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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绝不用海归派”言论引发舆论热议。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即便企业家在压力之下“交话语税”，也需要安顿自己的道德良知。 冠生园食品是让很多上海人感到骄傲的民族品牌，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关心它的创始人的命运。1952年4月21日，冠生园创世人冼冠生不堪中共“三反五反”运动的羞辱，从冠生园公司楼顶跳下自杀。 冼冠生被认为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知名企业家。 受中共迫害的企业家的名单可以很长，包括锦江饭店创始人童竹君、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光华集团创始人王光英、“火柴大王”刘鸿生……一直到农业企业家孙大午、地产企业家任志强。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大概并不知道、也不关心4月21日是冼冠生的忌日，但是中共建政之后持续不断地迫害企业家的历史阴影，显然长进了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中国企业家的基因里。 霸道作风还是自我阉割？ 今年的4月22日，董明珠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绝不用海归派，只在国内高校里培养自己的人才”，“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议论一片哗然。 董明珠多次成为“话题女王”，批评者认为她霸道、自恋，赞扬者称她“口无遮拦”、“快人快语”。但是，这一次，她的话恐怕和这些形容词都没有关系。 已有网民指出，格力电器的发展，一直受益于国外的技术。董明珠曾经的“爱将”，也是海外归来的学子。如果她真的是“我口说我心”，那的确是愚蠢到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有人认为，在当下的民粹主义政治环境之中，她显然受到有关方面的暗示，要交够“政治话语税”，才能免于像马云一样失势，像赵薇一样失踪，或者像潘石屹一样流亡。 国内大众舆论也要交“政治话语税”，其中之一就是不要谈论政治。但是，大家对极不正常的言论仍然感到满足和愤怒，需要表达出来。针对个人和性格的分析，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出口。因此，舆论集中到对董明珠的专制作风和自恋人格的批评。 这些批评都不无道理。但是，公众人物的某些性格凸显，仍然受政治环境的限制或者鼓励。在一个法治社会里，“绝不用海归派”涉嫌人群或者学历歧视，可能会遭到人权组织的谴责和起诉。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主流话语，这种说法也显得保守落后，损害企业形象。在今天，董明珠的这类个性能够彰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她“快人快语”的表达，恰恰相反，是深思熟虑、自我审查和政治投机的结果。 还有更多的孙大午和任志强 交税是法定的义务，但是税种也可能属于苛捐杂税。“话语税”的比喻，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家可能遭受的政治压力，被迫进行自我审查和言不由衷的政治表达；另一方面，也可能淡化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及和专制政权合作的道德和未来可能的法律责任。 支持民主自由的孙大午和痛斥习近平政策的任志强，都被判处长达十八年的牢狱徒刑。以他们的年龄，此生可能很难再有走出监狱的一天。这足以证明在当今企业家所面临政治环境的险恶。即便如此，企业家仍然需要安顿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纳粹德国，有不少企业主利用希特勒驱赶犹太人的政策趁火打劫，低价收购甚至勒索犹太人的企业，但是也有人良心不安，私下给犹太人塞钱。还有企业家开始参与剥削犹太人，最后不遗余力地解救犹太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的故事。 我相信仍在活跃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只有董明珠，也还有更多孙大午和任志强。没有这些人的坚持，在个人命运的终点，董明珠和冼冠生的距离也不会太遥远。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绝不用海归派”言论引发舆论热议。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即便企业家在压力之下“交话语税”，也需要安顿自己的道德良知。
冠生园食品是让很多上海人感到骄傲的民族品牌，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关心它的创始人的命运。1952年4月21日，冠生园创世人冼冠生不堪中共“三反五反”运动的羞辱，从冠生园公司楼顶跳下自杀。
冼冠生被认为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知名企业家。
受中共迫害的企业家的名单可以很长，包括锦江饭店创始人童竹君、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光华集团创始人王光英、“火柴大王”刘鸿生……一直到农业企业家孙大午、地产企业家任志强。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大概并不知道、也不关心4月21日是冼冠生的忌日，但是中共建政之后持续不断地迫害企业家的历史阴影，显然长进了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中国企业家的基因里。
霸道作风还是自我阉割？
今年的4月22日，董明珠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绝不用海归派，只在国内高校里培养自己的人才”，“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议论一片哗然。
董明珠多次成为“话题女王”，批评者认为她霸道、自恋，赞扬者称她“口无遮拦”、“快人快语”。但是，这一次，她的话恐怕和这些形容词都没有关系。
已有网民指出，格力电器的发展，一直受益于国外的技术。董明珠曾经的“爱将”，也是海外归来的学子。如果她真的是“我口说我心”，那的确是愚蠢到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有人认为，在当下的民粹主义政治环境之中，她显然受到有关方面的暗示，要交够“政治话语税”，才能免于像马云一样失势，像赵薇一样失踪，或者像潘石屹一样流亡。
国内大众舆论也要交“政治话语税”，其中之一就是不要谈论政治。但是，大家对极不正常的言论仍然感到满足和愤怒，需要表达出来。针对个人和性格的分析，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出口。因此，舆论集中到对董明珠的专制作风和自恋人格的批评。
这些批评都不无道理。但是，公众人物的某些性格凸显，仍然受政治环境的限制或者鼓励。在一个法治社会里，“绝不用海归派”涉嫌人群或者学历歧视，可能会遭到人权组织的谴责和起诉。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主流话语，这种说法也显得保守落后，损害企业形象。在今天，董明珠的这类个性能够彰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她“快人快语”的表达，恰恰相反，是深思熟虑、自我审查和政治投机的结果。
还有更多的孙大午和任志强
交税是法定的义务，但是税种也可能属于苛捐杂税。“话语税”的比喻，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家可能遭受的政治压力，被迫进行自我审查和言不由衷的政治表达；另一方面，也可能淡化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及和专制政权合作的道德和未来可能的法律责任。
支持民主自由的孙大午和痛斥习近平政策的任志强，都被判处长达十八年的牢狱徒刑。以他们的年龄，此生可能很难再有走出监狱的一天。这足以证明在当今企业家所面临政治环境的险恶。即便如此，企业家仍然需要安顿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纳粹德国，有不少企业主利用希特勒驱赶犹太人的政策趁火打劫，低价收购甚至勒索犹太人的企业，但是也有人良心不安，私下给犹太人塞钱。还有企业家开始参与剥削犹太人，最后不遗余力地解救犹太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的故事。
我相信仍在活跃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只有董明珠，也还有更多孙大午和任志强。没有这些人的坚持，在个人命运的终点，董明珠和冼冠生的距离也不会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