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热门的时政话题莫过于香港不断发酵的社会事件，当然，这其中我看到了许多学者对此次表达的一些看法，其中一些我是赞成的，但另一些，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较强的声音倾向于“不干涉”让其“自己烂掉”，对于这种看法，我个人认为有待商榷。这里我不过多的分析理论上的判断，直入主题。下面，我说一下我的判断逻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这句话，我是比较认同的。个人认为，分析历史，要站在历史人物当时的角度来体会历史事件，同时，在观察时政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比历史上的事件，来获得对于时政事件更好的解决方案和预判。
那么，对于香港事件，我们试着先来分析一下。其实很清晰，我们将香港地区较大的公共权力拆分开来，可以看到如下这些权力，即：行政权力、军事权力、司法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其中前三者行政权力、军事权力、司法权力是显性的，后者意识形态话语权则相对隐晦，其可以体现为教育体系的话语权、新闻传媒体系的话语权及整体社会舆论氛围。
在辨析清楚了以上权力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央政府和反对派各自所拥有的权利。根据目前我在各新闻媒体上看到的消息综合判断，我认为，中央政府目前拥有的是全部的军事权力与部分行政权力。
军事权力表现在驻港部队的驻扎，行政权力则体现在特首在大方向上是服从中央的。而之所以说只是部分行政权力，是因为香港的特首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从此前的一系列公共事务的推行我们可以看到，特首在推行公共事务时受到各大利益集团极大的掣肘，通俗的来说，就是推不动，这从此前董建华的下台和几届特首在推行政策时的举步维艰我们可以看的出来，此外，在中下层甚至部分高层的的行政官员中存在大量同情反对派的人士，以至于在推行政策时很容易遇到出工不出力，或者暗地抵制的事件，这里的典型例子就是在黑衣蒙面人中出现公职人员，并被警方抓获。
而反对派，这里其实很复杂，他们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甚至国外某些不可告人的利益方共同组成的势力，这里处于简单分析的角度，我不对其进行拆分，统一称其为反对派。反对派所拥有的是部分的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权。部分行政权力就不多做解释了；司法权力，我们在几次抓了又放，以至于被内地网民戏称为“七擒孟获”的司法表演中可以看出，香港法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外籍法官的政治倾向如何；而意识形态话语权则更容易判断，我们可以那些充当暴徒掩护者的黄媒记者，离谱的通识教育教材以及公然叫嚣离心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沉默甚至有倾向性的学校教育；和香港社会上各类书籍传媒以及贬低大陆的意识形态思潮可以很清晰的判断出来。
中国人有个思维定式，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概因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新朝定鼎，最终都是枪杆子决定，故而军事权力是最紧要的政治权力。这个思维模式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在目前的香港局势下，却遇到了一些问题。
即，中央的军事权力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管制权，在控制事态的情况下，对于直接使用驻港部队显然是最后的方案，而在局势没有恶化到那一程度前，中央的军事权力事实上处于无法兑现的状态，即有力用不出来。至于一半的行政权力，则被反对派的力量完全压制了。
这里要说到的就是东西方的思维模式差异，其实来源于东西方历史的差异，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枪杆子里出政权”并非唯一的模式，而在历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模式，即“司法权力构造国家”。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就是近代英国的崛起，当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采用的集权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便是建立王室法院系统，即伦敦最高法院和各地巡回法院，从制度上强化国王司法权力，并建立陪审团制度和令状制度，最终依靠司法权力的扩张，不断侵蚀各地贵族的权利，通过司法让人民与王室直接接触，在弱化贵族法院司法权力的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之后才有了英国《大宪章》来重申国王和贵族的权利义务。
而在西方的历史上，从司法角度获得权利，并非英国王室的发明，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会的发展壮大中，也隐藏了这一要素。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英国王室与早期基督教会的军事力量不足，不足以“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就有了这种依靠司法缓慢侵蚀的政治策略。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启蒙运动后法国拿破仑上台，在几乎无日不战的紧张态势下，拿破仑最重要的政治举措便是编订《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为何？概因民法是与人民关系最密切的法律，通过民法的推行，可以将启蒙运动的思潮推行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以稳固当时法国革命的果实。
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司法”这一武器的重要程度。
对于这种模式，中国人是较为陌生的，但对于英国人，这确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所以说，在当初回归的时候，我个人人为英国人是埋了雷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香港司法系统，对双方的力量消长制造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有了司法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其他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其结果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烂摊子一样的局势。
那么，我要问一句，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中出现过吗？
答案是有的。
为此我们就要将目光投向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崛起。
早期中世纪西方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政治上的二元属性，即由教会掌握思想，国王掌握军事，相互合作也相互对抗。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在罗马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自此之后，教会逐渐掌握了西方的话语权，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为了西方唯一意识形态。同时因为教会也成为了西方几乎唯一的教育培训机构和知识文化传播机构，由此，西方的司法权力和大部分的中低层行政权力也由教会教士担任。大家可以看到，这和现在的香港何其相似？
事情的发展便是在渡过了蜜月期后，教会和国王们逐渐发生了摩擦，摩擦逐渐加剧演变为公开的撕裂，格里高利七世成为教皇后，开始向世俗政权开战。然而，其结果便是拥有军事权力的皇帝失败了，当时的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最终服软，破衣烂衫，光脚露臂跑到教皇度假的卡诺莎城堡下跪求饶，史称“卡诺莎之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付内部的敌人时，军事力量通常无法完全的转换为实际的胜势，相反，由司法、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实力，更容易起到效果。
所以，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军队强压和丢着不管，其实都并非最好的解决方案，失之笨拙，军事强压固不用谈，并非治本之策，而且国际后遗症和经济损失极大；而丢着不管，那就是看着香港逐渐滑落为真正的离心地区，毕竟客观的说，虽然香港的离心力量很大，但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心向祖国的一样不少，如果将其完全抛弃，那之后除非我们不要香港，否则的话，下一次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将其拿回来。
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历史上有案例吗？
答案还是有的。
我们依然将目光投注到中世纪的西方，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世纪的中后期，教会和国王二元博弈的天平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随着教会的崛起和逐渐强势，各国的国王和贵族感受到莫大的压力，毕竟他们都不希望欧洲成为一个统一的教皇国家，故而，他们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王和贵族们开始热心于文化和艺术事业，不少的国王和贵族都自称是文艺的保护者。这里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就是培植自己的喉舌，在话语权的高地上进行争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次文艺复兴和之后进一步发生的启蒙运动，都源自于此。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权的争夺不能是自发的，因为面对一个统一而强势的组织，如果仅凭自发的散兵游勇，并不能形成合力，必须有其长期的政策和投入，有系统的进行话语权的竞争。
当然，话语权的争夺仅是蓄势，而使得教会权力在西方最终衰落甚至奔溃 的，是基督教内部的分裂。
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将教会迁回罗马后第二年去世。一堆法国裔红衣主教被围困在罗马选出新教皇，然后很快翻脸，跑回阿维尼翁又选了一个。此后30多年，两派并立，两个教皇同时存在。1409年，各方试图结束这个局面，在比萨开会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让双方教皇同时退位，之后选出一个新教皇。结果新皇选出后，两个旧教皇不愿退位，结果三个教皇相持不下，一直到1417年才三皇归一。这样的情况极大影响了教会的权威和形象，而在此之后，分裂后的第一位教皇马丁五世，不但没有反思，却依旧延续历史惯性，采用此前教会的强势策略，最后直接促成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诞生，基督教在此后完全分裂。
而从历史的角度，教会崩塌的结果便意味着中世纪政权教权二元结构的破裂，此后政权开始一骑绝尘。
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有句古话说的好，最坚固堡垒也最容易从内部瓦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香港的反对派，是由各种利益团体组合起来的，并非是共产党那样有着强大信念和组织度的组织。虽然他们目前已经正快速的向组织化演化的趋势，但各方的利益诉求，思维模式，都不可能在短期能够统一。很显然，这已经可以定义为一场颜色革命，但我们要看到，任何革命，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俄国革命，都不可能是上下一心的，在革命的内部，都必然有些理想者、盲从者、投机者、起哄者；更别说是外部强行推动的颜色革命，各方的利益诉求势必更加的多样。
所以首先，我们不能将香港的反对派看成是一伙人，更不能将整个香港都看成是反对派，这是绝对错误的，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这句话想必大家都是学过的，难道都忘记了吗？
当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反对派通通打压，或者通通拉拢都是不对的，前者将会造成外部压力促使其内部进一步统合，加速其合流，而后者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那种在反对派压力下，贸然抛出所谓缓和措施的让利举措，我个人是不认同的。历史上也多次有类似例子出现，最后无一不是出现了更坏的结局。我举个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当年大革命爆发后，路易十六采取了妥协的政策，甚至君主立宪，最后的结果如何？反对派依然觉得改革不彻底，最后只能全家上了断头台。而这一点，在各地的颜色革命中也反复的出现过。在激烈的政治氛围下，当政者做出的一切善意，都会被认为是抗议者的胜利，不但将进一步团结抗议者内部，还将让其他市民将其归功于抗议者的努力，从而加强抗议者的正当性。
将话题扯回来，综合历史的经验，我提出几个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
一、尽力分化香港的反对派，这里要做细致的情报工作，分清反对派内部的形势和派系，将工作做细，分清哪些是能拉拢的，哪些是要打压的，然后使用国家力量将其分化、拉拢、打压甚至采用某些必要的手段也要将其尽量瓦解，造成其内部矛盾，使其产生破裂。这些工作想必情报系统和政工系统的同志应该清楚怎么做，如果做不好，那真的是有愧于先辈善于政工的名声了。同时，我绝不相信香港的反对派和废青们都是坚贞不屈油盐不进的革命者，这些人以利合，也必然能因利而散，他们必然有着私欲、诉求、利益，这些都是工作的切入点。说句玩笑话，俄罗斯KGB的同志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二、必须下力气对香港的传媒、出版发行等行业进行渗透和培植，要把意识形态的工作放到重要的层面来抓。不得不说，以前的对港宣传绝对是不合格的，太过僵硬笨拙，此类工作，必须要系统的对香港的文化、人群、诉求、消费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制定策略，要拿出内地互联网企业产品经理做产品时的精神来。要系统的，多角度的，从不同的媒介，甚至以产业扶持和对当地有影响力的文化人扶持的方式，制定短期、中期、长期的宣传策略，系统的对抗西方的文化入侵。
三、从中长期来看，对于香港的司法系统，中央是不能放弃的，必须制定细致的方案，以最终使得其司法体系的人事构成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为了国家的统一，有必要使用所有的手段。
以上是我对香港事件的看法，希望对大家认识当下的香港有所帮助。
近期最热门的时政话题莫过于香港不断发酵的社会事件，当然，这其中我看到了许多学者对此次表达的一些看法，其中一些我是赞成的，但另一些，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较强的声音倾向于“不干涉”让其“自己烂掉”，对于这种看法，我个人认为有待商榷。这里我不过多的分析理论上的判断，直入主题。下面，我说一下我的判断逻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这句话，我是比较认同的。个人认为，分析历史，要站在历史人物当时的角度来体会历史事件，同时，在观察时政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比历史上的事件，来获得对于时政事件更好的解决方案和预判。
那么，对于香港事件，我们试着先来分析一下。其实很清晰，我们将香港地区较大的公共权力拆分开来，可以看到如下这些权力，即：行政权力、军事权力、司法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其中前三者行政权力、军事权力、司法权力是显性的，后者意识形态话语权则相对隐晦，其可以体现为教育体系的话语权、新闻传媒体系的话语权及整体社会舆论氛围。
在辨析清楚了以上权力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央政府和反对派各自所拥有的权利。根据目前我在各新闻媒体上看到的消息综合判断，我认为，中央政府目前拥有的是全部的军事权力与部分行政权力。
军事权力表现在驻港部队的驻扎，行政权力则体现在特首在大方向上是服从中央的。而之所以说只是部分行政权力，是因为香港的特首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从此前的一系列公共事务的推行我们可以看到，特首在推行公共事务时受到各大利益集团极大的掣肘，通俗的来说，就是推不动，这从此前董建华的下台和几届特首在推行政策时的举步维艰我们可以看的出来，此外，在中下层甚至部分高层的的行政官员中存在大量同情反对派的人士，以至于在推行政策时很容易遇到出工不出力，或者暗地抵制的事件，这里的典型例子就是在黑衣蒙面人中出现公职人员，并被警方抓获。
而反对派，这里其实很复杂，他们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甚至国外某些不可告人的利益方共同组成的势力，这里处于简单分析的角度，我不对其进行拆分，统一称其为反对派。反对派所拥有的是部分的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权。部分行政权力就不多做解释了；司法权力，我们在几次抓了又放，以至于被内地网民戏称为“七擒孟获”的司法表演中可以看出，香港法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外籍法官的政治倾向如何；而意识形态话语权则更容易判断，我们可以那些充当暴徒掩护者的黄媒记者，离谱的通识教育教材以及公然叫嚣离心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沉默甚至有倾向性的学校教育；和香港社会上各类书籍传媒以及贬低大陆的意识形态思潮可以很清晰的判断出来。
中国人有个思维定式，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概因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新朝定鼎，最终都是枪杆子决定，故而军事权力是最紧要的政治权力。这个思维模式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在目前的香港局势下，却遇到了一些问题。
即，中央的军事权力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管制权，在控制事态的情况下，对于直接使用驻港部队显然是最后的方案，而在局势没有恶化到那一程度前，中央的军事权力事实上处于无法兑现的状态，即有力用不出来。至于一半的行政权力，则被反对派的力量完全压制了。
这里要说到的就是东西方的思维模式差异，其实来源于东西方历史的差异，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枪杆子里出政权”并非唯一的模式，而在历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模式，即“司法权力构造国家”。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就是近代英国的崛起，当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采用的集权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便是建立王室法院系统，即伦敦最高法院和各地巡回法院，从制度上强化国王司法权力，并建立陪审团制度和令状制度，最终依靠司法权力的扩张，不断侵蚀各地贵族的权利，通过司法让人民与王室直接接触，在弱化贵族法院司法权力的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之后才有了英国《大宪章》来重申国王和贵族的权利义务。
而在西方的历史上，从司法角度获得权利，并非英国王室的发明，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会的发展壮大中，也隐藏了这一要素。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英国王室与早期基督教会的军事力量不足，不足以“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就有了这种依靠司法缓慢侵蚀的政治策略。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启蒙运动后法国拿破仑上台，在几乎无日不战的紧张态势下，拿破仑最重要的政治举措便是编订《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为何？概因民法是与人民关系最密切的法律，通过民法的推行，可以将启蒙运动的思潮推行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以稳固当时法国革命的果实。
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司法”这一武器的重要程度。
对于这种模式，中国人是较为陌生的，但对于英国人，这确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所以说，在当初回归的时候，我个人人为英国人是埋了雷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香港司法系统，对双方的力量消长制造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有了司法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其他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其结果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烂摊子一样的局势。
那么，我要问一句，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中出现过吗？
答案是有的。
为此我们就要将目光投向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崛起。
早期中世纪西方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政治上的二元属性，即由教会掌握思想，国王掌握军事，相互合作也相互对抗。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在罗马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自此之后，教会逐渐掌握了西方的话语权，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为了西方唯一意识形态。同时因为教会也成为了西方几乎唯一的教育培训机构和知识文化传播机构，由此，西方的司法权力和大部分的中低层行政权力也由教会教士担任。大家可以看到，这和现在的香港何其相似？
事情的发展便是在渡过了蜜月期后，教会和国王们逐渐发生了摩擦，摩擦逐渐加剧演变为公开的撕裂，格里高利七世成为教皇后，开始向世俗政权开战。然而，其结果便是拥有军事权力的皇帝失败了，当时的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最终服软，破衣烂衫，光脚露臂跑到教皇度假的卡诺莎城堡下跪求饶，史称“卡诺莎之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付内部的敌人时，军事力量通常无法完全的转换为实际的胜势，相反，由司法、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实力，更容易起到效果。
所以，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军队强压和丢着不管，其实都并非最好的解决方案，失之笨拙，军事强压固不用谈，并非治本之策，而且国际后遗症和经济损失极大；而丢着不管，那就是看着香港逐渐滑落为真正的离心地区，毕竟客观的说，虽然香港的离心力量很大，但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心向祖国的一样不少，如果将其完全抛弃，那之后除非我们不要香港，否则的话，下一次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将其拿回来。
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历史上有案例吗？
答案还是有的。
我们依然将目光投注到中世纪的西方，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世纪的中后期，教会和国王二元博弈的天平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随着教会的崛起和逐渐强势，各国的国王和贵族感受到莫大的压力，毕竟他们都不希望欧洲成为一个统一的教皇国家，故而，他们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王和贵族们开始热心于文化和艺术事业，不少的国王和贵族都自称是文艺的保护者。这里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就是培植自己的喉舌，在话语权的高地上进行争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次文艺复兴和之后进一步发生的启蒙运动，都源自于此。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权的争夺不能是自发的，因为面对一个统一而强势的组织，如果仅凭自发的散兵游勇，并不能形成合力，必须有其长期的政策和投入，有系统的进行话语权的竞争。
当然，话语权的争夺仅是蓄势，而使得教会权力在西方最终衰落甚至奔溃 的，是基督教内部的分裂。
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将教会迁回罗马后第二年去世。一堆法国裔红衣主教被围困在罗马选出新教皇，然后很快翻脸，跑回阿维尼翁又选了一个。此后30多年，两派并立，两个教皇同时存在。1409年，各方试图结束这个局面，在比萨开会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让双方教皇同时退位，之后选出一个新教皇。结果新皇选出后，两个旧教皇不愿退位，结果三个教皇相持不下，一直到1417年才三皇归一。这样的情况极大影响了教会的权威和形象，而在此之后，分裂后的第一位教皇马丁五世，不但没有反思，却依旧延续历史惯性，采用此前教会的强势策略，最后直接促成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诞生，基督教在此后完全分裂。
而从历史的角度，教会崩塌的结果便意味着中世纪政权教权二元结构的破裂，此后政权开始一骑绝尘。
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有句古话说的好，最坚固堡垒也最容易从内部瓦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香港的反对派，是由各种利益团体组合起来的，并非是共产党那样有着强大信念和组织度的组织。虽然他们目前已经正快速的向组织化演化的趋势，但各方的利益诉求，思维模式，都不可能在短期能够统一。很显然，这已经可以定义为一场颜色革命，但我们要看到，任何革命，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俄国革命，都不可能是上下一心的，在革命的内部，都必然有些理想者、盲从者、投机者、起哄者；更别说是外部强行推动的颜色革命，各方的利益诉求势必更加的多样。
所以首先，我们不能将香港的反对派看成是一伙人，更不能将整个香港都看成是反对派，这是绝对错误的，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这句话想必大家都是学过的，难道都忘记了吗？
当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反对派通通打压，或者通通拉拢都是不对的，前者将会造成外部压力促使其内部进一步统合，加速其合流，而后者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那种在反对派压力下，贸然抛出所谓缓和措施的让利举措，我个人是不认同的。历史上也多次有类似例子出现，最后无一不是出现了更坏的结局。我举个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当年大革命爆发后，路易十六采取了妥协的政策，甚至君主立宪，最后的结果如何？反对派依然觉得改革不彻底，最后只能全家上了断头台。而这一点，在各地的颜色革命中也反复的出现过。在激烈的政治氛围下，当政者做出的一切善意，都会被认为是抗议者的胜利，不但将进一步团结抗议者内部，还将让其他市民将其归功于抗议者的努力，从而加强抗议者的正当性。
将话题扯回来，综合历史的经验，我提出几个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
一、尽力分化香港的反对派，这里要做细致的情报工作，分清反对派内部的形势和派系，将工作做细，分清哪些是能拉拢的，哪些是要打压的，然后使用国家力量将其分化、拉拢、打压甚至采用某些必要的手段也要将其尽量瓦解，造成其内部矛盾，使其产生破裂。这些工作想必情报系统和政工系统的同志应该清楚怎么做，如果做不好，那真的是有愧于先辈善于政工的名声了。同时，我绝不相信香港的反对派和废青们都是坚贞不屈油盐不进的革命者，这些人以利合，也必然能因利而散，他们必然有着私欲、诉求、利益，这些都是工作的切入点。说句玩笑话，俄罗斯KGB的同志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二、必须下力气对香港的传媒、出版发行等行业进行渗透和培植，要把意识形态的工作放到重要的层面来抓。不得不说，以前的对港宣传绝对是不合格的，太过僵硬笨拙，此类工作，必须要系统的对香港的文化、人群、诉求、消费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制定策略，要拿出内地互联网企业产品经理做产品时的精神来。要系统的，多角度的，从不同的媒介，甚至以产业扶持和对当地有影响力的文化人扶持的方式，制定短期、中期、长期的宣传策略，系统的对抗西方的文化入侵。
三、从中长期来看，对于香港的司法系统，中央是不能放弃的，必须制定细致的方案，以最终使得其司法体系的人事构成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为了国家的统一，有必要使用所有的手段。
以上是我对香港事件的看法，希望对大家认识当下的香港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