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2日,是我们贾汪支边青年铭记在生命里的日子。
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条“热烈欢送我区青年赴疆参加边陲建设”的横幅跨越整个广场。各街道组织的欢送队伍,还有支边人员的亲属、朋友、邻居和看热闹人员,把个广场塞得满满当当。
支青们已在车内坐好,等待出发。
每个车窗口都挤满了话别的亲人。
有的母亲抱着即将远行女儿的手臂失声痛哭,有的父亲拉着儿子手,千嘱咐万叮咛。
一位中年妇女把装着家乡土的荷包递给她的儿子。
整个场面让人感慨又心酸。
我站在车厢门口,手扶车门向人群四处张望,我寻找我的母亲。我看到不远处的弟弟和父亲。弟弟看到我,跳起来和我招手,父亲并不看我,只是抽了一大口烟,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尖狠狠地捻了又捻。我知道,在他劝我不要支边时,我的一句“你还是不是党员?”的质问,伤透他的心。
就是不见母亲的身影。
舅舅看出我的疑惑,挤过来轻轻地告诉我:“你娘在下一站等你。你的朋友同学多,怕你顾不上她。”
一股酸楚直冲鼻腔,我转身进了车厢。
火车一声长鸣,驶离了生我养我22年的家乡。
下一个车站到了,火车减速进站。我早早地站在车门口,透过玻璃门向外看。一个身影悠然而过,那是母亲。车刚停下,我央求列车员打开车门。微风中,母亲的头发飘散着,她正用手遮住阳光,伸长脖子向车厢里张望。
“娘~”我跳下火车,奔了过去。母亲看见了我,伸出两手,向我扑来。我们紧紧相拥,泪水浸透了我们的肩头。
留恋吗?留恋。后悔吗?不后悔。像一个离家出征的战士,在母亲的怀抱里既有酸楚又有豪迈。
这是个小站,只见信号员手中的绿旗举起,哨音即响,有人“喂。喂。”地叫我。我狠狠心,推开母亲,转身跳上火车。
车,缓缓地驶出车站。我压扁了鼻子,透过车门玻璃向后看。母亲扬着手踉踉跄跄地追赶着。
火车,越驶越快。母亲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我的眼泪顺着车窗的玻璃向下淌。
我们到达徐州后和徐州各区支边青年汇合。第二天就上了去新疆的列车。
列车“哐当、哐当”向大西北驶去。
这是一列专车,载着徐州地区一千六百多名支边青年,还有新疆来接我们的地方领导以及徐州各地区送我们入疆的负责人。
车厢中,年轻的我们,一扫离别的酸楚,亢奋回归,各小队之间开始拉歌。
我们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我们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们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我们唱:“我们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们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一首连着一首,一曲接着一曲,我们用歌声表达着我们的悲壮与豪情。。
车窗外是另外一番景象,像一部倒放的电影。
我们家乡的小麦已经净场入仓。而随着车轮向西北方向的滚动,映入眼帘的是社员扬场打场,随后看到的是挥镰收割。随着收割镜头隐去,一片黄黄的麦田映入眼帘。还没来及感叹,麦子由黄变绿,由高变矮,到了甘肃境内,只见一位老汉站在刚掩到膝盖的麦田地里,手遮阳光向我们列车张望。
兴奋点过去后,我们累了乏了,车厢里逐渐安静下来。
天黑了,我们就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打盹。第一天的夜里还好过,第二天夜里大伙就受不了喽。
有人钻进到椅子底下去睡,有人爬到货架上去睡,火车的连接处、走廊上,都是昏昏欲睡的年轻人。
当火车在甘肃境内跑了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看不到头的戈壁滩和随风滚动的一种草时,我们小队有一个女同学哭了。接着,哭声连成一片。
是路途的遥远,还是戈壁滩的荒凉,抑或再也回不了家的绝望?大家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赶忙过去安慰。我是这个小队的小队长,可我没能劝住哭声。直到我们区的负责人张科长来做思想工作,哭声才逐渐停下来。
他们都是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女,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跟随哥哥姐姐一起来的。他们的父母都去世了。
这些青年大都来自劳动大学。
从三年灾害开始,各个厂矿企业都不招工。没考上大学、高中、初中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年都滞留在社会上,到处可见东游西逛、勾肩搭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给治安带来一定影响。
我还没来得及去劳动大学报到,就和他们共坐一个车厢,去同一个目的地。所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
为了当好这个小队长,我决心融入到他们圈子里去。
我给年龄小的端茶送水,给睡着的年轻人盖衣服,劝慰啼哭的女孩子,尽着一个大姐姐的责任。可还是感觉到他们对我的距离感
当我站在车厢过道里向大家传达张科长指示时,总有那么几个人说笑打闹不听。
我手脚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个声音炸起:“都静一静,听小队长讲话。”
车厢立即鸦雀无声,我清了清嗓子,投去感激的一瞥,开始我的传达。
后来我知道,他叫王义,我们在另外一个办事处,不在一个街道。
王义是个能说会道热心肠人。只是外貌不敢恭维:头歪眼斜,身高不过一米六。
我们这个专列,本来三天三夜的路程却走了四天四夜,总算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
休息两天。支青进行第一次分配,去阿尔泰一部分,去伊犁一批。我分到伊犁。
张科长找我谈话,告诉我说:“要注意团结,尤其是秦丽,你要主动对她示好,因为……”
原来 秦丽是劳动大学团支书,在支援边疆的号召中表现得特别积极,带头报名,大会表态,小组发言,动员大家支边。
劳动大学的青年,多数追随她而来。谁知要出发时,她说母亲不同意,死活都不愿走了。
其他青年知道了,也纷纷效仿,要退回发放的支边衣物。
镇长亲自到她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做思想工作,她才勉强同意支边。
因此她比我们晚一天到达集合地徐州。
原定她为小队长,由于她的变故,临时指定我为夏桥镇63人组成的小队队长。
现在想想,这个“临时决定”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我如果不当这个小队长,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由于我不熟悉他们,嘴又笨,性格内向,一时融不进他们圈子里去,不好开展工作。
我决定听从领导的劝说,找秦丽诚恳地谈一谈,让她帮我打开一条通往这个小团体的心路。
傍晚,在旅馆旁路边的一棵树下,面对秦丽,我推心置腹。
我说我知道你在报名时,受到的阻力很大,你有两个哥哥,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娘不让你走。
我说,我也是,就姐弟俩,母亲为了阻止我支边,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们也见了面,挺不错的一个人,彼此也有好感。我的条件是:和我一起支边,我嫁给他。他的条件是:留下来,他娶我。最后我的选择是:舍弃爱情,听从召唤。
我声情并茂地说,她沉默不语地听。我没在意她的情绪,认为只要以诚相待,总有一天会成为好朋友的。
在乌市休息了两天后,我们分坐几辆大客车,向伊宁市出发。
车队整整走了三天。我们在戈壁滩上行走,在沙堆中绕行。
天山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天山果子沟,车队停下,男左女右分别放松膨胀的膀胱。我们到一条小溪洗手时,不由自主地“啊”的一声,那水刺骨地凉。
新疆领队告诉我们,这是天山上融化的雪水,特别凉,这水流入赛里木湖。难怪六月的天山,还都戴着厚厚的白帽。
车在险峻的山谷里穿行,在果子沟飞驶。我们看到雪白的羊群在嫩绿的山坡上吃草,放羊人躺在马的旁边休息。
我们车围着赛里木湖转悠好半天,终于驶向下山的路。
伊宁市到了,我们住进招待所,进行第二次分配。
一部分去巩留种羊场。我们分到察布查尔奶牛场。
第二天,载着我们和行李的几辆大卡车向南驶去,过了伊犁河在奶牛场场部停下。广场上,场部领导对我们进行了再分配。徐州市内的支边青年分到奶牛场一连,老矿的分到四连,夏桥镇及新工区的支青分到二连,我在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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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结果出来后,我喝了一大杯白葡萄。感觉这次的选民应了网上戏谑之言:“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在美国就是这点好,在宪法保护下,每个人都是大爷。干杯!
跟他的文不搭嘎啊,嘻嘻,赞!
1966年6月12日,是我们贾汪支边青年铭记在生命里的日子。
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条“热烈欢送我区青年赴疆参加边陲建设”的横幅跨越整个广场。各街道组织的欢送队伍,还有支边人员的亲属、朋友、邻居和看热闹人员,把个广场塞得满满当当。
支青们已在车内坐好,等待出发。
每个车窗口都挤满了话别的亲人。
有的母亲抱着即将远行女儿的手臂失声痛哭,有的父亲拉着儿子手,千嘱咐万叮咛。
一位中年妇女把装着家乡土的荷包递给她的儿子。
整个场面让人感慨又心酸。
我站在车厢门口,手扶车门向人群四处张望,我寻找我的母亲。我看到不远处的弟弟和父亲。弟弟看到我,跳起来和我招手,父亲并不看我,只是抽了一大口烟,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尖狠狠地捻了又捻。我知道,在他劝我不要支边时,我的一句“你还是不是党员?”的质问,伤透他的心。
就是不见母亲的身影。
舅舅看出我的疑惑,挤过来轻轻地告诉我:“你娘在下一站等你。你的朋友同学多,怕你顾不上她。”
一股酸楚直冲鼻腔,我转身进了车厢。
火车一声长鸣,驶离了生我养我22年的家乡。
下一个车站到了,火车减速进站。我早早地站在车门口,透过玻璃门向外看。一个身影悠然而过,那是母亲。车刚停下,我央求列车员打开车门。微风中,母亲的头发飘散着,她正用手遮住阳光,伸长脖子向车厢里张望。
“娘~”我跳下火车,奔了过去。母亲看见了我,伸出两手,向我扑来。我们紧紧相拥,泪水浸透了我们的肩头。
留恋吗?留恋。后悔吗?不后悔。像一个离家出征的战士,在母亲的怀抱里既有酸楚又有豪迈。
这是个小站,只见信号员手中的绿旗举起,哨音即响,有人“喂。喂。”地叫我。我狠狠心,推开母亲,转身跳上火车。
车,缓缓地驶出车站。我压扁了鼻子,透过车门玻璃向后看。母亲扬着手踉踉跄跄地追赶着。
火车,越驶越快。母亲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我的眼泪顺着车窗的玻璃向下淌。
我们到达徐州后和徐州各区支边青年汇合。第二天就上了去新疆的列车。
列车“哐当、哐当”向大西北驶去。
这是一列专车,载着徐州地区一千六百多名支边青年,还有新疆来接我们的地方领导以及徐州各地区送我们入疆的负责人。
车厢中,年轻的我们,一扫离别的酸楚,亢奋回归,各小队之间开始拉歌。
我们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我们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们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我们唱:“我们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们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一首连着一首,一曲接着一曲,我们用歌声表达着我们的悲壮与豪情。。
车窗外是另外一番景象,像一部倒放的电影。
我们家乡的小麦已经净场入仓。而随着车轮向西北方向的滚动,映入眼帘的是社员扬场打场,随后看到的是挥镰收割。随着收割镜头隐去,一片黄黄的麦田映入眼帘。还没来及感叹,麦子由黄变绿,由高变矮,到了甘肃境内,只见一位老汉站在刚掩到膝盖的麦田地里,手遮阳光向我们列车张望。
兴奋点过去后,我们累了乏了,车厢里逐渐安静下来。
天黑了,我们就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打盹。第一天的夜里还好过,第二天夜里大伙就受不了喽。
有人钻进到椅子底下去睡,有人爬到货架上去睡,火车的连接处、走廊上,都是昏昏欲睡的年轻人。
当火车在甘肃境内跑了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看不到头的戈壁滩和随风滚动的一种草时,我们小队有一个女同学哭了。接着,哭声连成一片。
是路途的遥远,还是戈壁滩的荒凉,抑或再也回不了家的绝望?大家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赶忙过去安慰。我是这个小队的小队长,可我没能劝住哭声。直到我们区的负责人张科长来做思想工作,哭声才逐渐停下来。
他们都是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女,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跟随哥哥姐姐一起来的。他们的父母都去世了。
这些青年大都来自劳动大学。
从三年灾害开始,各个厂矿企业都不招工。没考上大学、高中、初中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年都滞留在社会上,到处可见东游西逛、勾肩搭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给治安带来一定影响。
我还没来得及去劳动大学报到,就和他们共坐一个车厢,去同一个目的地。所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
为了当好这个小队长,我决心融入到他们圈子里去。
我给年龄小的端茶送水,给睡着的年轻人盖衣服,劝慰啼哭的女孩子,尽着一个大姐姐的责任。可还是感觉到他们对我的距离感
当我站在车厢过道里向大家传达张科长指示时,总有那么几个人说笑打闹不听。
我手脚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个声音炸起:“都静一静,听小队长讲话。”
车厢立即鸦雀无声,我清了清嗓子,投去感激的一瞥,开始我的传达。
后来我知道,他叫王义,我们在另外一个办事处,不在一个街道。
王义是个能说会道热心肠人。只是外貌不敢恭维:头歪眼斜,身高不过一米六。
我们这个专列,本来三天三夜的路程却走了四天四夜,总算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
休息两天。支青进行第一次分配,去阿尔泰一部分,去伊犁一批。我分到伊犁。
张科长找我谈话,告诉我说:“要注意团结,尤其是秦丽,你要主动对她示好,因为……”
原来 秦丽是劳动大学团支书,在支援边疆的号召中表现得特别积极,带头报名,大会表态,小组发言,动员大家支边。
劳动大学的青年,多数追随她而来。谁知要出发时,她说母亲不同意,死活都不愿走了。
其他青年知道了,也纷纷效仿,要退回发放的支边衣物。
镇长亲自到她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做思想工作,她才勉强同意支边。
因此她比我们晚一天到达集合地徐州。
原定她为小队长,由于她的变故,临时指定我为夏桥镇63人组成的小队队长。
现在想想,这个“临时决定”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我如果不当这个小队长,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由于我不熟悉他们,嘴又笨,性格内向,一时融不进他们圈子里去,不好开展工作。
我决定听从领导的劝说,找秦丽诚恳地谈一谈,让她帮我打开一条通往这个小团体的心路。
傍晚,在旅馆旁路边的一棵树下,面对秦丽,我推心置腹。
我说我知道你在报名时,受到的阻力很大,你有两个哥哥,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娘不让你走。
我说,我也是,就姐弟俩,母亲为了阻止我支边,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们也见了面,挺不错的一个人,彼此也有好感。我的条件是:和我一起支边,我嫁给他。他的条件是:留下来,他娶我。最后我的选择是:舍弃爱情,听从召唤。
我声情并茂地说,她沉默不语地听。我没在意她的情绪,认为只要以诚相待,总有一天会成为好朋友的。
在乌市休息了两天后,我们分坐几辆大客车,向伊宁市出发。
车队整整走了三天。我们在戈壁滩上行走,在沙堆中绕行。
天山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天山果子沟,车队停下,男左女右分别放松膨胀的膀胱。我们到一条小溪洗手时,不由自主地“啊”的一声,那水刺骨地凉。
新疆领队告诉我们,这是天山上融化的雪水,特别凉,这水流入赛里木湖。难怪六月的天山,还都戴着厚厚的白帽。
车在险峻的山谷里穿行,在果子沟飞驶。我们看到雪白的羊群在嫩绿的山坡上吃草,放羊人躺在马的旁边休息。
我们车围着赛里木湖转悠好半天,终于驶向下山的路。
伊宁市到了,我们住进招待所,进行第二次分配。
一部分去巩留种羊场。我们分到察布查尔奶牛场。
第二天,载着我们和行李的几辆大卡车向南驶去,过了伊犁河在奶牛场场部停下。广场上,场部领导对我们进行了再分配。徐州市内的支边青年分到奶牛场一连,老矿的分到四连,夏桥镇及新工区的支青分到二连,我在二连。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大选结果出来后,我喝了一大杯白葡萄。感觉这次的选民应了网上戏谑之言:“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在美国就是这点好,在宪法保护下,每个人都是大爷。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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