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9 由 向經典致敬者 發表于資訊
夏日卓午，我憑窗閒眺，席德進在陽光下走來，漸近，視線相接，彼此點了點頭……他臉上有一種舛異的神色——四十年前，杭州藝專學生宿舍。清晰如昨。
一九四七年，暑假。藝專學子多半是外地赴杭的寄宿生，走了幾個，等於全部留校。我是上海美專來的，杭州有家，不住——喜歡朋友，三三兩兩構成星座，游泳、爬山、打牙祭，鬧些鬧不大的純潔笑話。
全都笨拙，沒有見過一個精靈俏皮的人。對藝術、藝術家、藝術品、藝術史……嚴肅得愣頭愣腦。也許，還是在「美育代宗教」的觀念籠罩中。藝術家的生活模式？中國史上的參考過時而廢。從歐羅巴的傳記、小說、電影中借鑑，不期然而然要取十九世紀巴黎的那些公案軼事，作我們行為的藍本。時空的差異像惡作劇，使我們的摹仿極不如意，畏於成拙而未敢輕易弄巧——當年個個傻，沒有一個自覺其傻。而今想來仍然不可思議，我們這一代青年為何善也善得愚，惡亦惡得蠢。
時代的原因：我們是童年還未過完就遭遇世界大戰，反常的生活持續了八年，忽然勝利，少年也告結束，我們沒有慘綠過，沒有見習於上屆的青春，他們的嘉年華中只有硝煙血跡。至此，他們已入中年，我們則二十歲上下，對人生的無知，形成對藝術理想的偏執。藝專美專的學生中有抱負的幾個，都一上來便以大藝術家自居——要麼生來就是，要麼至死也不可能是，這樣就把自己列入前者，豈能不從早到晚躊躇滿志，落拓傷懷，一切悶在心裡，其實心裡也沒有多少「一切」。
我在藝專，凡從美專轉學來的，算是老同學，藝專學生，算是新同學，問問老的新的，誰畫得好、最好？都說席德進。還有誰呢？說不上了，或者莫衷一是了。
藝專傍山臨湖，山是「孤山」，湖是「平湖秋月」一帶。早先有音樂系，設在與「平湖秋月」相連的長榭的「羅苑」，成排的琴室，水面風來，仙樂飄飄，那是三十年代的西湖韻事。輪到我輩，只剩禮堂台角的那架立式的「莫扎特」，練琴者一個接一個，宛如崗哨換班，交替之際，不免要攀談幾句。席德進中等身材，寬肩方臉，髮式童花，即是短短地散蓋在額上，像個小沙彌，他知道我不把他放在眼裡，我知道他認為我不在話下。白球衫白短褲白麂皮快靴，我這一身白必然惹他生氣。他的毛藍土布短衫草綠軍褲橡膠鞋，也不符我審美準則。各自有所畏懼，摸不清對方到底有多少分量。當時都沒有分量。談貝多芬，談蕭邦。最大的難事是要年輕人承認淺薄。
那時的杭州已不是天堂，那時夏天的藝專是天堂。
女生樸素極了，不一定是窮，是不會打扮，又想要點什麼花招吸引人，就弄成個放浪不拘，衣裙零亂首如飛蓬，在白堤的萬千柳絲中揚長而過，本地人稱她們為「藝專的瘋婆兒」。
男生多數是真窮，窮學生夏天有福了，赤膊、泳褲、木拖鞋、一頂大草帽，節奏分明地來，節奏分明地去。若論遮陽眼鏡、金項鍊、手錶，夢裡也沒有。唯獨姓曾的四川娃子不知怎地擁有一個鐵質的小十架，用細麻繩掛在脖子上，十架垂落於兩塊胸肌間，晃動不已，到處令人羨慕，眾男生只能從大處著眼著手，練好全身肌肉。有外號叫「阿波羅」的，也有叫「大衛」的，最壯碩的那個李黑蠻叫「暴風雨」。
暑假，食堂照常開伙，四川人占優勢，天天吃辣，一辣，就沒有話說。女生進餐廳時還要叫：
「辣椒有沒有哎？」
叫得最凶的是汪婉瑾，即後來被誤定為席德進的女情人的。
晚餐後，常有音樂，可敬可憐的。熱心而好事者，把私人的留聲機從宿舍搬到餐廳來，像是莊嚴「布道」。沒有海報也沒有節目單，當然是古典音樂，多數是浪漫主義的標題音樂。燈光昏暗，人頭黑簇簇地顯得聽眾很多，各自擺出認為最舒坦最優美的姿勢。已經揩抹過的桌子們散著辣和腥的穢氣，肅靜，音樂進行著……蚊蚋擾人，唱片又要翻面了。
席德進一開始就唯美主義，鄧肯自傳，王爾德獄中記，陶林格萊的畫像，約翰•克利斯朵夫……藝術家如蛾撲火地愛美，必須受折磨受苦，百般奮鬥，不是沒有卑下的情慾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慾制服，幾次三番地死而復活，終於成功，一成功就不會失敗了——偉人傳記都如此波瀾壯闊地寫著，同學中的佼佼者大抵這樣自我期許，席德進是這樣，「阿波羅」「大衛」是這樣，「暴風雨」總也是這樣，胸肌間有小十架晃動不已的那個，正走著羅丹的路。
那天近午，席德進在頂射的陽光中走過窗下，顏面蒼白，嚴峻，平靜，只能稱之為聖潔的氣象，整個面部呈現一種不發亮的光——從未見他如此，因而訝然：他剛做完了什麼事？什麼事能留下這樣的神色？目光接觸之後，都沒有交談的意向，他折入寢室去了。我繼續尋思，席德進有此超乎常情的神色，那麼以前我對他的認知是膚淺的，如果，剛才的印象，是他的主要「層面」，他擔當得了嗎？我疑慮，漠然地不安，這是有所殉的犧牲者的表情，人的最後的表情。
一九八一年，在上海得席德進的訃聞，驀然浮現那個四十年前藝專宿舍窗口的印象，席德進死後，臉上是否重現這表情神色……
若說無緣，卻是在藝專時由相猜忌而轉為相敬悅，一談數小時。若說有緣，一九四八年為時勢浪潮所衝散，彼此不明下落。若說畢竟無緣，某日在台南的舊貨攤的唱片堆前，有人牽制我的臂肘，我怒而回視——「席德進！」
他笑呀說呀，一點也想不到我會在島上，我也以為島上有個本地的席德進。他在嘉義中學當教員。
「你呢？」
「寫生哪，整個跑遍了，住在麻豆，糖廠子弟學校宿舍。」
商量停當，在舊貨攤的帳柜上草一短簡，告之麻豆的同居者，我去嘉義暫住，余後詳。
貝多芬的交響樂，從NO.1—NO.9，一個金指環作交換，老闆還找我不少錢。舊式的唱片多沉重，二人分提。至今我仍留戀那種精裝的硬封套的聖物，那種重量的象徵性。
嘉義風物，已憶不起。嘉義中學，樹綠，路灰黃，模模糊糊。只記得那寢室，很小，床是竹製的，在我們浙江，叫竹榻，為我又搬了一隻來，他的靠牆，我的臨窗，還有一小桌，一板凳。畫件不多，倚在壁角，顯得次要，而室內也無主要的東西。那年代，我們毫不在乎身外之物，不以寒傖為可恥，因為從書本上看到，胸懷大志，都這樣。吃食也不知講究，學生時代似乎還沒有長味蕾，無論如何想不到後來會變成美食烹調高手。然而那一陣子席德進每晚預告翌日菜單，回鍋肉、連鍋湯、麻婆豆腐、怪味雞，二人在廚房亂轉亂煮，現在想來，全是辭不達意的四川料理，拙劣極了，快樂極了。當時我們的畫也同樣拙劣而快樂。他拿出阿里山的風景寫生，我無言。
「你說說看呢，怎麼樣？」
「這是阿里山？」
「是啊，上個月寫生的。」
「這哪裡是阿里山。」
「是什麼呢？」
「什麼也不是。」
「那也沒關係。」
「是沒關係。塞尚的普羅旺斯也不是普羅旺斯。」
「只要是畫！」
「這還不是。」
他又翻出一疊人像，鉛筆鋼筆速寫的。
「這些是你的學生？」
「是。」
「是學生而已。」
他從篋子裡取一幀精緻的肖像。
「這呢？」
「是誰？」
「克利斯朵夫！」
我仔細端詳，他興奮起來。
「這個克利斯朵夫很漂亮，好萊塢出身。像你自己。」
好萊塢？他難受。像他？他驚喜：
「你說我像他？」
「像。」
「怎麼會像呢？」
「把不理想的都變為理想的了。」
他側首一笑了之，彼此心裡並不了之，他陷入沉思。我的意見是：他把自己渴望具有的容貌，一一訴之於克利斯朵夫的臉，越畫得雄媚俊逸就越顯得畫者本身難與比擬，藝術的可能反證現實的不可能——這種苦楚我熟悉。畫家終其一生，時時刻刻保持著這種絕望，極少例外。
當時上海美專和杭州藝專在素描上的共性是，以義大利文藝復興期的繪畫為泉源，歧異則在於私淑宗師，美專傾向米開朗琪羅，達•芬奇，藝專傾向波提切利，拉斐爾。而印象主義呢，美專尊塞尚，藝專尊凡•高。再下來，則美專偏愛畢卡索，藝專偏愛馬蒂斯——我想，似乎是兩座城市的地域特徵的關係，似乎是兩位校長的脾氣關係，似乎是兩方教授的癖好關係。一個學校等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自有其群體潛意識，學生們是身在其中不明底細的。我既然感到了滑稽，就要脫出這種群體潛意識，所以，對藝專的校風、畫風，無異己感，既忠藎於米開朗琪羅、達•芬奇、塞尚、畢卡索……又投入波提切利、拉斐爾、凡•高、馬蒂斯……
出現了「新派畫」，也像「印象派」這個名稱由「負」轉「正」那樣，「新派畫」，原是正統的寫實的門戶中人、挖苦非正統的不寫實的作品，信手拈來的一個貶義詞。後來，摩登學子就乾脆自命「新派畫家」。四十年代美專藝專的新派，只新在校門國門之內，烽煙瀰漫了八年，兩校都好不容易從閉塞的內地徙回原址，世界藝壇已是什麼局面誰也弄不清。
席德進肯下苦功，宿舍樓梯轉彎處，得一小閣，架塊板亮個燈，燈泡上罩張錫紙，便是獨立的私人工作室，但沒有門，人來人往，都看見他在練線條，大家又羨慕了，放輕腳步以示尊敬，「席德進在修道！」整個藝專，年輕人都還很老實，少數別有用心者，別有一種愚蠢而已。美專也是，渾渾噩噩，幾許自以為先知先覺的，不過是「意識形態」上的渾渾噩噩。一般單純愛藝術的男生女生，只知畫畫，看畫，也看別的文學書，此外就是通俗流行的戀和失戀。
行到樓梯轉彎處，我不免靠近看看——席德進在白紙上重複重複地勾勒一張女臉，偶爾是男的了，忽又是女的，頭像，胸像，半身，全身，再頭，胸……造型近乎畢卡索的新古典希臘風，摻進若干馬蒂斯的野獸味，筆尖綷縩有聲。
「這樣，有什麼好處？」
「心裡要什麼線，手上就來什麼線！」
「從偶然到必然？」
「對，要必然。」
「必然就好麼？」
「好！」他手不停，目不旁視。
「我說偶然好。」
他停筆看了我一眼。
「你不練？」
「不想。」
「練的好，林先生的功力就這樣深，要什麼線什麼形，穩拿！」
「你畫吧，不打擾。」
我始終不以為憑某一項基本功能成氣候，各項基本功綜合起來也仍是「基本」而已。這種必然的線必然的形，如果沒有觀念上特別繁富的淵藪，會流於概念化、表面性。後來在席德進的人物畫上，一直可以看到他所執意追求的線和形。當年借五燭光電燈練就的少林功夫，得失難言，得中有失，失中也不能說一無所得。「箭無虛發」是高明的，魯賓斯坦的鋼琴演奏「一半音符掉在地上」也許更高明。但性格即是命運。
在嘉義的一段日子，他常要去授課，我獨自在窗前閱書，睡著了，醒來，索性躺到竹榻上去。
附近走走，用不完的時光，常想如何一次用完它。我們的青年期，時代充滿謬誤，我們自身充滿謬誤。所謂「純藝術」，純到了對社會對生活只用哲學的角度歷史的角度來接觸，熱衷理論、忽略經驗（經驗也還沒有來，正在來……）註定要從自我架空的狀況中摔落。當年藝專美專的幾許驕子，都是西方浪漫主義迴光返照中的蜉蝣。浪漫主義狂飈運動早已過去，東方卻還憑藉遲遲射來的餘輝，蜉蝣們上下其舞。
我們吃辣菜、喝酒，走在大王椰子樹下，到野地去模擬鄧肯的舞蹈，自然的背景乃是藍天白雲海鷗迴翔，而時代的背景已是暴風驟雨不容旁觀——兩個二十歲剛出頭的青年，即使在最淺顯的道理上，也無從分曉何以史籍所載的任何朝代，都有藝術家進退取捨的餘地，唯獨我們身逢的時代是不可能有一個旁觀者的。我們又正處於那種尷尬的年齡，所有的伎倆是假裝「老練」，對任何人都矜持不懈，結果便是無救地「稚拙」。一是生性倨傲，耿介而容易鍾情。二是童年和少年的憂傷並不能算作現世生活的閱歷，對整個世界還懵懵懂懂。三是邁步入世，一腳踩在中國近代史的最拗攪的章節上。當時精明強幹的中年知識分子，飽經風霜足智多謀的老年知識分子，尚且恓恓惶惶，慌於抉擇人生道路，何況我輩毛羽未全的藝術小信徒。
如就當時所知的已經成型的人物而言，其中最卓犖者，也不過是浪漫主義在中國的遺腹子，「五四」後，這種遲到的西方思潮很快就分趨兩派：極權的、社會的。民主的，個人的。論爭既起，形成兩大陣營，而現實的繁複動盪，人性的幽邃多變，總是使任何一種信仰終於顯得是少數主有者的剛愎自用。中國沒有順序的「人的覺醒」「啟蒙運動」，缺了前提的「浪漫主義」必然是浮面的騷亂，歷時半個世紀的浩大實驗，人，還是有待覺醒，蒙，亦不知怎樣才啟。西方文化的衰落是世界範疇的精神的凋疲，有規律、有模式；東方文化不在這個大規律大模式中。兩千年西方文化史章節分明得使旁觀者逐頁稱奇。本世紀初西方知識分子嚮往大同學說，從理性上道德上解釋並追求那個只講究動機而無能推測效果的新烏托邦。知識界的拔萃者都明白，西方的既成社會體制結構，不可能再產生「奇蹟」，個人主義畢竟成不了信仰，世界亟應被拯救，拯救世界的無疑唯有靠信仰而不能倚仗別的。所以認為舊的信仰已成暮靄，新的信仰現了曙光。從「浪漫主義」到「新信仰」，西方有近百年的思考期，是故「新信仰」不是「浪漫主義」的直接後繼，兩者的間隔內涵，足夠使他們即使失落「新信仰」也不致整體崩潰。他們仍能重溫歐羅巴的人文傳統而再探索下去。本世紀的四十五十年代，「新信仰」的水已經落了些，石已經出了些，西方不再把基督精神與大同學說摻和解答，理想主義雖然在公眾場合面不改色，私下則俯視雙腳踏在夢幻中，其實倒是已經醒了。
我與席德進在嘉義中學的樹蔭下草地上即興舞蹈的時日，除了亞熱帶藍天白雲的自然背景，全然無知還有一個略如上述的時代背景——但是，果若當時有人為我們剴切透闢地殷勤講演，我們就聽得進、聽得懂麼。
一九四八年底，杭州上海的親友催我速歸，於是匆匆整裝，從麻豆直奔基隆，在「華生輪」艙中安頓好後，船主卻說要待陰曆元旦後才能起航——這就可以登岸去與席德進話別。
他以為我又像上次那樣純粹雲遊，旋即明白來意，黯然而泫然了。
寒假，他終日與我相伴，行將長別，話題多而瑣碎，仍是三句不離藝術，從未涉及家庭、親屬。津津樂道的是高脫弗列舅舅、奧里維、葛拉齊亞……二次大戰後，《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國已無讀者，而四十年代的美專藝專學生，奉此小說為聖經。「打開窗戶吧，讓我們呼吸英雄的氣息！」「窗戶」在亞洲，「氣息」在歐洲，時差是一百年四百年，這種本是裨人清醒的「英雄的氣息」，反而弄得我們喝醉了酒似的，將藝術的人物傾在生活中，而把現實所遇者納入藝術里。我們的青春年華是這樣結結巴巴耗完的。
如果說「痛苦」「災難」使人早慧早熟，那麼我們在二十歲以前所受過的那些折磨，大概算不上「痛苦」「災難」，所以遲遲不慧不熟。我來嘉義「話別」，其實是希望他與我同回浙江，他則說來說去還是要我留下來，然後想法子一起到巴黎，六天過去，堅持不下，第七天夜晚，喝了酒之後，無可奈何中定局：我走我的，他留他的，但「巴黎重見」的信念一致不變，心情倒又豁朗起來。
「汪婉瑾，記得嗎？」他問得太突然，我停了一會才答：
「很耀眼的。心地蠻善良。」
「喜歡她的人不少。」
「李擎亞追不著，向我請教。」
他一笑：
「你出了什麼主意？」
「我說：第一，先要贏得她的尊敬。」
「你知道她愛誰？」
「不是和翁祖亮在一起嗎。」
「她愛我！」
「那她同時愛兩個人？」
「翁祖亮是後來的事，起先是愛我。」
「鬧翻了？」
「我們一直很好，像兄妹，兄妹以上，就不成。」
「為什麼？」
「我試著愛她，不行，實在不行。」
「怎麼啦？」
「我愛的是劉式桓。」
劉式桓，那個老彈莫扎特土耳其進行曲的「大衛」，整個暑假不穿上衣，臉俊氣，頭髮蓬鬆，一流身材，走起路來就容易顯得瀟洒，天津口音夾點四川腔，嗓音微微沙啞，性格單純柔和。那時的學生差不多全是這樣，不這樣的必是壞蛋。
聽到我對劉式桓的好評，他十分高興，而且得意：
「我們好過，好得相當深！」
「汪婉瑾呢？」
「我曾經吻她，一點感覺也沒有。」
「怎麼一點感覺也沒有？」
「不愛麼，愛不起來就愛不起來！」
「她呢，怨恨你？」
「不怨，翁祖亮，是我的意思。」
「什麼意思？」
「後來我最愛的，真正愛的是翁祖亮，我教他畫，天才，真是有天才，進步好快。」
在我的印象中翁祖亮是個頗高的小孩，極平凡。而席德進許為「理想的美」，陶林格萊。
「後來我決定走了，讓他和汪婉瑾在一起，我兩邊都完了心愿。」
我反問道：
「張雪帆，記得嗎？」
「你怎麼想起他來？」
「你寫給他的信，他給我看了。」
「真的？」
「那天他愁眉苦臉地來找我，說落在困境之中，希望我能解他的危，便拿出這封信……」
「你們是好朋友？」
「一般。他說你待他確實是真心，很感激你，但不可能做到像你對他那樣地回報你——我拒閱你給他的信，張雪帆便把信的內容講出來，要我代他回復。」
「噢，現在才明白了，應得謝你，治好了我的熱病。」
張雪帆是我上海美專同學，那年暑假他想轉學杭州藝專，考插班生未被錄取，與席德進是四川同鄉。
我說：
「那時候你和我還不能算認識，我對張雪帆是了解的。你為他而病，說，如果他不再來杭州，你的病就難好。我從旁看，認為不值得，徒然自己受苦——給他擬了信稿，他連抄一遍都懶怠，就此寄出，就此若無其事了。」
席德進說：
「原來這樣……我也要告訴你，當時，一是使我斷念，振作起來。二是……信還留著的……」
他要去開箱，我阻止。
「再看一遍麼。」
「是你和他的事。過去了。」
他呆立在箱子前，使我感到還該說些什麼：
「你以後，以後你的一生，將充滿痛苦。」
「我也不是不知道……但，你說，就沒有人會愛我？」
「有的。很難有人像你愛他那樣地愛你。」
「你呢？你的命運？」
「我沒有命運。」
「奇怪，你不談自己，杭州認識，台南重逢，這次再見，你從來就只談藝術？除了你的姓名，我還什麼都不知道。」
「我這個自己還不像自己，何必談它。」
「你很奇怪。我也沒有問，是我自私？」
「你在藝專的好名聲中，有一風評是：自私。我時常聽到。」
「我也知道。」
「你沒有找到認為值得為之慷慨的人，你便自重自衛，有時自重自衛得過了分，別人就說是自私，而你對那種人就更看不起，他們就更覺得你傲慢吝嗇。」
他欲言，又止。
我也有一種難以辨別的感應，當時隱隱知覺，自忖說不確切，就沉默了——現在或許能表達出來：席德進是殉情者，但無情可殉，故殉了別的。
這種夜譚，往往持續到深宵。紀德曾以美即爾克的名義，一再啟迪奈帶奈靄：是愛，而非同情。席德進和我都是紀德的書的耽讀者，而在這種夜譚中，我所能做到的付出的無疑只限於同情，有時連同情也顯得勉強，流於理性的涵容。我想，紀德本人，除非他把什麼都擯拒（他做不到），否則，能收受的，也僅是較為精緻的同情而已。這種現世生活的悲慘性質，使我向來習慣於自己的湮沒。能作個旁觀者，一切哀樂恩怨的旁觀者，已是萬幸的了。後來在生活道路上的顛沛流離，都是由於作不了旁觀者。
所以回想那段嘉義話別的日子，我們當時還是很逸樂的，一夜一夜地靜聆席德進回顧往事，我隨機插入品評，即使取笑挖苦，他亦不以為忤。白天，他常被學生手拉手地邀請去參與他們的新春家宴。每次總是先傳來跫聲和喧笑，門一開，泥娃娃似的七個八個連著倒進來，席老師喜歡他們，穿起他唯一的土西裝，眾愛徒便簇擁而去。雖然也邀請我，我的婉謝總是成功的。但現在竟記不起獨自怎樣解決午餐或晚餐。卻清晰地看見自己在窗前的小桌上寫信，明天我要回基隆了，所謂「巴黎再見」，何年何月。我該留些什麼給席德進，斷斷續續地寫，想像到我走之後，他讀它們時的心情，便越寫越激奮，也越不安起來……
晚上他回來，面有酡顏，在學生家喝了酒，可能喝了好幾家，陶陶然話緒不斷，又要聽那個圓舞曲，一再說這是他最喜愛的。我認為它很普通，柴可夫斯基也難得寫這種小品，薄俗，甚至輕佻（是管弦樂，已忘了作品第幾號），我當時是勉強聆著，暗中詫異，為什麼席德進特別欣賞這支曲子——考慮那寫完了的信，該如何……
「明天，明天晚上我走了。」
他停掉留聲機。
「上海我不會久住，杭州你有什麼事要我辦的。」
「翁祖亮他們，我也管不著，不忘記我就好，和汪婉瑾結婚，就結婚吧。我自己會寫信的。你代我關心關心他們，可能的話。」
「還有什麼，我可以做的？」
「《安娜•卡列尼娜》！」
「到上海就給你寄。」
「最後一夜了……」
「我也覺得巴黎渺茫。」
「會不會從此見不著了？」
「見是見得著的，你總要回四川，我也沒有游過峨眉。」
翌日，他要為我餞行，我沒有情緒合作烹調，認為煮點米粉之類就可以，結果還是折中為「紅油抄手」，四川的辣餛飩。
「為什麼你們叫抄手，不過總比餛飩好，浙江人是混混沌沌。」
「你說些杭州話給我聽？」
我便胡亂自問自答了一番，他笑道：
「好像又在官巷口、延齡路上：杭州呀，也許一生中，要算在西湖邊的那些日子最無憂無慮了！」
我因為接著就要重續湖畔生涯，所以沒有特殊的感喟。
離別，走的那個因為忙於應付新遭遇，接納新印象，不及多想，而送別的那個，仍在原地，明顯感到少一個人了，所以處處觸發冷寂的酸楚——我經識了無數次「送別」後才認為送別者更淒涼。
中午吃了餛飩，真是混混沌沌，天色轉黑後，都不想晚餐，他怕我路上餓，買了些糕餅塞在背包里，使我想起從前在故鄉要到外省去投考中學時的情景。
手上還有一隻指環，不會再買唱片了，我說：
「並不是表示感情，你留著，萬一急需錢用，就把它變賣了。」
「那一樣，你在路上，可能發生什麼事，好拿它對付。」
「至多三天就到上海，有人來接的。」
「不是平常了，上海沒人接你怎麼辦呢。」
他知道我與華生輪船主是講定到上海再償付路費的。
現在回想不起何以那天要挨到黃昏才走，許是候一班夜間才經過嘉義的快車。也記不起怎樣到的港口，怎樣通知華生輪放舢板接我到船上，都茫然得好像沒有經歷過。然而分明記得趁席德進不在寢室的某一刻，將前幾天斷續寫成的信，放在他枕上，再將被子蓋好。當我背起小包，那些簡陋的竹木家具忽然十分親切。
走過通向車站的路上還是談著約翰•克利斯朵夫，他總是領前一步，我看見的是他的背影。
似乎藝專的學生好多是這樣走路的，兩腳作外八字，雙腿不靠緊，臀部就左右擺動——他何以不發覺這種步姿的傖俗？
對他說明？我沒有這份勇氣，交淺言深還深不到這個層次——已經太深了，深在那封留置於他枕上的信中……
「席德進，我忘了東西，你在這裡等一等，我回去拿。」小包卸在他腳邊，跑步。
揭被抽出那信，對摺，塞進後褲袋，以更快的速度奔回。
「找到了？」
「找到了。」
又繼續談我們的克利斯朵夫、奧里維、舅舅、母親……不是自己的舅舅母親，是小說中的……忽然想到也許他在自比克利斯朵夫之餘將我喻為奧里維，那就全然誤會了——收回信，是應該的。
臨上火車，握手苦苦地笑，還是那句話：「巴黎再見！」好在巴黎總是耐心等待我們的。
回到華生輪的艙中，第一動作便是掏出褲袋裡的信，閱後想撕掉，轉念也許若干年後，能寄給席德進。
杭州，為籌辦繪畫研究社忙了好久之後，才有餘暇去藝專，汪婉瑾問道：
「什麼時候回來的？」
「快兩個月。」
「席德進在信上說：朋友走了，他哭了一夜，那是誰啊？你知道嗎？」
我搖搖頭。
「說是一起過年的？」
「我在基隆港口，船上過年。」
「那個朋友會是誰呢？」
我相信汪婉瑾並非佯裝，席德進確是只說「朋友走了」。我們都這樣，話在詩意中，認為一著實便俗（這種營造詩意的嗜好，是我們青年時期的惡習。藝術，似乎必定要先對我們有害，害得好苦，而後一點一點有益了，過程非常慳澀）。
我離嘉義，席德進哭，除非是由於我的賦歸，他馳思老家，懷念西湖的情人朋友，才流淚失眠。對於我，那真是「除了姓名，還什麼都不知道」。
然而汪婉瑾的話刺痛我，一瞬間，劇烈懊悔沒有把那信留下。
四十年後，才在筆記本上寫道：
「友誼的深度，是兩個人的自身的深度的表現，淺薄者的友誼，是無深度可言的。」
我們年輕時所能認知而信奉的，只到西塞羅的里程：「唯有好人之間才會產生友誼。」而今看出這種古典的智慧是宏觀的、太憨厚了，無非反證著「壞人之間不存在友誼的可能」而已。好人，如果是淺薄者呢，常見的所謂好人，倒真是淺薄者居多。
四十年前的我們，至多是竭力摹擬書本上的具有深度的人——我的「信」，他的「哭」，都是摹擬，結果是見其淺不見其深。年齡即是宿命。
從此，沒有消息。一九四九年夏遇見過劉式桓，一身藍灰細布的制服粒粒紐子扣緊，浙江某小城的中學教師，形容憔悴頭髮短而稀疏，「大衛」「莫扎特」等等的概念消失得無影無蹤。問及「阿波羅」「暴風雨」，他也不明下落。後來，聽說翁祖亮和汪婉瑾結了婚。後來杭州藝專遷到西湖的另一邊，涌金門外，原址則改作農業展覽館，每次經過，克制不住地眺望那個本來陳列美術品的廳堂，屋頂是希臘神殿破風的格調，所以分外顯得寂寞。
一九八一年廖未林從美國到上海，很快傳開：席德進已是著名台灣的大畫家，上海的藝專校友奔走相告，席德進的畫集、照片也見到了。廖未林說，席德進渴望得到老同學老朋友的訊息——是時候了，三十年來風霜雪雨，使我們不必妄自菲薄，何況席德進正在病中，什麼病？廖說，胰臟功能不佳，最近好了些，會康復的。
當時我正主持著一項工程，煩重而緊迫，每夜入靜後喝杯濃茶，與席德進筆談，也就寫長了——矜持、做作既去，語流便暢澈無礙，連嘉義話別留信，又收回，又懊悔的往事，縷呈細節，以博一笑。也初評了他的畫集，尤其是近期的水彩風景，那是「席德進」的了……當我轉為剖析自己怎樣脫出羅曼羅蘭的軌跡，而質疑他為何還走在「克利斯朵夫」的路上時，牽涉愈廣，泛濫而不能停蓄，但我決意寫完這封超長的信，有時寫到曦色明窗，還是興致勃勃……
廖未林經杭州、北京，折回上海，第二天就要飛返紐約，這時才陰沉地告訴我，席德進患的是癌症，危在旦夕。
我想，想了又想，說：
「我的信寫了一半，這次不能請你轉交了，以後再說。」
以後，就是因為已沒有「以後」，這樣的信只廢了——在他的記憶中，我是個「除了姓名，什麼也還不知道」的朋友，這樣的「思前想後」的長信，對於精力充沛遠景在望的人讀來可能是快慰的，所以就完全不堪付之已瀕彌留的席德進。
廖未林匆匆趕程，是否鑒於席德進病情惡化，急需將大陸親友的心意在他死前傳到。一路拍了許多照片，杭州藝專舊址，宿舍門口的那張尤其有「人生如夢」之感。同學一個一個全老了，但都能辨認得出，有的拍了全家的，那就連主角也迷糊在整個的陌生里——它們能安撫席德進。我只宜悄然引退。信、贈物、照片，都沒有交出，就像我「以後」還可以把一切向席德進說清楚似的。我常常看到人們要做「這樣的」一件事，結果做成了「那樣的」一件事，他們以為做好了，因為，已經做了麼。他們習慣於把「做了」看作是「做好了」，不分別「這樣」「那樣」。
當時是夏。我猶存幻想。
秋，幻想絕滅——我本企望奇蹟，癌症中有自行好轉或為特殊藥物治癒的例子。
噩耗傳至已是八月杪，滬地同學沒有形式上的追悼。吉訊與凶訊相隔僅兩個月，等於連接著傳來，大陸的同學親友，剛開始分享了他藝術上的成就，幸樂的心情旋即淪為哀傷。也有人寫了文章登在刊物上，看了之後覺得未必是弔喪，倒近乎湊熱鬧。
辦公室的窗外，秋初的草坪綠色未減，盡處是池塘，再後的林間是每日散步的曲徑，黃葉襯著午後明艷的藍天——與我同輩的朋友已消亡了幾個，結局都是始料所不及，亦可說還不及料，驟爾故世。記憶中，仍是年輕的音容笑貌，都沒有病相老態？青春原來是這樣存在著的，常說的「中年人」「老年人」，內心其實是青春的。或說青春在形體上呈現得很短，在內心卻留存得很長。「青春」和「生命」是同義詞。如果內心也枯朽了，那麼活著的形體是個假象。席德進夭折在他最青春最有為的生命階段上。從帶回來的照片看，他有了一份從前所沒有的美感，由於消瘦使臉的輪廓顯出剛性，而且他宜於這種豐厚的髮型，他從前畫的克利斯朵夫像便是這種髮型——如果對他說，後期的席德進比前期的席德進美得多了，他必定會反駁而狂喜——是這樣的人。
連日來午膳過後，沿池塘踱入林間，席德進的近殤，引悼十多年以還的諸位亡友……當初各奔前程得失沉浮已不必厚非，三十餘載音訊全杳也已不足為憾，只待重逢的一夕目擊而笑，細數風霜沉著痛快，人生至樂可謂無過於此，就像我們之所以苦苦執著性命，為的便是換取如斯的酬賞——詎料一個一個相繼永逝，而且沒有一個堪稱安詳瞑目，他們的生命都是被攫奪遭摧毀的，其中亦有敗德而自取滅亡者，我也原諒，著眼於疇昔賢美的一面。早歲從書本上看到哥德、福樓拜遲暮獨兀的荒寂，那時我年輕，隱隱感到愴涼的況味，而今親嘗備受，才識得每代人都要從頭銜恤體會過來，然後過去。
人生三十僅只是試立，五十，庶幾正立，六十能不惑也還未見得。所值的時代，動輒顛倒乾坤斯文掃地，史學文學哲學一概垂頭莫對。要在這樣弔詭的亂世苟全性命，曲折離奇地獲取個人的成熟，真是唯有靠天假以年了。「成功之路，往往看一個人是否知道要多久才能成功。」孟德斯鳩這一珍貴的高見，席德進是明白的，所以臨終的他，萬分不甘心……
自來美國，有關席德進生前故後的資料，都一一看了——那麼，他真是一直逕自走著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路。羅曼羅蘭在其小說的終局，克利斯朵夫渡過了河，象徵性十分粗淺，不妨權且引作比喻，席德進是有望渡河，突然折倒在岸邊。雖則什麼不直接等於智慧，長壽者未必超凡入聖，但說「死亡是一種美」的是高齡碩果的畢卡索。
評析席德進的藝術，是我渴欲暢言的心愿，如果全面成文，那是「祭文」，不是「論文」，我只在乎對他一傾積愫。他從前向我吐露的是情的隱私，而今我想款罄的是理的諍訟，面對面談，謂之坦率，單方撰文而公之於眾，我就不知讀者為誰了。
死，使「情的隱私」朗凈以成人生的暖意潤感，而「理的諍訟」，卻正因生死之隔，只好適可而止，所以我諱避了這類題旨。自己悶郁著就是了。生離，死別，使我們無緣共事藝術的探討。克利斯朵夫的路，已是乏人回顧的陳跡，所以席德進是孤苦的，惶惑的。所以「渡河」之喻，哀嘆是雙重的：一是年命，二是器識。
死者，沉睡在青色的宮殿里，當世上有人懷思時，眼瞼徐徐而啟……懷思淡去，眼瞼又閉合了——梅特林克是這樣寫的。
一九八六年，席德進逝世五周年
是他鲜有的个人感情较丰富的作品。。。
不过不影响我喜欢他那份交织着细腻惆怅和潇洒不羁的文字
我在香港画展上见过他两次，印象深刻。很有个性，对林风眠十分恭敬。
刚到高卢的时候，曾和不少人说起这本书。结果发现大部分人都没读过，为数不多的读过的人也基本都没读完。问后者为什么，他们的看法总结一下，基本上是风格平淡，结构松散，有过多的道德说教，累赘的社会分析，等等。后来还特意读了一下原版，果然如此，尤其是风格。结果最后也没读完 :-)
当时牙龈发炎，头如开裂，又不敢多用止痛片，彻夜彻夜读约翰克里斯多夫，居然就这么熬过来了。后半部大段大段的思想活动和说教，确实读不下去，尤其当时的年龄，放弃了。
2018-10-09 由 向經典致敬者 發表于資訊
夏日卓午，我憑窗閒眺，席德進在陽光下走來，漸近，視線相接，彼此點了點頭……他臉上有一種舛異的神色——四十年前，杭州藝專學生宿舍。清晰如昨。
一九四七年，暑假。藝專學子多半是外地赴杭的寄宿生，走了幾個，等於全部留校。我是上海美專來的，杭州有家，不住——喜歡朋友，三三兩兩構成星座，游泳、爬山、打牙祭，鬧些鬧不大的純潔笑話。
全都笨拙，沒有見過一個精靈俏皮的人。對藝術、藝術家、藝術品、藝術史……嚴肅得愣頭愣腦。也許，還是在「美育代宗教」的觀念籠罩中。藝術家的生活模式？中國史上的參考過時而廢。從歐羅巴的傳記、小說、電影中借鑑，不期然而然要取十九世紀巴黎的那些公案軼事，作我們行為的藍本。時空的差異像惡作劇，使我們的摹仿極不如意，畏於成拙而未敢輕易弄巧——當年個個傻，沒有一個自覺其傻。而今想來仍然不可思議，我們這一代青年為何善也善得愚，惡亦惡得蠢。
時代的原因：我們是童年還未過完就遭遇世界大戰，反常的生活持續了八年，忽然勝利，少年也告結束，我們沒有慘綠過，沒有見習於上屆的青春，他們的嘉年華中只有硝煙血跡。至此，他們已入中年，我們則二十歲上下，對人生的無知，形成對藝術理想的偏執。藝專美專的學生中有抱負的幾個，都一上來便以大藝術家自居——要麼生來就是，要麼至死也不可能是，這樣就把自己列入前者，豈能不從早到晚躊躇滿志，落拓傷懷，一切悶在心裡，其實心裡也沒有多少「一切」。
我在藝專，凡從美專轉學來的，算是老同學，藝專學生，算是新同學，問問老的新的，誰畫得好、最好？都說席德進。還有誰呢？說不上了，或者莫衷一是了。
藝專傍山臨湖，山是「孤山」，湖是「平湖秋月」一帶。早先有音樂系，設在與「平湖秋月」相連的長榭的「羅苑」，成排的琴室，水面風來，仙樂飄飄，那是三十年代的西湖韻事。輪到我輩，只剩禮堂台角的那架立式的「莫扎特」，練琴者一個接一個，宛如崗哨換班，交替之際，不免要攀談幾句。席德進中等身材，寬肩方臉，髮式童花，即是短短地散蓋在額上，像個小沙彌，他知道我不把他放在眼裡，我知道他認為我不在話下。白球衫白短褲白麂皮快靴，我這一身白必然惹他生氣。他的毛藍土布短衫草綠軍褲橡膠鞋，也不符我審美準則。各自有所畏懼，摸不清對方到底有多少分量。當時都沒有分量。談貝多芬，談蕭邦。最大的難事是要年輕人承認淺薄。
那時的杭州已不是天堂，那時夏天的藝專是天堂。
女生樸素極了，不一定是窮，是不會打扮，又想要點什麼花招吸引人，就弄成個放浪不拘，衣裙零亂首如飛蓬，在白堤的萬千柳絲中揚長而過，本地人稱她們為「藝專的瘋婆兒」。
男生多數是真窮，窮學生夏天有福了，赤膊、泳褲、木拖鞋、一頂大草帽，節奏分明地來，節奏分明地去。若論遮陽眼鏡、金項鍊、手錶，夢裡也沒有。唯獨姓曾的四川娃子不知怎地擁有一個鐵質的小十架，用細麻繩掛在脖子上，十架垂落於兩塊胸肌間，晃動不已，到處令人羨慕，眾男生只能從大處著眼著手，練好全身肌肉。有外號叫「阿波羅」的，也有叫「大衛」的，最壯碩的那個李黑蠻叫「暴風雨」。
暑假，食堂照常開伙，四川人占優勢，天天吃辣，一辣，就沒有話說。女生進餐廳時還要叫：
「辣椒有沒有哎？」
叫得最凶的是汪婉瑾，即後來被誤定為席德進的女情人的。
晚餐後，常有音樂，可敬可憐的。熱心而好事者，把私人的留聲機從宿舍搬到餐廳來，像是莊嚴「布道」。沒有海報也沒有節目單，當然是古典音樂，多數是浪漫主義的標題音樂。燈光昏暗，人頭黑簇簇地顯得聽眾很多，各自擺出認為最舒坦最優美的姿勢。已經揩抹過的桌子們散著辣和腥的穢氣，肅靜，音樂進行著……蚊蚋擾人，唱片又要翻面了。
席德進一開始就唯美主義，鄧肯自傳，王爾德獄中記，陶林格萊的畫像，約翰•克利斯朵夫……藝術家如蛾撲火地愛美，必須受折磨受苦，百般奮鬥，不是沒有卑下的情慾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慾制服，幾次三番地死而復活，終於成功，一成功就不會失敗了——偉人傳記都如此波瀾壯闊地寫著，同學中的佼佼者大抵這樣自我期許，席德進是這樣，「阿波羅」「大衛」是這樣，「暴風雨」總也是這樣，胸肌間有小十架晃動不已的那個，正走著羅丹的路。
那天近午，席德進在頂射的陽光中走過窗下，顏面蒼白，嚴峻，平靜，只能稱之為聖潔的氣象，整個面部呈現一種不發亮的光——從未見他如此，因而訝然：他剛做完了什麼事？什麼事能留下這樣的神色？目光接觸之後，都沒有交談的意向，他折入寢室去了。我繼續尋思，席德進有此超乎常情的神色，那麼以前我對他的認知是膚淺的，如果，剛才的印象，是他的主要「層面」，他擔當得了嗎？我疑慮，漠然地不安，這是有所殉的犧牲者的表情，人的最後的表情。
一九八一年，在上海得席德進的訃聞，驀然浮現那個四十年前藝專宿舍窗口的印象，席德進死後，臉上是否重現這表情神色……
若說無緣，卻是在藝專時由相猜忌而轉為相敬悅，一談數小時。若說有緣，一九四八年為時勢浪潮所衝散，彼此不明下落。若說畢竟無緣，某日在台南的舊貨攤的唱片堆前，有人牽制我的臂肘，我怒而回視——「席德進！」
他笑呀說呀，一點也想不到我會在島上，我也以為島上有個本地的席德進。他在嘉義中學當教員。
「你呢？」
「寫生哪，整個跑遍了，住在麻豆，糖廠子弟學校宿舍。」
商量停當，在舊貨攤的帳柜上草一短簡，告之麻豆的同居者，我去嘉義暫住，余後詳。
貝多芬的交響樂，從NO.1—NO.9，一個金指環作交換，老闆還找我不少錢。舊式的唱片多沉重，二人分提。至今我仍留戀那種精裝的硬封套的聖物，那種重量的象徵性。
嘉義風物，已憶不起。嘉義中學，樹綠，路灰黃，模模糊糊。只記得那寢室，很小，床是竹製的，在我們浙江，叫竹榻，為我又搬了一隻來，他的靠牆，我的臨窗，還有一小桌，一板凳。畫件不多，倚在壁角，顯得次要，而室內也無主要的東西。那年代，我們毫不在乎身外之物，不以寒傖為可恥，因為從書本上看到，胸懷大志，都這樣。吃食也不知講究，學生時代似乎還沒有長味蕾，無論如何想不到後來會變成美食烹調高手。然而那一陣子席德進每晚預告翌日菜單，回鍋肉、連鍋湯、麻婆豆腐、怪味雞，二人在廚房亂轉亂煮，現在想來，全是辭不達意的四川料理，拙劣極了，快樂極了。當時我們的畫也同樣拙劣而快樂。他拿出阿里山的風景寫生，我無言。
「你說說看呢，怎麼樣？」
「這是阿里山？」
「是啊，上個月寫生的。」
「這哪裡是阿里山。」
「是什麼呢？」
「什麼也不是。」
「那也沒關係。」
「是沒關係。塞尚的普羅旺斯也不是普羅旺斯。」
「只要是畫！」
「這還不是。」
他又翻出一疊人像，鉛筆鋼筆速寫的。
「這些是你的學生？」
「是。」
「是學生而已。」
他從篋子裡取一幀精緻的肖像。
「這呢？」
「是誰？」
「克利斯朵夫！」
我仔細端詳，他興奮起來。
「這個克利斯朵夫很漂亮，好萊塢出身。像你自己。」
好萊塢？他難受。像他？他驚喜：
「你說我像他？」
「像。」
「怎麼會像呢？」
「把不理想的都變為理想的了。」
他側首一笑了之，彼此心裡並不了之，他陷入沉思。我的意見是：他把自己渴望具有的容貌，一一訴之於克利斯朵夫的臉，越畫得雄媚俊逸就越顯得畫者本身難與比擬，藝術的可能反證現實的不可能——這種苦楚我熟悉。畫家終其一生，時時刻刻保持著這種絕望，極少例外。
當時上海美專和杭州藝專在素描上的共性是，以義大利文藝復興期的繪畫為泉源，歧異則在於私淑宗師，美專傾向米開朗琪羅，達•芬奇，藝專傾向波提切利，拉斐爾。而印象主義呢，美專尊塞尚，藝專尊凡•高。再下來，則美專偏愛畢卡索，藝專偏愛馬蒂斯——我想，似乎是兩座城市的地域特徵的關係，似乎是兩位校長的脾氣關係，似乎是兩方教授的癖好關係。一個學校等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自有其群體潛意識，學生們是身在其中不明底細的。我既然感到了滑稽，就要脫出這種群體潛意識，所以，對藝專的校風、畫風，無異己感，既忠藎於米開朗琪羅、達•芬奇、塞尚、畢卡索……又投入波提切利、拉斐爾、凡•高、馬蒂斯……
出現了「新派畫」，也像「印象派」這個名稱由「負」轉「正」那樣，「新派畫」，原是正統的寫實的門戶中人、挖苦非正統的不寫實的作品，信手拈來的一個貶義詞。後來，摩登學子就乾脆自命「新派畫家」。四十年代美專藝專的新派，只新在校門國門之內，烽煙瀰漫了八年，兩校都好不容易從閉塞的內地徙回原址，世界藝壇已是什麼局面誰也弄不清。
席德進肯下苦功，宿舍樓梯轉彎處，得一小閣，架塊板亮個燈，燈泡上罩張錫紙，便是獨立的私人工作室，但沒有門，人來人往，都看見他在練線條，大家又羨慕了，放輕腳步以示尊敬，「席德進在修道！」整個藝專，年輕人都還很老實，少數別有用心者，別有一種愚蠢而已。美專也是，渾渾噩噩，幾許自以為先知先覺的，不過是「意識形態」上的渾渾噩噩。一般單純愛藝術的男生女生，只知畫畫，看畫，也看別的文學書，此外就是通俗流行的戀和失戀。
行到樓梯轉彎處，我不免靠近看看——席德進在白紙上重複重複地勾勒一張女臉，偶爾是男的了，忽又是女的，頭像，胸像，半身，全身，再頭，胸……造型近乎畢卡索的新古典希臘風，摻進若干馬蒂斯的野獸味，筆尖綷縩有聲。
「這樣，有什麼好處？」
「心裡要什麼線，手上就來什麼線！」
「從偶然到必然？」
「對，要必然。」
「必然就好麼？」
「好！」他手不停，目不旁視。
「我說偶然好。」
他停筆看了我一眼。
「你不練？」
「不想。」
「練的好，林先生的功力就這樣深，要什麼線什麼形，穩拿！」
「你畫吧，不打擾。」
我始終不以為憑某一項基本功能成氣候，各項基本功綜合起來也仍是「基本」而已。這種必然的線必然的形，如果沒有觀念上特別繁富的淵藪，會流於概念化、表面性。後來在席德進的人物畫上，一直可以看到他所執意追求的線和形。當年借五燭光電燈練就的少林功夫，得失難言，得中有失，失中也不能說一無所得。「箭無虛發」是高明的，魯賓斯坦的鋼琴演奏「一半音符掉在地上」也許更高明。但性格即是命運。
在嘉義的一段日子，他常要去授課，我獨自在窗前閱書，睡著了，醒來，索性躺到竹榻上去。
附近走走，用不完的時光，常想如何一次用完它。我們的青年期，時代充滿謬誤，我們自身充滿謬誤。所謂「純藝術」，純到了對社會對生活只用哲學的角度歷史的角度來接觸，熱衷理論、忽略經驗（經驗也還沒有來，正在來……）註定要從自我架空的狀況中摔落。當年藝專美專的幾許驕子，都是西方浪漫主義迴光返照中的蜉蝣。浪漫主義狂飈運動早已過去，東方卻還憑藉遲遲射來的餘輝，蜉蝣們上下其舞。
我們吃辣菜、喝酒，走在大王椰子樹下，到野地去模擬鄧肯的舞蹈，自然的背景乃是藍天白雲海鷗迴翔，而時代的背景已是暴風驟雨不容旁觀——兩個二十歲剛出頭的青年，即使在最淺顯的道理上，也無從分曉何以史籍所載的任何朝代，都有藝術家進退取捨的餘地，唯獨我們身逢的時代是不可能有一個旁觀者的。我們又正處於那種尷尬的年齡，所有的伎倆是假裝「老練」，對任何人都矜持不懈，結果便是無救地「稚拙」。一是生性倨傲，耿介而容易鍾情。二是童年和少年的憂傷並不能算作現世生活的閱歷，對整個世界還懵懵懂懂。三是邁步入世，一腳踩在中國近代史的最拗攪的章節上。當時精明強幹的中年知識分子，飽經風霜足智多謀的老年知識分子，尚且恓恓惶惶，慌於抉擇人生道路，何況我輩毛羽未全的藝術小信徒。
如就當時所知的已經成型的人物而言，其中最卓犖者，也不過是浪漫主義在中國的遺腹子，「五四」後，這種遲到的西方思潮很快就分趨兩派：極權的、社會的。民主的，個人的。論爭既起，形成兩大陣營，而現實的繁複動盪，人性的幽邃多變，總是使任何一種信仰終於顯得是少數主有者的剛愎自用。中國沒有順序的「人的覺醒」「啟蒙運動」，缺了前提的「浪漫主義」必然是浮面的騷亂，歷時半個世紀的浩大實驗，人，還是有待覺醒，蒙，亦不知怎樣才啟。西方文化的衰落是世界範疇的精神的凋疲，有規律、有模式；東方文化不在這個大規律大模式中。兩千年西方文化史章節分明得使旁觀者逐頁稱奇。本世紀初西方知識分子嚮往大同學說，從理性上道德上解釋並追求那個只講究動機而無能推測效果的新烏托邦。知識界的拔萃者都明白，西方的既成社會體制結構，不可能再產生「奇蹟」，個人主義畢竟成不了信仰，世界亟應被拯救，拯救世界的無疑唯有靠信仰而不能倚仗別的。所以認為舊的信仰已成暮靄，新的信仰現了曙光。從「浪漫主義」到「新信仰」，西方有近百年的思考期，是故「新信仰」不是「浪漫主義」的直接後繼，兩者的間隔內涵，足夠使他們即使失落「新信仰」也不致整體崩潰。他們仍能重溫歐羅巴的人文傳統而再探索下去。本世紀的四十五十年代，「新信仰」的水已經落了些，石已經出了些，西方不再把基督精神與大同學說摻和解答，理想主義雖然在公眾場合面不改色，私下則俯視雙腳踏在夢幻中，其實倒是已經醒了。
我與席德進在嘉義中學的樹蔭下草地上即興舞蹈的時日，除了亞熱帶藍天白雲的自然背景，全然無知還有一個略如上述的時代背景——但是，果若當時有人為我們剴切透闢地殷勤講演，我們就聽得進、聽得懂麼。
一九四八年底，杭州上海的親友催我速歸，於是匆匆整裝，從麻豆直奔基隆，在「華生輪」艙中安頓好後，船主卻說要待陰曆元旦後才能起航——這就可以登岸去與席德進話別。
他以為我又像上次那樣純粹雲遊，旋即明白來意，黯然而泫然了。
寒假，他終日與我相伴，行將長別，話題多而瑣碎，仍是三句不離藝術，從未涉及家庭、親屬。津津樂道的是高脫弗列舅舅、奧里維、葛拉齊亞……二次大戰後，《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國已無讀者，而四十年代的美專藝專學生，奉此小說為聖經。「打開窗戶吧，讓我們呼吸英雄的氣息！」「窗戶」在亞洲，「氣息」在歐洲，時差是一百年四百年，這種本是裨人清醒的「英雄的氣息」，反而弄得我們喝醉了酒似的，將藝術的人物傾在生活中，而把現實所遇者納入藝術里。我們的青春年華是這樣結結巴巴耗完的。
如果說「痛苦」「災難」使人早慧早熟，那麼我們在二十歲以前所受過的那些折磨，大概算不上「痛苦」「災難」，所以遲遲不慧不熟。我來嘉義「話別」，其實是希望他與我同回浙江，他則說來說去還是要我留下來，然後想法子一起到巴黎，六天過去，堅持不下，第七天夜晚，喝了酒之後，無可奈何中定局：我走我的，他留他的，但「巴黎重見」的信念一致不變，心情倒又豁朗起來。
「汪婉瑾，記得嗎？」他問得太突然，我停了一會才答：
「很耀眼的。心地蠻善良。」
「喜歡她的人不少。」
「李擎亞追不著，向我請教。」
他一笑：
「你出了什麼主意？」
「我說：第一，先要贏得她的尊敬。」
「你知道她愛誰？」
「不是和翁祖亮在一起嗎。」
「她愛我！」
「那她同時愛兩個人？」
「翁祖亮是後來的事，起先是愛我。」
「鬧翻了？」
「我們一直很好，像兄妹，兄妹以上，就不成。」
「為什麼？」
「我試著愛她，不行，實在不行。」
「怎麼啦？」
「我愛的是劉式桓。」
劉式桓，那個老彈莫扎特土耳其進行曲的「大衛」，整個暑假不穿上衣，臉俊氣，頭髮蓬鬆，一流身材，走起路來就容易顯得瀟洒，天津口音夾點四川腔，嗓音微微沙啞，性格單純柔和。那時的學生差不多全是這樣，不這樣的必是壞蛋。
聽到我對劉式桓的好評，他十分高興，而且得意：
「我們好過，好得相當深！」
「汪婉瑾呢？」
「我曾經吻她，一點感覺也沒有。」
「怎麼一點感覺也沒有？」
「不愛麼，愛不起來就愛不起來！」
「她呢，怨恨你？」
「不怨，翁祖亮，是我的意思。」
「什麼意思？」
「後來我最愛的，真正愛的是翁祖亮，我教他畫，天才，真是有天才，進步好快。」
在我的印象中翁祖亮是個頗高的小孩，極平凡。而席德進許為「理想的美」，陶林格萊。
「後來我決定走了，讓他和汪婉瑾在一起，我兩邊都完了心愿。」
我反問道：
「張雪帆，記得嗎？」
「你怎麼想起他來？」
「你寫給他的信，他給我看了。」
「真的？」
「那天他愁眉苦臉地來找我，說落在困境之中，希望我能解他的危，便拿出這封信……」
「你們是好朋友？」
「一般。他說你待他確實是真心，很感激你，但不可能做到像你對他那樣地回報你——我拒閱你給他的信，張雪帆便把信的內容講出來，要我代他回復。」
「噢，現在才明白了，應得謝你，治好了我的熱病。」
張雪帆是我上海美專同學，那年暑假他想轉學杭州藝專，考插班生未被錄取，與席德進是四川同鄉。
我說：
「那時候你和我還不能算認識，我對張雪帆是了解的。你為他而病，說，如果他不再來杭州，你的病就難好。我從旁看，認為不值得，徒然自己受苦——給他擬了信稿，他連抄一遍都懶怠，就此寄出，就此若無其事了。」
席德進說：
「原來這樣……我也要告訴你，當時，一是使我斷念，振作起來。二是……信還留著的……」
他要去開箱，我阻止。
「再看一遍麼。」
「是你和他的事。過去了。」
他呆立在箱子前，使我感到還該說些什麼：
「你以後，以後你的一生，將充滿痛苦。」
「我也不是不知道……但，你說，就沒有人會愛我？」
「有的。很難有人像你愛他那樣地愛你。」
「你呢？你的命運？」
「我沒有命運。」
「奇怪，你不談自己，杭州認識，台南重逢，這次再見，你從來就只談藝術？除了你的姓名，我還什麼都不知道。」
「我這個自己還不像自己，何必談它。」
「你很奇怪。我也沒有問，是我自私？」
「你在藝專的好名聲中，有一風評是：自私。我時常聽到。」
「我也知道。」
「你沒有找到認為值得為之慷慨的人，你便自重自衛，有時自重自衛得過了分，別人就說是自私，而你對那種人就更看不起，他們就更覺得你傲慢吝嗇。」
他欲言，又止。
我也有一種難以辨別的感應，當時隱隱知覺，自忖說不確切，就沉默了——現在或許能表達出來：席德進是殉情者，但無情可殉，故殉了別的。
這種夜譚，往往持續到深宵。紀德曾以美即爾克的名義，一再啟迪奈帶奈靄：是愛，而非同情。席德進和我都是紀德的書的耽讀者，而在這種夜譚中，我所能做到的付出的無疑只限於同情，有時連同情也顯得勉強，流於理性的涵容。我想，紀德本人，除非他把什麼都擯拒（他做不到），否則，能收受的，也僅是較為精緻的同情而已。這種現世生活的悲慘性質，使我向來習慣於自己的湮沒。能作個旁觀者，一切哀樂恩怨的旁觀者，已是萬幸的了。後來在生活道路上的顛沛流離，都是由於作不了旁觀者。
所以回想那段嘉義話別的日子，我們當時還是很逸樂的，一夜一夜地靜聆席德進回顧往事，我隨機插入品評，即使取笑挖苦，他亦不以為忤。白天，他常被學生手拉手地邀請去參與他們的新春家宴。每次總是先傳來跫聲和喧笑，門一開，泥娃娃似的七個八個連著倒進來，席老師喜歡他們，穿起他唯一的土西裝，眾愛徒便簇擁而去。雖然也邀請我，我的婉謝總是成功的。但現在竟記不起獨自怎樣解決午餐或晚餐。卻清晰地看見自己在窗前的小桌上寫信，明天我要回基隆了，所謂「巴黎再見」，何年何月。我該留些什麼給席德進，斷斷續續地寫，想像到我走之後，他讀它們時的心情，便越寫越激奮，也越不安起來……
晚上他回來，面有酡顏，在學生家喝了酒，可能喝了好幾家，陶陶然話緒不斷，又要聽那個圓舞曲，一再說這是他最喜愛的。我認為它很普通，柴可夫斯基也難得寫這種小品，薄俗，甚至輕佻（是管弦樂，已忘了作品第幾號），我當時是勉強聆著，暗中詫異，為什麼席德進特別欣賞這支曲子——考慮那寫完了的信，該如何……
「明天，明天晚上我走了。」
他停掉留聲機。
「上海我不會久住，杭州你有什麼事要我辦的。」
「翁祖亮他們，我也管不著，不忘記我就好，和汪婉瑾結婚，就結婚吧。我自己會寫信的。你代我關心關心他們，可能的話。」
「還有什麼，我可以做的？」
「《安娜•卡列尼娜》！」
「到上海就給你寄。」
「最後一夜了……」
「我也覺得巴黎渺茫。」
「會不會從此見不著了？」
「見是見得著的，你總要回四川，我也沒有游過峨眉。」
翌日，他要為我餞行，我沒有情緒合作烹調，認為煮點米粉之類就可以，結果還是折中為「紅油抄手」，四川的辣餛飩。
「為什麼你們叫抄手，不過總比餛飩好，浙江人是混混沌沌。」
「你說些杭州話給我聽？」
我便胡亂自問自答了一番，他笑道：
「好像又在官巷口、延齡路上：杭州呀，也許一生中，要算在西湖邊的那些日子最無憂無慮了！」
我因為接著就要重續湖畔生涯，所以沒有特殊的感喟。
離別，走的那個因為忙於應付新遭遇，接納新印象，不及多想，而送別的那個，仍在原地，明顯感到少一個人了，所以處處觸發冷寂的酸楚——我經識了無數次「送別」後才認為送別者更淒涼。
中午吃了餛飩，真是混混沌沌，天色轉黑後，都不想晚餐，他怕我路上餓，買了些糕餅塞在背包里，使我想起從前在故鄉要到外省去投考中學時的情景。
手上還有一隻指環，不會再買唱片了，我說：
「並不是表示感情，你留著，萬一急需錢用，就把它變賣了。」
「那一樣，你在路上，可能發生什麼事，好拿它對付。」
「至多三天就到上海，有人來接的。」
「不是平常了，上海沒人接你怎麼辦呢。」
他知道我與華生輪船主是講定到上海再償付路費的。
現在回想不起何以那天要挨到黃昏才走，許是候一班夜間才經過嘉義的快車。也記不起怎樣到的港口，怎樣通知華生輪放舢板接我到船上，都茫然得好像沒有經歷過。然而分明記得趁席德進不在寢室的某一刻，將前幾天斷續寫成的信，放在他枕上，再將被子蓋好。當我背起小包，那些簡陋的竹木家具忽然十分親切。
走過通向車站的路上還是談著約翰•克利斯朵夫，他總是領前一步，我看見的是他的背影。
似乎藝專的學生好多是這樣走路的，兩腳作外八字，雙腿不靠緊，臀部就左右擺動——他何以不發覺這種步姿的傖俗？
對他說明？我沒有這份勇氣，交淺言深還深不到這個層次——已經太深了，深在那封留置於他枕上的信中……
「席德進，我忘了東西，你在這裡等一等，我回去拿。」小包卸在他腳邊，跑步。
揭被抽出那信，對摺，塞進後褲袋，以更快的速度奔回。
「找到了？」
「找到了。」
又繼續談我們的克利斯朵夫、奧里維、舅舅、母親……不是自己的舅舅母親，是小說中的……忽然想到也許他在自比克利斯朵夫之餘將我喻為奧里維，那就全然誤會了——收回信，是應該的。
臨上火車，握手苦苦地笑，還是那句話：「巴黎再見！」好在巴黎總是耐心等待我們的。
回到華生輪的艙中，第一動作便是掏出褲袋裡的信，閱後想撕掉，轉念也許若干年後，能寄給席德進。
杭州，為籌辦繪畫研究社忙了好久之後，才有餘暇去藝專，汪婉瑾問道：
「什麼時候回來的？」
「快兩個月。」
「席德進在信上說：朋友走了，他哭了一夜，那是誰啊？你知道嗎？」
我搖搖頭。
「說是一起過年的？」
「我在基隆港口，船上過年。」
「那個朋友會是誰呢？」
我相信汪婉瑾並非佯裝，席德進確是只說「朋友走了」。我們都這樣，話在詩意中，認為一著實便俗（這種營造詩意的嗜好，是我們青年時期的惡習。藝術，似乎必定要先對我們有害，害得好苦，而後一點一點有益了，過程非常慳澀）。
我離嘉義，席德進哭，除非是由於我的賦歸，他馳思老家，懷念西湖的情人朋友，才流淚失眠。對於我，那真是「除了姓名，還什麼都不知道」。
然而汪婉瑾的話刺痛我，一瞬間，劇烈懊悔沒有把那信留下。
四十年後，才在筆記本上寫道：
「友誼的深度，是兩個人的自身的深度的表現，淺薄者的友誼，是無深度可言的。」
我們年輕時所能認知而信奉的，只到西塞羅的里程：「唯有好人之間才會產生友誼。」而今看出這種古典的智慧是宏觀的、太憨厚了，無非反證著「壞人之間不存在友誼的可能」而已。好人，如果是淺薄者呢，常見的所謂好人，倒真是淺薄者居多。
四十年前的我們，至多是竭力摹擬書本上的具有深度的人——我的「信」，他的「哭」，都是摹擬，結果是見其淺不見其深。年齡即是宿命。
從此，沒有消息。一九四九年夏遇見過劉式桓，一身藍灰細布的制服粒粒紐子扣緊，浙江某小城的中學教師，形容憔悴頭髮短而稀疏，「大衛」「莫扎特」等等的概念消失得無影無蹤。問及「阿波羅」「暴風雨」，他也不明下落。後來，聽說翁祖亮和汪婉瑾結了婚。後來杭州藝專遷到西湖的另一邊，涌金門外，原址則改作農業展覽館，每次經過，克制不住地眺望那個本來陳列美術品的廳堂，屋頂是希臘神殿破風的格調，所以分外顯得寂寞。
一九八一年廖未林從美國到上海，很快傳開：席德進已是著名台灣的大畫家，上海的藝專校友奔走相告，席德進的畫集、照片也見到了。廖未林說，席德進渴望得到老同學老朋友的訊息——是時候了，三十年來風霜雪雨，使我們不必妄自菲薄，何況席德進正在病中，什麼病？廖說，胰臟功能不佳，最近好了些，會康復的。
當時我正主持著一項工程，煩重而緊迫，每夜入靜後喝杯濃茶，與席德進筆談，也就寫長了——矜持、做作既去，語流便暢澈無礙，連嘉義話別留信，又收回，又懊悔的往事，縷呈細節，以博一笑。也初評了他的畫集，尤其是近期的水彩風景，那是「席德進」的了……當我轉為剖析自己怎樣脫出羅曼羅蘭的軌跡，而質疑他為何還走在「克利斯朵夫」的路上時，牽涉愈廣，泛濫而不能停蓄，但我決意寫完這封超長的信，有時寫到曦色明窗，還是興致勃勃……
廖未林經杭州、北京，折回上海，第二天就要飛返紐約，這時才陰沉地告訴我，席德進患的是癌症，危在旦夕。
我想，想了又想，說：
「我的信寫了一半，這次不能請你轉交了，以後再說。」
以後，就是因為已沒有「以後」，這樣的信只廢了——在他的記憶中，我是個「除了姓名，什麼也還不知道」的朋友，這樣的「思前想後」的長信，對於精力充沛遠景在望的人讀來可能是快慰的，所以就完全不堪付之已瀕彌留的席德進。
廖未林匆匆趕程，是否鑒於席德進病情惡化，急需將大陸親友的心意在他死前傳到。一路拍了許多照片，杭州藝專舊址，宿舍門口的那張尤其有「人生如夢」之感。同學一個一個全老了，但都能辨認得出，有的拍了全家的，那就連主角也迷糊在整個的陌生里——它們能安撫席德進。我只宜悄然引退。信、贈物、照片，都沒有交出，就像我「以後」還可以把一切向席德進說清楚似的。我常常看到人們要做「這樣的」一件事，結果做成了「那樣的」一件事，他們以為做好了，因為，已經做了麼。他們習慣於把「做了」看作是「做好了」，不分別「這樣」「那樣」。
當時是夏。我猶存幻想。
秋，幻想絕滅——我本企望奇蹟，癌症中有自行好轉或為特殊藥物治癒的例子。
噩耗傳至已是八月杪，滬地同學沒有形式上的追悼。吉訊與凶訊相隔僅兩個月，等於連接著傳來，大陸的同學親友，剛開始分享了他藝術上的成就，幸樂的心情旋即淪為哀傷。也有人寫了文章登在刊物上，看了之後覺得未必是弔喪，倒近乎湊熱鬧。
辦公室的窗外，秋初的草坪綠色未減，盡處是池塘，再後的林間是每日散步的曲徑，黃葉襯著午後明艷的藍天——與我同輩的朋友已消亡了幾個，結局都是始料所不及，亦可說還不及料，驟爾故世。記憶中，仍是年輕的音容笑貌，都沒有病相老態？青春原來是這樣存在著的，常說的「中年人」「老年人」，內心其實是青春的。或說青春在形體上呈現得很短，在內心卻留存得很長。「青春」和「生命」是同義詞。如果內心也枯朽了，那麼活著的形體是個假象。席德進夭折在他最青春最有為的生命階段上。從帶回來的照片看，他有了一份從前所沒有的美感，由於消瘦使臉的輪廓顯出剛性，而且他宜於這種豐厚的髮型，他從前畫的克利斯朵夫像便是這種髮型——如果對他說，後期的席德進比前期的席德進美得多了，他必定會反駁而狂喜——是這樣的人。
連日來午膳過後，沿池塘踱入林間，席德進的近殤，引悼十多年以還的諸位亡友……當初各奔前程得失沉浮已不必厚非，三十餘載音訊全杳也已不足為憾，只待重逢的一夕目擊而笑，細數風霜沉著痛快，人生至樂可謂無過於此，就像我們之所以苦苦執著性命，為的便是換取如斯的酬賞——詎料一個一個相繼永逝，而且沒有一個堪稱安詳瞑目，他們的生命都是被攫奪遭摧毀的，其中亦有敗德而自取滅亡者，我也原諒，著眼於疇昔賢美的一面。早歲從書本上看到哥德、福樓拜遲暮獨兀的荒寂，那時我年輕，隱隱感到愴涼的況味，而今親嘗備受，才識得每代人都要從頭銜恤體會過來，然後過去。
人生三十僅只是試立，五十，庶幾正立，六十能不惑也還未見得。所值的時代，動輒顛倒乾坤斯文掃地，史學文學哲學一概垂頭莫對。要在這樣弔詭的亂世苟全性命，曲折離奇地獲取個人的成熟，真是唯有靠天假以年了。「成功之路，往往看一個人是否知道要多久才能成功。」孟德斯鳩這一珍貴的高見，席德進是明白的，所以臨終的他，萬分不甘心……
自來美國，有關席德進生前故後的資料，都一一看了——那麼，他真是一直逕自走著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路。羅曼羅蘭在其小說的終局，克利斯朵夫渡過了河，象徵性十分粗淺，不妨權且引作比喻，席德進是有望渡河，突然折倒在岸邊。雖則什麼不直接等於智慧，長壽者未必超凡入聖，但說「死亡是一種美」的是高齡碩果的畢卡索。
評析席德進的藝術，是我渴欲暢言的心愿，如果全面成文，那是「祭文」，不是「論文」，我只在乎對他一傾積愫。他從前向我吐露的是情的隱私，而今我想款罄的是理的諍訟，面對面談，謂之坦率，單方撰文而公之於眾，我就不知讀者為誰了。
死，使「情的隱私」朗凈以成人生的暖意潤感，而「理的諍訟」，卻正因生死之隔，只好適可而止，所以我諱避了這類題旨。自己悶郁著就是了。生離，死別，使我們無緣共事藝術的探討。克利斯朵夫的路，已是乏人回顧的陳跡，所以席德進是孤苦的，惶惑的。所以「渡河」之喻，哀嘆是雙重的：一是年命，二是器識。
死者，沉睡在青色的宮殿里，當世上有人懷思時，眼瞼徐徐而啟……懷思淡去，眼瞼又閉合了——梅特林克是這樣寫的。
一九八六年，席德進逝世五周年
是他鲜有的个人感情较丰富的作品。。。
不过不影响我喜欢他那份交织着细腻惆怅和潇洒不羁的文字
我在香港画展上见过他两次，印象深刻。很有个性，对林风眠十分恭敬。
刚到高卢的时候，曾和不少人说起这本书。结果发现大部分人都没读过，为数不多的读过的人也基本都没读完。问后者为什么，他们的看法总结一下，基本上是风格平淡，结构松散，有过多的道德说教，累赘的社会分析，等等。后来还特意读了一下原版，果然如此，尤其是风格。结果最后也没读完 :-)
当时牙龈发炎，头如开裂，又不敢多用止痛片，彻夜彻夜读约翰克里斯多夫，居然就这么熬过来了。后半部大段大段的思想活动和说教，确实读不下去，尤其当时的年龄，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