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vid reader of philosophers including Wittgenstein and Camus, Li ha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linguistics, love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and learning new languages, and studied Spanish, Italian, Japanese, Welsh, Romanian and German (the last three self-taught),"
更让我震惊得是他竟然是李翊云的二儿子。
感想删了。经常教育孩子，没有什么比生命更pre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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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期间，她的心理健康出现严重问题，产生自杀倾向，最终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她频繁地前往欧洲、美国各地参加文学活动，因为这好过住进医院，好过在原地待着。她随身携带笔记本，记下与自己的辩论，一个声音冷静理性，另一个激烈叛逆，如同“乔治·艾略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峙”。 2012年，在纽约参加文学活动时，李翊云再次出现自杀倾向，最终入院。在医院，她结识了其他病友，会和她们坐在走廊沙发上聊天，倾听她们的故事。病友知道她爱吃橘子，便从餐厅偷来，藏进她的抽屉。朋友前来探望，带来她要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和蒙田的随笔集，她与它们形影不离，引来病友善意的戏弄。她告诉她们，你们可以嘲笑我，但不能嘲笑我的书。前所未有地，她感到时间的牢笼，它仿佛只为别人流逝，却在自己这里停滞；如何从这一天过到下一天，这一刻过到下一刻，变得无比艰难。生活围绕医生诊断、药物治疗和院方管理展开。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每天的目标是什么，今天为什么哭了，以及，为什么要自杀？ 现代医学对抑郁症的成因有一套简单明了的解释。比如睡眠不足对身心健康带来的直接影响——多年来，李翊云的时间被工作和母职瓜分，只有在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写作。遗传基因也是一大因素：李翊云的外婆有精神病史，最终在精神病院离世。 科学难以度量的是一个人的过去对她的影响。李翊云生长于一个不快乐的家庭，“我母亲的不快乐是尖利的，我父亲的是沉默的，我姐姐的是苦涩的。”她的母亲在外是一名优秀的老师，受一代代学生与家长尊敬，在家中却是一个暴君，“冷酷和脆弱都来得猝不及防。”与姐姐相比，李翊云受到母亲明显的偏爱，当母亲暴怒时，总被派去“抚平她的情绪，平息她的怒火，让她重新回到孩童般的快乐，这样我们才有呼吸的余地。”早在李翊云能用语言表达感受之前，她就知道，“我们家唯一的孩子是我母亲。比起她的狂怒，我更害怕她的眼泪。” 隐私是不存在的概念，母亲将钟爱的女儿视作自己的延申。为了抵抗母亲翻看自己的日记，李翊云发明了自己的加密法：如果她要写看到的一只鸟，就去写树，写云，写天，唯独不写自己真正想记录的东西。中文于是成为一种密文，真实的自我被藏匿在沉默的空白中。 12岁时，李翊云第一次翻开英语课本，“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她的母亲不会英文，这门外语于是成为一道屏障，将母亲的凝视挡在外面。李翊云获得了自由：“写作时，我经常忘记别人也会使用英语。英语是我的私人语言。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变成我的文字。我毫不怀疑……我和自己进行的对话，无论语法上多么不完美，都是我一直以来想要进行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如我所想。” 直到长篇小说《我该走了吗》（Must I Go）的中译本出版前，她拒绝授权让自己的作品被译回中文。“我人生中唯一脱离母亲的讲述的部分就是我的写作……我完全可以想象我人生的其它部分出现在她的叙事里：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的过去。她要求进入我的叙事，我要求离开她的。” 对李翊云而言，离开家——母亲、祖国、母语——不只是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探索，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一种重新建立边界的必要，去确认何处他人结束而自我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致力于消泯自我。她拒绝“自传性”写作，“英文中，我最讨厌用的词是‘我’。”她选择学习免疫学，也是因为免疫系统的运行机制吸引了她。“它的工作就是监测和攻击非我 ……它的记忆可能会选择性出错，甚至还会敌我不分，导致系统将自身误认为需要消除的异物。”转向写作后，她从小说人物对她的漠不关心中获得了慰藉。“他们没有兴趣干涉我的生活；他们既没时间也没兴趣问我问题；他们不会把我保存在他们记忆的琥珀里。这种自由——一种接近不存在的自由，除了这个我从别人那里还有什么想要的呢？” 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她也付出了代价：当一个人常年用第二语言阅读、写作、思考，她也赋予了它篡改记忆的权力。李翊云发现，哪怕在梦里，当她回到儿时的北京，里面出现的熟悉面孔也说着英语；她记得美国教授打来的长途电话，却不记得和姐姐在某个新年前夜在电话上聊了什么。第二语言的中立甚至漠然，让她成为了自己的异乡人。小说家加斯·格林威尔如是评价李翊云的写作，“她对人物的关注好似我们想象中上帝对我们的关注：一种泯灭自我、不带丝毫感伤的爱，一种残暴的关注（brutal attention）。” 患上抑郁症后，李翊云意识到，否认自我的机制失效了。“我背离了自己的直觉，对一些人、一个职业、一门第二语言产生了依恋，但我尚未学会如何与他们共处。” 如何重塑自我，并学会与之共处？李翊云选择了阅读和写作。阅读是她允许自己进行的为数不多的越界行为之一，它让她得以深入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记忆，却无需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在与抑郁症对峙的两年里，她读了多位作家的信件、日记、传记和作品，包括约翰·麦加恩、斯蒂芬·茨威格、伊万·屠格涅夫、安东·契诃夫、伊丽莎白·鲍恩、菲利普·拉金、玛丽安·摩尔、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托马斯·哈代、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他们有的与故乡亲密无间，有的受困于不幸的家庭关系，有的被病痛和琐事缠身，但时间一视同仁地从他们的生命中流逝，这比什么都让她感到慰藉。她一面读，一面想起那些她拒绝讲述的故事。写作对她而言是一个悖论：要想隐藏自我，沉默是最有效的方式，然而自我唯有在表达中才能显形。李翊云最终选择直面自我，“开口即会犯错，但我仍愿尝试”。自此，她成为了一名新的作家。通过抵抗，完成创造
这天，李翊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阳光灿烂。我们就情节进行了友好的辩论。对她来说，真正好的短篇小说就是“无事发生”。她告诉学生，你一开始讲“故事的弧线”——情节交代、起始行动、高潮、下降行动、冲突解开——“你就错了。”“因为故事没有弧线，”她说。“这是个人为的概念。你不是靠弧线来生活的。你不是靠情节来生活的。人生没有情节。生活会自行发生。” “写作坊还有一个陈词滥调的说法——你觉得人物应该有目的吗？” “哦不！” 当下我正处在对情节兴趣盎然的阶段。情节，一系列精心搭建的因果关系，它暗示着搭建者的信心和乐观主义，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后果。爱尔兰裔英国作家艾丽斯·默多克是我今年最惊喜的发现之一，这位哲学家和小说家乐于编织情节，哪怕它们有时近于荒诞。她的作品跌宕起伏，富于娱乐性，却探讨着最为严肃的课题。 “我刚刚重读了很多艾丽斯·默多克的作品，”李翊云说。“我不喜欢她……我时不时会读她的书，就为了提醒自己我不喜欢她。我觉得她是个道德家（moralist）。” 李翊云的父亲是一名宿命论者。在他的影响下，李翊云从十二岁到二十三岁期间熟读佛经，从佛教对“空”的阐释中获得了许多慰藉。情节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几乎可说是宿命论的反义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命运讨论情节是否合理、是否合乎道德，是没有意义的。 写作能不能教？自创意写作教育被引入国内以来，围绕它的争议便从未停止。在李翊云看来，写作不能教，但阅读可以；老师不必向学生指出哪条路可以走，但可以教他们避开哪些弯路。当年在爱荷华写作坊上，李翊云孤身一人面对美国同学代表的西方叙事；如今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并于2022年接任美籍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成为创意写作系主任。她的教学理念和她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通过抵抗，完成创造。 华裔作家艾达·张（Ada Zhang）就读爱荷华创意写作专业时，曾参加过一场李翊云的体验写作坊。在课堂上，李翊云将她的短篇“大卸八块”，但“不是恶狠狠地（把它拆解），而是带着决断和智慧。”她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李翊云的作品：颠覆性的、敢于冒险的、好玩的。美国写作坊的金科玉律是“呈现而非讲述”（show don't tell），“而翊云喜欢说，去讲述，除非你不得不呈现……她已经超越了技法，某种意义上，她是‘反技法’的。” 继《亲爱的朋友》之后，李翊云的写作发生了变化。自2019年起，她出版了长篇《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我该走了吗》（Must I Go）、《鹅之书》和最新的短篇集《星期三的孩子》（Wednesday’s Child），在这些作品中，她的人物依然沉默、内敛、坚韧——他们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忍受时间和关系的磨损，不对世界怀抱过高期待，也甚少将自我意志强加于人，不同的是，他们如今不再戒备他人的善意，也不再害怕暴露脆弱，暴露自我。2017年9月，在创作《我该走了吗》的过程中，李翊云十六岁的大儿子自杀了。这年她四十四岁，正忙着从加州举家搬到新泽西州。儿子死讯传来的四小时前，她和丈夫刚刚交付普林斯顿新家的定金。“在小说里，我决不会让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她写道。“写小说时，作家会避免这样的巧合，因为它的戏剧性流于牵强，伤痛流于粗糙，隐喻过于讨巧，场面过于俗套。然而，生活并不会遵循小说家的原则。我猜想，小说常比生活平淡。” 谈起大儿子时，李翊云用的词不是人们常用的“去世”，“不在了”，“走了”，而是“死了”。和其它形容相比，“死了”更钝更重，没有修饰掩藏，最接近事实本质。这个词响起时，我愣了一秒；面前的李翊云脸微微涨红，但目光没有退缩。 这个瞬间虽短，却能代表李翊云的态度。应该如何面对一位丧子的母亲？一部分人，出于好奇或恶意，会选择追问；另一部分人，出于同情或无措，会选择沉默。李翊云对这两种反应都选择抵抗。一方面，她温和而坚决地拒绝谈起她的孩子和丈夫。“我尊重他人的隐私。我可以谈论我的感受，但我不会告诉你我丈夫或（我儿子）的感受。我不会告诉你他们的事，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我说什么，都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她也拒绝躲在沉默背后，向外界假装这件事从未发生。曾经，她致力于将自己和生活藏在小说里，现在她意识到，躲藏没有意义。她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儿子之死。于是就有了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 《理性终结之处》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和普通小说不同。在书里，李翊云和儿子以最接近他们现实生活中的面貌出现：失去儿子的母亲来自中国，用英文写作，出版多部作品，其中一部名《千年祈愿》。选择自杀的儿子尼古拉十六岁，敏感早慧，身姿轻盈如鹿，喜欢阅读、音乐、烘焙、编织，能轻易地用他的蛋糕、鲜花、音乐和活力占满整个空间。母亲想知道，这样一个富有活力的少年，为什么会选择结束生命？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母亲是否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死去的人还会痛苦吗？ 换作另一个作家，比如琼·狄迪恩或安妮·埃尔诺，会冷静地记录亲人死亡的过程，剖析自己哀恸的历程，回忆与他们共享的过去。李翊云也这么做了，但她采取的路径更具颠覆性，异想天开。死亡是有去无回的未知国度，是时间终结之处，是彻底的沉默，而她选择打破以上所有认知——动用小说家的想象，她怀着去爱与理解的愿望，将死者召回，在昨天与明天的缝隙里，与儿子进行了一场不可能的对话。 这是一段与众不同的母子关系，他们相处的方式是争辩。尼古拉极富语言天赋，尤其喜读诗歌，拥有傲人的词汇量。母子经常不知疲倦地进行文字游戏，把旧词拆解，在颠转腾挪中将它们赋予新意。如果有noon（中午）和afternoon（下午），有math（数学）和aftermath（后果），那为什么不能有time（时间）和aftertime（后时间）？两人就形容词和名词的辩论贯穿全书，母亲认为形容词惯于评判、固执己见，儿子则抱怨名词枯燥乏味，不够轻盈。借着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对话，母亲和尼古拉其实是在交换彼此对人生的看法。孩子渴望挣脱生活的种种束缚，获得轻盈；而母亲希望孩子脚踏实地，接受某种朴素框架的庇护。 有一些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在尼古拉自杀当天，从母亲送他去学校到得知孩子死讯之间，经过了八个小时。这八个小时里，尼古拉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尼古拉生前留下了一个电子文档，母亲在和丈夫商量后，选择不打开它。“无法知道答案想必最接近人们所说的伤口，”李翊云写道，“一个人可以携着如此性命攸关的不确定性活下去吗？”临近书的结尾，她用反问的方式给出了答案，“深渊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人自然栖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接受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一样，接受痛苦？”
小说家加斯·格林威尔（Garth Greenwell）是李翊云的校友、朋友，读过《理性终结之处》不下十次。在一堂以“文学如何肯定生命”为主题的大师课上，他以《理性终结之处》为例，解读何为“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city）。这个概念最早由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提出，指代作家接受“不确定性、神秘、疑惑，不去急躁地追求事实和原因”的能力。书中的母亲选择不打开尼古拉生前创建的文档。在格林威尔看来，这个决定体现了她的消极感受力，她对儿子自杀之谜的承认和接受。他说，“这本书要想能令人信服地肯定生命，就必须规避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这是一种需要穿过否定才能抵达的肯定。”他认为，尽管李翊云并不信教，但她所热爱的许多爱尔兰作家都有天主教背景，而天主教中提倡以消泯自我而抵达上帝的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或许通过爱尔兰文学间接对她产生了影响。
我问李翊云是否对成为母亲有过挣扎。与雷切尔·卡斯克、希拉·海蒂、玛吉·尼尔森等女性同行不同，李翊云从未直接写过自己成为母亲的决定、过程，或抚育孩子和照料家庭的痛苦。 “我没有挣扎过。有些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人们有不同的倾向。”她补充道，“我甚至不觉得自己是一名女作家。” “过去二十年里，女性一直在写是要生孩子还是不生，好像这些是最重要的决定。它们不是。它们不是！我不这么认为。”她说。 “那什么是呢？” “我认为你只需要做出决定，然后承担它的后果。” 她的回答如此云淡风轻，让我不禁问出下一个问题：“你怕痛吗，生理上的或者精神上的？” “生理上的疼痛我还是有点怕的。”她俏皮地笑道， “我以前不怕。” “我觉得你非常坚忍（stoic）。” “没错。也许我唯一能笃定断言的，就是我很stoic。塞内卡，他的书信，都是关于斯多葛主义（Stoicism）的。而我确实很喜欢塞内卡。” “Stoic”这个词如今多用于描述个体忍受痛苦、鲜少流露感情的特质，这个定义已经大大偏离它的起源，即斯多葛派哲学。这个学派上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其理念在代表人物塞内卡的书信集中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塞内卡是活跃于罗马帝国早期的哲学家、政治家，他在生命最后两年写给朋友卢西利乌斯的书信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人为何要了解自我，如何明智地把握时间，为什么我们需要友谊、自然、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面对失去和死亡。他鼓励朋友（以及读者）接受自身无法掌控的事，通过严格的自省抵达心智的平和。在关于如何哀悼逝去的朋友的信里，他写道：“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悲形于色、泪流不止吗？因为我们在通过眼泪寻找丧亲之痛的证据，我们不是在屈服于悲伤，而是在炫耀它。” 他总结到，“我们可以流泪，但不能号哭。”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2/sep/18/yiyun-li-the-book-of-goose-interview-being-subversive-important
看过一个短视频，是她和大儿子的对话，大儿子向她求救的信号，被彻底忽略了。不管怎么样，她是妈妈，成年人在这里是有责任的。她这么博学，不会不知道自己家族基因有问题，需要防范吧？
精神或肉体的。
我猜是她的坚毅的性格对他两个儿子在情感上的支持不够。什么样的母亲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女儿. 她们家是祖传三代了。基因也是很大程度上起作用
精神病院
原生家庭这种遗传逃脱不了的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死亡是幸福的事情，可以看作一种解脱。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和老公也自杀了。一个人绝望了就没办法了。死亡是一种解脱。
"An avid reader of philosophers including Wittgenstein and Camus, Li ha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linguistics, love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and learning new languages, and studied Spanish, Italian, Japanese, Welsh, Romanian and German (the last three self-taught),"
看看别人生活的不易，更加愿意和抑郁去斗挣。
思考多了 人生就没有意思了
一般人再悲惨， 总比有幸生在北韩的好
不允许有精神疾病的人当教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回答人生价值的问题，比抗抑郁的药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