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和心理原因看来也很有一贯性。
就是说，他们都认定人的本性都是小人，所以应该以治理小人的办法来治理。
不过他们没有推理很彻底，所以没有想到既然都是小人，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小人，也应该被当成小人来对待。
而事实上是，他们最后也确实被小人当成小人来对待了。
为什么呢？大概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决定了他们的下场。用他们教导的那一套成长起来的君臣，个个都认定大家都是小人，小人就有反复无常，你不杀我，我就杀你。今天你不动我，是因为力量不够，我不动你，也是因为力量不够。而不是因为道理上我不该无缘无故地加害于人。
所以，凡是宣扬人性本恶的法家或者是认定“人都是被物质条件决定的唯物主义政治家”，最后一定是绞肉机里的肉馅，因为这是大家的心理预期决定的。都是认定我、和你，都是被物质条件限定了的中山狼，一旦条件改变，我们就会撕毁合约和心理约定，大打出手。
另外，法家世界观还引出另一个人生观问题，就是认定这个现世的世界，这个有形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所以他们的人生价值在都必须体现在具体的、物质化的成就、作为上，这也造成人心的强烈执着带来的疯狂。对比儒家的浩然正气，以及庄子的逍遥无执，更能显现法家严刑峻法带来的紧张气氛。在韩非那时，他虽然是高官厚禄，就已经是没有大批警卫不敢上街了，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回想起来，文革时的尊法批儒，才看到他们和法家有世界观、人生观的共性。后来的棋手张春桥，也掉到了绞肉机里。
所以看一个体制的设计指导思想，就知道最后生产出来的会是绞肉机了。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法律，所有的社会都有法律，当然要法律。但是法家不等于法治，法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于人性的定位，他们把人性定义为了彻底的恶，这就让人人和整个社会都陷入恶的预期中，不能自拔。我认定左邻右舍都是恶的，那自己必然也要采用恶的手段做预防，然后互相刺激、互相共振，就真成了恶的社会。
再比如，一个社会需要交通灯，红绿灯，这个类法律系统如果设计合理、运行稳定，那是为了辅助人的生活的。但是如果交通灯管理者，想要陷害人，想要把人人都变成神经病，那他让交通灯（法律条文）随机变动，你看见绿灯走到路中间了，他突然改成红灯，你就算是犯法了。这样就人人自危了。随意操纵法律的人，就是恶人，是社会公敌了。
====
德不孤必有邻，小人也不孤，也有邻，只是相处的方法和道理不同而已。
本来儒家的道理是对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御以力。
我觉得“小人御以力”比“小人喻以利”更准确，所谓“小人喻以利”的说法大概是一种历史的误解。
因为第一，君子不是不讲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那个正当获取奖赏故事，就是义利兼顾的例子。
第二，小人不懂道理，只能用外力来约束其行为，即使讲什么利，他大概也听不懂、听不太明白。
如果再看看普通人，更全面的认识应该说是，人人身上都有君子和小人的特点，所以有时候是可以讲道理的，有时候又必须用法律进行约束。
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法律等等都是为了协助人开发自己君子的方面，约束小人的动乱。这样才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
如果像法家那样偏激，完全放弃让人们开发自己君子天性的希望，社会就进入黑暗世界了。他们自己成为肉馅，也就不奇怪了。所以，看上去韩非的文章五蠹排比句一大堆，说理铿锵有力，不过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忽略了（故意的？急功近利导致的？）人性优点的一方面，而全部都是描述人性的弱点。所有的管理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不是启发人性的优点。就难怪他自己最后也被人性的恶所消灭了。
重新认识商鞅徙木
感觉他（进而包括法家）搞的是法术，而不是法治。不能想当然以为法家就是搞法治：） 就是说背一根木头从东走到西，到底值多少钱，是我说的算。 这已经隐含了 个人 权威的意思 ，没有天理的概念。 说你值钱就值钱不值钱也值钱。 不高兴的时候说你不值钱就不值钱管你值钱不值钱。
他这一套对20世纪初某些中国年轻人影响至深，如有人写《商鞅徙木立信论》，对商鞅大加推崇，所以最后学的也是搞法术。
其实真正的法律法治应该是合乎人情和市场规律，制定法律，大家执行遵守， 而不是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信任意建立。
=====下面故事说明，孔子那里，义和利是一体的两面========
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开心地对孔子说：“老师，我救了个人，没要官府的奖赏。”孔子一听，忙说：“你这样做是在害人。”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孔子的故乡鲁国，常有女子被别国诸侯俘虏过去做臣妾。
为了解救这些被俘虏的女子，鲁国的律令规定，只要能把被俘虏的女子赎回来的本国人，都可以得到国家的奖金。
子贡有一次赎了人回来，但不接受官府的奖金。他开心地回来告诉孔子，以为孔子会好好地夸赞他，想不到孔子听了非常不高兴。
他对子贡说：“子贡，你家境富裕，不图官府的那点奖赏，可你知道现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如果领了赏金就被指责为不够清廉，那谁还愿意去赎人呢？我很担心以后不再有人愿意向诸侯赎人了！”
子贡听了恍然大悟。
后来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在河边救了一个不慎落水差点丧命的人，被救的人很感激子路，就送了一头牛给他，子路毫不犹豫的开心地收下了。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很高兴。他说：“从此以后，鲁国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救掉到水里的人了！”
孔子认为，如果做善事只是为了净化自身的心灵，那是小善，真正的大善需要做更长远的考虑。
所以，在君子那里，应该是所谓的小人就是不能懂道理的人，
制度。当然现在美国也勉励挑战，很多问题。
但我还是认为美国的设计思路、指导思想是好的。只是人心在变化，需要调整。
而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错的（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蜂起。
而不是如专制社会那样，把法律当成了惩罚人的工具。
法律，是为了社会运行更顺畅，人民更能安居乐业，不是为了惩罚人民；
类似红绿灯系统，是为了让交通更顺畅，而不是交通管理系统官员随意设立岗哨、收罚款的工具。
=====
但是现在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法律武器化的倾向；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刚出国的时候，对这一点差异感到很明显，认识到这里的警察和法律机关（从目的上来讲）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了惩罚。和专制国家不一样
法家的很多人都是从儒家出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能使人被绞？看不出有一定的关联和道理。比如，商鞅是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治太子，结果得罪了太子导致最后的结果。从今天的角度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做法？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没有任何问题。君子喻以义不代表就没有利了，而是利也成为了义。小人喻以利也同样，把义也变成了利。用讲不讲道理来区分小人实在毫无道理，小人中懂道理的有的是，甚至完全可以超过君子。比如，史记中这样说纣王：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至于指望外力，比如法律来管理社会，甚至要触及人的内心的改变，都是不成熟的文化的表现。法律只能是因应当地民众，当前社会的一种措施，否则不可能长期实行。所以说是体制设计者的设计，还不如说是适应当地广大民众的诉求。每个地区各有自己不同的传统和现状，没有必要说哪一种就更好。事实上，只有可行的才是最好。
只有可行的才是最好，当然是对的，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必须配套，即远景，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这就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了，如果是法家的人生观，认定人就是坏的，那他们设计的社会永远都应该是严刑峻法。而如果是更全面的人生观，承认人的灵性可以慢慢发展，那就是在适应现状的情况下，还要慢慢调整到更好的情况，发展更多的人民自主权、个人自由。
感觉他（进而包括法家）搞的是法术，而不是法治。不能想当然以为法家就是搞法治：）
就是说背一根木头从东走到西，到底值多少钱，是我说的算。 这已经隐含了个人权威的意思 ，没有“天理的概念”。 说你值钱就值钱，不值钱也值钱。 不高兴的时候，说你不值钱就不值钱，管你值钱不值钱。
思维和心理原因看来也很有一贯性。
就是说，他们都认定人的本性都是小人，所以应该以治理小人的办法来治理。
不过他们没有推理很彻底，所以没有想到既然都是小人，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小人，也应该被当成小人来对待。
而事实上是，他们最后也确实被小人当成小人来对待了。
为什么呢？大概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决定了他们的下场。用他们教导的那一套成长起来的君臣，个个都认定大家都是小人，小人就有反复无常，你不杀我，我就杀你。今天你不动我，是因为力量不够，我不动你，也是因为力量不够。而不是因为道理上我不该无缘无故地加害于人。
所以，凡是宣扬人性本恶的法家或者是认定“人都是被物质条件决定的唯物主义政治家”，最后一定是绞肉机里的肉馅，因为这是大家的心理预期决定的。都是认定我、和你，都是被物质条件限定了的中山狼，一旦条件改变，我们就会撕毁合约和心理约定，大打出手。
另外，法家世界观还引出另一个人生观问题，就是认定这个现世的世界，这个有形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所以他们的人生价值在都必须体现在具体的、物质化的成就、作为上，这也造成人心的强烈执着带来的疯狂。对比儒家的浩然正气，以及庄子的逍遥无执，更能显现法家严刑峻法带来的紧张气氛。在韩非那时，他虽然是高官厚禄，就已经是没有大批警卫不敢上街了，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回想起来，文革时的尊法批儒，才看到他们和法家有世界观、人生观的共性。后来的棋手张春桥，也掉到了绞肉机里。
所以看一个体制的设计指导思想，就知道最后生产出来的会是绞肉机了。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法律，所有的社会都有法律，当然要法律。但是法家不等于法治，法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于人性的定位，他们把人性定义为了彻底的恶，这就让人人和整个社会都陷入恶的预期中，不能自拔。我认定左邻右舍都是恶的，那自己必然也要采用恶的手段做预防，然后互相刺激、互相共振，就真成了恶的社会。
再比如，一个社会需要交通灯，红绿灯，这个类法律系统如果设计合理、运行稳定，那是为了辅助人的生活的。但是如果交通灯管理者，想要陷害人，想要把人人都变成神经病，那他让交通灯（法律条文）随机变动，你看见绿灯走到路中间了，他突然改成红灯，你就算是犯法了。这样就人人自危了。随意操纵法律的人，就是恶人，是社会公敌了。
====
德不孤必有邻，小人也不孤，也有邻，只是相处的方法和道理不同而已。
本来儒家的道理是对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御以力。
我觉得“小人御以力”比“小人喻以利”更准确，所谓“小人喻以利”的说法大概是一种历史的误解。
因为第一，君子不是不讲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那个正当获取奖赏故事，就是义利兼顾的例子。
第二，小人不懂道理，只能用外力来约束其行为，即使讲什么利，他大概也听不懂、听不太明白。
如果再看看普通人，更全面的认识应该说是，人人身上都有君子和小人的特点，所以有时候是可以讲道理的，有时候又必须用法律进行约束。
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法律等等都是为了协助人开发自己君子的方面，约束小人的动乱。这样才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
如果像法家那样偏激，完全放弃让人们开发自己君子天性的希望，社会就进入黑暗世界了。他们自己成为肉馅，也就不奇怪了。所以，看上去韩非的文章五蠹排比句一大堆，说理铿锵有力，不过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忽略了（故意的？急功近利导致的？）人性优点的一方面，而全部都是描述人性的弱点。所有的管理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不是启发人性的优点。就难怪他自己最后也被人性的恶所消灭了。
重新认识商鞅徙木
感觉他（进而包括法家）搞的是法术，而不是法治。不能想当然以为法家就是搞法治：）
就是说背一根木头从东走到西，到底值多少钱，是我说的算。 这已经隐含了 个人 权威的意思 ，没有天理的概念。 说你值钱就值钱不值钱也值钱。 不高兴的时候说你不值钱就不值钱管你值钱不值钱。
他这一套对20世纪初某些中国年轻人影响至深，如有人写《商鞅徙木立信论》，对商鞅大加推崇，所以最后学的也是搞法术。
其实真正的法律法治应该是合乎人情和市场规律，制定法律，大家执行遵守， 而不是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信任意建立。
=====下面故事说明，孔子那里，义和利是一体的两面========
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开心地对孔子说：“老师，我救了个人，没要官府的奖赏。”孔子一听，忙说：“你这样做是在害人。”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孔子的故乡鲁国，常有女子被别国诸侯俘虏过去做臣妾。
为了解救这些被俘虏的女子，鲁国的律令规定，只要能把被俘虏的女子赎回来的本国人，都可以得到国家的奖金。
子贡有一次赎了人回来，但不接受官府的奖金。他开心地回来告诉孔子，以为孔子会好好地夸赞他，想不到孔子听了非常不高兴。
他对子贡说：“子贡，你家境富裕，不图官府的那点奖赏，可你知道现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如果领了赏金就被指责为不够清廉，那谁还愿意去赎人呢？我很担心以后不再有人愿意向诸侯赎人了！”
子贡听了恍然大悟。
后来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在河边救了一个不慎落水差点丧命的人，被救的人很感激子路，就送了一头牛给他，子路毫不犹豫的开心地收下了。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很高兴。他说：“从此以后，鲁国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救掉到水里的人了！”
孔子认为，如果做善事只是为了净化自身的心灵，那是小善，真正的大善需要做更长远的考虑。
所以，在君子那里，应该是所谓的小人就是不能懂道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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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当然现在美国也勉励挑战，很多问题。
但我还是认为美国的设计思路、指导思想是好的。只是人心在变化，需要调整。
而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错的（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蜂起。
而不是如专制社会那样，把法律当成了惩罚人的工具。
法律，是为了社会运行更顺畅，人民更能安居乐业，不是为了惩罚人民；
类似红绿灯系统，是为了让交通更顺畅，而不是交通管理系统官员随意设立岗哨、收罚款的工具。
=====
但是现在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法律武器化的倾向；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法律，是为了社会运行更顺畅，人民更能安居乐业，不是为了惩罚人民；
类似红绿灯系统，是为了让交通更顺畅，而不是交通管理系统官员随意设立岗哨、收罚款的工具。
=====
刚出国的时候，对这一点差异感到很明显，认识到这里的警察和法律机关（从目的上来讲）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了惩罚。和专制国家不一样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林彪，1966年5月18日上午）
法家的很多人都是从儒家出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能使人被绞？看不出有一定的关联和道理。比如，商鞅是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治太子，结果得罪了太子导致最后的结果。从今天的角度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做法？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没有任何问题。君子喻以义不代表就没有利了，而是利也成为了义。小人喻以利也同样，把义也变成了利。用讲不讲道理来区分小人实在毫无道理，小人中懂道理的有的是，甚至完全可以超过君子。比如，史记中这样说纣王：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至于指望外力，比如法律来管理社会，甚至要触及人的内心的改变，都是不成熟的文化的表现。法律只能是因应当地民众，当前社会的一种措施，否则不可能长期实行。所以说是体制设计者的设计，还不如说是适应当地广大民众的诉求。每个地区各有自己不同的传统和现状，没有必要说哪一种就更好。事实上，只有可行的才是最好。
只有可行的才是最好，当然是对的，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必须配套，即远景，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这就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了，如果是法家的人生观，认定人就是坏的，那他们设计的社会永远都应该是严刑峻法。而如果是更全面的人生观，承认人的灵性可以慢慢发展，那就是在适应现状的情况下，还要慢慢调整到更好的情况，发展更多的人民自主权、个人自由。
感觉他（进而包括法家）搞的是法术，而不是法治。不能想当然以为法家就是搞法治：）
就是说背一根木头从东走到西，到底值多少钱，是我说的算。 这已经隐含了个人权威的意思 ，没有“天理的概念”。 说你值钱就值钱，不值钱也值钱。 不高兴的时候，说你不值钱就不值钱，管你值钱不值钱。
他这一套对20世纪初某些中国年轻人影响至深，如有人写《商鞅徙木立信论》，对商鞅大加推崇，所以最后学的也是搞法术。
其实真正的法律法治应该是合乎人情和市场规律，制定法律，大家执行遵守， 而不是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信任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