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担心：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彻底破坏中国文明，把它摧毁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古代的专制大霸王（秦始皇，隋炀帝，成吉思汗，朱元璋等），尽管那么凶狠，并没有打断过华夏文明。但今天的共产党，装备着现代电子技能，能够24小时观察神州每一位，支配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前的暴君只能梦寐以求），会不会断裂中国的悠久文明？ 有一位加拿大记者，常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并不那么悲观，他认为中国的人文价值观有坚强的生存能力。Ian Johnson（张彦）的新书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和他们为未来的斗争》阐述了中共时期的非官方活动人士(记者，教授，学生，电影制片人等)冒着个人危险坚持记录历史的真相。 这些硬汉不一定互相认识，也不一定是同时代的人。有的是自己目睹过历史的，有的是根据后来的研究做了记录。但他们价值观一致，揭示的是后浪推前浪的抵抗传统。50年代初土改的吓人真相，57年的反右运动，59-62年饿死千万人，66-69年的血腥文革的高潮，79年的民主墙，89年春的民运和屠杀，一直到2000年代的维权运动，2017年大规模虐待维吾尔族，和2022年的白纸抗议运动。此书记录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残忍细节。 敢站出来说真话的人常常被视为凤毛麟角：林昭，遇罗克，刘宾雁，刘晓波，等。他们没有正式的组织，不写书面协议，也没有“领导”。这都是故意的，是无奈的事。活在“枪打出头鸟”的环境里，只能保持非正式的联络。网络的出现帮了大忙。网络前，开会见面需要场所，警察知道了地点，能突袭，强迫解散。网络后，人们分散行动，警察能够窃听，但不那么容易打散。 抗议者为何前仆后继？ 为什么抗议者一代一代不断地出现？一代一代被打下去不是很难受吗？ 强壮的不倒翁精神从哪儿来？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些胆子大的人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代表很多胆子没那么大的同胞。第二，真正有持续性的东西不是抗议者而是暴政的非人措施。只要有虐待，自然会有反抗。抗议者应该视为先后换班的士兵。第三，抗议的道德基础不是一时的灵感而是中国历史上的悠久价值观。张彦指出，屈原的《离骚》，苏东坡的《赤壁赋》 等国宝级的文章都赞颂“义”的永恒价值。今天的非官方史学家也从“义”的矿泉里喝水。 他们不只是与千古历史保持忠诚，更是与将来的同胞建立默契。张彦写道：“他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人知道，在2020年代，当一切都变得前所未有的黑暗时，国内的中国人没有屈服。”等于是寄一封时间胶囊信。 中共极力反对这些异议历史学家，也尽量压制，惩罚他们。实际上这是因为怕他们。想来奇怪，一个有17万亿美元GDP的国家，带着两百万人的军队，凭什么要怕几个独立的史学家？似乎没道理，但实际上有很重要的道理。 中共的“合法性”问题 中共的“合法性”需要它声称自己在历史上的记录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这个概念有两个很不一样的来源，在中共的身上是融为一体的。 第一个来源是古代帝王的传统。皇帝有“天命”的含义是天选择了这个人来治理人间事。新朝代的第一个皇帝本来是外来的，反叛或侵略进来的，但建朝以后天授给他“天命”是肯定了他的到来：他做主是自然的，是应该的。 因此給新朝写历史的人必须强调新朝的光荣。毛朝也不例外。中共的历史必须是100%正确的。 第二个来源是中共从苏共借过来的列宁主义的传统。列宁的“党”概念是抽象的：党是完美的，容不得任何毛病的。个别党员可能会犯错误。连毛泽东，在邓小平认为，是“七三开”，只有70%正确。但党本身呢？不能少于100%。这是定义规定的。 因此，中共看到非官方历史学家的作品，怕的不单单是“不准确”的问题，怕的是“会不会颠覆合法性？”的问题。如果说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不是为了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如果实际上是按计划把人口的5%扣上“地主”帽子再去枪毙，以此巩固新的政权，如果把土地的所有权都转到中共手里的实际目标是要巩固新朝的经济基础，那，党的“合法性”怎么解释呢？消息露出来，后果怎么得了呢？ 捷克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注意到了少数人写出历史真相能起格外大的作用。在名文“无权者的权力”里提到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有这样一段分析： 索氏为何被赶出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实权的威胁，不是因为该政权的任何人怕索氏会取代他...不，是苏共的一次心里慌的反应。无论如何要堵塞可怕的真理源泉，真理流出来了可能会导致社会意识里发生不可估量的转变，然后将来可能引到不可预测的政治后果，乃至崩溃。因此，苏联采用一种特有的方式行事：只要它把整个社会死死地封闭起来，它就显得是石头做的。但当有人大喊“皇帝赤身裸体！”，当一个人破坏了游戏规则（从而把它暴露为游戏），一切突然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整个外壳现在似乎是由一张破烂的废纸组成的。 少数人的几句真话能够冲破一层“废纸作的外壳”是因为外壳里面的价值观本来是政府从上往下播放下去的抽象政治理念，代表的是政权的利益，并不代表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的具体利益。什么三反五反，百花齐放，多快好省，炮打司令部，破四旧，立竿见影，粉碎四人帮，向前看，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达赖是分裂主义，法轮功是邪教，香港有港独梦，台湾有台独梦，习大大是核心，等等等等，都飘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古今中外人类关心的东西：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人际关系公不公正，等等。古来“义”的价值观也就取决于这些，与政权的外壳关系不大。
有人担心：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彻底破坏中国文明，把它摧毁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古代的专制大霸王（秦始皇，隋炀帝，成吉思汗，朱元璋等），尽管那么凶狠，并没有打断过华夏文明。但今天的共产党，装备着现代电子技能，能够24小时观察神州每一位，支配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前的暴君只能梦寐以求），会不会断裂中国的悠久文明？
有一位加拿大记者，常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并不那么悲观，他认为中国的人文价值观有坚强的生存能力。Ian Johnson（张彦）的新书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和他们为未来的斗争》阐述了中共时期的非官方活动人士(记者，教授，学生，电影制片人等)冒着个人危险坚持记录历史的真相。
这些硬汉不一定互相认识，也不一定是同时代的人。有的是自己目睹过历史的，有的是根据后来的研究做了记录。但他们价值观一致，揭示的是后浪推前浪的抵抗传统。50年代初土改的吓人真相，57年的反右运动，59-62年饿死千万人，66-69年的血腥文革的高潮，79年的民主墙，89年春的民运和屠杀，一直到2000年代的维权运动，2017年大规模虐待维吾尔族，和2022年的白纸抗议运动。此书记录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残忍细节。
敢站出来说真话的人常常被视为凤毛麟角：林昭，遇罗克，刘宾雁，刘晓波，等。他们没有正式的组织，不写书面协议，也没有“领导”。这都是故意的，是无奈的事。活在“枪打出头鸟”的环境里，只能保持非正式的联络。网络的出现帮了大忙。网络前，开会见面需要场所，警察知道了地点，能突袭，强迫解散。网络后，人们分散行动，警察能够窃听，但不那么容易打散。
抗议者为何前仆后继？
为什么抗议者一代一代不断地出现？一代一代被打下去不是很难受吗？ 强壮的不倒翁精神从哪儿来？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些胆子大的人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代表很多胆子没那么大的同胞。第二，真正有持续性的东西不是抗议者而是暴政的非人措施。只要有虐待，自然会有反抗。抗议者应该视为先后换班的士兵。第三，抗议的道德基础不是一时的灵感而是中国历史上的悠久价值观。张彦指出，屈原的《离骚》，苏东坡的《赤壁赋》 等国宝级的文章都赞颂“义”的永恒价值。今天的非官方史学家也从“义”的矿泉里喝水。
他们不只是与千古历史保持忠诚，更是与将来的同胞建立默契。张彦写道：“他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人知道，在2020年代，当一切都变得前所未有的黑暗时，国内的中国人没有屈服。”等于是寄一封时间胶囊信。
中共极力反对这些异议历史学家，也尽量压制，惩罚他们。实际上这是因为怕他们。想来奇怪，一个有17万亿美元GDP的国家，带着两百万人的军队，凭什么要怕几个独立的史学家？似乎没道理，但实际上有很重要的道理。
中共的“合法性”问题
中共的“合法性”需要它声称自己在历史上的记录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这个概念有两个很不一样的来源，在中共的身上是融为一体的。
第一个来源是古代帝王的传统。皇帝有“天命”的含义是天选择了这个人来治理人间事。新朝代的第一个皇帝本来是外来的，反叛或侵略进来的，但建朝以后天授给他“天命”是肯定了他的到来：他做主是自然的，是应该的。 因此給新朝写历史的人必须强调新朝的光荣。毛朝也不例外。中共的历史必须是100%正确的。
第二个来源是中共从苏共借过来的列宁主义的传统。列宁的“党”概念是抽象的：党是完美的，容不得任何毛病的。个别党员可能会犯错误。连毛泽东，在邓小平认为，是“七三开”，只有70%正确。但党本身呢？不能少于100%。这是定义规定的。
因此，中共看到非官方历史学家的作品，怕的不单单是“不准确”的问题，怕的是“会不会颠覆合法性？”的问题。如果说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不是为了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如果实际上是按计划把人口的5%扣上“地主”帽子再去枪毙，以此巩固新的政权，如果把土地的所有权都转到中共手里的实际目标是要巩固新朝的经济基础，那，党的“合法性”怎么解释呢？消息露出来，后果怎么得了呢？
捷克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注意到了少数人写出历史真相能起格外大的作用。在名文“无权者的权力”里提到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有这样一段分析：
索氏为何被赶出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实权的威胁，不是因为该政权的任何人怕索氏会取代他...不，是苏共的一次心里慌的反应。无论如何要堵塞可怕的真理源泉，真理流出来了可能会导致社会意识里发生不可估量的转变，然后将来可能引到不可预测的政治后果，乃至崩溃。因此，苏联采用一种特有的方式行事：只要它把整个社会死死地封闭起来，它就显得是石头做的。但当有人大喊“皇帝赤身裸体！”，当一个人破坏了游戏规则（从而把它暴露为游戏），一切突然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整个外壳现在似乎是由一张破烂的废纸组成的。
少数人的几句真话能够冲破一层“废纸作的外壳”是因为外壳里面的价值观本来是政府从上往下播放下去的抽象政治理念，代表的是政权的利益，并不代表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的具体利益。什么三反五反，百花齐放，多快好省，炮打司令部，破四旧，立竿见影，粉碎四人帮，向前看，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达赖是分裂主义，法轮功是邪教，香港有港独梦，台湾有台独梦，习大大是核心，等等等等，都飘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古今中外人类关心的东西：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人际关系公不公正，等等。古来“义”的价值观也就取决于这些，与政权的外壳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