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vid reader of philosophers including Wittgenstein and Camus, Li ha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linguistics, love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and learning new languages, and studied Spanish, Italian, Japanese, Welsh, Romanian and German (the last three self-taught),"
更让我震惊得是他竟然是李翊云的二儿子。
感想删了。经常教育孩子,没有什么比生命更pre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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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期间,她的心理健康出现严重问题,产生自杀倾向,最终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她频繁地前往欧洲、美国各地参加文学活动,因为这好过住进医院,好过在原地待着。她随身携带笔记本,记下与自己的辩论,一个声音冷静理性,另一个激烈叛逆,如同“乔治·艾略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峙”。 2012年,在纽约参加文学活动时,李翊云再次出现自杀倾向,最终入院。在医院,她结识了其他病友,会和她们坐在走廊沙发上聊天,倾听她们的故事。病友知道她爱吃橘子,便从餐厅偷来,藏进她的抽屉。朋友前来探望,带来她要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和蒙田的随笔集,她与它们形影不离,引来病友善意的戏弄。她告诉她们,你们可以嘲笑我,但不能嘲笑我的书。前所未有地,她感到时间的牢笼,它仿佛只为别人流逝,却在自己这里停滞;如何从这一天过到下一天,这一刻过到下一刻,变得无比艰难。生活围绕医生诊断、药物治疗和院方管理展开。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每天的目标是什么,今天为什么哭了,以及,为什么要自杀? 现代医学对抑郁症的成因有一套简单明了的解释。比如睡眠不足对身心健康带来的直接影响——多年来,李翊云的时间被工作和母职瓜分,只有在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写作。遗传基因也是一大因素:李翊云的外婆有精神病史,最终在精神病院离世。 科学难以度量的是一个人的过去对她的影响。李翊云生长于一个不快乐的家庭,“我母亲的不快乐是尖利的,我父亲的是沉默的,我姐姐的是苦涩的。”她的母亲在外是一名优秀的老师,受一代代学生与家长尊敬,在家中却是一个暴君,“冷酷和脆弱都来得猝不及防。”与姐姐相比,李翊云受到母亲明显的偏爱,当母亲暴怒时,总被派去“抚平她的情绪,平息她的怒火,让她重新回到孩童般的快乐,这样我们才有呼吸的余地。”早在李翊云能用语言表达感受之前,她就知道,“我们家唯一的孩子是我母亲。比起她的狂怒,我更害怕她的眼泪。” 隐私是不存在的概念,母亲将钟爱的女儿视作自己的延申。为了抵抗母亲翻看自己的日记,李翊云发明了自己的加密法:如果她要写看到的一只鸟,就去写树,写云,写天,唯独不写自己真正想记录的东西。中文于是成为一种密文,真实的自我被藏匿在沉默的空白中。 12岁时,李翊云第一次翻开英语课本,“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她的母亲不会英文,这门外语于是成为一道屏障,将母亲的凝视挡在外面。李翊云获得了自由:“写作时,我经常忘记别人也会使用英语。英语是我的私人语言。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变成我的文字。我毫不怀疑……我和自己进行的对话,无论语法上多么不完美,都是我一直以来想要进行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如我所想。” 直到长篇小说《我该走了吗》(Must I Go)的中译本出版前,她拒绝授权让自己的作品被译回中文。“我人生中唯一脱离母亲的讲述的部分就是我的写作……我完全可以想象我人生的其它部分出现在她的叙事里: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的过去。她要求进入我的叙事,我要求离开她的。” 对李翊云而言,离开家——母亲、祖国、母语——不只是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探索,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一种重新建立边界的必要,去确认何处他人结束而自我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致力于消泯自我。她拒绝“自传性”写作,“英文中,我最讨厌用的词是‘我’。”她选择学习免疫学,也是因为免疫系统的运行机制吸引了她。“它的工作就是监测和攻击非我 ……它的记忆可能会选择性出错,甚至还会敌我不分,导致系统将自身误认为需要消除的异物。”转向写作后,她从小说人物对她的漠不关心中获得了慰藉。“他们没有兴趣干涉我的生活;他们既没时间也没兴趣问我问题;他们不会把我保存在他们记忆的琥珀里。这种自由——一种接近不存在的自由,除了这个我从别人那里还有什么想要的呢?” 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她也付出了代价:当一个人常年用第二语言阅读、写作、思考,她也赋予了它篡改记忆的权力。李翊云发现,哪怕在梦里,当她回到儿时的北京,里面出现的熟悉面孔也说着英语;她记得美国教授打来的长途电话,却不记得和姐姐在某个新年前夜在电话上聊了什么。第二语言的中立甚至漠然,让她成为了自己的异乡人。小说家加斯·格林威尔如是评价李翊云的写作,“她对人物的关注好似我们想象中上帝对我们的关注:一种泯灭自我、不带丝毫感伤的爱,一种残暴的关注(brutal attention)。” 患上抑郁症后,李翊云意识到,否认自我的机制失效了。“我背离了自己的直觉,对一些人、一个职业、一门第二语言产生了依恋,但我尚未学会如何与他们共处。” 如何重塑自我,并学会与之共处?李翊云选择了阅读和写作。阅读是她允许自己进行的为数不多的越界行为之一,它让她得以深入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记忆,却无需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在与抑郁症对峙的两年里,她读了多位作家的信件、日记、传记和作品,包括约翰·麦加恩、斯蒂芬·茨威格、伊万·屠格涅夫、安东·契诃夫、伊丽莎白·鲍恩、菲利普·拉金、玛丽安·摩尔、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托马斯·哈代、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他们有的与故乡亲密无间,有的受困于不幸的家庭关系,有的被病痛和琐事缠身,但时间一视同仁地从他们的生命中流逝,这比什么都让她感到慰藉。她一面读,一面想起那些她拒绝讲述的故事。写作对她而言是一个悖论:要想隐藏自我,沉默是最有效的方式,然而自我唯有在表达中才能显形。李翊云最终选择直面自我,“开口即会犯错,但我仍愿尝试”。自此,她成为了一名新的作家。通过抵抗,完成创造
这天,李翊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阳光灿烂。我们就情节进行了友好的辩论。对她来说,真正好的短篇小说就是“无事发生”。她告诉学生,你一开始讲“故事的弧线”——情节交代、起始行动、高潮、下降行动、冲突解开——“你就错了。”“因为故事没有弧线,”她说。“这是个人为的概念。你不是靠弧线来生活的。你不是靠情节来生活的。人生没有情节。生活会自行发生。” “写作坊还有一个陈词滥调的说法——你觉得人物应该有目的吗?” “哦不!” 当下我正处在对情节兴趣盎然的阶段。情节,一系列精心搭建的因果关系,它暗示着搭建者的信心和乐观主义,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后果。爱尔兰裔英国作家艾丽斯·默多克是我今年最惊喜的发现之一,这位哲学家和小说家乐于编织情节,哪怕它们有时近于荒诞。她的作品跌宕起伏,富于娱乐性,却探讨着最为严肃的课题。 “我刚刚重读了很多艾丽斯·默多克的作品,”李翊云说。“我不喜欢她……我时不时会读她的书,就为了提醒自己我不喜欢她。我觉得她是个道德家(moralist)。” 李翊云的父亲是一名宿命论者。在他的影响下,李翊云从十二岁到二十三岁期间熟读佛经,从佛教对“空”的阐释中获得了许多慰藉。情节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几乎可说是宿命论的反义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命运讨论情节是否合理、是否合乎道德,是没有意义的。 写作能不能教?自创意写作教育被引入国内以来,围绕它的争议便从未停止。在李翊云看来,写作不能教,但阅读可以;老师不必向学生指出哪条路可以走,但可以教他们避开哪些弯路。当年在爱荷华写作坊上,李翊云孤身一人面对美国同学代表的西方叙事;如今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并于2022年接任美籍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成为创意写作系主任。她的教学理念和她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通过抵抗,完成创造。 华裔作家艾达·张(Ada Zhang)就读爱荷华创意写作专业时,曾参加过一场李翊云的体验写作坊。在课堂上,李翊云将她的短篇“大卸八块”,但“不是恶狠狠地(把它拆解),而是带着决断和智慧。”她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李翊云的作品:颠覆性的、敢于冒险的、好玩的。美国写作坊的金科玉律是“呈现而非讲述”(show don't tell),“而翊云喜欢说,去讲述,除非你不得不呈现……她已经超越了技法,某种意义上,她是‘反技法’的。” 继《亲爱的朋友》之后,李翊云的写作发生了变化。自2019年起,她出版了长篇《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我该走了吗》(Must I Go)、《鹅之书》和最新的短篇集《星期三的孩子》(Wednesday’s Child),在这些作品中,她的人物依然沉默、内敛、坚韧——他们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忍受时间和关系的磨损,不对世界怀抱过高期待,也甚少将自我意志强加于人,不同的是,他们如今不再戒备他人的善意,也不再害怕暴露脆弱,暴露自我。2017年9月,在创作《我该走了吗》的过程中,李翊云十六岁的大儿子自杀了。这年她四十四岁,正忙着从加州举家搬到新泽西州。儿子死讯传来的四小时前,她和丈夫刚刚交付普林斯顿新家的定金。“在小说里,我决不会让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她写道。“写小说时,作家会避免这样的巧合,因为它的戏剧性流于牵强,伤痛流于粗糙,隐喻过于讨巧,场面过于俗套。然而,生活并不会遵循小说家的原则。我猜想,小说常比生活平淡。” 谈起大儿子时,李翊云用的词不是人们常用的“去世”,“不在了”,“走了”,而是“死了”。和其它形容相比,“死了”更钝更重,没有修饰掩藏,最接近事实本质。这个词响起时,我愣了一秒;面前的李翊云脸微微涨红,但目光没有退缩。 这个瞬间虽短,却能代表李翊云的态度。应该如何面对一位丧子的母亲?一部分人,出于好奇或恶意,会选择追问;另一部分人,出于同情或无措,会选择沉默。李翊云对这两种反应都选择抵抗。一方面,她温和而坚决地拒绝谈起她的孩子和丈夫。“我尊重他人的隐私。我可以谈论我的感受,但我不会告诉你我丈夫或(我儿子)的感受。我不会告诉你他们的事,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我说什么,都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她也拒绝躲在沉默背后,向外界假装这件事从未发生。曾经,她致力于将自己和生活藏在小说里,现在她意识到,躲藏没有意义。她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儿子之死。于是就有了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 《理性终结之处》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和普通小说不同。在书里,李翊云和儿子以最接近他们现实生活中的面貌出现:失去儿子的母亲来自中国,用英文写作,出版多部作品,其中一部名《千年祈愿》。选择自杀的儿子尼古拉十六岁,敏感早慧,身姿轻盈如鹿,喜欢阅读、音乐、烘焙、编织,能轻易地用他的蛋糕、鲜花、音乐和活力占满整个空间。母亲想知道,这样一个富有活力的少年,为什么会选择结束生命?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母亲是否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死去的人还会痛苦吗? 换作另一个作家,比如琼·狄迪恩或安妮·埃尔诺,会冷静地记录亲人死亡的过程,剖析自己哀恸的历程,回忆与他们共享的过去。李翊云也这么做了,但她采取的路径更具颠覆性,异想天开。死亡是有去无回的未知国度,是时间终结之处,是彻底的沉默,而她选择打破以上所有认知——动用小说家的想象,她怀着去爱与理解的愿望,将死者召回,在昨天与明天的缝隙里,与儿子进行了一场不可能的对话。 这是一段与众不同的母子关系,他们相处的方式是争辩。尼古拉极富语言天赋,尤其喜读诗歌,拥有傲人的词汇量。母子经常不知疲倦地进行文字游戏,把旧词拆解,在颠转腾挪中将它们赋予新意。如果有noon(中午)和afternoon(下午),有math(数学)和aftermath(后果),那为什么不能有time(时间)和aftertime(后时间)?两人就形容词和名词的辩论贯穿全书,母亲认为形容词惯于评判、固执己见,儿子则抱怨名词枯燥乏味,不够轻盈。借着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对话,母亲和尼古拉其实是在交换彼此对人生的看法。孩子渴望挣脱生活的种种束缚,获得轻盈;而母亲希望孩子脚踏实地,接受某种朴素框架的庇护。 有一些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在尼古拉自杀当天,从母亲送他去学校到得知孩子死讯之间,经过了八个小时。这八个小时里,尼古拉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尼古拉生前留下了一个电子文档,母亲在和丈夫商量后,选择不打开它。“无法知道答案想必最接近人们所说的伤口,”李翊云写道,“一个人可以携着如此性命攸关的不确定性活下去吗?”临近书的结尾,她用反问的方式给出了答案,“深渊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人自然栖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接受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一样,接受痛苦?”
小说家加斯·格林威尔(Garth Greenwell)是李翊云的校友、朋友,读过《理性终结之处》不下十次。在一堂以“文学如何肯定生命”为主题的大师课上,他以《理性终结之处》为例,解读何为“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city)。这个概念最早由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提出,指代作家接受“不确定性、神秘、疑惑,不去急躁地追求事实和原因”的能力。书中的母亲选择不打开尼古拉生前创建的文档。在格林威尔看来,这个决定体现了她的消极感受力,她对儿子自杀之谜的承认和接受。他说,“这本书要想能令人信服地肯定生命,就必须规避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这是一种需要穿过否定才能抵达的肯定。”他认为,尽管李翊云并不信教,但她所热爱的许多爱尔兰作家都有天主教背景,而天主教中提倡以消泯自我而抵达上帝的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或许通过爱尔兰文学间接对她产生了影响。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2/sep/18/yiyun-li-the-book-of-goose-interview-being-subversive-important
看过一个短视频,是她和大儿子的对话,大儿子向她求救的信号,被彻底忽略了。不管怎么样,她是妈妈,成年人在这里是有责任的。她这么博学,不会不知道自己家族基因有问题,需要防范吧?
精神或肉体的。
我猜是她的坚毅的性格对他两个儿子在情感上的支持不够。什么样的母亲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女儿. 她们家是祖传三代了。基因也是很大程度上起作用
精神病院
原生家庭这种遗传逃脱不了的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死亡是幸福的事情,可以看作一种解脱。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和老公也自杀了。一个人绝望了就没办法了。死亡是一种解脱。
"An avid reader of philosophers including Wittgenstein and Camus, Li ha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linguistics, love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and learning new languages, and studied Spanish, Italian, Japanese, Welsh, Romanian and German (the last three self-taught),"
看看别人生活的不易,更加愿意和抑郁去斗挣。
思考多了 人生就没有意思了
一般人再悲惨, 总比有幸生在北韩的好
不允许有精神疾病的人当教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回答人生价值的问题,比抗抑郁的药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