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到尘凡无忧网友提到，有计生干部把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孩子没收，然后送去福利院。她希望提供证据。我越俎代庖一下：
什么都不想说了，彻底无语！
最后怎么处理了，抱走孩子的没受处罚？
具体报道：杨家的遭遇并非孤例。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
最后怎么处理？——没有抢婴，没有买卖。唉！
这个报道很搞笑，标题是没有抢，内容却说“被抢走”。反正，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发现买卖行为，外国人都是“自愿捐赠”。然而，又给12人开除党籍的处分（没有刑事判决？），既然没有错，这12人堪比窦娥。
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目标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看似人口不多，长年来，高平镇却面临着计划生育的压力。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以“一胎化”为主要标志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湖南省也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禁止性规定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分管负责人及责任人和单位，一年内不得评先评奖、晋职晋级、提拔重用、调动。
隆回县连续十余年，保持湖南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称号，其制定的处罚和考核细则更为严苛。层层考核压力下，基层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那时的高平镇乡村，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等标语乡民们解释称，其意思是计生干部给违反政策的家庭做思想工作，大约只需三分钟时间，之后再没做通，家里值钱的家当就将像被龙卷风过境一样被一扫而空。
此外，“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的标语，也让人惊悚。因超生问题而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在1997年以前，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是“打烂房子”“抓大人”。他就曾因超生问题，被拆了房子。
“2000年以后，不砸房子了，‘没收’小孩。”袁朝仁说。
袁朝仁所说的“没收小孩”，是高平镇计生部门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式之一。其方式是，计生办人员进村入户，将涉嫌违法生育、抚养的婴幼儿抱走。
因此，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核查，乡民们便四处逃避。在2002年至2005年间，高平镇出现坊间所称的“抢婴潮”。
“没收”杨玲
杨理兵清楚地记得，2004年7月29日下午，女儿在自己家中呱呱坠地。
那天下午，高平镇凤形村杨理兵妻子曹志美有了生产迹象。父亲叫来了村里的接生婆袁长娥。袁长娥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当她赶到杨理兵家时，杨的母亲正陪在儿媳身旁。“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生产很顺利。”
女儿降生后，杨家为其取名“杨玲”。哺育女儿到半岁后，杨理兵夫妇便离开老家，南下深圳打工谋生，“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哺养了。”
2005年5月的一天，杨理兵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得到惊人消息，“女儿被人抢走了！”他匆忙从深圳赶回家。但一切已晚。
对于头胎女儿为什么会被抢走，杨理兵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猜到了原因：因为他们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女儿由爷爷奶奶抚养，结果计生干部误以为这个女孩是被两个老人收养的，因此也在征收“社会抚养费”之列。
杨理兵的父亲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称，2005年4月29日，高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刘唐山等一行近十人来到杨家。“他们很凶，她奶奶在屋里看到后就抱着孩子躲，后来躲到了猪圈里。”
计生干部最终发现了被奶奶抱着躲在猪圈里的杨玲，以杨家未交“社会抚养费”为由，要带走这个“非法婴儿”。
事发当天下午，杨理兵的父亲跟到了高平镇。“他们说，必须交6000块钱才可以把人抱回来。”但四处筹借，只借到4000元，“我第二天再去，计生办的人说，就算交一万块，人也要不回来了。”
那时，计生办人员已将杨玲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由于通讯不畅，时隔多日，杨理兵才赶回高平镇。他赶到镇里去要人，小孩已经被送走，争执中还发生了冲突。
杨理兵回忆说，镇里主管计生工作的干部承诺，只要他不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后允许他生两个小孩，还不用交罚款，“他们答应给我办理两个‘准生证’。”
“准生证”后来被改名为“计划生育服务证”，是中国新生婴儿赖以证明合法身份的主要凭证。为了控制人口需要，育龄夫妇在生育前，必须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这一证件，这是合法生育的法定程序。
杨理兵并不理会这些。他赶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时，“根本就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杨说：“他们‘没收’了我的女儿？！”
拆散双胞胎
计生办“没收”的孩子，不仅杨玲一个。早在2002年，同是高平镇的计生干部，就抱走了曾又东夫妇的一个女儿。
曾又东是高平镇高凤村人，与上黄村的袁赞华结为夫妻。1995年和1997年，袁赞华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二女儿降生后，由于交不起罚款，家里的房子被计生办人员拆掉了屋顶。夫妇俩由此跑到外地谋生，发誓要为曾家生个儿子。
第三胎怀孕后，曾又东、袁赞华夫妇躲到了岳父家。“为了躲计生办的人，我们在竹林里搭了个棚子住。”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0年9月15日，在岳父家的小竹林里，曾又东的双胞胎女儿降临人世。给袁赞华接生的，是上黄村的接生婆李桂华。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李桂华对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先出头，第二个先出脚。”
很难说曾家此时是欢喜还是烦恼。袁赞华发誓：“再生一个，无论是不是男孩，都不再生了。”
2001年2月，曾又东夫妇决定到重庆打工。四个小孩，“我们决定带三个在身边，留一个在妻子哥哥家代养。”曾又东说。
于是，袁赞华的兄嫂袁国雄、周秀华夫妇，为曾又东夫妇抚养了双胞胎姐妹中的大女儿。
厄运于次年发生。2002年5月30日，高平镇计生办陈孝宇、王易等十余人闯进上黄村袁国雄家，将一岁半的小孩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袁国雄的妻子周秀华。
“刚开始他们叫交3000，后来就涨到5000元，再后来就要1万元了。”袁国雄夫妇曾据理力争，向计生办人员坦陈，这是代妹妹家抚养的。但计生部门原则性很强，一口咬定交钱才能赎人。因交不起罚款，双胞胎姐姐被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因通讯不畅，曾又东夫妇当时对此一无所知。那年3月，在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做小生意的曾又东夫妇，还沉浸在幸福中，袁赞华生下了他们期盼的儿子。
2003年，因母亲过世回家奔丧的曾又东，才知道女儿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
如今，曾又东对这对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已经印象模糊，“右耳朵好像有一点小赘肉？”
四类婴儿
杨理兵和曾又东的遭遇并非孤例。高平镇被计生办以“超生”或“非法收养”等名由“抢走”的婴幼儿，不在少数。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数额多少没有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
高平镇西山洞村五组农民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2004年8月，他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家具厂打工时，逛街时看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这是一条生命啊。”袁朝容将女婴救起。在工友建议下，时年42岁无妻无子的袁朝容，喂养了这名婴儿，并取名“袁庆龄”。
2004年12月，袁朝容将孩子带回老家，向村长汇报此事，交了些钱，希望村长帮忙办理领养手续。
第二年，袁朝容每月支付350元生活费，委托姨妈代养孩子，自己再次离家南下打工。
然而，2005年7月28日，高平镇李子健、陈孝宇等四五名计生干部闯入袁朝容姨妈家，称此女婴为“非法收养”，将袁庆龄抱走，并称必须交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
袁朝容胞兄袁朝福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当时弟弟在广东，自己多次到镇计生办请求放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四个月后，当袁朝福回到老家要人时，得到的答复是，小孩已被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大石村十组农民袁名友夫妇，生育了两名男孩之后，妻子进行了结扎手术。1999年，他们在湖北省洪湖市沙口镇做生意时，捡到一名被遗弃的女婴收养下来。年底，回乡过年的袁名友将此事向村干部汇报，并委托办理收养手续。
袁名友说，2002年5月10日，在缴纳了2000元社会抚养费后，该名女婴在高平镇派出所进行了人口登记。在初次户口登记上，女婴取名“袁红”，与户主袁名友的关系是“养女”。
虽然已缴纳社会抚养费，且上了户口，但是，2002年7月29日，高平镇计生办干部刘唐山等四人还是来到袁家，将袁红抱走。彼时，袁名友夫妇在田地里劳作，看到来刘唐山等人抱着孩子驾车离去，飞奔尾追。
“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袁名友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说我非法收养，叫我按手模。说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就不放人。最后说至少要交3万。”
然而，第二天袁名友凑足钱带到计生办时，女儿已经不见了。“她的脖子底下，左边有颗黑痣，豆子一样大的。”回忆起养女的模样，袁名友眼圈红了起来。
吊诡的是，袁红被计生办抱走三年后，2005年12月30日，当袁名友家更换新户口本时，袁红仍是袁家的一员。户口本上，袁红与户主的关系是“女儿”。但袁红至今下落不明。
与袁名友的遭遇类似，高平镇合兴村二组农民李谟华收养的女儿，也于2002年被计生干部抱走。
早在1998年，李家就为收养的女儿李艳上了户口。彼时施行的《收养法》，尚无“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1998年11月法律修订后才增加此规定）。女儿被抱走后，李家无力缴纳罚款，李艳由此不知所踪。
在黄姓村，2002年上半年，村民周英河与女友唐海梅结婚。当年12月底，夫妻俩为周家生了第一个女孩，取名周娟。
与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一样，周英河和唐海梅当时按传统习俗，办过酒席即宣布结婚，暂未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三个半月后，周英河夫妇南下广州打工，周的母亲刘素珍（音）承担了哺育孙女的任务。然而，周娟最终还是被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抱走”了。
据刘素珍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那是2003年3月15日，“有八九个干部又来抢小孩，我抱着孙女就跑了，躲在附近的邻居家。”
计生干部最终找到了被放在床上睡觉的周娟。“他们说，你老人家不会带小孩，我们带比你带好些。”刘素珍跟着他们来到计生办后，按要求照相压手印，“他们就叫我走了。说要交1万5千块才能把孩子抱回来。”刘素珍没有能力筹款，孙女被计生办送到了福利院。
毛坪村四组的袁新权，头胎女儿也被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2005年11月2日，袁新权的女儿降生。当年11月25日，家人抱着女儿在路上行走时，被计生办人员强行将女儿抱走。
不独隆回县，在邵阳市洞口县，也有类似情况。
2008年12月2日，该县城关镇的厚永军、肖绚丽夫妇，因超生未及时上交社会抚养费，他们诞生才40天的一名男婴，被当地计生干部抱走，后因找人说情才被还回。
据曾因超生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等人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间，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至少有16名婴幼儿，被镇计生办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强行抱走。
“被抱走的小孩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未婚先育’（一般已按传统习俗摆喜酒，但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种是超生。”袁朝仁称，前两种情况，被抱走的婴幼儿都是其父母亲生骨肉。“第三种，就是抱养的，有的可能不符合收养规定；第四种，应该说是合法收养的，因为他们已经上户口了呀！”
这四类婴幼儿，都是当地计生干部锁定的目标。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高平镇各地乡村，乡民们谈计生色变。一些乡民称，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时，家有属于上述四种情况婴幼儿的农户，便闻风而四处逃避。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其实，我一直是赞同计划生育的，还是要说到最初的话题，今天的人口爆炸就是批马寅初的恶果。计划生育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为啥老是从一个极端走另一个极端？（鲁迅：讲中庸的民族总不免是过激的）计划生育不意味着用哪种残酷的极端手段，而今天，有鼓励人们生二胎三胎。希望不要在出什么极端的幺蛾子。
我不控诉，是思考，为啥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如何防止类似的再次出现。
说一个搞笑的，亲戚是国内小学老师，说他们在讨论是否要取消寒暑假，办托儿班，好让年轻父母有精力生二胎三胎。
还是多为自己国家着想，无休止地纠缠别的国家的错或犯罪，能让自己更文明也好。
不就是习大爷准备打仗吗？当年毛大爷要打仗，就折腾出这么多人来。邓爷不得不搞计划生育。
你那句话很容易被证伪。印度印尼都没批马寅初，人口不也爆炸了吗。而且对此束手无策。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表讲话，称加拿大人不能闭上眼睛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他们必须承认，国家没有尽到对这些儿童、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责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05个原住民提起诉讼，要求联邦政府对寄宿学校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7月6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他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推荐了玛丽·西蒙（Mary Simon）任加拿大第30任总督，女王已接受这一建议。西蒙将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督。
我想不出加拿大还应该做什么，你有什么建议吗？
只是把眼闭起来就看不见。
印度尼西亚有马寅初吗？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马寅初已经在50年代提出计划生育了，如果不批判他，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那么还会有人口爆炸吗？
解决方案，说难也不难，就是，民主——至少，专业领域，非专业人士尤其是掌权的不要瞎掺和，包括这次郑州洪水，听气象局的，不是听市委书记的。
有人说自己的故乡就发生同样的事。。。所以我很想知道到底谁是正确的。
有时候个人的世界太狭小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不休往往来自各自所摸到的大象的不同部分。。。。
对那些计划生育中遭受迫害的家庭有任何补偿吗？（且不说反右，文革，64）今天所谓的纠错就是生三胎，笑话，又是另一个极端。
错先找一找更实际，我们是要在这里生活的。
政策都有两面性，能抓住主要矛盾的就很了不起了，就怕胡子眉毛一把抓，越抓越乱。
老人不创造GDP, 反而要政府养老金，独生子女评价两个人养5个人，如何负担？韭菜不够割了。。。
我当然帮着找自己国家的错，几乎每天都做。具体的不用向你报告吧。
貌似你在找我的错，在纠缠我，是不？
就会以病毒源头来反驳我。为什么不探讨一下阿密坍塌的楼，几十天只救出一只猫，那一百多人的尸体还不知所终？如果我们不反思，我们的国家会进步吗？
其实我们都是在摸大象，自己摸的一点，说出来和他人交流，只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就会离真理近一点。反之，自己摸到的P股，就认定大象臭不可闻，进而攻击否定他人，那就没救了
不过你不要想当然，你怎么知道你说美国新冠我会以病毒源头来反驳你？
不过，美国不是我的国家，我不怎么在意。
功不抵罪，中国的进步不代表执政者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对受害者补偿。
还是只能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
毕竟中国老百姓是富裕起来了，14亿人先吃饱再说别的。
你一定不再加拿大
加拿大人对residential school 的反思早就开始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我写过文章介绍过。这次发现儿童墓地政府马上道歉反思。
中国政府建国后犯了多少错？不道歉也算了，一句：前进路上的艰难探索，太有点那个吧？
但是天安门母亲们恐怕不答应
30年后我60多，你呢？
祝你生活在美国/欧洲/日本/快乐，愿老共的铁拳 永远砸不到您
红粗线标出的时间段，生育率激增，正好是批判马寅初和提倡多生多育之后，有没有关联？
如果按马寅初的建议在56年开始计划生育，会不会像我用细线标出的，生育率会不会一路下降而不是急速上升？
你不要说我这是傻不要说我这是傻。。。。。
而顺滑曲线则是因为后来的计划生育才向下倾斜。
你说的反弹，60年就开始了。那时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一边饿的趴在炕上动弹不得，一边用力“反弹”？
人性从来都没有进步。
如果成了一言堂，不是和他们所痛恨的那个党派一样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94118835
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基本同意我的观点，就是觉得我说的太多了，对吗？
说不说，说多少，是我的权利，对吧？你何必盯着不放？
如果你有不同观点，可以另开帖子，这样跟帖似乎对平衡“一言堂”功效不大。
然后您就来告状了：）
我爱中国，更爱美国（也许您是加拿大人，一样的），更希望讨论一些自己国家的事情。我们已经离开中国了，帮不了什么，就只有多多祝福。就是要批评别人，也从自我批评开始。可这里，惊诧、批评中国的铺天盖地，却鲜见惊诧自己不足的地方。
为什么别人可以几百年来承认错误，一到中国就要求要5，6年？教会那些借着文明的学校干犯罪的勾当的神父的事实改变不了教会本身是好的。共产党里有诸如借着计划生育来犯罪的官员，能说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好吗？为什么对西方那么能理解，对中国就这么苛刻？最关键的，我们已经离开了，我希望多讨论对自己子孙后代有意义的事情。
说到底，别人惊诧批评的是不是事实，还是谣言无中生有？这些批评对中国有没有伤害？如果有，你指出来，大家以后少说，如果没有，甚至还有督促作用，为啥不能说呢？
你希望讨论自己国家的事，你完全可以开个贴嘛。
好了，我就此闭嘴（同你）
刚才看到尘凡无忧网友提到，有计生干部把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孩子没收，然后送去福利院。她希望提供证据。我越俎代庖一下：
什么都不想说了，彻底无语！
最后怎么处理了，抱走孩子的没受处罚？
具体报道：杨家的遭遇并非孤例。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
最后怎么处理？——没有抢婴，没有买卖。唉！
这个报道很搞笑，标题是没有抢，内容却说“被抢走”。反正，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发现买卖行为，外国人都是“自愿捐赠”。然而，又给12人开除党籍的处分（没有刑事判决？），既然没有错，这12人堪比窦娥。
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目标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看似人口不多，长年来，高平镇却面临着计划生育的压力。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以“一胎化”为主要标志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湖南省也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禁止性规定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分管负责人及责任人和单位，一年内不得评先评奖、晋职晋级、提拔重用、调动。
隆回县连续十余年，保持湖南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称号，其制定的处罚和考核细则更为严苛。层层考核压力下，基层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那时的高平镇乡村，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等标语乡民们解释称，其意思是计生干部给违反政策的家庭做思想工作，大约只需三分钟时间，之后再没做通，家里值钱的家当就将像被龙卷风过境一样被一扫而空。
此外，“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的标语，也让人惊悚。因超生问题而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在1997年以前，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是“打烂房子”“抓大人”。他就曾因超生问题，被拆了房子。
“2000年以后，不砸房子了，‘没收’小孩。”袁朝仁说。
袁朝仁所说的“没收小孩”，是高平镇计生部门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式之一。其方式是，计生办人员进村入户，将涉嫌违法生育、抚养的婴幼儿抱走。
因此，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核查，乡民们便四处逃避。在2002年至2005年间，高平镇出现坊间所称的“抢婴潮”。
“没收”杨玲
杨理兵清楚地记得，2004年7月29日下午，女儿在自己家中呱呱坠地。
那天下午，高平镇凤形村杨理兵妻子曹志美有了生产迹象。父亲叫来了村里的接生婆袁长娥。袁长娥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当她赶到杨理兵家时，杨的母亲正陪在儿媳身旁。“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生产很顺利。”
女儿降生后，杨家为其取名“杨玲”。哺育女儿到半岁后，杨理兵夫妇便离开老家，南下深圳打工谋生，“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哺养了。”
2005年5月的一天，杨理兵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得到惊人消息，“女儿被人抢走了！”他匆忙从深圳赶回家。但一切已晚。
对于头胎女儿为什么会被抢走，杨理兵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猜到了原因：因为他们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女儿由爷爷奶奶抚养，结果计生干部误以为这个女孩是被两个老人收养的，因此也在征收“社会抚养费”之列。
杨理兵的父亲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称，2005年4月29日，高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刘唐山等一行近十人来到杨家。“他们很凶，她奶奶在屋里看到后就抱着孩子躲，后来躲到了猪圈里。”
计生干部最终发现了被奶奶抱着躲在猪圈里的杨玲，以杨家未交“社会抚养费”为由，要带走这个“非法婴儿”。
事发当天下午，杨理兵的父亲跟到了高平镇。“他们说，必须交6000块钱才可以把人抱回来。”但四处筹借，只借到4000元，“我第二天再去，计生办的人说，就算交一万块，人也要不回来了。”
那时，计生办人员已将杨玲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由于通讯不畅，时隔多日，杨理兵才赶回高平镇。他赶到镇里去要人，小孩已经被送走，争执中还发生了冲突。
杨理兵回忆说，镇里主管计生工作的干部承诺，只要他不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后允许他生两个小孩，还不用交罚款，“他们答应给我办理两个‘准生证’。”
“准生证”后来被改名为“计划生育服务证”，是中国新生婴儿赖以证明合法身份的主要凭证。为了控制人口需要，育龄夫妇在生育前，必须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这一证件，这是合法生育的法定程序。
杨理兵并不理会这些。他赶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时，“根本就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杨说：“他们‘没收’了我的女儿？！”
拆散双胞胎
计生办“没收”的孩子，不仅杨玲一个。早在2002年，同是高平镇的计生干部，就抱走了曾又东夫妇的一个女儿。
曾又东是高平镇高凤村人，与上黄村的袁赞华结为夫妻。1995年和1997年，袁赞华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二女儿降生后，由于交不起罚款，家里的房子被计生办人员拆掉了屋顶。夫妇俩由此跑到外地谋生，发誓要为曾家生个儿子。
第三胎怀孕后，曾又东、袁赞华夫妇躲到了岳父家。“为了躲计生办的人，我们在竹林里搭了个棚子住。”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0年9月15日，在岳父家的小竹林里，曾又东的双胞胎女儿降临人世。给袁赞华接生的，是上黄村的接生婆李桂华。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李桂华对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先出头，第二个先出脚。”
很难说曾家此时是欢喜还是烦恼。袁赞华发誓：“再生一个，无论是不是男孩，都不再生了。”
2001年2月，曾又东夫妇决定到重庆打工。四个小孩，“我们决定带三个在身边，留一个在妻子哥哥家代养。”曾又东说。
于是，袁赞华的兄嫂袁国雄、周秀华夫妇，为曾又东夫妇抚养了双胞胎姐妹中的大女儿。
厄运于次年发生。2002年5月30日，高平镇计生办陈孝宇、王易等十余人闯进上黄村袁国雄家，将一岁半的小孩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袁国雄的妻子周秀华。
“刚开始他们叫交3000，后来就涨到5000元，再后来就要1万元了。”袁国雄夫妇曾据理力争，向计生办人员坦陈，这是代妹妹家抚养的。但计生部门原则性很强，一口咬定交钱才能赎人。因交不起罚款，双胞胎姐姐被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因通讯不畅，曾又东夫妇当时对此一无所知。那年3月，在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做小生意的曾又东夫妇，还沉浸在幸福中，袁赞华生下了他们期盼的儿子。
2003年，因母亲过世回家奔丧的曾又东，才知道女儿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
如今，曾又东对这对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已经印象模糊，“右耳朵好像有一点小赘肉？”
四类婴儿
杨理兵和曾又东的遭遇并非孤例。高平镇被计生办以“超生”或“非法收养”等名由“抢走”的婴幼儿，不在少数。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数额多少没有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
高平镇西山洞村五组农民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2004年8月，他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家具厂打工时，逛街时看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这是一条生命啊。”袁朝容将女婴救起。在工友建议下，时年42岁无妻无子的袁朝容，喂养了这名婴儿，并取名“袁庆龄”。
2004年12月，袁朝容将孩子带回老家，向村长汇报此事，交了些钱，希望村长帮忙办理领养手续。
第二年，袁朝容每月支付350元生活费，委托姨妈代养孩子，自己再次离家南下打工。
然而，2005年7月28日，高平镇李子健、陈孝宇等四五名计生干部闯入袁朝容姨妈家，称此女婴为“非法收养”，将袁庆龄抱走，并称必须交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
袁朝容胞兄袁朝福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当时弟弟在广东，自己多次到镇计生办请求放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四个月后，当袁朝福回到老家要人时，得到的答复是，小孩已被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大石村十组农民袁名友夫妇，生育了两名男孩之后，妻子进行了结扎手术。1999年，他们在湖北省洪湖市沙口镇做生意时，捡到一名被遗弃的女婴收养下来。年底，回乡过年的袁名友将此事向村干部汇报，并委托办理收养手续。
袁名友说，2002年5月10日，在缴纳了2000元社会抚养费后，该名女婴在高平镇派出所进行了人口登记。在初次户口登记上，女婴取名“袁红”，与户主袁名友的关系是“养女”。
虽然已缴纳社会抚养费，且上了户口，但是，2002年7月29日，高平镇计生办干部刘唐山等四人还是来到袁家，将袁红抱走。彼时，袁名友夫妇在田地里劳作，看到来刘唐山等人抱着孩子驾车离去，飞奔尾追。
“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袁名友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说我非法收养，叫我按手模。说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就不放人。最后说至少要交3万。”
然而，第二天袁名友凑足钱带到计生办时，女儿已经不见了。“她的脖子底下，左边有颗黑痣，豆子一样大的。”回忆起养女的模样，袁名友眼圈红了起来。
吊诡的是，袁红被计生办抱走三年后，2005年12月30日，当袁名友家更换新户口本时，袁红仍是袁家的一员。户口本上，袁红与户主的关系是“女儿”。但袁红至今下落不明。
与袁名友的遭遇类似，高平镇合兴村二组农民李谟华收养的女儿，也于2002年被计生干部抱走。
早在1998年，李家就为收养的女儿李艳上了户口。彼时施行的《收养法》，尚无“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1998年11月法律修订后才增加此规定）。女儿被抱走后，李家无力缴纳罚款，李艳由此不知所踪。
在黄姓村，2002年上半年，村民周英河与女友唐海梅结婚。当年12月底，夫妻俩为周家生了第一个女孩，取名周娟。
与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一样，周英河和唐海梅当时按传统习俗，办过酒席即宣布结婚，暂未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三个半月后，周英河夫妇南下广州打工，周的母亲刘素珍（音）承担了哺育孙女的任务。然而，周娟最终还是被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抱走”了。
据刘素珍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那是2003年3月15日，“有八九个干部又来抢小孩，我抱着孙女就跑了，躲在附近的邻居家。”
计生干部最终找到了被放在床上睡觉的周娟。“他们说，你老人家不会带小孩，我们带比你带好些。”刘素珍跟着他们来到计生办后，按要求照相压手印，“他们就叫我走了。说要交1万5千块才能把孩子抱回来。”刘素珍没有能力筹款，孙女被计生办送到了福利院。
毛坪村四组的袁新权，头胎女儿也被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2005年11月2日，袁新权的女儿降生。当年11月25日，家人抱着女儿在路上行走时，被计生办人员强行将女儿抱走。
不独隆回县，在邵阳市洞口县，也有类似情况。
2008年12月2日，该县城关镇的厚永军、肖绚丽夫妇，因超生未及时上交社会抚养费，他们诞生才40天的一名男婴，被当地计生干部抱走，后因找人说情才被还回。
据曾因超生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等人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间，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至少有16名婴幼儿，被镇计生办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强行抱走。
“被抱走的小孩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未婚先育’（一般已按传统习俗摆喜酒，但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种是超生。”袁朝仁称，前两种情况，被抱走的婴幼儿都是其父母亲生骨肉。“第三种，就是抱养的，有的可能不符合收养规定；第四种，应该说是合法收养的，因为他们已经上户口了呀！”
这四类婴幼儿，都是当地计生干部锁定的目标。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高平镇各地乡村，乡民们谈计生色变。一些乡民称，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时，家有属于上述四种情况婴幼儿的农户，便闻风而四处逃避。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其实，我一直是赞同计划生育的，还是要说到最初的话题，今天的人口爆炸就是批马寅初的恶果。计划生育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为啥老是从一个极端走另一个极端？（鲁迅：讲中庸的民族总不免是过激的）计划生育不意味着用哪种残酷的极端手段，而今天，有鼓励人们生二胎三胎。希望不要在出什么极端的幺蛾子。
我不控诉，是思考，为啥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如何防止类似的再次出现。
说一个搞笑的，亲戚是国内小学老师，说他们在讨论是否要取消寒暑假，办托儿班，好让年轻父母有精力生二胎三胎。
还是多为自己国家着想，无休止地纠缠别的国家的错或犯罪，能让自己更文明也好。
不就是习大爷准备打仗吗？当年毛大爷要打仗，就折腾出这么多人来。邓爷不得不搞计划生育。
你那句话很容易被证伪。印度印尼都没批马寅初，人口不也爆炸了吗。而且对此束手无策。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表讲话，称加拿大人不能闭上眼睛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他们必须承认，国家没有尽到对这些儿童、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责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05个原住民提起诉讼，要求联邦政府对寄宿学校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7月6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他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推荐了玛丽·西蒙（Mary Simon）任加拿大第30任总督，女王已接受这一建议。西蒙将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督。
我想不出加拿大还应该做什么，你有什么建议吗？
只是把眼闭起来就看不见。
印度尼西亚有马寅初吗？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马寅初已经在50年代提出计划生育了，如果不批判他，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那么还会有人口爆炸吗？
解决方案，说难也不难，就是，民主——至少，专业领域，非专业人士尤其是掌权的不要瞎掺和，包括这次郑州洪水，听气象局的，不是听市委书记的。
有人说自己的故乡就发生同样的事。。。所以我很想知道到底谁是正确的。
有时候个人的世界太狭小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不休往往来自各自所摸到的大象的不同部分。。。。
对那些计划生育中遭受迫害的家庭有任何补偿吗？（且不说反右，文革，64）今天所谓的纠错就是生三胎，笑话，又是另一个极端。
错先找一找更实际，我们是要在这里生活的。
政策都有两面性，能抓住主要矛盾的就很了不起了，就怕胡子眉毛一把抓，越抓越乱。
老人不创造GDP, 反而要政府养老金，独生子女评价两个人养5个人，如何负担？韭菜不够割了。。。
我当然帮着找自己国家的错，几乎每天都做。具体的不用向你报告吧。
貌似你在找我的错，在纠缠我，是不？
就会以病毒源头来反驳我。为什么不探讨一下阿密坍塌的楼，几十天只救出一只猫，那一百多人的尸体还不知所终？如果我们不反思，我们的国家会进步吗？
其实我们都是在摸大象，自己摸的一点，说出来和他人交流，只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就会离真理近一点。反之，自己摸到的P股，就认定大象臭不可闻，进而攻击否定他人，那就没救了
不过你不要想当然，你怎么知道你说美国新冠我会以病毒源头来反驳你？
不过，美国不是我的国家，我不怎么在意。
功不抵罪，中国的进步不代表执政者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对受害者补偿。
还是只能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
毕竟中国老百姓是富裕起来了，14亿人先吃饱再说别的。
你一定不再加拿大
加拿大人对residential school 的反思早就开始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我写过文章介绍过。这次发现儿童墓地政府马上道歉反思。
中国政府建国后犯了多少错？不道歉也算了，一句：前进路上的艰难探索，太有点那个吧？
但是天安门母亲们恐怕不答应
30年后我60多，你呢？
祝你生活在美国/欧洲/日本/快乐，愿老共的铁拳 永远砸不到您
红粗线标出的时间段，生育率激增，正好是批判马寅初和提倡多生多育之后，有没有关联？
如果按马寅初的建议在56年开始计划生育，会不会像我用细线标出的，生育率会不会一路下降而不是急速上升？
你不要说我这是傻不要说我这是傻。。。。。
而顺滑曲线则是因为后来的计划生育才向下倾斜。
你说的反弹，60年就开始了。那时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一边饿的趴在炕上动弹不得，一边用力“反弹”？
人性从来都没有进步。
如果成了一言堂，不是和他们所痛恨的那个党派一样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94118835
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基本同意我的观点，就是觉得我说的太多了，对吗？
说不说，说多少，是我的权利，对吧？你何必盯着不放？
如果你有不同观点，可以另开帖子，这样跟帖似乎对平衡“一言堂”功效不大。
然后您就来告状了：）
我爱中国，更爱美国（也许您是加拿大人，一样的），更希望讨论一些自己国家的事情。我们已经离开中国了，帮不了什么，就只有多多祝福。就是要批评别人，也从自我批评开始。可这里，惊诧、批评中国的铺天盖地，却鲜见惊诧自己不足的地方。
为什么别人可以几百年来承认错误，一到中国就要求要5，6年？教会那些借着文明的学校干犯罪的勾当的神父的事实改变不了教会本身是好的。共产党里有诸如借着计划生育来犯罪的官员，能说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好吗？为什么对西方那么能理解，对中国就这么苛刻？最关键的，我们已经离开了，我希望多讨论对自己子孙后代有意义的事情。
说到底，别人惊诧批评的是不是事实，还是谣言无中生有？这些批评对中国有没有伤害？如果有，你指出来，大家以后少说，如果没有，甚至还有督促作用，为啥不能说呢？
你希望讨论自己国家的事，你完全可以开个贴嘛。
好了，我就此闭嘴（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