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出版史》 吴永贵著 2011 年在国内出版
作者在书中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国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政局进入了相对稳定状态，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佳绩时期。各种机构涌现，人物辈出，出版物量值两方面都很可观。不管是十里洋场的上海，还是文化古都的北平，不管是国民政府中枢所在的南京还是南北两重镇的广州与天津，均在这10年中进入各自出版区域的高峰时期。民国离乱时代，却出书出人，大师辈出，名著不断，人们在总结其原因时几乎都要提到那个时期的出版制度。
阅读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利，成为了大众生活的日常生活。阅读的普及也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家出版机构，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有人说可能达上万家。资产规模前5位的商务印刷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均是股份制形式的民营书局。他们在市场为主导的出版环环境中审时度势，把握商机。终于做大做强。数量更多的还有那些中小书局，例如新潮社，北新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现代书局，光华书局。黎明书局，新悦书店等等。他们往往抓住某一历史机遇 ，出版了许多大书局，不能出不敢出或不愿出的新书刊，为自己的出版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中国的新式出版起步，是来自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带起的。外国传教士为了宣扬基督布道福音，办报纸，出书籍。建立出版机构。开始的时候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自1850年开始印刷部分科学书刊。1853年出版了《数学启蒙》，1857年出版《续几何原本》，1859年出版《代数学》和《代数及拾级》，后者是近代中国第1部高等数学译著。在物理学方面1858年出版《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1本介绍西方力学的书籍。1859年出版了《谈天》，是天文学的学术著作。梁启超曾评价该书“最精善”。在医学方面，1857年出版了《西医略谈》《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1857年墨海书馆创办月刊，内容为科学文学，新闻和宗教，是近代上海第1份综合性中文杂志。也是中国最早铅印出版的杂志之一。这些书刊在内容选题上结合中国实际介绍世界历史，地理国际交往常识，各国教育概况，近代文明发展状况，提出诸多变法建议，如信学，办报，游历，采煤，冶金，兴建铁路，开办银行，改进税收，奖励工商，开设议院等。这些书刊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就是万国公报的作者。康有为参加过广学会的有奖征文。光绪皇帝订购各种书刊多种。传教士因要将这些著作译成中文，聘用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中国人，担任译述和编辑工作。西人用中文讲出书中大意，他们用中文写下来和润色。
洋务派的翻译出版活动是中国出版业近代化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图书内容是中国人完全陌生的西学新知。他们的翻译出版活动由清政府直接组织，是出版主体。他们出版了关于新式军队先进兵器，西方兵法的系列书籍。洋务派在出版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确立一般翻译原则，为后世翻译界和出版界所遵循。因为当时所译的西书，许多都是国内从未接触过的全新学科，内容译成中文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译员常为找不到恰当的译名而苦恼，于是翻译馆确立了一整套翻译原则。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分类总计）
洋务运动失败后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艺术局，分别承担中小学教材 的编写任务。1906年清廷学部成立，另设图书编译局，专门编写教科书。他们使用铅字印刷。1872年英国人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报纸上最悠久的《申报》。1894年中午甲午中日战争的直接引发了变法维新为主题的宣传，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先知。随着民营书局数量的增多，出版业各书局之间有了加强行业联络的需求。1905年成立的上海书业公所和随后成立的上海商民书业工会，都是上海新式出版的行业协会组织。特别是商务印书馆以其历史之悠久，经营之成功，书刊之众多，影响之广泛，在近代出版史上无有出其右者。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都是家境贫寒人家的子弟。为了解决资金困难，他们采用集资合股的方式，有7个人共集资3750元。他们在创业时齐心协力，克勤克俭，带来了印刷品的高质量，高质量则带来了良好的口碑和外界的信任。
发行是出版的命脉，重视发行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发行没有有效渠道，再好的书也走不远。商务印书馆开始设立外埠分馆，还设有临时现批处，特约经销处等，经营批发和零售。正是由于建立了这样一个由不同等级点构成的发行网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发行打开了局面。1907年商务印书馆建成占地80余亩的总厂，1911年营业额达1,676,052元。1910年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中所列书目共有865种。其他类似的出版机构还有中华印务总局，广智书局等。清末的民营出版活动，使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士纷纷拿起出版作武器，或为救亡呼吁，或为启蒙呐喊，或为政治建言，或为生民请命，演绎了近代出版文化的多姿多彩。清末社会变革带给人们心理和认识上的巨大震撼，使睁眼看世界已不再是少数人的先觉，而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这样的需求正是以出版新书刊为主的新兴民营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出版者由此出发，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编写出版教科图书，著译出版小说书刊，构成了清末时期最为主要的三大新书出版门类。
庚子以后，清廷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时抓住了机遇，在吸收日本教科书的编辑经验，并结合本国特点的基础上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1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种。1907年各省有学堂，37,888所。学生102万。1908年学堂数达到47,000多所。学生数达到130万人。1909年学生数达到一百六十四万人。由教育发展而带来的巨大教科书出版市场，为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小说的出版原本是明清时期主要坊刻图书品种之一，但真正揭开中国小说出版史新篇章的，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小说的地位从文学小道上向文学中心移动。从1898年到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145种之多。清末新政时期，以小说社命名的书籍，至少在32家以上，同样以小说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二十种以上。小说出版的风起云涌，则是以城市市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为基础的，而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市场的小说出版也随之繁荣。
知识分子大规模参与出版业。出版即成为他们谋生的归宿，又是实践理想的平台。随着本民族翻译人才的大量涌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西译中述的局面，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基本上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在这一时期，版权观念被引入进来，得到有效推广。同年，严复与商务印书馆为其译作的出版签订了我国出版史上第1份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合同。1903年清政府派当时驻德国柏林的代办和商务参赞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第1个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尼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在柏林修订该公约的大会。1910年清政府第1部著作法《权法大清著作权律》诞生，使我国的版权保护走上了法治轨道。
在融资方式上，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独资，合资和股份制，这三种资本组织形式，在清末的民营出版机构中都已开始存在。火车与轮船的初步使用是图书出版业大宗货物跨地区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文化环境和政府控制力量的薄弱时有不同。经过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的清朝政府，已是日薄西山，摇摇欲坠。被迫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方面的改良。光绪皇帝支持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然仅维持了百日就中途夭折，但广义上的维新已覆水难收。清末10年清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管理机构，为出版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教育上的改革措施，包括废科举兴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前者扩大了教科书出版市场，后者则为出版业培养了大量翻译人才。对图书发行业的税收和运费实行减免，降低了图书发行的成本。同时规定，只要是获得奖赏的好书，都可允许自己刻印并给予20年的专卖权。清末最后十年，虽然政府也查禁书刊，封闭报馆，但是由于国力的衰弱，使其政令很难得到有效的贯彻，一大批痛骂官场的谴责小说和有关时局的小说，纷纷面世。清政府管不胜管，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对官场的丑化很快发展到对清政府及其最高统治者直接攻击的地步。导致这种状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的庇护，也让清政府鞭长莫及。创作和出版上的相对自由是清末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出版自由的观念也由此深入人心，并终于在中华民国政权成立之际，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写进了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以下为五四时期的出版活动。
“新式出版最初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带起的。外国传教士为了宣扬基督布道福音，办报纸，出书籍。建立出版机构。开始的时候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自1850年开始印刷部分科学书刊。”
---谢谢分享。传教士在中国还建立了大学，医院，引入西方科学，引进西方思想和向西方介绍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贡献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5%99%E4%BC%A0%E6%95%99%E5%A3%AB%E4%B8%8E%E8%BF%91%E4%BB%A3%E4%B8%AD%E5%9B%BD%EF%BC%881807-1953%EF%BC%89
国民党所以败给共产党，原因之一是有出版和新闻自由。。。
能甄别出好文字是种能力，能拿来与众分享是好人品。:））
《民国出版史》 吴永贵著 2011 年在国内出版
作者在书中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国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政局进入了相对稳定状态，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佳绩时期。各种机构涌现，人物辈出，出版物量值两方面都很可观。不管是十里洋场的上海，还是文化古都的北平，不管是国民政府中枢所在的南京还是南北两重镇的广州与天津，均在这10年中进入各自出版区域的高峰时期。民国离乱时代，却出书出人，大师辈出，名著不断，人们在总结其原因时几乎都要提到那个时期的出版制度。
阅读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利，成为了大众生活的日常生活。阅读的普及也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家出版机构，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有人说可能达上万家。资产规模前5位的商务印刷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均是股份制形式的民营书局。他们在市场为主导的出版环环境中审时度势，把握商机。终于做大做强。数量更多的还有那些中小书局，例如新潮社，北新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现代书局，光华书局。黎明书局，新悦书店等等。他们往往抓住某一历史机遇 ，出版了许多大书局，不能出不敢出或不愿出的新书刊，为自己的出版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中国的新式出版起步，是来自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带起的。外国传教士为了宣扬基督布道福音，办报纸，出书籍。建立出版机构。开始的时候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自1850年开始印刷部分科学书刊。1853年出版了《数学启蒙》，1857年出版《续几何原本》，1859年出版《代数学》和《代数及拾级》，后者是近代中国第1部高等数学译著。在物理学方面1858年出版《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1本介绍西方力学的书籍。1859年出版了《谈天》，是天文学的学术著作。梁启超曾评价该书“最精善”。在医学方面，1857年出版了《西医略谈》《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1857年墨海书馆创办月刊，内容为科学文学，新闻和宗教，是近代上海第1份综合性中文杂志。也是中国最早铅印出版的杂志之一。这些书刊在内容选题上结合中国实际介绍世界历史，地理国际交往常识，各国教育概况，近代文明发展状况，提出诸多变法建议，如信学，办报，游历，采煤，冶金，兴建铁路，开办银行，改进税收，奖励工商，开设议院等。这些书刊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就是万国公报的作者。康有为参加过广学会的有奖征文。光绪皇帝订购各种书刊多种。传教士因要将这些著作译成中文，聘用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中国人，担任译述和编辑工作。西人用中文讲出书中大意，他们用中文写下来和润色。
洋务派的翻译出版活动是中国出版业近代化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图书内容是中国人完全陌生的西学新知。他们的翻译出版活动由清政府直接组织，是出版主体。他们出版了关于新式军队先进兵器，西方兵法的系列书籍。洋务派在出版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确立一般翻译原则，为后世翻译界和出版界所遵循。因为当时所译的西书，许多都是国内从未接触过的全新学科，内容译成中文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译员常为找不到恰当的译名而苦恼，于是翻译馆确立了一整套翻译原则。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分类总计）
洋务运动失败后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艺术局，分别承担中小学教材 的编写任务。1906年清廷学部成立，另设图书编译局，专门编写教科书。他们使用铅字印刷。1872年英国人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报纸上最悠久的《申报》。1894年中午甲午中日战争的直接引发了变法维新为主题的宣传，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先知。随着民营书局数量的增多，出版业各书局之间有了加强行业联络的需求。1905年成立的上海书业公所和随后成立的上海商民书业工会，都是上海新式出版的行业协会组织。特别是商务印书馆以其历史之悠久，经营之成功，书刊之众多，影响之广泛，在近代出版史上无有出其右者。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都是家境贫寒人家的子弟。为了解决资金困难，他们采用集资合股的方式，有7个人共集资3750元。他们在创业时齐心协力，克勤克俭，带来了印刷品的高质量，高质量则带来了良好的口碑和外界的信任。
发行是出版的命脉，重视发行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发行没有有效渠道，再好的书也走不远。商务印书馆开始设立外埠分馆，还设有临时现批处，特约经销处等，经营批发和零售。正是由于建立了这样一个由不同等级点构成的发行网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发行打开了局面。1907年商务印书馆建成占地80余亩的总厂，1911年营业额达1,676,052元。1910年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中所列书目共有865种。其他类似的出版机构还有中华印务总局，广智书局等。清末的民营出版活动，使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士纷纷拿起出版作武器，或为救亡呼吁，或为启蒙呐喊，或为政治建言，或为生民请命，演绎了近代出版文化的多姿多彩。清末社会变革带给人们心理和认识上的巨大震撼，使睁眼看世界已不再是少数人的先觉，而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这样的需求正是以出版新书刊为主的新兴民营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出版者由此出发，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编写出版教科图书，著译出版小说书刊，构成了清末时期最为主要的三大新书出版门类。
庚子以后，清廷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时抓住了机遇，在吸收日本教科书的编辑经验，并结合本国特点的基础上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1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种。1907年各省有学堂，37,888所。学生102万。1908年学堂数达到47,000多所。学生数达到130万人。1909年学生数达到一百六十四万人。由教育发展而带来的巨大教科书出版市场，为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小说的出版原本是明清时期主要坊刻图书品种之一，但真正揭开中国小说出版史新篇章的，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小说的地位从文学小道上向文学中心移动。从1898年到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145种之多。清末新政时期，以小说社命名的书籍，至少在32家以上，同样以小说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二十种以上。小说出版的风起云涌，则是以城市市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为基础的，而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市场的小说出版也随之繁荣。
知识分子大规模参与出版业。出版即成为他们谋生的归宿，又是实践理想的平台。随着本民族翻译人才的大量涌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西译中述的局面，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基本上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在这一时期，版权观念被引入进来，得到有效推广。同年，严复与商务印书馆为其译作的出版签订了我国出版史上第1份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合同。1903年清政府派当时驻德国柏林的代办和商务参赞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第1个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尼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在柏林修订该公约的大会。1910年清政府第1部著作法《权法大清著作权律》诞生，使我国的版权保护走上了法治轨道。
在融资方式上，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独资，合资和股份制，这三种资本组织形式，在清末的民营出版机构中都已开始存在。火车与轮船的初步使用是图书出版业大宗货物跨地区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文化环境和政府控制力量的薄弱时有不同。经过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的清朝政府，已是日薄西山，摇摇欲坠。被迫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方面的改良。光绪皇帝支持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然仅维持了百日就中途夭折，但广义上的维新已覆水难收。清末10年清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管理机构，为出版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教育上的改革措施，包括废科举兴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前者扩大了教科书出版市场，后者则为出版业培养了大量翻译人才。对图书发行业的税收和运费实行减免，降低了图书发行的成本。同时规定，只要是获得奖赏的好书，都可允许自己刻印并给予20年的专卖权。清末最后十年，虽然政府也查禁书刊，封闭报馆，但是由于国力的衰弱，使其政令很难得到有效的贯彻，一大批痛骂官场的谴责小说和有关时局的小说，纷纷面世。清政府管不胜管，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对官场的丑化很快发展到对清政府及其最高统治者直接攻击的地步。导致这种状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的庇护，也让清政府鞭长莫及。创作和出版上的相对自由是清末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出版自由的观念也由此深入人心，并终于在中华民国政权成立之际，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写进了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以下为五四时期的出版活动。
“新式出版最初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带起的。外国传教士为了宣扬基督布道福音，办报纸，出书籍。建立出版机构。开始的时候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自1850年开始印刷部分科学书刊。”
---谢谢分享。传教士在中国还建立了大学，医院，引入西方科学，引进西方思想和向西方介绍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贡献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5%99%E4%BC%A0%E6%95%99%E5%A3%AB%E4%B8%8E%E8%BF%91%E4%BB%A3%E4%B8%AD%E5%9B%BD%EF%BC%881807-1953%EF%BC%89
国民党所以败给共产党，原因之一是有出版和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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