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呼吁政治改革的公开信，不但反映知识精英心声，而且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四月初对培大、京华、政大等五校师生的问卷调查表明，支持多党制的达50.2%，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占21.8%。这些公开信大多提到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民主自由。
四月十五号是个星期五，天气晴转阴。清晨胡耀邦去世，对官方和民众都是一场意外。对民众来讲，推进民主自由的时机突然提前了。陆续有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表达对逝者的哀悼和敬意。有心人注意到，胡的讣告对他有所贬抑，只提到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而不提他是其中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不讲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不光要看其生前的权力，还要看其身后的影响。胡不是一个强势人物，其风度仪态甚至给人不够成熟稳重的印象。跟那个实权人物的强势和老练对比，他让民众感到真实可亲，值得信赖、同情和尊敬。当天下午，培大贴出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人民日报也收到类似人民来信。老作家冰心五月二号的悼念短文中“真是，不该死的，死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一句，反映了人民的心声。知识分子和民众这类有所指的言论，一半是悼念、一半是诅咒，不能不刺激到那位强势的实权人物。
政大新闻系有一些学生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实习，了解内幕。十七号下午传出消息，二十一号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的遗体告别仪式，这是顺乎民意的。当天晚上，计划取消。群众上街悼念根本不许报道，十八号说单位内部的悼念可以报道，第二天又推翻、统统不许报道。因为十八号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位上访妇女被新华门的警卫带进去了，群众跟着往里挤。新华社发消息，说群众冲击中南海。《北京日报》对内稿导语里说群众冲击中南海，但正文只说群众“想冲”中南海。官方报道不能自圆其说、违背事实，导致群众继续在新华门聚集，二十号有三百人在那里静坐，官方夸大其词，说有上万人。新华社发的消息，并不是新华社的人写的。到底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消息，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领导都不能洞其堂奥。
第二件事，《科技日报》独家发表了纪念碑旁写有“中国魂”三个大字条幅的照片，让该死的进一步感受到以死人压活人的压力。字幅有七米长，每个字近一米见方，白绸黑字，魏碑体，触目惊心。由法大青年教师苏藜到培大邀约几位校友制作，据说花了大价钱，高达三千元。十七号深夜，培大学生举着字幅，浩浩荡荡进入天安门广场。
二十二号头七，开追悼会。北京市政府有言在先，凌晨四点清理天安门广场。群众头天晚上就开始进入广场，八九点钟的时候已经达到十万人，以看热闹的居多。到十一点钟，只剩四五千人。到凌晨十二点，由长安街向广场进发的人流长达数里，秩序井然，男生将女生保护在队伍中间，都携带有毛巾防催泪弹。呼喊的口号经法大教师审定，完全合法，例如“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打到官倒、反对腐败”，“科学兴国、教育为本”和“尊重人权”。到上午十点，广场已挤满十万青年学生，秩序良好，绝无喧哗；新华社报道只万余学生。十里长街上的送灵人，达百万之众。
当天晚上，培大、京华、政大和师大等校内有人游行，京华贴出了罢课的大字报，培大、京华青年教师号召罢教。《政大博士生宣言》提出八项要求，包括：博士生全体罢课；七十五岁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全部辞职；解除报禁；设立廉政委员会，清查党政领导层中的腐败现象，审查高干子女亲属的非法经商活动。显然，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诉求，并不会停止于对胡耀邦的悼念。
二十三号，《科技日报》集中发表了学生的挽联、标语和口号。
二十五号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提前播发了《人民日报》次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青年学生称作“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将民主运动称作“动乱”。四·二六社论由曾建徽起草，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和李鹏对局势的判断和决策。
社论严重激怒了群众。学生自治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在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组织是一个界线、决定活动的性质。培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不反党、不违宪，专注于推动民主；并提出复课三项条件：跟政府对话；公布新华门事件真相；新闻立法。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发布通知：明天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会合，抗议四·二六社论。
二十七号北京有三十多所高校的学生参加了大游行，规模空前，人数无法统计。在媒体实习的同学透露，北京市事先向中央打了包票，在沿途交通要道布置军警阻拦。但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数量极其巨大，数以百万计的围观群众、主要不是学生，轻易冲破军警防线。在有些地段，军警主动撤防，甚至向游行队伍敬礼。
游行的口号标语无懈可击，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动乱”，“和平请愿”，“真诚对话”，“消除腐败、打到官倒！”“不自由、毋宁死！”“新闻要讲真话”，“稳定物价”，等等。法大学生高举三大块标语牌。第一块写有毛泽东语录：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和邓小平语录：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第二块写有对人民日报社的起诉书。第三块写有《宪法》有关公民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条款。
新华社当天报道比较客观，既发了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也发了北京市说游行非法的消息。首都主要报纸刊登了新华社另一则消息：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的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原因是《导报》坚持如实报道其与《新观察》十九号在北京联合举办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而与会者对胡的评价尤其是有关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部分，跟讣告不尽一致。上海对《导报》的处理，跟学生要求的新闻自由背道而驰，不啻火上浇油。
学生要求跟政府对话。二十八号，培大、京华贴出大字报，就对话内容提出建议：一、贪官污吏和官倒；二、教育经费和教师待遇；三、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四、学潮性质；五、对胡耀邦的评价。首都二十多所高校学生代表开会，提出艺术院校和外语学院明天可以复课，其他学校继续罢课。严家其、包遵信和苏绍智等三十余人发表《捍卫新闻自由——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声援《导报》。
二十九号，李鹏委托袁木、何东昌和袁本立跟学生对话。四十五名对话学生当中，四十一名是由政府指定的各校学生会干部，只有四名是参加过游行的学生代表。谁提问、问什么，事先完全安排好。非官方学生代表最后发言，跟政府代表发生争论，双方不欢而散；电视台剪掉了这样的镜头。
三十号，高自联要求，五月四号前，由各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团跟政府对话。否则，将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
有件事《河殇》算是说对了。中华文化有崇拜龙的传统。政治的治，是指治水——古代的第一要务。洪水肆虐，不可阻挡，所以要拜龙王。龙，有着暴戾的形象，人们既敬又爱，自称龙的传人。皇帝被称作真龙天子。但是一年当中有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百姓要舞龙灯，将这暴戾的龙举在手上，左右摇晃，戏弄一番。
这个时候已经到来。京华几位老先生说，跪久了，站起来遛遛。
他对政治本不热衷，甚至有些隔膜。对国内政治的一些概念，只是在开始读第二学位时才有所了解。当然有的老师、包括老先生很欣赏他这一点，因为他看很多问题，眼光都是新的。
月初从蛇口回来，无非是上课，做导游挣钱，还有春天里的一把火。十五号以后，政治压倒一切，人心惶惶；年长的老师倾向按部就班，中青年教师言论越来越大胆。到二十一号，校园开始沸腾，难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罢课，毕业班的课本来就不重。
也许因为他是学外语的，刻意要跟外界保持一段距离。他不觉得眼前发生的政治运动，跟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来自社会底层，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对国家的管治能发挥什么影响。爱国是富贵者的特权，其他人没资格。他相信并且孜孜以求的，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善自己的处境，这种人生观跟他接受的英语教育一致。来到北京之后，他开始赚钱而且收入不低，更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和欢乐。他所期盼的，是顺利毕业，如期完婚，然后同赴蛇口。他是一个私有的人，不希望自己人生的规划被打乱，无论是政治的事、国家的事、世界的事、还是宇宙的事。对他来讲，生存第一，生活至上。
罢课相反让他有更多时间做导游，她有时也跟着去。他需要钱，他要结婚、要到南方安家、还要孝敬父母。其它时候，他读过去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英文书。寝室里很安静，他的、她的，都是如此，让他们有特别的动机暗中支持民主运动。王建、章学文对他有很多帮助，近来却对他有些冷淡，“你应该处理好，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毋须辩解，个体价值是群体价值的基础，而不是相反。而这，正是东西方的分野。他想起亨利·梭罗所说的，“我要提醒我的同胞们，他们首先是人，而只在较晚且方便的时候，才是美国人。”
她对政治也不是格外关心，虽然她来自北京，似乎所有北京人都是政治家。据说北京的空气里，浓度最高的成分，不是氮气，而是政治。她关心政治的程度，限于随大流，除此没有格外的追求。而且爱情的甘蜜过于浓酽，完全包裹、占据着她的心。对她来讲，爱情至上。但她知道四·二六社论的大概，因为商学院里已经群情激愤，连平时忙于织毛衣、读琼瑶的女生也不例外。
明天的游行，大家都去，不去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自由，既然有参加的自由，就有不参加的自由。
二十七号清晨，他跟大家一道迈出校门。部分中老年教师、包括一些政工干部站在门口，声泪俱下，极力劝阻。他们比谁都知道，向共产党示威意味着什么——反党是滔天大罪。学生们鲁莽和天真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想象的边界。同学们豪迈地走出校门，头也不回。他们的目的地，是从小就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只有他，才属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他的目的地，却不是广场。商学院女生楼后防空虚，宿管阿姨早已不知所踪。她说，恶心。他说，这是读人民日报社论的正常反应。不，是身体。纯洁的男女青年不当回事，以为活动活动就好。学生和群众在长安街、广场舞龙灯，他们在宿舍龙飞凤舞。不为他们所知，那条暴戾的龙要将他的命运腰斩，让这一次，成为他今生最后的欢爱。
玉渊潭今年首次举行樱花节，现在属于晚樱期。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呀。去公园走走吧，说不定你会觉着舒服点。公园的门大开，不见工作人员，他们要么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要么在大张旗鼓地制造动乱，随你想象。俩人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看绿叶将不多的樱花覆盖，看风将地上的花瓣吹起。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她靠在他肩上，还是恶心，想吐。可能是感冒了，干脆我送你回家休息吧。我感到好累。
四处人心惶惶。今天是星期四，但是阿姨在家。他呆她房间，阿姨把她喊过去单独问话。等她回来时，像换了一个人，妈问上次例假是什么时候，你的阴谋得逞了，你要当爸——了。他轻轻抱起她，像端着一块嫩豆腐，亲她一口，对她耳朵喊——小妈妈。这是意料之中的，这是计划之内的。妈妈没有生气吧？坏人作恶，她生气有什么用？不过她说这段时间不许再碰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乱动。反正现在罢课，你抓住机会在家休息。十二月分娩，正好南方不冷，他进一步憧憬。
老先生并不像某些老马列一样劝阻学生游行示威，但也没有鼓励怂恿，而是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叔叔也差不多。他并没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压力，参加、或者不参加。
判断。
结果扯到蛋了。此后红二代进场，控制通信，信托，银行，地产等领域，2000年有篇文章《当今社会黑领当道》，没有蓝领，没有白领，只有黑金领。
都是宝贵的民间历史，是比”正史“更真实的历史。
年初以来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呼吁政治改革的公开信，不但反映知识精英心声，而且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四月初对培大、京华、政大等五校师生的问卷调查表明，支持多党制的达50.2%，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占21.8%。这些公开信大多提到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民主自由。
四月十五号是个星期五，天气晴转阴。清晨胡耀邦去世，对官方和民众都是一场意外。对民众来讲，推进民主自由的时机突然提前了。陆续有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表达对逝者的哀悼和敬意。有心人注意到，胡的讣告对他有所贬抑，只提到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而不提他是其中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不讲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不光要看其生前的权力，还要看其身后的影响。胡不是一个强势人物，其风度仪态甚至给人不够成熟稳重的印象。跟那个实权人物的强势和老练对比，他让民众感到真实可亲，值得信赖、同情和尊敬。当天下午，培大贴出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人民日报也收到类似人民来信。老作家冰心五月二号的悼念短文中“真是，不该死的，死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一句，反映了人民的心声。知识分子和民众这类有所指的言论，一半是悼念、一半是诅咒，不能不刺激到那位强势的实权人物。
政大新闻系有一些学生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实习，了解内幕。十七号下午传出消息，二十一号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的遗体告别仪式，这是顺乎民意的。当天晚上，计划取消。群众上街悼念根本不许报道，十八号说单位内部的悼念可以报道，第二天又推翻、统统不许报道。因为十八号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位上访妇女被新华门的警卫带进去了，群众跟着往里挤。新华社发消息，说群众冲击中南海。《北京日报》对内稿导语里说群众冲击中南海，但正文只说群众“想冲”中南海。官方报道不能自圆其说、违背事实，导致群众继续在新华门聚集，二十号有三百人在那里静坐，官方夸大其词，说有上万人。新华社发的消息，并不是新华社的人写的。到底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消息，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领导都不能洞其堂奥。
第二件事，《科技日报》独家发表了纪念碑旁写有“中国魂”三个大字条幅的照片，让该死的进一步感受到以死人压活人的压力。字幅有七米长，每个字近一米见方，白绸黑字，魏碑体，触目惊心。由法大青年教师苏藜到培大邀约几位校友制作，据说花了大价钱，高达三千元。十七号深夜，培大学生举着字幅，浩浩荡荡进入天安门广场。
二十二号头七，开追悼会。北京市政府有言在先，凌晨四点清理天安门广场。群众头天晚上就开始进入广场，八九点钟的时候已经达到十万人，以看热闹的居多。到十一点钟，只剩四五千人。到凌晨十二点，由长安街向广场进发的人流长达数里，秩序井然，男生将女生保护在队伍中间，都携带有毛巾防催泪弹。呼喊的口号经法大教师审定，完全合法，例如“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打到官倒、反对腐败”，“科学兴国、教育为本”和“尊重人权”。到上午十点，广场已挤满十万青年学生，秩序良好，绝无喧哗；新华社报道只万余学生。十里长街上的送灵人，达百万之众。
当天晚上，培大、京华、政大和师大等校内有人游行，京华贴出了罢课的大字报，培大、京华青年教师号召罢教。《政大博士生宣言》提出八项要求，包括：博士生全体罢课；七十五岁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全部辞职；解除报禁；设立廉政委员会，清查党政领导层中的腐败现象，审查高干子女亲属的非法经商活动。显然，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诉求，并不会停止于对胡耀邦的悼念。
二十三号，《科技日报》集中发表了学生的挽联、标语和口号。
二十五号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提前播发了《人民日报》次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青年学生称作“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将民主运动称作“动乱”。四·二六社论由曾建徽起草，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和李鹏对局势的判断和决策。
社论严重激怒了群众。学生自治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在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组织是一个界线、决定活动的性质。培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不反党、不违宪，专注于推动民主；并提出复课三项条件：跟政府对话；公布新华门事件真相；新闻立法。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发布通知：明天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会合，抗议四·二六社论。
二十七号北京有三十多所高校的学生参加了大游行，规模空前，人数无法统计。在媒体实习的同学透露，北京市事先向中央打了包票，在沿途交通要道布置军警阻拦。但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数量极其巨大，数以百万计的围观群众、主要不是学生，轻易冲破军警防线。在有些地段，军警主动撤防，甚至向游行队伍敬礼。
游行的口号标语无懈可击，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动乱”，“和平请愿”，“真诚对话”，“消除腐败、打到官倒！”“不自由、毋宁死！”“新闻要讲真话”，“稳定物价”，等等。法大学生高举三大块标语牌。第一块写有毛泽东语录：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和邓小平语录：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第二块写有对人民日报社的起诉书。第三块写有《宪法》有关公民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条款。
新华社当天报道比较客观，既发了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也发了北京市说游行非法的消息。首都主要报纸刊登了新华社另一则消息：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的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原因是《导报》坚持如实报道其与《新观察》十九号在北京联合举办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而与会者对胡的评价尤其是有关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部分，跟讣告不尽一致。上海对《导报》的处理，跟学生要求的新闻自由背道而驰，不啻火上浇油。
学生要求跟政府对话。二十八号，培大、京华贴出大字报，就对话内容提出建议：一、贪官污吏和官倒；二、教育经费和教师待遇；三、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四、学潮性质；五、对胡耀邦的评价。首都二十多所高校学生代表开会，提出艺术院校和外语学院明天可以复课，其他学校继续罢课。严家其、包遵信和苏绍智等三十余人发表《捍卫新闻自由——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声援《导报》。
二十九号，李鹏委托袁木、何东昌和袁本立跟学生对话。四十五名对话学生当中，四十一名是由政府指定的各校学生会干部，只有四名是参加过游行的学生代表。谁提问、问什么，事先完全安排好。非官方学生代表最后发言，跟政府代表发生争论，双方不欢而散；电视台剪掉了这样的镜头。
三十号，高自联要求，五月四号前，由各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团跟政府对话。否则，将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
有件事《河殇》算是说对了。中华文化有崇拜龙的传统。政治的治，是指治水——古代的第一要务。洪水肆虐，不可阻挡，所以要拜龙王。龙，有着暴戾的形象，人们既敬又爱，自称龙的传人。皇帝被称作真龙天子。但是一年当中有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百姓要舞龙灯，将这暴戾的龙举在手上，左右摇晃，戏弄一番。
这个时候已经到来。京华几位老先生说，跪久了，站起来遛遛。
他对政治本不热衷，甚至有些隔膜。对国内政治的一些概念，只是在开始读第二学位时才有所了解。当然有的老师、包括老先生很欣赏他这一点，因为他看很多问题，眼光都是新的。
月初从蛇口回来，无非是上课，做导游挣钱，还有春天里的一把火。十五号以后，政治压倒一切，人心惶惶；年长的老师倾向按部就班，中青年教师言论越来越大胆。到二十一号，校园开始沸腾，难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罢课，毕业班的课本来就不重。
也许因为他是学外语的，刻意要跟外界保持一段距离。他不觉得眼前发生的政治运动，跟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来自社会底层，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对国家的管治能发挥什么影响。爱国是富贵者的特权，其他人没资格。他相信并且孜孜以求的，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善自己的处境，这种人生观跟他接受的英语教育一致。来到北京之后，他开始赚钱而且收入不低，更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和欢乐。他所期盼的，是顺利毕业，如期完婚，然后同赴蛇口。他是一个私有的人，不希望自己人生的规划被打乱，无论是政治的事、国家的事、世界的事、还是宇宙的事。对他来讲，生存第一，生活至上。
罢课相反让他有更多时间做导游，她有时也跟着去。他需要钱，他要结婚、要到南方安家、还要孝敬父母。其它时候，他读过去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英文书。寝室里很安静，他的、她的，都是如此，让他们有特别的动机暗中支持民主运动。王建、章学文对他有很多帮助，近来却对他有些冷淡，“你应该处理好，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毋须辩解，个体价值是群体价值的基础，而不是相反。而这，正是东西方的分野。他想起亨利·梭罗所说的，“我要提醒我的同胞们，他们首先是人，而只在较晚且方便的时候，才是美国人。”
她对政治也不是格外关心，虽然她来自北京，似乎所有北京人都是政治家。据说北京的空气里，浓度最高的成分，不是氮气，而是政治。她关心政治的程度，限于随大流，除此没有格外的追求。而且爱情的甘蜜过于浓酽，完全包裹、占据着她的心。对她来讲，爱情至上。但她知道四·二六社论的大概，因为商学院里已经群情激愤，连平时忙于织毛衣、读琼瑶的女生也不例外。
明天的游行，大家都去，不去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自由，既然有参加的自由，就有不参加的自由。
二十七号清晨，他跟大家一道迈出校门。部分中老年教师、包括一些政工干部站在门口，声泪俱下，极力劝阻。他们比谁都知道，向共产党示威意味着什么——反党是滔天大罪。学生们鲁莽和天真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想象的边界。同学们豪迈地走出校门，头也不回。他们的目的地，是从小就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只有他，才属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他的目的地，却不是广场。商学院女生楼后防空虚，宿管阿姨早已不知所踪。她说，恶心。他说，这是读人民日报社论的正常反应。不，是身体。纯洁的男女青年不当回事，以为活动活动就好。学生和群众在长安街、广场舞龙灯，他们在宿舍龙飞凤舞。不为他们所知，那条暴戾的龙要将他的命运腰斩，让这一次，成为他今生最后的欢爱。
玉渊潭今年首次举行樱花节，现在属于晚樱期。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呀。去公园走走吧，说不定你会觉着舒服点。公园的门大开，不见工作人员，他们要么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要么在大张旗鼓地制造动乱，随你想象。俩人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看绿叶将不多的樱花覆盖，看风将地上的花瓣吹起。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她靠在他肩上，还是恶心，想吐。可能是感冒了，干脆我送你回家休息吧。我感到好累。
四处人心惶惶。今天是星期四，但是阿姨在家。他呆她房间，阿姨把她喊过去单独问话。等她回来时，像换了一个人，妈问上次例假是什么时候，你的阴谋得逞了，你要当爸——了。他轻轻抱起她，像端着一块嫩豆腐，亲她一口，对她耳朵喊——小妈妈。这是意料之中的，这是计划之内的。妈妈没有生气吧？坏人作恶，她生气有什么用？不过她说这段时间不许再碰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乱动。反正现在罢课，你抓住机会在家休息。十二月分娩，正好南方不冷，他进一步憧憬。
老先生并不像某些老马列一样劝阻学生游行示威，但也没有鼓励怂恿，而是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叔叔也差不多。他并没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压力，参加、或者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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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扯到蛋了。此后红二代进场，控制通信，信托，银行，地产等领域，2000年有篇文章《当今社会黑领当道》，没有蓝领，没有白领，只有黑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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