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想像一下，无论你的财务或社会地位如何，每月都会收到一笔固定金额的现金。
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补助金”（Universal Basic Income Grant, UBIG）的本质，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经讨论这个概念多年。这个概念也成为了许多社会实验的主题。
在德国，一个位于柏林的非营利组织“我的基本收入”（Mein Grundeinkommen）跟踪了122人三年，每人每月无条件地收到1,365美元。
研究发现，并没有减少人们的工作意欲，事实上每个人都保持全职就业。然而，相当高比例的受访者因感到安全而可以转换工作。他们亦回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并花更多时间进修。
肯尼亚的补助金受助者卡迪（Kadi）表示，该计画给了她“归属感”
另一项由非营利组织“直接给予”（GiveDirectly）资助、在肯尼亚进行的大型持续研究初步显示类似结果。计划在当地两个县的295个村庄，通过移动支付方式向个人发放为期两年至十二年的补助金。
总体而言，劳动力供应没有显著下降，但许多参与者离开了领薪工作，转而开始自己的生意或成为自雇人士。一些人甚至集资并轮流分享收益。
肯尼亚一名没有稳定收入的寡妇卡迪（Kadi）说，“知道自己不会挨饿的心安，是我深深珍惜的。”
作为临时工，她是该计划的受益者，每月从“直接给予”非营利组织获得34美元的转账，她表示自己完全依赖这些款项，“已成为我唯一稳定的希望来源”。
“这个计划给了我归属感，也让我有机会一次过获得一笔可观的资金——这是我以前从未想像过的。我计划在轮到我时购买耕牛。”
掉进安全网的“缝隙”
许多符合资格申请国家财政支援的人，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获得补助
这些研究结果有多令人惊讶呢？
南非经济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Justice）资深研究员凯莉·豪森博士（Dr Kelle Howson）表示，结果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任何根据收入不平等，来进行援助的努力都会失败，”豪森告诉BBC。“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试验来证明全民基本收入不会让人们退出市场。相反，它使人们能够创办自己的企业并促进地方经济。”
她指出，相比之下，任何基于资产审查的收入支援（而非全民普及）总会涉及某种程度的排除。总会有些人“掉进缝隙之中”。
例如在南非，申请收入补助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有效地使用电脑的技能，而约20%的人口无法上网。
受助人士还需要拥有一部具有高质量相机的智能手机，以满足生物识别身份要求。豪森表示，结果许多符合条件的人从未获得任何财政支援。
在印度，持有“贫困线以下”身份证明的公民有资格获得政府救济，但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贫困人口没有这张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普拉纳布·巴尔丹教授（Prof Pranab Bardhan）于201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以非正式就业为主、主要依靠自雇、缺乏正式帐目或收入数据的环境下，经济状况调查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识别贫困人口可能是昂贵的、腐败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
正面影响
研究显示，资助为受助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满足他们的独特需求
德国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结果是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验相似？这些理念在国际间又有多大影响力呢？
诺贝尔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包纳吉）在内的一组经济学家在2019年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论文。班纳吉表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许多其他的基本收入实验，包括印度中央邦、纳米比亚村庄以及伊朗2011年推出的全国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以抵消取消食品和燃料补贴的影响。
他们表示，很难从这些广泛的例子中得出结论。
然而，补助金似乎给予受益者一定的灵活性。换句话说，他们将支出集中在最适合自己生活的领域，无论是食品、生育治疗还是避孕措施。
豪森指出，在贫富差距高度不平等的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的正面影响尤为显著。但她补充说，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横跨不同的政治立场。
左派的论点基于收入是一项基本权利的信念，自由主义右派则以不同因素支持其推行。
例如，亿万富翁商人和政治顾问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曾表示，全民基本收入在面对日益增长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时，能够保持消费需求。
豪森补充道，“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强大的发展工具。理由可能因不同背景而异，但论点保持不变。”
豪森另指出，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补助还有其他潜在益处，除了数据显示对心理和身体健康有积极影响外，还有对教育率的影响，因为接受补助金的家庭的孩子往往会在学校待更长时间。
她还表示，参加肯尼亚和印度实验的女性报告说，她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因为她们不再依赖家庭中的男性提供金钱。在某些情况下，它使女性能够摆脱虐待关系。
一位专家表示，低收入国家往往能从全民基本收入中看到更多正面影响，而高收入国家则表现得较为平淡
确实，有些人认为很难从德国的实验中得出普遍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伊娃·维沃特教授（Prof Eva Vivault）领导了一项在美国德州和伊利诺伊州进行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
参与者每年接受12,000美元现金补助，持续三年，人们平均每周少工作1.3小时，与德国的实验相反，他们的年收入减少了1,500 美元。
她告诉BBC，“低收入国家往往显示出更正面的影响，高收入国家表现较为平淡的结果。”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
“这只是推测，但在低收入国家，人们比较缺乏现金，金钱的效用较大。在高收入国家，人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更难用现金来解决。”
会影响税收吗？
豪森博士指出，普遍存在一种观点，会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补助会助长“依赖症”，而且随着税基缩小，资助那些不能——或可能不愿——工作的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澳洲悉尼大学的弗洛拉·吉尔教授（Prof Flora Gill）对全民基本收入持怀疑态度。她在2023年为《转型社会》（Transforming Society）博客撰文说，“如果人们想工作，他们应该能够工作。目前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实行全民基本收入补助之前，我们需要确保这是一项基本人权。”
吉尔担心，资助普遍全民基本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大幅增加税收。她认为该资金将“远低于最低生活水平”。
“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大量的税收注入，而这些税收目前并未在我们的经济体中流通，”她写道。
然而，豪森博士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实现了相反的效果。
“在像南非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被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扩大税基的方法是首先解决食品贫困和饥饿问题，让人们踏上第一阶梯。然后你才能解锁人类的创造力和企业精神。人们希望更有生产力。”
与其让税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去资助全民基本收入，“资金将通过消费、增值税（VAT）或新企业的成立回流至政府金库。这是对经济未来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消耗。”
其他考虑
尽管全民基本收入补助有潜力，但一些研究人员仍然对其引入表示担忧。例如，如果人们没有工作动力，劳动力可能会缩减。
通货膨胀是另一个问题。根据2019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伊朗在2011年推出的全国性现金系统支付的金额未随通货膨胀调整，因此受助者的实际收入随着国家生活成本的飙升而大幅下降。
专家们表示，社会结构或凝聚力也可能受到威胁，这可能导致不稳定。
总的来说，维沃特教授表示，这取决于政府有多重视给予人们选择权，以及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在短期内，这在高收入背景下大规模实施，是政治上不可行的，因为成本非常高，”她说。
“政策制定者（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改善医疗或教育的某些结果。如果这些是你的目标，那么针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计划可能更有效。现金的问题在于，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和用途花费它。”
试着想像一下，无论你的财务或社会地位如何，每月都会收到一笔固定金额的现金。
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补助金”（Universal Basic Income Grant, UBIG）的本质，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经讨论这个概念多年。这个概念也成为了许多社会实验的主题。
在德国，一个位于柏林的非营利组织“我的基本收入”（Mein Grundeinkommen）跟踪了122人三年，每人每月无条件地收到1,365美元。
研究发现，并没有减少人们的工作意欲，事实上每个人都保持全职就业。然而，相当高比例的受访者因感到安全而可以转换工作。他们亦回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并花更多时间进修。
肯尼亚的补助金受助者卡迪（Kadi）表示，该计画给了她“归属感”
另一项由非营利组织“直接给予”（GiveDirectly）资助、在肯尼亚进行的大型持续研究初步显示类似结果。计划在当地两个县的295个村庄，通过移动支付方式向个人发放为期两年至十二年的补助金。
总体而言，劳动力供应没有显著下降，但许多参与者离开了领薪工作，转而开始自己的生意或成为自雇人士。一些人甚至集资并轮流分享收益。
肯尼亚一名没有稳定收入的寡妇卡迪（Kadi）说，“知道自己不会挨饿的心安，是我深深珍惜的。”
作为临时工，她是该计划的受益者，每月从“直接给予”非营利组织获得34美元的转账，她表示自己完全依赖这些款项，“已成为我唯一稳定的希望来源”。
“这个计划给了我归属感，也让我有机会一次过获得一笔可观的资金——这是我以前从未想像过的。我计划在轮到我时购买耕牛。”
掉进安全网的“缝隙”
许多符合资格申请国家财政支援的人，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获得补助
这些研究结果有多令人惊讶呢？
南非经济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Justice）资深研究员凯莉·豪森博士（Dr Kelle Howson）表示，结果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任何根据收入不平等，来进行援助的努力都会失败，”豪森告诉BBC。“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试验来证明全民基本收入不会让人们退出市场。相反，它使人们能够创办自己的企业并促进地方经济。”
她指出，相比之下，任何基于资产审查的收入支援（而非全民普及）总会涉及某种程度的排除。总会有些人“掉进缝隙之中”。
例如在南非，申请收入补助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有效地使用电脑的技能，而约20%的人口无法上网。
受助人士还需要拥有一部具有高质量相机的智能手机，以满足生物识别身份要求。豪森表示，结果许多符合条件的人从未获得任何财政支援。
在印度，持有“贫困线以下”身份证明的公民有资格获得政府救济，但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贫困人口没有这张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普拉纳布·巴尔丹教授（Prof Pranab Bardhan）于201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以非正式就业为主、主要依靠自雇、缺乏正式帐目或收入数据的环境下，经济状况调查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识别贫困人口可能是昂贵的、腐败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
正面影响
研究显示，资助为受助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满足他们的独特需求
德国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结果是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验相似？这些理念在国际间又有多大影响力呢？
诺贝尔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包纳吉）在内的一组经济学家在2019年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论文。班纳吉表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许多其他的基本收入实验，包括印度中央邦、纳米比亚村庄以及伊朗2011年推出的全国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以抵消取消食品和燃料补贴的影响。
他们表示，很难从这些广泛的例子中得出结论。
然而，补助金似乎给予受益者一定的灵活性。换句话说，他们将支出集中在最适合自己生活的领域，无论是食品、生育治疗还是避孕措施。
豪森指出，在贫富差距高度不平等的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的正面影响尤为显著。但她补充说，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横跨不同的政治立场。
左派的论点基于收入是一项基本权利的信念，自由主义右派则以不同因素支持其推行。
例如，亿万富翁商人和政治顾问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曾表示，全民基本收入在面对日益增长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时，能够保持消费需求。
豪森补充道，“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强大的发展工具。理由可能因不同背景而异，但论点保持不变。”
豪森另指出，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补助还有其他潜在益处，除了数据显示对心理和身体健康有积极影响外，还有对教育率的影响，因为接受补助金的家庭的孩子往往会在学校待更长时间。
她还表示，参加肯尼亚和印度实验的女性报告说，她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因为她们不再依赖家庭中的男性提供金钱。在某些情况下，它使女性能够摆脱虐待关系。
一位专家表示，低收入国家往往能从全民基本收入中看到更多正面影响，而高收入国家则表现得较为平淡
确实，有些人认为很难从德国的实验中得出普遍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伊娃·维沃特教授（Prof Eva Vivault）领导了一项在美国德州和伊利诺伊州进行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
参与者每年接受12,000美元现金补助，持续三年，人们平均每周少工作1.3小时，与德国的实验相反，他们的年收入减少了1,500 美元。
她告诉BBC，“低收入国家往往显示出更正面的影响，高收入国家表现较为平淡的结果。”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
“这只是推测，但在低收入国家，人们比较缺乏现金，金钱的效用较大。在高收入国家，人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更难用现金来解决。”
会影响税收吗？
豪森博士指出，普遍存在一种观点，会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补助会助长“依赖症”，而且随着税基缩小，资助那些不能——或可能不愿——工作的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澳洲悉尼大学的弗洛拉·吉尔教授（Prof Flora Gill）对全民基本收入持怀疑态度。她在2023年为《转型社会》（Transforming Society）博客撰文说，“如果人们想工作，他们应该能够工作。目前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实行全民基本收入补助之前，我们需要确保这是一项基本人权。”
吉尔担心，资助普遍全民基本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大幅增加税收。她认为该资金将“远低于最低生活水平”。
“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大量的税收注入，而这些税收目前并未在我们的经济体中流通，”她写道。
然而，豪森博士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实现了相反的效果。
“在像南非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被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扩大税基的方法是首先解决食品贫困和饥饿问题，让人们踏上第一阶梯。然后你才能解锁人类的创造力和企业精神。人们希望更有生产力。”
与其让税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去资助全民基本收入，“资金将通过消费、增值税（VAT）或新企业的成立回流至政府金库。这是对经济未来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消耗。”
其他考虑
尽管全民基本收入补助有潜力，但一些研究人员仍然对其引入表示担忧。例如，如果人们没有工作动力，劳动力可能会缩减。
通货膨胀是另一个问题。根据2019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伊朗在2011年推出的全国性现金系统支付的金额未随通货膨胀调整，因此受助者的实际收入随着国家生活成本的飙升而大幅下降。
专家们表示，社会结构或凝聚力也可能受到威胁，这可能导致不稳定。
总的来说，维沃特教授表示，这取决于政府有多重视给予人们选择权，以及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在短期内，这在高收入背景下大规模实施，是政治上不可行的，因为成本非常高，”她说。
“政策制定者（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改善医疗或教育的某些结果。如果这些是你的目标，那么针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计划可能更有效。现金的问题在于，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和用途花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