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35年后，法国《快报》周刊回顾了「天安门三君子」于东岳的悲剧，他在狱中受尽折磨17年后，疯了。 1989年5月23日，天安门城楼，人们在忙着修复被污损的毛泽东像，图中的一个横幅写着：“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 COURTESY OF XIAN GUI'E 这篇由 Suzanne Duroy 从台北发来的文章说，35 年前1989 年 6 月 4 日，在北京，邓小平调派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示威一个多月的学生运动。即使到了今天，这场大屠杀━共产党政权的绝对禁忌━仍然笼罩在浓重的迷雾中。现在，香港也是如此，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六四纪念地，但在国安法生效后就不可能了。远离北京的台湾，成为华语世界中能够公开悼念死难者的最后一个堡垒。 天安门的幽灵35年后仍在困扰着民主运动的前辈们，其中一些人已在国外避难。在众多悲剧中，有一个故事特别令人难以忘怀：1989 年 5 月，示威游行发生时年约 20 岁的三个年轻人于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胆大妄为，向紫禁城大门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投掷沾满墨水的鸡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人逝世 13 年后，这一亵渎行为仍令人叹为观止、令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目瞪口呆，以至于不希望政权垮台的学生们亲自将亵渎者交给了警察。共产党当局对这三位年轻人毫不留情，他们从遥远的湖南（毛泽东也来自湖南）来到这里，梦想着在他们那一代伟大的民主运动中为自己开辟一席之地。
于东岳“他从未停过下跪” 因为在中国大舵手画像上投掷鸡蛋，一年前辞去高中教职的余志坚被判处无期徒刑，于东岳（艺评家）被判处 20 年徒刑，鲁德成（公车司机）被判处 16 年徒刑。尽管后来减了刑罚，但这三个年轻人在狱中的岁月里都是残缺不全的。2006 年，39 岁的于东岳在狱中服刑 17 年后最后一个获释，他在狱中不断遭受身心折磨。他也是出狱后受到伤害最大的一个，据他最亲近的人说，他已经成了一个“植物人”。 昔日教师余志坚的妻子鲜桂娥，说起丈夫与于东岳的重逢，声音有些断断续续。她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通过视频告诉《快报》记者：“当他发现我们时，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跪在我们面前，好像他不认识我丈夫一样，因为他在狱中每次面对狱警时都必须这样做。这位前记者不再认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说话语无伦次又支支吾吾。” 鲜桂娥续道：“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用别的问题来回答。他似乎回到了婴儿时期。” 鲜桂娥回忆说：“他出狱后，我丈夫带他在街上散步时，只要看到警车，他就会吓得跪在地上。我们吃饭时，如果食物掉在地上，他就会捡起来吃掉。” 文章接着写道，后来，我们知道了于东岳在狱中遭受的非人待遇。在一本与法轮功有关的杂志上，一位狱友回忆说：“我去看了政治犯于东岳：他住的地方让人害怕，比猪圈还不如，简直是恐怖的景象”。余志坚的妻子还描述了其他刑满释放人员所遭受的几种虐待，特别是所谓的“小牢房”酷刑，这是中国监狱中的一种普遍做法，即把犯人关在一个棺材大小的房间里，不能站立或躺下。据说他已经忍受了数月的这种折磨。鲜桂娥说：“当我试图和他谈谈在那个小牢房里发生的事情时，他马上就会转移话题。” 她的丈夫余志坚也遭受了同样的惩罚。其他目击者还说，于东岳被绑在电线杆上，在太阳下暴晒了好几天。在绝望中，他试图从床铺上一头栽下自杀。 逃亡美国 文章表示，于东岳出狱后，他的妹妹和朋友余志坚对他进行了心理治疗。几年后，他们决定逃往美国，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会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们的同伴鲁德成已经设法在加拿大找到了避难所，但并非一帆风顺。于是，他们与于东岳的妹妹一起制定了逃亡计划，为了保密到最后于东岳的妹妹甚至没有通知她的丈夫就离开了中国。2008 年，四名逃犯乘坐大巴来到泰国，在那里等待美国给予他们庇护，四人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们等了一年多。 天安门广场被学生举报二十年后，他们在旧金山首次见到了当时学运领袖之一周锋锁。他在纽约通过视频会议告诉我们：“我觉得我有部分责任，因为我是学生代表。我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向他们道歉。于东岳尤其让我感动。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理想的人在遭受酷刑后失去理智，我的心都碎了。” 文章结尾时指出，作为最后的补偿，周锋锁的协会「人道中国 」Humanitarian China 在 2017 年于志坚去世后全权负责他的后事。余志坚照顾了一辈子的于东岳现在住在养老院。鲜桂娥仍定期去看望他。虽然他的情况略有好转，但他的状况仍让她感到难过：入狱前，于东岳他能说英语、俄语和日语。他非常聪明。这样一个聪明人怎么会失去理智呢？只有中国共产党知道全部答案。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35年后，法国《快报》周刊回顾了「天安门三君子」于东岳的悲剧，他在狱中受尽折磨17年后，疯了。
1989年5月23日，天安门城楼，人们在忙着修复被污损的毛泽东像，图中的一个横幅写着：“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 COURTESY OF XIAN GUI'E
这篇由 Suzanne Duroy 从台北发来的文章说，35 年前1989 年 6 月 4 日，在北京，邓小平调派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示威一个多月的学生运动。即使到了今天，这场大屠杀━共产党政权的绝对禁忌━仍然笼罩在浓重的迷雾中。现在，香港也是如此，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六四纪念地，但在国安法生效后就不可能了。远离北京的台湾，成为华语世界中能够公开悼念死难者的最后一个堡垒。
天安门的幽灵35年后仍在困扰着民主运动的前辈们，其中一些人已在国外避难。在众多悲剧中，有一个故事特别令人难以忘怀：1989 年 5 月，示威游行发生时年约 20 岁的三个年轻人于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胆大妄为，向紫禁城大门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投掷沾满墨水的鸡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人逝世 13 年后，这一亵渎行为仍令人叹为观止、令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目瞪口呆，以至于不希望政权垮台的学生们亲自将亵渎者交给了警察。共产党当局对这三位年轻人毫不留情，他们从遥远的湖南（毛泽东也来自湖南）来到这里，梦想着在他们那一代伟大的民主运动中为自己开辟一席之地。
于东岳“他从未停过下跪”
因为在中国大舵手画像上投掷鸡蛋，一年前辞去高中教职的余志坚被判处无期徒刑，于东岳（艺评家）被判处 20 年徒刑，鲁德成（公车司机）被判处 16 年徒刑。尽管后来减了刑罚，但这三个年轻人在狱中的岁月里都是残缺不全的。2006 年，39 岁的于东岳在狱中服刑 17 年后最后一个获释，他在狱中不断遭受身心折磨。他也是出狱后受到伤害最大的一个，据他最亲近的人说，他已经成了一个“植物人”。
昔日教师余志坚的妻子鲜桂娥，说起丈夫与于东岳的重逢，声音有些断断续续。她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通过视频告诉《快报》记者：“当他发现我们时，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跪在我们面前，好像他不认识我丈夫一样，因为他在狱中每次面对狱警时都必须这样做。这位前记者不再认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说话语无伦次又支支吾吾。” 鲜桂娥续道：“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用别的问题来回答。他似乎回到了婴儿时期。” 鲜桂娥回忆说：“他出狱后，我丈夫带他在街上散步时，只要看到警车，他就会吓得跪在地上。我们吃饭时，如果食物掉在地上，他就会捡起来吃掉。”
文章接着写道，后来，我们知道了于东岳在狱中遭受的非人待遇。在一本与法轮功有关的杂志上，一位狱友回忆说：“我去看了政治犯于东岳：他住的地方让人害怕，比猪圈还不如，简直是恐怖的景象”。余志坚的妻子还描述了其他刑满释放人员所遭受的几种虐待，特别是所谓的“小牢房”酷刑，这是中国监狱中的一种普遍做法，即把犯人关在一个棺材大小的房间里，不能站立或躺下。据说他已经忍受了数月的这种折磨。鲜桂娥说：“当我试图和他谈谈在那个小牢房里发生的事情时，他马上就会转移话题。” 她的丈夫余志坚也遭受了同样的惩罚。其他目击者还说，于东岳被绑在电线杆上，在太阳下暴晒了好几天。在绝望中，他试图从床铺上一头栽下自杀。
逃亡美国
文章表示，于东岳出狱后，他的妹妹和朋友余志坚对他进行了心理治疗。几年后，他们决定逃往美国，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会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们的同伴鲁德成已经设法在加拿大找到了避难所，但并非一帆风顺。于是，他们与于东岳的妹妹一起制定了逃亡计划，为了保密到最后于东岳的妹妹甚至没有通知她的丈夫就离开了中国。2008 年，四名逃犯乘坐大巴来到泰国，在那里等待美国给予他们庇护，四人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们等了一年多。
天安门广场被学生举报二十年后，他们在旧金山首次见到了当时学运领袖之一周锋锁。他在纽约通过视频会议告诉我们：“我觉得我有部分责任，因为我是学生代表。我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向他们道歉。于东岳尤其让我感动。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理想的人在遭受酷刑后失去理智，我的心都碎了。”
文章结尾时指出，作为最后的补偿，周锋锁的协会「人道中国 」Humanitarian China 在 2017 年于志坚去世后全权负责他的后事。余志坚照顾了一辈子的于东岳现在住在养老院。鲜桂娥仍定期去看望他。虽然他的情况略有好转，但他的状况仍让她感到难过：入狱前，于东岳他能说英语、俄语和日语。他非常聪明。这样一个聪明人怎么会失去理智呢？只有中国共产党知道全部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