电影，自然会想起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的《孤雏泪》（Oliver Twist）、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萌芽》（Germinal）、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和沃克伊凡（Walker Evans） 的《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深渊居民》（ThePeople of the Abyss）或者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然而，所有创作这些描写穷人苦难诗篇的作者都不是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穷人的生活经验几乎一无所知。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资料搜集不足的记者。但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则是在胡乱捏造、重複有关贫穷的刻板印象。
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JD Vance）2024年8月20日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讲话。（Reuters）
例如，约翰史坦贝克曾以记者的身份接触过一些穷人。但他在《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一书中写到移民营时，主要依赖贫穷且一度无家可归的巴布（Sanora Babb，美国小说家）的笔记，她曾代表加州农业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到访各地的移民营。而约翰史坦贝克的一位朋友，也是巴布的老板，他在未经巴布许可的情况下，偷偷将她的笔记给约翰史坦贝克看。
巴布根据她的经历写了一本小说，并被兰登书屋买下。但在《愤怒的葡萄》面世后，出版社封禁了这本书，直到2004年，作者97岁高龄时才出版。那一年，她告诉《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约翰史坦贝克的作品“没有我的那么准确”——实际也是如此。
然后是杰克伦敦，他的《深渊居民》被视为对英国穷人生活的忠实描写。作者“潜伏”在英国都市穷人间，亲身体验了他们的生活，但他同时却拥有一间舒适的公寓。他假装成穷人，却把钱缝在破大衣里，方便自己逃出来洗个热水澡、吃顿好的。结果是，这本书充满了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贬损，用优生主义的话术、把他们形容成一个堕落的种族。
如果去回顾那些由贫困家庭长大的人所创作的书籍或电影，它们的基调和重点往往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你会发现这些作品不再执着于生活丑陋的一面，而是探索那些将所有人连结在一起的事物：家庭、爱情、政治、複杂的情感和感性的回忆。
只要打开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黑孩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Daughter of Earth》或贾斯汀·托雷斯（Justin Torres）的《We the Animals》，你就能感受到主人公欣赏美、以及体验深沉的快乐的能力——是的，所有这些都是在经历贫穷的同时体验到的。
赖特回忆自己小时候在下水道玩耍的情景，他会花上几个小时把各种垃圾做成玩具。年幼的史沫特莱喜欢透过屋顶上的洞凝视天空。而《没有钱的犹太人》（Jews Without Money）一书的作者Mike Gold则对他家附近的一片垃圾遍地的空地唱起了讚歌，那片空地同时也是他心爱的游乐场。
假扮乡下人
而万斯的书中则充满了“poornography”的精选篇章——暴力、毒品、性、猥亵和肮髒。
但万斯本人实际上从未贫穷过。他的家人从来不必为钱烦恼；他的祖父、祖母和母亲都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Middletown）郊区有房子。他承认他的祖父 “拥有Armco公司（美国轧机公司）的股票，并有丰厚的退休金”。
他向耶鲁大学的同学谎称自己是“来自阿巴拉契亚的保守派乡下人”。在这本书中，他既称自己是中产阶级，又说自己是劳工阶级和穷人，让自己和读者都感到困惑。
为了证明自己的回忆录不只是一个关于母亲吸毒、儿子上耶鲁的故事，他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理论：乡下人的身份不一定与社会阶级有关，甚至也不一定要生活在阿帕拉契亚。
对万斯来说，乡下人是一种文化特质，与家族历史和身份认同有关，而非阶级。他写道，他的祖母 “本以为自己逃脱了贫穷的山区，但贫穷——即使不是经济上的贫穷——却跟随着她”。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RNC) 第 4 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伉俪与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J.D. Vance）及其妻子乌莎一起上台接受祝贺。（Reuters）
“靠自己成功”的复兴
在叙述他的伟大理论时，万斯把读者带向一种近似于现在已被驳斥的贫穷文化观念，在这种观念下，穷人要对自己的处境负责，他们对工作的态度会一代传一代。
根据这个理论，依赖政府施捨加强了这种文化。万斯嚮往他所想像的美国的光荣过去。因为福利国家，他在米德尔敦的邻居失去了“把他们和邻居联繫在一起的纽带，这种纽带激励着他们，就像我的爱国情怀一直激励着我一样”。
但万斯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这些人是否只是懒惰？还是他们是制度的受害者，这个制度鼓励他们在领取福利金或伤残金支票时看电视、吃难吃的食物？
他好几次提到领取福利金的人 “这辈子从未做过有报酬的工作”。他似乎完全相信人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吃免费午餐。
他用一种对穷人的古老批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错误的选择”。他提到一位朋友，虽然他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但因为不喜欢早起而辞职。
他写道：“他的生活状况直接归因于他所做的选择”，“只有透过更好的决定，他的生活才会有所改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RNC) 第三天，一名支持者举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的名字。（Reuters）
没有平台，没有声音
因此，共和党为劳动阶层树立的年轻标准代表，只是在重複兜售了数十年的“靠自己成功”的论调。
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相信或不相信政客的问题，这种看法毫无用处。
相反，这里的问题是我所谓的“代表性的不平等”（representation inequality），我的意思是某个身份群体——在这里则是穷人——不能充分的代表自己。
无论是在政治或出版界，这种现象都可说是“精英的俘虏”（elite capture），也就是拥有文化资本与权力的人假定有权代表无权势的人发言。
这样做的过程中会衍生出危险的刻板观念和陈规，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你喝激浪（Mountain Dew，百事公司的碳酸饮料品牌）并不代表你就能代表乡下人发言。
我们的政治和教育体系将大多数穷人排除在外。第一代的学生，就像我自己，以及我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任教的许多学生一样，较难坚持读书，食物不安全和无家可归的情况更多，而且往往无法从教育获得一般会产生的好处。他们往往更难晋升到能参与文化和政治的阶层，成为出版作家和民选官员，以创造平等代表性的机会。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JD万斯于2024年7月17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RNC) 。（Reuters）
政治学家Nicholas Carnes在他2018年出版的《The Cash Ceiling》一书中指出，只有2%的国会议员在参政之前从事体力劳动、服务行业或文职工作。因此，富人想要的某些法律更容易被通过，也就不足为奇了。
2024年7月，《纽约时报》报导称，万斯的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兼作家蔡美儿 （Amy Chua）阅读了《乡下人悲歌》的早期版本，该版本更适合学术读者，且以政治理论为基础。她催促万斯修改手稿，告诉他“（关于美国的）这种宏伟理论行不通”。
我认为他关于穷人的“伟大理论 ”也行不通，因为穷人与许多其他身份群体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平台来表达和推广自己的需求和政治愿景。
相反，我们只能与万斯之类的人为伍，他们往好的方向看也不过是提供一些絮絮叨叨的话，但最坏的情况则创造了一种宿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