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疯魔的状态。今天还有人争论，谁该为此负责。前因后果其实不复杂，但故意搅浑水的大有人在。
中共建政之后，特别是第一个5年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内出现一股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的风气。1956年1月，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陈云等强调要反对冒进，但是同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成为为一个方针政策。
毛泽东得出结论：反冒进反错了。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
周恩来遭到痛快淋漓的批评，而反冒进的另一主要人物刘少奇也噤若寒蝉，自问“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被迫作了检查。从此二人紧随毛泽东。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批驳了全面冒进了的观点，在肯定1956年成绩时，他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是中共最初使用“跃进”一词。
对此，毛泽东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时还赞扬说：去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社论中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 “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号召农民群众掀起一场“新的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周恩来将这篇社论介绍给毛泽东，说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周恩来说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读后也很欣赏。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同年5月，毛泽东给政治局与会人员的信中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 从此，官方媒体便以‘跃进’一词代替了‘冒进’。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了解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之后演变成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从此，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亩产3275斤；
福建闽侯连板公社，亩产5806斤；
江西波阳，亩产9195斤；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亩产10597斤；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亩产15361斤；
安徽枞阳高峰公社，亩产16227斤；
湖北麻城建国公社，亩产36956斤；
安徽繁昌，亩产43075斤9两；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亩产60437斤
……
最离谱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亲自考察之后竟然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当然也意识到其中荒诞：“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但是，在举国疯魔的状态下，这股魔障足以让每一个人鬼迷心窍，连最顶级的科学家也不例外。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钱学森曾六次从科学的角度撰文论证“万斤亩”：“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据李锐回忆，1958年12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仅仅一年之后，大跃进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毛泽东把庐山会议开成了对彭德怀个人的批斗会：“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彭德怀也不买账：对毛泽东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 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后来，彭德怀就没有后来了。
事实正如彭德怀描述的，57，58年非但没有大跃进，反而是大倒退。薛暮桥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应农民呼声。”
这样的人祸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富饶的珠三角地区大批民众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震动朝野。
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认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中国官方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回避了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
题外话，看到两个评论：
• 老共就是一些落草为寇的土匪，很多人不学无术，没有科学知识，蛮干瞎干 。
• 一帮土匪，把中国从任人宰割折腾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这样的土匪，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不欢迎的 -
从49-78年代大陆历史看，第一句完全印证了这一事实。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是土匪“折腾”的结果，而是土匪绞肉机中幸存的，喝过一点洋墨水的邓小平不折腾了，把国门打开，有了西方大量的资金，先进的科技和理念，中国加入了世贸，以前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枷锁得到一定程度的松解，私有经济得到发展，农民承包了土地，中国人才有了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需要证明一下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和饿死人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时间上的关联？
当然，刘邓对一系列的灾难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包括文革。刘少奇首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但谁是罪魁祸首？
李井泉把四川粮食上调，立了“大功”。
你好像很会收集资料。收集一些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做的事的资料吧。
没想到刘邓得寸进尺，想彻底架空毛，然后把毛选下台。毛大怒于1966开始反击。
怎么办呢？唯有看着他们穿新鞋走老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且，罪有应得。
ZT自维基。
张恺帆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把手，兼中共巢县县委第一书记。在与巢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建深入社队调查时发现，“群众家已是十室九空，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全是清水煮青菜，只有一点点粮食，情况非常严重”。1959年7月，张恺帆从省粮食厅了解到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粮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成征购3亿斤。张恺帆是无为人，知道无为产粮最多只能是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将没有剩余粮食。随后他组织干部实地调查，发现饥荒十分严重，随后迅速组织救灾。[3]
1959年7月8日，张恺帆亲自指挥粮食调运和分发到户，并给省委和曾希圣报告，提出著名的“三还原”：吃饭还原，即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回家吃饭；自留地还原；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居住。10日至12日，库存的150万斤大米、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病人和无奶喝的婴儿，同时还设法弄来肉食品供应病人。[3]
张恺帆一边救灾一边向正在开庐山会议的省长黄岩汇报。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但在彭德怀上书之后，整个会议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而张恺帆的行为被迅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1959年8月1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在合肥稻香楼批判张恺帆；4日安徽省委呈报给中共中央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材料派专人呈送庐山，毛泽东批语极为严厉：
李锐后来评述道：“批语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的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尤为深远。”[6]
1959年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在江淮大戏院召开，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级别由七级下调到十一级，并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陆学斌“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组织部门继续审查，同事责令其彻底交代”。张恺帆的妻子史迈也遭受批判、行政由十六级降到十八级。张恺帆被囚禁207天调查个人历史问题后，1960年9月被送到铜陵。[7]
张恺帆的亲朋好友也都受到株连。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与张恺帆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打成“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残酷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毒打，送到农场劳动改造。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
－－－－－－－－－－－－－－－－－－
事实上，当年的上海滩上，到处都是身穿黑棉袄成群结队来讨饭逃荒的安徽人。稍微上点岁数的上海人，无人不知。
安徽是饿死人的省份之一，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认为407万。
LOL
刘和周都是反冒进的
毛主席在1958年2月12日到东北视察时，陪同毛主席开展视察工作的，是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负责人黄欧东。
黄欧东在这个时候发言了，他提出：辽宁将会在两年实现亩产400斤。
毛主席摆了摆手，说：
“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
他后来还一再提醒人们：
“对那些指标过高的计划，需要压缩空气。”
我们说的是“始作俑者”，56年，周和刘都是反冒进者，周恩来提出“用冷水洗洗”，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
即便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在徐水县也大力支持赶英超美，他自己就是这个口号的创立者。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27083/200712/34764.html
刘邓当然是大跃进的推波助澜者，刘少奇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发明者。我文中已经说了。
当老毛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
毛泽东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无论如何，刘少奇开始是站在周恩来一边反冒进的，他见风使舵，了解毛支持大跃进后变卖力的摇旗呐喊，他怎么也不能抢去大跃进始作俑者的功劳啊
刘少奇还是毛泽东？
《1952年，毛主席在黄河边遇上任俊华，惊问：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当时河南省的省政府主席是吴芝圃。
那么，王任重就在成都会议上根据吴芝圃提供的材料认真汇报河南省的规划情况。
他说：“河南省将在1958年麦收前在全省范围内消灭四害。”
毛主席一听就坐不住了，惊呼道：“怎么能消灭那么多？！”
老覃在《1955年，毛主席在长沙初见孙云英，打趣说：你是从天上来的神仙吧》一文讲到： 1955年12 月23日晚上，毛主席在湖南长沙与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郴州地委书记陈郁发、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以及周小舟、周惠等湖南省委领导进行座谈时，大家曾谈到了三年内消灭苍蝇、臭虫、蚊子、麻雀这“四害”的问题。
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进行了大胆的否定，认为三年内根本消灭不了。
毛主席认可了孙云英的意见。
现在，他听说“河南省将在1958年麦收前在全省范围内消灭四害”，便下意识地提出了疑问。
但吴芝圃规划中战果还远不止这个，他还规划“1958年底全省消除文盲”，“1958年或1959年实现四五八”等等。
所以，当王任重汇报说“吴芝圃还提出1958年底全省消除文盲”时，毛主席又是一句惊呼：“这怎么行？哪个文盲认字认得这么快？”
王任重接着汇报说“吴芝圃提出今年或明年实现四五八”。
毛主席再次打断说：
“看看，河南这么一来，把我们什么都捅破了。假如它能一年实现四五八，只有两个月就要全部实现水利化，今年就要消灭文盲。”
但是，谭震林却底气十足地说：“主席，河南在今年实现水利化和消灭四害，我看是完全可能的。”
看着谭震林信心满满的样子，毛主席于是对自己所说的话打了折扣，说：
“一个四五八，一个消灭文盲，不一定能做到。”
不过你得承认老共命好 和 自身纠错能力强：
三干万，中苏交恶，中印交战，反攻大陆 一样没有拉下：）
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疯魔的状态。今天还有人争论，谁该为此负责。前因后果其实不复杂，但故意搅浑水的大有人在。
中共建政之后，特别是第一个5年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内出现一股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的风气。1956年1月，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陈云等强调要反对冒进，但是同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成为为一个方针政策。
毛泽东得出结论：反冒进反错了。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
周恩来遭到痛快淋漓的批评，而反冒进的另一主要人物刘少奇也噤若寒蝉，自问“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被迫作了检查。从此二人紧随毛泽东。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批驳了全面冒进了的观点，在肯定1956年成绩时，他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是中共最初使用“跃进”一词。
对此，毛泽东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时还赞扬说：去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社论中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 “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号召农民群众掀起一场“新的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周恩来将这篇社论介绍给毛泽东，说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周恩来说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读后也很欣赏。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同年5月，毛泽东给政治局与会人员的信中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 从此，官方媒体便以‘跃进’一词代替了‘冒进’。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了解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之后演变成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从此，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亩产3275斤；
福建闽侯连板公社，亩产5806斤；
江西波阳，亩产9195斤；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亩产10597斤；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亩产15361斤；
安徽枞阳高峰公社，亩产16227斤；
湖北麻城建国公社，亩产36956斤；
安徽繁昌，亩产43075斤9两；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亩产60437斤
……
最离谱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亲自考察之后竟然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当然也意识到其中荒诞：“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但是，在举国疯魔的状态下，这股魔障足以让每一个人鬼迷心窍，连最顶级的科学家也不例外。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钱学森曾六次从科学的角度撰文论证“万斤亩”：“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据李锐回忆，1958年12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仅仅一年之后，大跃进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毛泽东把庐山会议开成了对彭德怀个人的批斗会：“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彭德怀也不买账：对毛泽东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 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后来，彭德怀就没有后来了。
事实正如彭德怀描述的，57，58年非但没有大跃进，反而是大倒退。薛暮桥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应农民呼声。”
这样的人祸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富饶的珠三角地区大批民众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震动朝野。
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认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中国官方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回避了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
题外话，看到两个评论：
• 老共就是一些落草为寇的土匪，很多人不学无术，没有科学知识，蛮干瞎干 。
• 一帮土匪，把中国从任人宰割折腾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这样的土匪，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不欢迎的 -
从49-78年代大陆历史看，第一句完全印证了这一事实。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是土匪“折腾”的结果，而是土匪绞肉机中幸存的，喝过一点洋墨水的邓小平不折腾了，把国门打开，有了西方大量的资金，先进的科技和理念，中国加入了世贸，以前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枷锁得到一定程度的松解，私有经济得到发展，农民承包了土地，中国人才有了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需要证明一下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和饿死人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时间上的关联？
当然，刘邓对一系列的灾难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包括文革。刘少奇首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但谁是罪魁祸首？
李井泉把四川粮食上调，立了“大功”。
你好像很会收集资料。收集一些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做的事的资料吧。
没想到刘邓得寸进尺，想彻底架空毛，然后把毛选下台。毛大怒于1966开始反击。
怎么办呢？唯有看着他们穿新鞋走老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且，罪有应得。
ZT自维基。
张恺帆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把手，兼中共巢县县委第一书记。在与巢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建深入社队调查时发现，“群众家已是十室九空，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全是清水煮青菜，只有一点点粮食，情况非常严重”。1959年7月，张恺帆从省粮食厅了解到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粮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成征购3亿斤。张恺帆是无为人，知道无为产粮最多只能是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将没有剩余粮食。随后他组织干部实地调查，发现饥荒十分严重，随后迅速组织救灾。[3]
1959年7月8日，张恺帆亲自指挥粮食调运和分发到户，并给省委和曾希圣报告，提出著名的“三还原”：吃饭还原，即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回家吃饭；自留地还原；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居住。10日至12日，库存的150万斤大米、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病人和无奶喝的婴儿，同时还设法弄来肉食品供应病人。[3]
张恺帆一边救灾一边向正在开庐山会议的省长黄岩汇报。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但在彭德怀上书之后，整个会议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而张恺帆的行为被迅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1959年8月1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在合肥稻香楼批判张恺帆；4日安徽省委呈报给中共中央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材料派专人呈送庐山，毛泽东批语极为严厉：
李锐后来评述道：“批语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的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尤为深远。”[6]
1959年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在江淮大戏院召开，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级别由七级下调到十一级，并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陆学斌“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组织部门继续审查，同事责令其彻底交代”。张恺帆的妻子史迈也遭受批判、行政由十六级降到十八级。张恺帆被囚禁207天调查个人历史问题后，1960年9月被送到铜陵。[7]
张恺帆的亲朋好友也都受到株连。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与张恺帆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打成“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残酷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毒打，送到农场劳动改造。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
－－－－－－－－－－－－－－－－－－
事实上，当年的上海滩上，到处都是身穿黑棉袄成群结队来讨饭逃荒的安徽人。稍微上点岁数的上海人，无人不知。
安徽是饿死人的省份之一，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认为407万。
LOL
刘和周都是反冒进的
毛主席在1958年2月12日到东北视察时，陪同毛主席开展视察工作的，是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负责人黄欧东。
黄欧东在这个时候发言了，他提出：辽宁将会在两年实现亩产400斤。
毛主席摆了摆手，说：
他后来还一再提醒人们：
“对那些指标过高的计划，需要压缩空气。”
我们说的是“始作俑者”，56年，周和刘都是反冒进者，周恩来提出“用冷水洗洗”，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
即便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在徐水县也大力支持赶英超美，他自己就是这个口号的创立者。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27083/200712/34764.html
刘邓当然是大跃进的推波助澜者，刘少奇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发明者。我文中已经说了。
当老毛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
毛泽东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无论如何，刘少奇开始是站在周恩来一边反冒进的，他见风使舵，了解毛支持大跃进后变卖力的摇旗呐喊，他怎么也不能抢去大跃进始作俑者的功劳啊
刘少奇还是毛泽东？
《1952年，毛主席在黄河边遇上任俊华，惊问：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当时河南省的省政府主席是吴芝圃。
那么，王任重就在成都会议上根据吴芝圃提供的材料认真汇报河南省的规划情况。
他说：“河南省将在1958年麦收前在全省范围内消灭四害。”
毛主席一听就坐不住了，惊呼道：“怎么能消灭那么多？！”
老覃在《1955年，毛主席在长沙初见孙云英，打趣说：你是从天上来的神仙吧》一文讲到： 1955年12 月23日晚上，毛主席在湖南长沙与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郴州地委书记陈郁发、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以及周小舟、周惠等湖南省委领导进行座谈时，大家曾谈到了三年内消灭苍蝇、臭虫、蚊子、麻雀这“四害”的问题。
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进行了大胆的否定，认为三年内根本消灭不了。
毛主席认可了孙云英的意见。
现在，他听说“河南省将在1958年麦收前在全省范围内消灭四害”，便下意识地提出了疑问。
但吴芝圃规划中战果还远不止这个，他还规划“1958年底全省消除文盲”，“1958年或1959年实现四五八”等等。
所以，当王任重汇报说“吴芝圃还提出1958年底全省消除文盲”时，毛主席又是一句惊呼：“这怎么行？哪个文盲认字认得这么快？”
王任重接着汇报说“吴芝圃提出今年或明年实现四五八”。
毛主席再次打断说：
但是，谭震林却底气十足地说：“主席，河南在今年实现水利化和消灭四害，我看是完全可能的。”
看着谭震林信心满满的样子，毛主席于是对自己所说的话打了折扣，说：
不过你得承认老共命好 和 自身纠错能力强：
三干万，中苏交恶，中印交战，反攻大陆 一样没有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