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医师生前的这篇文章，文学城首页转贴的，是已经被编辑过的版本。我这里贴出的比较完整。高医师文化修养很高，语言返朴归真、有不一般的文采。
文学城有人专门给人扣汉奸的帽子。无中生有给人扣汉奸帽子，原来是某党的光荣传统，个别人就是移民到了西方也不能放弃。
高医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她文中提到“经常有很多中国人来看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历不明，用意并不单纯，我处境相当艰难。”我的老师也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跟高医师有一样的经历和感受。骚扰、欺负有时甚至威胁八九十岁老人的，是些什么人？这种人连一点基本人性都没有。
——冯墟
高耀洁：我一生都在逃难
我已九十三岁了，多次跑反、逃难，伴随着我的人生，从山东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几度逃难，渡过了我人生艰苦的青壮年时代。逃难在河南并没有停止下来，直八十二岁、为抗击艾滋病工作，被迫逃出国门，孤身寄居美国纽约十多年，时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美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区，本人年老多病无处可逃，如之奈何？
（一）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山东曹县，深闺豪门的富裕家庭，独庄独寨，有田地70多亩，是鲁西南出名的大富户，见曹县志。我是母亲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续弦，前房母亲病故，留有两个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亲生个男孩，我又是个女孩，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很失望。为了让我母亲再生男孩，停止了我的母奶喂养，雇奶娘喂养，造成我终生慢性肠胃病，体形消瘦，体力差于同龄人，幸进入医学、学习医学知识、从事医疗工作，获得长寿。
三十年代，八路军已进入我们的家乡，1939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队长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队队长覃健等率领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抡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亲、我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等，抡劫已空，连吃饭米粒，一匙没留，无可奈何，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二）
九女集是一个大集镇，除了五天一次集会外，在大道上还设有商铺多处。镇后方有庙宇，每逢集会时日，外地香客前来朝拜，非常热闹。全镇有几户驻有国民党第七路军，经费靠政府发放，他们不抢劫，全镇相对安定。
我家在镇中租赁了一处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间，我父母和小弟弟们住。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五个人住东屋三间。西屋三间做饭，放一些杂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终日提心吊胆，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们是高新庄逃出来的大户，遭到意外的抢劫。
有一天，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午饭，等了多时，我父亲匆匆忙忙走进来，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寨外，赶快走！我母亲抱着我小弟弟，拉着我大弟弟，还有我姊妹五个走出住处。
这时街上十分混乱，人们都向东边跑，我们被裹挟在人流中，出了东门。这时南门那边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枪声，七路军与日本鬼子交上火了，他们阻止日本鬼子前进，掩护老百姓撤退。东门外更乱了，人们出了东门向北跑，我母亲是小脚，拉着两个弟弟走不动了。我父亲领着全家走过约一米深的土壕，坐在小树林里休息。这里与大路只隔着一块约十五米宽的高梁地，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路上行走。约有三四百人，两辆炮车，向城武县方向进行。夕阳西下时，听到城武县方向炮声隆隆，并可以看到几处灰黄色烟柱。
九女集平静了，傍晚，我们随着逃难的人群回到镇上的家。
（三）
我父亲认为社会动乱短时间不会平息，必须远离故乡，到抗日后方四川生活。但我母亲想回高新庄，吵吵嚷嚷多日后，双方折中，决定逃亡到河南省会开封市。那里有几家亲戚，特别是吕家，是我父亲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娘家。她有六位兄长在开封定居，平时有来往。于是我们决定迁居开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们全家从曹县天主堂乘马车离开，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车站，进入候车室旁一间空房。里面很脏，地上有几片破席子，我们全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来了四个民警检查行李，我父亲应付完他们后，全家很快登上了开往开封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两个日本兵。
傍晚日落西山，火车到达开封南关火车站。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城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棚子，棚顶全是花玻璃。火车站有两个月台，四条铁轨。我们出了检票口，离开火车站。全家拉着行李进入庙后街的租房里，据说是吕家舅舅们给安排的。期间，我们与吕家六位舅舅经常来往。两个月后，搬到南聚奎巷，那里臭虫很多，影响睡眠。一个月后，我们又搬到侯家胡同。
当年冬天，又迁居北大街。父亲在北大街井胡同口开个杂货铺，当时社会很乱，汉奸、无赖、流氓买东西记账，永远不还钱。因为赔钱太多，父亲只好关了杂货铺。1943年秋季，父亲买了游梁市前街31号独院，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父亲开磨坊维持全家生活。
(四）
1948年春季，我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属中等专科学校，是培育小学教师的。那时我想将来当个小学教师，生活可以自立。
第一学期将要结束，八路军攻打开封，开封女师是枪战重点。同学们都藏在第三宿舍楼内地下室里，外面的枪弹像下雨一般密集。当时开封女师的伤亡情况不得而知。三天之后，八路军自动撤退了。只见到开封城墙内外躺满了阵亡将士的尸体，尸横遍野，臭气熏天，惨不忍睹。真如孟子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开封各所学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厅之命，准备迁往外地，在校学生纷纷报名。全体同学随学校南迁，临走前，我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给我送一床旧棉被。到了学校门口，他说：“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学校走吧！”我没有想到和父亲已是永别了。
晚上，全体同学在王少明校长和十几位教师的带领下，乘上开往南京市的火车。火车上，同学们出现各种情绪：有人流泪，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都在前思后想，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
两天后，火车停在江苏南京市江北下关火车站，这是一个码头，大家等候木船摆渡，分批（以班为单位）到南京。这时同学们都席地而卧，躺在水泥地上。幸亏父亲送我一棉被，使我少遭湿冷。同学们在南京聚集后，奔赴浙江嘉兴，那是我们迁校的目的地。
我校迁址在嘉兴市池湾镇，三年级和二年级住西真寺，我们一年级住池湾茧场，生活靠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捐助粮食。天天吃大米稀饭，里面加入少量油盐和各种不同的蔬菜叶，没有炒菜。同学们闲余之时，到田间或小河旁采集野蒜和其它野菜。回家后，把野菜洗净，用盐拌，大家分着吃。当时我是一年级的伙委，所以这个过程记得很清楚。
随学校来的老师很少，我们在池湾镇茧场的房子很大，两个年级两个班一起上课。一间上物理课，另一间上化学课。有时候，一边上体育，另一边上健美操。有的同学心情烦躁，闹情绪，闹不团结。他们因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难过，跟着流泪，后来就变成嚎啕大哭。
茧场只有教师殷进德先生夫妇住在那里，负责管理我们。他们还带着三个孩子。同学们白天在茧场一楼上课，晚上去二层睡觉。这个时期，有办法的同学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时荣华同学等四个人转往江苏嵩云中学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入学没几周，校长王哲夫宣布搬迁。
这个学校是随当时的河南省政府行动的，不久迁往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县）。途中，我们乘坐无蓬木船，雨淋日晒，有种自生自灭的感觉。通过长江三峡时非常可怕，让人胆战心惊。
走了五天，终于到达万县。全校同学住在辅城法学院，学校生活较好，每周末还会改善一次伙食，同学们终于可以安心上课了。老师都是当地请来的，有时他们说的四川话我们听不懂。他多用板书，一学期后，榆惠璋、时荣华的父亲都是河南省政府官员，他们认为形势不好，就把女儿带往台湾。
我们上了一学期课。1949年底，我到了山东同乡、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沈丕模家住。之前我去看病认识了沈院长，他与我二伯父高圣君认识，因此拉上关系。当时沈家生活很富裕，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他的太太比较年轻，不工作，只负责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东济南探亲，我随她回到河南开封家中。
我回到开封后，是年8月考上河南大学医学院。50年代给沈太太写过感谢信，那时院长沈丕模当了万县卫生局局长。“反右派”时，他被划成“右派”，最后被迫害致死。
（五）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告诉法国要给我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便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时间推迟，我也就没去成上海。
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感觉气氛不对。家里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东西, 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让我感觉不妙，很象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
我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 只取出电脑的硬盘( 里面有三本书稿, 我不能放弃) ，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就这样，我一步步离开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资料,不能在这个世界消失。我要为他们发声。2007年3月, 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和权贵出面留我住在美国安度晚年, 我没有接受, 仍坚持回国了。因为我还要继续为艾滋病人伸冤，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但是这次，我不得已出走，因为我已经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我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 不会只身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如, 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关于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 留给后人。苍苍大地, 茫茫人海, 何处是我的归宿？
82岁的我颠着一双小脚，步履蹒跚,行走困难。离家后，我先到了成都, 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 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过来帮助我。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帮我打字，这给了我莫大安慰。但是一想到那个回不去的家，我多次流泪。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为揭露艾滋病真相使得我不能回家。
目前我仍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自费, 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改日又把钱还他。比如2000年8月的一天，北京“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到郑州给我送钱, 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 多给的2千元作为利息。
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 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要对我的工作中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 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邮寄的书籍、衣物经常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以忍受！
我想来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
我权衡了利弊，心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手里的资料便如石沉大海，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去, 需要出国。2009年7月中旬，我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出国手续。有朋友托付在美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我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到了美国后，我心中的一块巨石落了地。接待我的是山东同乡,我住在他家里, 他们全家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前后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2010年3月,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州搬往纽约,现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2010年上半年，三本书全出版了, 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此书于2010年12月上市后, 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并获得第四届香港书奖，同时译成英文版。
自2009年走出国门至今，十年多了！我与骨肉亲人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思之怆然。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非常不便。经常有很多中国人来看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历不明，用意并不单纯，我处境相当艰难。
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
我耳聋眼花，年老多病，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命。平时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和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参加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稿，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可怕的是，近两年来，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垂垂老矣。即便如此，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的所见所闻，让你们看到中国曾经发生了什么。
我来日无多，经常想念儿女。2019年除夕夜，我想孩子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写了以下这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 写于纽约)
高医师生前的这篇文章，文学城首页转贴的，是已经被编辑过的版本。我这里贴出的比较完整。高医师文化修养很高，语言返朴归真、有不一般的文采。
文学城有人专门给人扣汉奸的帽子。无中生有给人扣汉奸帽子，原来是某党的光荣传统，个别人就是移民到了西方也不能放弃。
高医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她文中提到“经常有很多中国人来看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历不明，用意并不单纯，我处境相当艰难。”我的老师也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跟高医师有一样的经历和感受。骚扰、欺负有时甚至威胁八九十岁老人的，是些什么人？这种人连一点基本人性都没有。
——冯墟
高耀洁：我一生都在逃难
我已九十三岁了，多次跑反、逃难，伴随着我的人生，从山东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几度逃难，渡过了我人生艰苦的青壮年时代。逃难在河南并没有停止下来，直八十二岁、为抗击艾滋病工作，被迫逃出国门，孤身寄居美国纽约十多年，时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美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区，本人年老多病无处可逃，如之奈何？
（一）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山东曹县，深闺豪门的富裕家庭，独庄独寨，有田地70多亩，是鲁西南出名的大富户，见曹县志。我是母亲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续弦，前房母亲病故，留有两个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亲生个男孩，我又是个女孩，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很失望。为了让我母亲再生男孩，停止了我的母奶喂养，雇奶娘喂养，造成我终生慢性肠胃病，体形消瘦，体力差于同龄人，幸进入医学、学习医学知识、从事医疗工作，获得长寿。
三十年代，八路军已进入我们的家乡，1939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队长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队队长覃健等率领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抡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亲、我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等，抡劫已空，连吃饭米粒，一匙没留，无可奈何，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二）
九女集是一个大集镇，除了五天一次集会外，在大道上还设有商铺多处。镇后方有庙宇，每逢集会时日，外地香客前来朝拜，非常热闹。全镇有几户驻有国民党第七路军，经费靠政府发放，他们不抢劫，全镇相对安定。
我家在镇中租赁了一处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间，我父母和小弟弟们住。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五个人住东屋三间。西屋三间做饭，放一些杂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终日提心吊胆，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们是高新庄逃出来的大户，遭到意外的抢劫。
有一天，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午饭，等了多时，我父亲匆匆忙忙走进来，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寨外，赶快走！我母亲抱着我小弟弟，拉着我大弟弟，还有我姊妹五个走出住处。
这时街上十分混乱，人们都向东边跑，我们被裹挟在人流中，出了东门。这时南门那边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枪声，七路军与日本鬼子交上火了，他们阻止日本鬼子前进，掩护老百姓撤退。东门外更乱了，人们出了东门向北跑，我母亲是小脚，拉着两个弟弟走不动了。我父亲领着全家走过约一米深的土壕，坐在小树林里休息。这里与大路只隔着一块约十五米宽的高梁地，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路上行走。约有三四百人，两辆炮车，向城武县方向进行。夕阳西下时，听到城武县方向炮声隆隆，并可以看到几处灰黄色烟柱。
九女集平静了，傍晚，我们随着逃难的人群回到镇上的家。
（三）
我父亲认为社会动乱短时间不会平息，必须远离故乡，到抗日后方四川生活。但我母亲想回高新庄，吵吵嚷嚷多日后，双方折中，决定逃亡到河南省会开封市。那里有几家亲戚，特别是吕家，是我父亲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娘家。她有六位兄长在开封定居，平时有来往。于是我们决定迁居开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们全家从曹县天主堂乘马车离开，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车站，进入候车室旁一间空房。里面很脏，地上有几片破席子，我们全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来了四个民警检查行李，我父亲应付完他们后，全家很快登上了开往开封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两个日本兵。
傍晚日落西山，火车到达开封南关火车站。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城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棚子，棚顶全是花玻璃。火车站有两个月台，四条铁轨。我们出了检票口，离开火车站。全家拉着行李进入庙后街的租房里，据说是吕家舅舅们给安排的。期间，我们与吕家六位舅舅经常来往。两个月后，搬到南聚奎巷，那里臭虫很多，影响睡眠。一个月后，我们又搬到侯家胡同。
当年冬天，又迁居北大街。父亲在北大街井胡同口开个杂货铺，当时社会很乱，汉奸、无赖、流氓买东西记账，永远不还钱。因为赔钱太多，父亲只好关了杂货铺。1943年秋季，父亲买了游梁市前街31号独院，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父亲开磨坊维持全家生活。
(四）
1948年春季，我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属中等专科学校，是培育小学教师的。那时我想将来当个小学教师，生活可以自立。
第一学期将要结束，八路军攻打开封，开封女师是枪战重点。同学们都藏在第三宿舍楼内地下室里，外面的枪弹像下雨一般密集。当时开封女师的伤亡情况不得而知。三天之后，八路军自动撤退了。只见到开封城墙内外躺满了阵亡将士的尸体，尸横遍野，臭气熏天，惨不忍睹。真如孟子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开封各所学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厅之命，准备迁往外地，在校学生纷纷报名。全体同学随学校南迁，临走前，我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给我送一床旧棉被。到了学校门口，他说：“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学校走吧！”我没有想到和父亲已是永别了。
晚上，全体同学在王少明校长和十几位教师的带领下，乘上开往南京市的火车。火车上，同学们出现各种情绪：有人流泪，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都在前思后想，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
两天后，火车停在江苏南京市江北下关火车站，这是一个码头，大家等候木船摆渡，分批（以班为单位）到南京。这时同学们都席地而卧，躺在水泥地上。幸亏父亲送我一棉被，使我少遭湿冷。同学们在南京聚集后，奔赴浙江嘉兴，那是我们迁校的目的地。
我校迁址在嘉兴市池湾镇，三年级和二年级住西真寺，我们一年级住池湾茧场，生活靠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捐助粮食。天天吃大米稀饭，里面加入少量油盐和各种不同的蔬菜叶，没有炒菜。同学们闲余之时，到田间或小河旁采集野蒜和其它野菜。回家后，把野菜洗净，用盐拌，大家分着吃。当时我是一年级的伙委，所以这个过程记得很清楚。
随学校来的老师很少，我们在池湾镇茧场的房子很大，两个年级两个班一起上课。一间上物理课，另一间上化学课。有时候，一边上体育，另一边上健美操。有的同学心情烦躁，闹情绪，闹不团结。他们因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难过，跟着流泪，后来就变成嚎啕大哭。
茧场只有教师殷进德先生夫妇住在那里，负责管理我们。他们还带着三个孩子。同学们白天在茧场一楼上课，晚上去二层睡觉。这个时期，有办法的同学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时荣华同学等四个人转往江苏嵩云中学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入学没几周，校长王哲夫宣布搬迁。
这个学校是随当时的河南省政府行动的，不久迁往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县）。途中，我们乘坐无蓬木船，雨淋日晒，有种自生自灭的感觉。通过长江三峡时非常可怕，让人胆战心惊。
走了五天，终于到达万县。全校同学住在辅城法学院，学校生活较好，每周末还会改善一次伙食，同学们终于可以安心上课了。老师都是当地请来的，有时他们说的四川话我们听不懂。他多用板书，一学期后，榆惠璋、时荣华的父亲都是河南省政府官员，他们认为形势不好，就把女儿带往台湾。
我们上了一学期课。1949年底，我到了山东同乡、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沈丕模家住。之前我去看病认识了沈院长，他与我二伯父高圣君认识，因此拉上关系。当时沈家生活很富裕，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他的太太比较年轻，不工作，只负责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东济南探亲，我随她回到河南开封家中。
我回到开封后，是年8月考上河南大学医学院。50年代给沈太太写过感谢信，那时院长沈丕模当了万县卫生局局长。“反右派”时，他被划成“右派”，最后被迫害致死。
（五）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告诉法国要给我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便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时间推迟，我也就没去成上海。
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感觉气氛不对。家里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东西, 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让我感觉不妙，很象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
我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 只取出电脑的硬盘( 里面有三本书稿, 我不能放弃) ，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就这样，我一步步离开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资料,不能在这个世界消失。我要为他们发声。2007年3月, 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和权贵出面留我住在美国安度晚年, 我没有接受, 仍坚持回国了。因为我还要继续为艾滋病人伸冤，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但是这次，我不得已出走，因为我已经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我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 不会只身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如, 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关于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 留给后人。苍苍大地, 茫茫人海, 何处是我的归宿？
82岁的我颠着一双小脚，步履蹒跚,行走困难。离家后，我先到了成都, 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 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过来帮助我。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帮我打字，这给了我莫大安慰。但是一想到那个回不去的家，我多次流泪。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为揭露艾滋病真相使得我不能回家。
目前我仍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自费, 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改日又把钱还他。比如2000年8月的一天，北京“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到郑州给我送钱, 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 多给的2千元作为利息。
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 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要对我的工作中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 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邮寄的书籍、衣物经常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以忍受！
我想来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
我权衡了利弊，心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手里的资料便如石沉大海，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去, 需要出国。2009年7月中旬，我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出国手续。有朋友托付在美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我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到了美国后，我心中的一块巨石落了地。接待我的是山东同乡,我住在他家里, 他们全家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前后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2010年3月,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州搬往纽约,现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2010年上半年，三本书全出版了, 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此书于2010年12月上市后, 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并获得第四届香港书奖，同时译成英文版。
自2009年走出国门至今，十年多了！我与骨肉亲人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思之怆然。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非常不便。经常有很多中国人来看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历不明，用意并不单纯，我处境相当艰难。
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
我耳聋眼花，年老多病，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命。平时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和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参加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稿，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可怕的是，近两年来，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垂垂老矣。即便如此，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的所见所闻，让你们看到中国曾经发生了什么。
我来日无多，经常想念儿女。2019年除夕夜，我想孩子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写了以下这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 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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