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官方知青文学，指得到官方授意、承认、支持并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些官方知青文学基本上是继承文革前知青题材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方向的正确，强调不计条件扎根农村与边疆干革命，塑造勇于献身的知青形象为己任。其目的是教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文革中的官方知青文学除了由官方组织、授意专业作家创作，还有意培养、组织知青进行创作。出于政治宣传教育的需要，知青的文学创作受到官方的关注与重视。为了提高知青的写作能力，各地还经常举办知青报道员培训班、写作班以及创作学习班。这种活动，主要是在知青集中的地方如生产建设兵团与农林场等。
如1971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佳木斯总部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集中了各师的创作骨干四十多人，参加学习班的有李云龙、梁晓声、肖复兴、陈可雄、陆星儿、郭小林等人。1972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思茅总部举办了小说创作学习班。1973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以兵团报社名义，集中了兵团的写作尖子，举办了一次创作学习班。
生产建设兵团的集体化生活与体制，确实是为知青中的业余作者创造了比较好的学习与提高的条件，文革中不少知青文学就出自这些兵团知青作者手中。
在这个时期，也有不少兵团知青与下乡知青开始在各地文艺刊物及作品集中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及文学批评，甚至出版长篇小说。
诗歌类有：蒋巍等的诗集《沃野朝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3年）、集体创作的《陇原新歌》（甘肃人民出版社，1972年）、黄子平的《胶林深处》三首（《广东文艺》1973年第11期）与《如风如火──献给红卫兵战友们》（《广州日报》1976年8月19日第三版）、陶杰等的诗集《北疆新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内部发行，1974年）、王小妮的《向毛主席宣誓》（《吉林日报》1976年10月10日第四版），等等。
短篇小说类有：张抗抗的《灯》（《解放日报》1972年10月22日第四版）与《小鹿》（《文汇报》1973年11月25日第四版）、韩少功的《红炉上山》（《湘江文艺》1974年第2期）、王小鹰的《小牛》（收入《农场的春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梁晓声的《边疆的主人》（收入《边疆的主人》）、陈可雄的《新松挺拔》（收入《边疆的主人》）、刘戈等的小说集《屯垦新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韩少功的《对台戏》（《湘江文艺》1976年第4期）、陆星儿的《牛角》（《黑龙江文艺》1975年第3期）、《枫叶殷红》（《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与《舞台主人》（《黑龙江文艺》1976年第4期），等等。
长篇小说类有：汪雷的《剑河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张抗抗的《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等。
报告文学类有肖敬仁等的《北疆战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等。
散文及文学批评类有：张抗抗的《大森林的主人》（《文汇报》1973年7月8日第四版）、王小鹰的《花开灿烂》（《朝霞》1974年10月）、韩少功的《稻草问题》（《湘江文艺》1975年第4期）、韩少功与刘勇的《斥“雷同化的根源”》（《湘江文艺》1976年第2期）、张抗抗的《征途在前》（《人民文学》1976年第5期），等等。
这些作品，虽然不尽然是有关知青，却也大多关涉知青、甚至就是以知青为表现对象，从中不仅可见当时文革时代背景氛围，还可从不同侧面看出知青与红卫兵一脉相承的关系。文革中最具代表性的知青文学便是《峥嵘岁月》《边疆的主人》《农场的春天》《征途》、《剑河浪》《分界线》《理想之歌》等。
《峥嵘岁月》是1973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山下乡知青短篇小说集，收知青所创作的小说十九篇，主旨即是反映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运动中成长。小说作者颇为熟练地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了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及知识青年的光辉形象。当然，一般上总是知识青年是在贫下中农教育下成长，而在贫下中农背后支持的也总有一个代表党（中共）的领导干部。
这样的作品显然是文革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1973年9月26日仍有署名文章，批评这部小说集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映不够深刻，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知青文学掌控的要求之高、力度之大。
《农场的春天》是1974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场知青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与《峥嵘岁月》相比较，《农场的春天》对主旋律的紧跟可谓更进一步：前者中的知青还是需要再教育的“正面人物”，后者中的知青已经“升华”为“主要英雄人物”了。而且这些英雄人物大多具有红卫兵式的革命精神，如接受过毛泽东检阅后响应号召到农场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农垦68”》），勇于抵制错误领导的闻松华（《长江后浪推前浪》），勇于揭大字报、有硬梆梆石头脾气的二根（《会燃烧的石头》），在关键时刻大叫一声“我来！”的楚英（《雏鹰》），永远跟着北京时间前进的新雁（《北京时间》），等等。
在关于“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一部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这个问题上，任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在《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农场的春天》代序》中明确地自问自答道：“既然三大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已大量地造就了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为什么不能写，甚至把他们写得比现实生活更典型、更完美些？”可见，这样一种“升华”是得到官方的支持与鼓励的。
《边疆的主人》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组织兵团知青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与散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5月出版。这部小说散文集同样是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再教育的主题，“反映了知青在北大荒的斗争生活”， “从不同侧面塑造了一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边疆主人的知识青年、边疆少年、老军垦战士等的先进形象，热情地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其中有跟企图逃越国境的兽医做斗争的军马连“九姐妹放牧班”（《风雪之夜》），有抓获意图破坏连队猪群的坏分子的养猪班长知青小阎（《秀丽的窗花》），有同连长保守思想作斗争的女知青宁平（《战士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知青陈可雄的《新松挺拔》描述了上海女知青余咏豆对摘帽坏分子进行斗争的事迹，梁晓声的《边疆的主人》则塑造了老军垦士兵和知青模范的高大英雄形象。陈、梁二人，在文革后都成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
《征途》（作者郭先红），1973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篇较为特别的长篇小说。首先，小说写的虽然是知青的事情，作者郭先红并不是知青而是专业作家；其次，该小说是以现实中的知青为原型进行创作：1969年秋天上海赴黑龙江知青金训华为了捞起几根被山洪冲走的电线杆而遭溺毙，因此被树立为“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的英雄。《征途》以金训华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知青钟卫华，从上海到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经历了在边防线埋伏、扑灭荒火、抗洪、抓苏联特务等颇具刺激性也颇具革命意义的事件，最终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革命英雄人物。
《剑河浪》（作者汪雷），1974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文革中第一部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述了上海红卫兵刘竹慧及其战友们，在文革高潮中到滨海红霞村插队落户。小说贯穿着阶级斗争的思想，刘竹慧在老贫农严德铁的带领与支持下，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冯志凌及大队会计孟振甫作斗争，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发展，逐步把矛盾推向高潮，从中刻画了刘竹慧、葛辉、李淑敏等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分界线》（作者张抗抗），1975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张抗抗是一位从杭州到黑龙江农场的知青，《分界线》所反映的就是黑龙江农场知青的生活。通过农场受涝，是放弃还是抢救，展开了知青先进分子与农场落后分子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主人公耿常炯为来自上海的新一代知青代表，郑京凡为已在农村成家落户的老一代知青代表，他们二人都被塑造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模范。小说的结尾，知青们发表了一封《革命青年扎根农场的公开信》，并通过耿常炯读信后认识到坚持扎根农场干革命就是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理想之歌》是一首长篇抒情诗，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1975年12月该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诗朗诵的形式广播，1976年1月25日则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理想之歌》节选如下：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呵！理想，∕青年人心中∕瑰丽的壮锦∕灿烂的诗篇。∕然而，∕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怎样理解∕又怎样实践？∕——这确是一张∕十分严肃的考卷！∕∕……呵，描绘理想的大笔∕从来倾注着∕阶级的深情；∕文化大革命在我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而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才是通向∕革命理想的∕唯一途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发出了进军号令！∕百川归海呵∕万马奔腾，∕决心书下∕签名排成∕一列长龙……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愿在这里∕终身奋战；∕为了实现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陕北的土地上∕迎接十个、二十个∕战斗春天！……呵，让千年的铁树∕作证吧！∕只有在这里∕花朵才和最美丽的青春∕一齐开放；∕让万丈的昆仑山∕作证吧！∕只有在这里∕白雪才染上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之光！……
显然，这是一首极为典型的、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抒情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那个时代，“革命道路”不仅上山下乡一途，但《理想之歌》却集中笔墨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除了执笔的四位作者高红十、陶正、张祥茂和于卓都曾经是知青外，也应该与当时官方即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青年们“反修防修”、 “继续革命”的重要方向。或许就是为了配合这一策略实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还连续报道了诗作执笔者之一高红十。1976年2月5日的《光明日报》更发表了高红十的文章《回延安，当农民》，宣传她大学毕业后再次重返延安插队落户。这一“继续革命”的实践无疑是将《理想之歌》所宣扬的“革命理想”作了很合乎现实需要的诠释。其他执笔者也正或许是没有这样一种重返农村插队的实际行动而未能得到任何宣传。
《展翅篇》是受到《理想之歌》“成功”的鼓舞，由北京大学中文系1973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创作的一首长诗：“……莫忘记呵，∕莫忘记！∕战斗呵，∕战斗！∕鼓起『炮打司令部』的勇气，坚守无产阶级的营盘……就这样，我们从与敌人较量过的田野，∕来到阶级争夺的校园，∕从一个战场，∕又来到一个火线；∕我们带着工农兵的嘱托，∕谱写教育革命的新篇，∕让斗争的烈火，∕一次次将我们冶炼……”（发表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2期）在这里，《理想之歌》还残留的一点点诗意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情的斗争性、浓烈的火药味，政治的宣示取代了艺术的抒情。从现实影响上看，东施效颦的《展翅篇》也已远没有《理想之歌》的效果了。
这些官方知青文学的作者，本身就是知青。照理说，他们应该是颇为熟悉知青的生活与思想，所描写的知青形象、知青生活应该更具真实性与说服力。但是很遗憾地，由于这些作品是公开发表在官方掌控的刊物上，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主流意识的痕迹，如光明、积极、先进、斗争，等等。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只不过同样是官方需要的主旋律——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歌颂扎根农村与边疆干革命，塑造勇于献身的知青英雄形象。
这些主旋律的宣传，显然跟知青作者们在现实所经历过的生活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他们也毕竟在不同程度上将自己在上山下乡生活中的某些真实感受带进了创作之中。如果说文革前的知青文学所宣传的主旋律，是由非知青身份的作者所想象的具有神秘感染力与诱惑力的彩虹；那么，文革中这些由知青作者执笔创作的知青文学作品，则多少是在时代主旋律制导下所抒发的矫作激情。
这种矫作的激情不仅不能感动人，反而会引起人们、尤其是知青的反感与厌恶。张抗抗在回忆文革期间的创作状态时就不无懊悔地说过：“文革的教条一直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我现在写作，在语言和叙述上还感到有一种压力，我尽量克服这种影响。我在一九七四年写《分界线》时，就深深地受当时文学与政治不分家的意识形态影响。”
事实上，这种矫作的激情也只是作者为了某种目的而因应官方主旋律意识所作的姿态，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这一套。如创作过歌颂农场知青生活诗歌《胶林深处》的黄子平，曾回忆在海南岛一个偏僻农场观看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后的经验：“看完电影穿过黑沉沉的橡胶林回生产队的路上，农友们记不得豪情激荡的那些大段革命唱腔，反倒将这段土匪黑话（指『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交替着大声吆喝，生把手电筒明灭的林子吼成一个草莽世界。”
同样是发生在“胶林深处”的事情，但这里的描述无疑更具真实性。而知青们热衷于黑话的现象，是因为“相对于正统叙述的旗帜鲜明，这套话语的含混暧昧却产生出某种魅力，既暗示了另类的生活方式，也承续了文化传统中对越轨的江湖世界的想象与满足”。显而易见，这么一种心态与现象，跟《胶林深处》中所彰显的主旋律真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
如果说，官方体制下产生的知青文学对知青文学发展史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在人才（作者）的培训与锻炼上，为文革后的知青文学新阶段准备∕储备了一支新生力量。事实上，文革后登上文坛的一大批作家——当然包括知青文学作家，都是文革中就得到训练并开始创作的知青，尽管他们仍然背负着有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来源：新三届
文革期间的官方知青文学，指得到官方授意、承认、支持并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些官方知青文学基本上是继承文革前知青题材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方向的正确，强调不计条件扎根农村与边疆干革命，塑造勇于献身的知青形象为己任。其目的是教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文革中的官方知青文学除了由官方组织、授意专业作家创作，还有意培养、组织知青进行创作。出于政治宣传教育的需要，知青的文学创作受到官方的关注与重视。为了提高知青的写作能力，各地还经常举办知青报道员培训班、写作班以及创作学习班。这种活动，主要是在知青集中的地方如生产建设兵团与农林场等。
如1971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佳木斯总部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集中了各师的创作骨干四十多人，参加学习班的有李云龙、梁晓声、肖复兴、陈可雄、陆星儿、郭小林等人。1972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思茅总部举办了小说创作学习班。1973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以兵团报社名义，集中了兵团的写作尖子，举办了一次创作学习班。
生产建设兵团的集体化生活与体制，确实是为知青中的业余作者创造了比较好的学习与提高的条件，文革中不少知青文学就出自这些兵团知青作者手中。
在这个时期，也有不少兵团知青与下乡知青开始在各地文艺刊物及作品集中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及文学批评，甚至出版长篇小说。
诗歌类有：蒋巍等的诗集《沃野朝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3年）、集体创作的《陇原新歌》（甘肃人民出版社，1972年）、黄子平的《胶林深处》三首（《广东文艺》1973年第11期）与《如风如火──献给红卫兵战友们》（《广州日报》1976年8月19日第三版）、陶杰等的诗集《北疆新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内部发行，1974年）、王小妮的《向毛主席宣誓》（《吉林日报》1976年10月10日第四版），等等。
短篇小说类有：张抗抗的《灯》（《解放日报》1972年10月22日第四版）与《小鹿》（《文汇报》1973年11月25日第四版）、韩少功的《红炉上山》（《湘江文艺》1974年第2期）、王小鹰的《小牛》（收入《农场的春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梁晓声的《边疆的主人》（收入《边疆的主人》）、陈可雄的《新松挺拔》（收入《边疆的主人》）、刘戈等的小说集《屯垦新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韩少功的《对台戏》（《湘江文艺》1976年第4期）、陆星儿的《牛角》（《黑龙江文艺》1975年第3期）、《枫叶殷红》（《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与《舞台主人》（《黑龙江文艺》1976年第4期），等等。
长篇小说类有：汪雷的《剑河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张抗抗的《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等。
报告文学类有肖敬仁等的《北疆战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等。
散文及文学批评类有：张抗抗的《大森林的主人》（《文汇报》1973年7月8日第四版）、王小鹰的《花开灿烂》（《朝霞》1974年10月）、韩少功的《稻草问题》（《湘江文艺》1975年第4期）、韩少功与刘勇的《斥“雷同化的根源”》（《湘江文艺》1976年第2期）、张抗抗的《征途在前》（《人民文学》1976年第5期），等等。
这些作品，虽然不尽然是有关知青，却也大多关涉知青、甚至就是以知青为表现对象，从中不仅可见当时文革时代背景氛围，还可从不同侧面看出知青与红卫兵一脉相承的关系。文革中最具代表性的知青文学便是《峥嵘岁月》《边疆的主人》《农场的春天》《征途》、《剑河浪》《分界线》《理想之歌》等。
《峥嵘岁月》是1973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山下乡知青短篇小说集，收知青所创作的小说十九篇，主旨即是反映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运动中成长。小说作者颇为熟练地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了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及知识青年的光辉形象。当然，一般上总是知识青年是在贫下中农教育下成长，而在贫下中农背后支持的也总有一个代表党（中共）的领导干部。
这样的作品显然是文革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1973年9月26日仍有署名文章，批评这部小说集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映不够深刻，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知青文学掌控的要求之高、力度之大。
《农场的春天》是1974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场知青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与《峥嵘岁月》相比较，《农场的春天》对主旋律的紧跟可谓更进一步：前者中的知青还是需要再教育的“正面人物”，后者中的知青已经“升华”为“主要英雄人物”了。而且这些英雄人物大多具有红卫兵式的革命精神，如接受过毛泽东检阅后响应号召到农场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农垦68”》），勇于抵制错误领导的闻松华（《长江后浪推前浪》），勇于揭大字报、有硬梆梆石头脾气的二根（《会燃烧的石头》），在关键时刻大叫一声“我来！”的楚英（《雏鹰》），永远跟着北京时间前进的新雁（《北京时间》），等等。
在关于“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一部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这个问题上，任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在《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农场的春天》代序》中明确地自问自答道：“既然三大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已大量地造就了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为什么不能写，甚至把他们写得比现实生活更典型、更完美些？”可见，这样一种“升华”是得到官方的支持与鼓励的。
《边疆的主人》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组织兵团知青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与散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5月出版。这部小说散文集同样是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再教育的主题，“反映了知青在北大荒的斗争生活”， “从不同侧面塑造了一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边疆主人的知识青年、边疆少年、老军垦战士等的先进形象，热情地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其中有跟企图逃越国境的兽医做斗争的军马连“九姐妹放牧班”（《风雪之夜》），有抓获意图破坏连队猪群的坏分子的养猪班长知青小阎（《秀丽的窗花》），有同连长保守思想作斗争的女知青宁平（《战士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知青陈可雄的《新松挺拔》描述了上海女知青余咏豆对摘帽坏分子进行斗争的事迹，梁晓声的《边疆的主人》则塑造了老军垦士兵和知青模范的高大英雄形象。陈、梁二人，在文革后都成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
《征途》（作者郭先红），1973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篇较为特别的长篇小说。首先，小说写的虽然是知青的事情，作者郭先红并不是知青而是专业作家；其次，该小说是以现实中的知青为原型进行创作：1969年秋天上海赴黑龙江知青金训华为了捞起几根被山洪冲走的电线杆而遭溺毙，因此被树立为“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的英雄。《征途》以金训华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知青钟卫华，从上海到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经历了在边防线埋伏、扑灭荒火、抗洪、抓苏联特务等颇具刺激性也颇具革命意义的事件，最终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革命英雄人物。
《剑河浪》（作者汪雷），1974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文革中第一部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述了上海红卫兵刘竹慧及其战友们，在文革高潮中到滨海红霞村插队落户。小说贯穿着阶级斗争的思想，刘竹慧在老贫农严德铁的带领与支持下，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冯志凌及大队会计孟振甫作斗争，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发展，逐步把矛盾推向高潮，从中刻画了刘竹慧、葛辉、李淑敏等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分界线》（作者张抗抗），1975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张抗抗是一位从杭州到黑龙江农场的知青，《分界线》所反映的就是黑龙江农场知青的生活。通过农场受涝，是放弃还是抢救，展开了知青先进分子与农场落后分子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主人公耿常炯为来自上海的新一代知青代表，郑京凡为已在农村成家落户的老一代知青代表，他们二人都被塑造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模范。小说的结尾，知青们发表了一封《革命青年扎根农场的公开信》，并通过耿常炯读信后认识到坚持扎根农场干革命就是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理想之歌》是一首长篇抒情诗，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1975年12月该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诗朗诵的形式广播，1976年1月25日则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理想之歌》节选如下：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呵！理想，∕青年人心中∕瑰丽的壮锦∕灿烂的诗篇。∕然而，∕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怎样理解∕又怎样实践？∕——这确是一张∕十分严肃的考卷！∕∕……呵，描绘理想的大笔∕从来倾注着∕阶级的深情；∕文化大革命在我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而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才是通向∕革命理想的∕唯一途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发出了进军号令！∕百川归海呵∕万马奔腾，∕决心书下∕签名排成∕一列长龙……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愿在这里∕终身奋战；∕为了实现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陕北的土地上∕迎接十个、二十个∕战斗春天！……呵，让千年的铁树∕作证吧！∕只有在这里∕花朵才和最美丽的青春∕一齐开放；∕让万丈的昆仑山∕作证吧！∕只有在这里∕白雪才染上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之光！……
显然，这是一首极为典型的、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抒情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那个时代，“革命道路”不仅上山下乡一途，但《理想之歌》却集中笔墨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除了执笔的四位作者高红十、陶正、张祥茂和于卓都曾经是知青外，也应该与当时官方即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青年们“反修防修”、 “继续革命”的重要方向。或许就是为了配合这一策略实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还连续报道了诗作执笔者之一高红十。1976年2月5日的《光明日报》更发表了高红十的文章《回延安，当农民》，宣传她大学毕业后再次重返延安插队落户。这一“继续革命”的实践无疑是将《理想之歌》所宣扬的“革命理想”作了很合乎现实需要的诠释。其他执笔者也正或许是没有这样一种重返农村插队的实际行动而未能得到任何宣传。
《展翅篇》是受到《理想之歌》“成功”的鼓舞，由北京大学中文系1973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创作的一首长诗：“……莫忘记呵，∕莫忘记！∕战斗呵，∕战斗！∕鼓起『炮打司令部』的勇气，坚守无产阶级的营盘……就这样，我们从与敌人较量过的田野，∕来到阶级争夺的校园，∕从一个战场，∕又来到一个火线；∕我们带着工农兵的嘱托，∕谱写教育革命的新篇，∕让斗争的烈火，∕一次次将我们冶炼……”（发表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2期）在这里，《理想之歌》还残留的一点点诗意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情的斗争性、浓烈的火药味，政治的宣示取代了艺术的抒情。从现实影响上看，东施效颦的《展翅篇》也已远没有《理想之歌》的效果了。
这些官方知青文学的作者，本身就是知青。照理说，他们应该是颇为熟悉知青的生活与思想，所描写的知青形象、知青生活应该更具真实性与说服力。但是很遗憾地，由于这些作品是公开发表在官方掌控的刊物上，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主流意识的痕迹，如光明、积极、先进、斗争，等等。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只不过同样是官方需要的主旋律——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歌颂扎根农村与边疆干革命，塑造勇于献身的知青英雄形象。
这些主旋律的宣传，显然跟知青作者们在现实所经历过的生活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他们也毕竟在不同程度上将自己在上山下乡生活中的某些真实感受带进了创作之中。如果说文革前的知青文学所宣传的主旋律，是由非知青身份的作者所想象的具有神秘感染力与诱惑力的彩虹；那么，文革中这些由知青作者执笔创作的知青文学作品，则多少是在时代主旋律制导下所抒发的矫作激情。
这种矫作的激情不仅不能感动人，反而会引起人们、尤其是知青的反感与厌恶。张抗抗在回忆文革期间的创作状态时就不无懊悔地说过：“文革的教条一直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我现在写作，在语言和叙述上还感到有一种压力，我尽量克服这种影响。我在一九七四年写《分界线》时，就深深地受当时文学与政治不分家的意识形态影响。”
事实上，这种矫作的激情也只是作者为了某种目的而因应官方主旋律意识所作的姿态，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这一套。如创作过歌颂农场知青生活诗歌《胶林深处》的黄子平，曾回忆在海南岛一个偏僻农场观看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后的经验：“看完电影穿过黑沉沉的橡胶林回生产队的路上，农友们记不得豪情激荡的那些大段革命唱腔，反倒将这段土匪黑话（指『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交替着大声吆喝，生把手电筒明灭的林子吼成一个草莽世界。”
同样是发生在“胶林深处”的事情，但这里的描述无疑更具真实性。而知青们热衷于黑话的现象，是因为“相对于正统叙述的旗帜鲜明，这套话语的含混暧昧却产生出某种魅力，既暗示了另类的生活方式，也承续了文化传统中对越轨的江湖世界的想象与满足”。显而易见，这么一种心态与现象，跟《胶林深处》中所彰显的主旋律真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
如果说，官方体制下产生的知青文学对知青文学发展史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在人才（作者）的培训与锻炼上，为文革后的知青文学新阶段准备∕储备了一支新生力量。事实上，文革后登上文坛的一大批作家——当然包括知青文学作家，都是文革中就得到训练并开始创作的知青，尽管他们仍然背负着有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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