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二十二岁的我,没有现在这份豁达,所处的年代也不允许什么情呀、爱呀的词语出现。当我得知日记被人偷看并宣扬出去以后,我好像犯了弥天大罪,抬不起头来。而宣扬最凶的要数秦丽。
日记事件对我的压力很大,每天都处于自责、自怨中。总觉得她们对我指指点点。我似乎听到背后传来“她曾小产过。”的窃窃私语。我自卑,我孤独,我无处去言说。
可工作生活还得继续。
一天早晨,我们照常排队去割草。我是小队长,走在队侧。我已起头唱了好几首歌,路远,还没走到地方,不能沉默,还得唱。不知是心不在焉,还是有心事,一时间竟想不出再唱什么歌,惊慌中,起了个《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预备······”唱字还没出口,从队伍中走出一个叫王群学的人。他把我推到一边,起了另一首歌的头。
我默默地走到队尾,随队伍前进。
我没有愤怒,没有不满,而是自责:明明是朝阳,为什么要唱“日落西山”呢?我心甘情愿的罢免自己小队长职务,作支青中普通一员。
部分支青和老职工一起打土块盖房子,锯木板打马凳,当床用。很快,我们就搬到四人一间的新居。
我孤独无助,想家想得发疯。白天我拼命干活,晚上躲到无人处,对着月亮轻声喊:“娘。娘。我想你。你能听到吗?……”
月亮,只有月亮,才能把我和母亲联系起来,它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是我们的唯一。
我对月亮特别亲。每天晚上都躲在无人处,向它诉说着我的痛苦、我的后悔、我的……开始是边说边流泪,后来就嚎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五内俱焚。写到这里,现在的我还止不住泪流满面。
渐渐地,有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就是那个经常帮助我的王义。
我一直奉行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教条。对王义的关怀和帮助,我心存感激。尤其在我最孤独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女生宿舍来,嘘寒问暖。
开始是对我们宿舍的全体女生,后来就专对我一个。 由于我的血压高,由于我的身体弱,由于我精神上的压抑,我经常昏厥。每当这时,总会有人去叫王义。王义总能找到架子车,把我拉到场部卫生所。
我感到有些人在有意地撮合我们。
对王义的关怀和帮助,我无从报答,当他约我出去走走时,我满心不愿意,但我无法拒绝。
于是,在水渠旁,在树荫下,有我们出双入对的身影。尽管如此,我们连手都没拉过。不是他不想,而是我不愿。
我们的条件悬殊太大,我虽说不漂亮,但也不算丑,他却是头歪眼斜,身高不足一米六。直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当时怎么啦,怎么会和他交往,是无助,是孤独,是想家想得太厉害,是报恩情结,还是我有缺陷的性格?
我有个不会说“不”的软弱性格。所以,每次他约我出去,我满心的不愿意,就是说不出口,总会随他而去。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他看我不说话,也不多说,就唱歌。他的男中音很好听,唱得也很到位。每当他唱起:“九一八。九一八。……我离开我的家乡,流浪。流浪。……亲娘啊。亲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时,我都哭得不能自持。
文革风是在1966年8、9月份刮到新疆奶牛场的。
支边青年成立了两个红卫兵团队。多数青年都参加了红卫兵,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们把纸糊的高帽子戴到指导员头上,批斗、游街。干事祝禅仁陪罪,他的罪名是“政治小爬虫”。
祝干事老老实实低头站着,任人推来搡去。红卫兵举着拳头高声喊着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小爬虫,打倒当权派的走狗!”
他不愤怒,不辩解,平静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批斗会开完了,吃饭的时候,他端着碗,笑嘻嘻地和批斗他的人打招呼。他和支青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饭边说笑,好像刚才的批斗是演戏,现在卸了妆回到正常。
大家都去闹革命没有人去生产。两个造反派的成员每天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传达最高指示。多数人在亢奋忙乱中。
支边青年每月的工资是24.2元,不够用,就经常干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勾当。羊奶成了抢手货,我们爱上了那“膻”味。
我和王义是逍遥派,没参加任何组织。
如果没有那场横祸,我可能会告别王义,听从母亲的安排,到乌鲁木齐去找一位旧邻居。
可,横祸发生了。
那是在1967年3月份的某日。一大早,我所在的女生宿舍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我们宿舍共住四个人。来的人都坐在其他三张床沿上,说说笑笑。也有人和我打招呼,问这问那。我正趴在床头的箱子上写信。
她们平时都不太接近我,对我敬而远之,今天怎么啦。我想出去打瓶开水。刚一弯腰摸到水瓶,她们就抢过去替我去了伙房。当时心中还升起丝丝暖意。
北京时间十一时,新疆时间九时,有人在门口喊:“开会了,开会了。”她们替我拿着小凳子,簇拥着我向会场的一块空地的走去。我坐在她们中间,四周坐满了人。我抬头向主席台望去。主席台上并排放两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厂部革委会主任、我们连队两派头头、还有一个不认识,看着装打扮像公安局的人。
再看横幅,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
红布,白纸,黑字:坚决镇压刺杀毛主席像的反革命分子王义。
我这才明白今天为什么这么反常,甚至连打开水都有人帮我,那不是帮助,是软禁,是封锁消息。
当我正为会场上方的横幅标语所震惊时,大会开始,主持人宣布:“把反革命分子王义押上来。”几个红卫兵推推搡搡的把五花大绑的王义推搡倒主席台前边。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王义。”“谁玷污毛主席像就砸烂谁的狗头。”“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在林立的手臂中,在震耳欲聋口号声中,我差点昏厥。我坚持着倾听台上的揭发。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在1966年11月下旬的某日,天下着小雪。王义从外边回来,一边走,一边哼着《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歌曲,推门进入男生宿舍。
宿舍里有三张床,北边靠墙一张,东西各一张。新疆天气冷,早早地就把北边窗户用土块堵上了。窗户的凹洼处,贴着一张烟熏火燎的毛主席像。
在火墙处有一取暖火炉,上边坐着锅,锅里煮着狗肉。灶台上放着一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有两三个男孩围着锅翻弄狗肉。他们的身影奇大无比的在墙上晃来晃去,房间里更加黑暗。三张床上都坐着人。大家正说说笑笑,等着吃狗肉。王义哼着歌推门进来随手关上门,顺手从门后拿起一个锄头杆,对大家说:“我练刺杀给你们看。”说着就杀。杀。杀。三步向前,锄头杆就冲坐在北边床上的一个女孩刺去。女孩“妈呀”一声躲开了,锄头杆就对准了贴在北窗凹洼处的毛主席像。据说离毛主席像还有二尺多远。他转过身来又杀。杀。杀。三步迈到了门后,扔下锄头杆,就抢吃狗肉去了。
谁都没注意。连他本人都没意识到锄头杆对着主席像了。一个有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在检举信中。这个人叫沈敬秉,是和我们同车来的支边青年。
沈敬秉的爷爷是地主,为了争取做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他积极要求支边。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让他产生这种昧着良心的举动?
王义被捕后,我迅速做出决定:
一、为他翻案,报他平时关心之恩。再说,这的确是个冤案。
二、他出狱之日,就是我们分手之时。
于是,我写大字报进行反驳。焦点是在有意还是无意的辩论上。我认为是王义是无意的。阶级敌人不会那么傻,这么明目张胆的、众目睽睽之下有意去刺杀毛主席像。
再说,一个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西北边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怎么会对党的领导人毛主席怀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 对方也毫不含糊,直接把我推到阶级敌人那一方。
说我为阶级敌人翻案,就是阶级敌人。并说我是阶级敌人的后台,说刺杀主席像是我谋划的。
连队两派红卫兵对我齐声呐喊,要砸烂我的狗头,要坚决镇压,大字报铺天盖地。
不知是我的出身好还是幸运,场部和公安局都没有动静,没有人来抓捕我。
我天不怕地不怕地奔走于场部和公安局的路上。
听大人家讲,我们大院曾有过一起反革命事件:发现主席像(课本第一页)在拉圾里,全院同龄孩的课本都交上,查谁家孩子的课本第一页没有了,最后,找到,一家人都遭殃,叹
而二十二岁的我,没有现在这份豁达,所处的年代也不允许什么情呀、爱呀的词语出现。当我得知日记被人偷看并宣扬出去以后,我好像犯了弥天大罪,抬不起头来。而宣扬最凶的要数秦丽。
日记事件对我的压力很大,每天都处于自责、自怨中。总觉得她们对我指指点点。我似乎听到背后传来“她曾小产过。”的窃窃私语。我自卑,我孤独,我无处去言说。
可工作生活还得继续。
一天早晨,我们照常排队去割草。我是小队长,走在队侧。我已起头唱了好几首歌,路远,还没走到地方,不能沉默,还得唱。不知是心不在焉,还是有心事,一时间竟想不出再唱什么歌,惊慌中,起了个《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预备······”唱字还没出口,从队伍中走出一个叫王群学的人。他把我推到一边,起了另一首歌的头。
我默默地走到队尾,随队伍前进。
我没有愤怒,没有不满,而是自责:明明是朝阳,为什么要唱“日落西山”呢?我心甘情愿的罢免自己小队长职务,作支青中普通一员。
部分支青和老职工一起打土块盖房子,锯木板打马凳,当床用。很快,我们就搬到四人一间的新居。
我孤独无助,想家想得发疯。白天我拼命干活,晚上躲到无人处,对着月亮轻声喊:“娘。娘。我想你。你能听到吗?……”
月亮,只有月亮,才能把我和母亲联系起来,它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是我们的唯一。
我对月亮特别亲。每天晚上都躲在无人处,向它诉说着我的痛苦、我的后悔、我的……开始是边说边流泪,后来就嚎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五内俱焚。写到这里,现在的我还止不住泪流满面。
渐渐地,有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就是那个经常帮助我的王义。
我一直奉行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教条。对王义的关怀和帮助,我心存感激。尤其在我最孤独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女生宿舍来,嘘寒问暖。
开始是对我们宿舍的全体女生,后来就专对我一个。
由于我的血压高,由于我的身体弱,由于我精神上的压抑,我经常昏厥。每当这时,总会有人去叫王义。王义总能找到架子车,把我拉到场部卫生所。
我感到有些人在有意地撮合我们。
对王义的关怀和帮助,我无从报答,当他约我出去走走时,我满心不愿意,但我无法拒绝。
于是,在水渠旁,在树荫下,有我们出双入对的身影。尽管如此,我们连手都没拉过。不是他不想,而是我不愿。
我们的条件悬殊太大,我虽说不漂亮,但也不算丑,他却是头歪眼斜,身高不足一米六。直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当时怎么啦,怎么会和他交往,是无助,是孤独,是想家想得太厉害,是报恩情结,还是我有缺陷的性格?
我有个不会说“不”的软弱性格。所以,每次他约我出去,我满心的不愿意,就是说不出口,总会随他而去。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他看我不说话,也不多说,就唱歌。他的男中音很好听,唱得也很到位。每当他唱起:“九一八。九一八。……我离开我的家乡,流浪。流浪。……亲娘啊。亲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时,我都哭得不能自持。
第二十一章 文革中的奶牛场文革风是在1966年8、9月份刮到新疆奶牛场的。
支边青年成立了两个红卫兵团队。多数青年都参加了红卫兵,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们把纸糊的高帽子戴到指导员头上,批斗、游街。干事祝禅仁陪罪,他的罪名是“政治小爬虫”。
祝干事老老实实低头站着,任人推来搡去。红卫兵举着拳头高声喊着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小爬虫,打倒当权派的走狗!”
他不愤怒,不辩解,平静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批斗会开完了,吃饭的时候,他端着碗,笑嘻嘻地和批斗他的人打招呼。他和支青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饭边说笑,好像刚才的批斗是演戏,现在卸了妆回到正常。
大家都去闹革命没有人去生产。两个造反派的成员每天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传达最高指示。多数人在亢奋忙乱中。
支边青年每月的工资是24.2元,不够用,就经常干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勾当。羊奶成了抢手货,我们爱上了那“膻”味。
我和王义是逍遥派,没参加任何组织。
第二十二章 横祸如果没有那场横祸,我可能会告别王义,听从母亲的安排,到乌鲁木齐去找一位旧邻居。
可,横祸发生了。
那是在1967年3月份的某日。一大早,我所在的女生宿舍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我们宿舍共住四个人。来的人都坐在其他三张床沿上,说说笑笑。也有人和我打招呼,问这问那。我正趴在床头的箱子上写信。
她们平时都不太接近我,对我敬而远之,今天怎么啦。我想出去打瓶开水。刚一弯腰摸到水瓶,她们就抢过去替我去了伙房。当时心中还升起丝丝暖意。
北京时间十一时,新疆时间九时,有人在门口喊:“开会了,开会了。”她们替我拿着小凳子,簇拥着我向会场的一块空地的走去。我坐在她们中间,四周坐满了人。我抬头向主席台望去。主席台上并排放两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厂部革委会主任、我们连队两派头头、还有一个不认识,看着装打扮像公安局的人。
再看横幅,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
红布,白纸,黑字:坚决镇压刺杀毛主席像的反革命分子王义。
我这才明白今天为什么这么反常,甚至连打开水都有人帮我,那不是帮助,是软禁,是封锁消息。
当我正为会场上方的横幅标语所震惊时,大会开始,主持人宣布:“把反革命分子王义押上来。”几个红卫兵推推搡搡的把五花大绑的王义推搡倒主席台前边。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王义。”“谁玷污毛主席像就砸烂谁的狗头。”“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在林立的手臂中,在震耳欲聋口号声中,我差点昏厥。我坚持着倾听台上的揭发。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在1966年11月下旬的某日,天下着小雪。王义从外边回来,一边走,一边哼着《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歌曲,推门进入男生宿舍。
宿舍里有三张床,北边靠墙一张,东西各一张。新疆天气冷,早早地就把北边窗户用土块堵上了。窗户的凹洼处,贴着一张烟熏火燎的毛主席像。
在火墙处有一取暖火炉,上边坐着锅,锅里煮着狗肉。灶台上放着一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有两三个男孩围着锅翻弄狗肉。他们的身影奇大无比的在墙上晃来晃去,房间里更加黑暗。三张床上都坐着人。大家正说说笑笑,等着吃狗肉。王义哼着歌推门进来随手关上门,顺手从门后拿起一个锄头杆,对大家说:“我练刺杀给你们看。”说着就杀。杀。杀。三步向前,锄头杆就冲坐在北边床上的一个女孩刺去。女孩“妈呀”一声躲开了,锄头杆就对准了贴在北窗凹洼处的毛主席像。据说离毛主席像还有二尺多远。他转过身来又杀。杀。杀。三步迈到了门后,扔下锄头杆,就抢吃狗肉去了。
谁都没注意。连他本人都没意识到锄头杆对着主席像了。一个有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在检举信中。这个人叫沈敬秉,是和我们同车来的支边青年。
沈敬秉的爷爷是地主,为了争取做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他积极要求支边。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让他产生这种昧着良心的举动?
王义被捕后,我迅速做出决定:
一、为他翻案,报他平时关心之恩。再说,这的确是个冤案。
二、他出狱之日,就是我们分手之时。
于是,我写大字报进行反驳。焦点是在有意还是无意的辩论上。我认为是王义是无意的。阶级敌人不会那么傻,这么明目张胆的、众目睽睽之下有意去刺杀毛主席像。
再说,一个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西北边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怎么会对党的领导人毛主席怀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 对方也毫不含糊,直接把我推到阶级敌人那一方。
说我为阶级敌人翻案,就是阶级敌人。并说我是阶级敌人的后台,说刺杀主席像是我谋划的。
连队两派红卫兵对我齐声呐喊,要砸烂我的狗头,要坚决镇压,大字报铺天盖地。
不知是我的出身好还是幸运,场部和公安局都没有动静,没有人来抓捕我。
我天不怕地不怕地奔走于场部和公安局的路上。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可恶的人贩子坏了一个好孩子 《人,在余晖中醒来》(20)- 大结局 《人,在余晖中醒来》 (19) 《人,在余晖中醒来》(18) 《人,在余晖中醒来》(17)
听大人家讲,我们大院曾有过一起反革命事件:发现主席像(课本第一页)在拉圾里,全院同龄孩的课本都交上,查谁家孩子的课本第一页没有了,最后,找到,一家人都遭殃,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