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核心 - 2021年3月5日文学城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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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的核心

灾难重重的庚子年终于过去。但这一年中，中美关系的激烈动荡；使得其博弈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也成为海外华人关注的焦点。那么这种博弈的核心是什么！有战略家称是争夺金融控制权；也有战略家称是争夺科技主导权；还有战略家称是争夺制度价值权。但作者认为这些战略都仅仅是“术”的视野；而不是“道”的境界。因为它无法解释美国在这三个领域具有高度优势下被中国追上。恐怕美国精英对此仍然一头雾水。因此，认清这种博弈的核心是制定任何战略的先决条件。人们需要从哲学整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停留于局部利益的得失，以及意识形态的纠结。中国有句老话，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让我们以哲学整体视野，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来探讨那些被意识形态纷争所掩盖的深层社会问题。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当代特征

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上，传统哲学认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个理论抽象本身并没问题。然而，问题产生于哲学界武断地将这对矛盾的作用归结为单向性。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例如，小农经济决定了封建社会，工业经济决定了现代社会等等。从哲理上讲，如果一个矛盾仅存在着单向决定性，而没有相互决定性的话；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对立统一矛盾。在工业化早期，生产体系相对简单；因此体系结构的问题往往被忽略；所以工业化产生的利益问题得到更大注重。那时的哲学家们认为，如果产品没有为大多数劳动者所得，就会产生财富两极分化；那么经济问题就成为政治问题。对此矛盾的政治解读，产生了工业化必须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里，资本主义诉求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社会主义诉求导致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因为这两者都包含着某种极端，历史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向自己对立面转化。资本主义社会引入某些社会主义元素；而社会主义社会抛弃了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在这种趋势下，虽然两极分化仍然尖锐，但它的对抗性比工业化早期大大削弱。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全球渗透，社会体系呈现出复杂与非线性的特征。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简单。时代与社会体系的质变，使得体系结构问题渐渐地浮现在人们面前。如果摆脱政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束缚，以解构的方法；我们会发现当代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从哲学的整体论与动态稳定论角度，这个矛盾综合了前两矛盾。用一句哲理的话来总结，“工业化本质从早期的技术化转变成当今的组织化与系统化”；如同让将来的AI子系统相互合作，而不是“自作主张”，相互博弈。如果社会能处理好【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之间的矛盾，那么财富两极分化就会相应地改善。复杂体系与全球化的趋势决定了，体系的整合与优化（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渐渐成为增强实力的关键。在这个社会基本矛盾上，我们已经看到，以前认为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不再成为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协调这对矛盾才是治国精英在思考政治问题前，首先应当考虑的哲学问题。它不仅是国家战略规划的立足点，也同时是国策制定的出发点。进一步分析人们发现，良性协调这对矛盾，体系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持续而不自相矛盾的政策，团结与引导公民的能力，以及民众承受短期利益损失的胸怀。因此，这些协调都不是市场与资本的功能；更不是企业的强项。面对这样的现实，企业家的作用在减弱，而国家的作用在增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美两国如何处理这基本矛盾。

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类似凯恩斯主义，即有国家协调的市场经济。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即以国有企业为骨干，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体系的形成产生于为解决经济转型时出现问题的过程中。它强调了以解决具体问题的改革来推动体制转型，并保持其可持续性。如此的经济实用主义，经过几十年最后形成目前的体系。国家宏观政策在此始终起了主导作用；最终造成了经济模式与体制的大幅调整。这个改革过程恰恰暗合了平衡协调【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矛盾的诉求。到此我们似乎明白为什么中国在金融控制，科技主导，制度价值三方面都远落后美国的情况下，仍然还能在经济实力上赶上。也就是说，在几十年中，中国通过各种改革措施，整合并优化了各类生产要素，整合并优化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收获经验与教训。这其中，不仅良性地改变了国家经济制度，而且建立了完善的，高效率的工业体系。妥善地处理好了【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矛盾。中国以后的发展显然取决于是否能继续在这条道路上不断修正错误，而不走向激进与极端。

美国采用的是新自由主义；它反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推崇自由资本主义。它认为社会主义会妨碍个人自由。但在此理论之外，美国也有相当部分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因是完全拒绝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的空想。私有资本总是逐利的，国家资本才可能是公益的。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在这两者上形成某种互补。美国的医保社保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军工企业类似中国国企。而国债却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中美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简单讲，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差别。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主导体系整合与优化的力量；而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应付危机的措施。当民主争利达不成妥协时，过头部分就以国家债务来承担；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危机时，更只能以国家债务来救赎。而在其他方面，国家在经济的主导作用非常微弱；完全由市场自由决定。市场自由的机制能调节供需平衡。但通过自由资本主义来实现市场自由，常常与期望相反。因为资本的炒作与投机行为经常背离自然的供需关系。这样的结构在工业化初期也许勉强。但在与中国这样对手的竞争下，立刻显示出战略短板。高成本与低效率使得美国工业产品无法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于是，他们走向了唯意识形态，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实际上，中美两国都是市场经济，只不过中国用国家资本协调市场平衡与提高生产效率；并优化体系结构中缓和财富两极分化。而美国用国家资本救助企业危机与社会保障。这种国家资本的差别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即，如此庞大的美国国家资本主义仅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并且还负债累累。怪不得，法国总统马卡龙说，西方应当正视对资本的监管。面对西方热衷的新自由主义，他不得不感叹：西方文明主导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也许会想，既然国有企业竞争力强大，美国为什么不搞自己的国家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中国模式根植于自身文化。美国即使想学也很难。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其根源。

西方政经理论的文化背景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界对人本性的解读之上。本性是哲学词汇，指事物不可改变的固有属性。文艺复兴后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们都表达过对人本性的负面解读；叔本华就是一个例子。有些这方面论诉甚至是从宗教体系中，以政治方式衍生出来。这些观点认为，人性本质是恶的；并且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因此在制度上，社会只能是小政府；而大政府一定会做恶；所以国家没有超越个人权利之上的权利。这样的小政府有利于权力制约，还能防止其干预市场与人权；以致最后干预自由。为说明问题，作者以美国精英的论诉来展开探讨。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 Reinhold Niebuhr。他不仅是宗教人士，而且是政治评论家；曾经获得总统自由勋章。他的传世名言 - “人能接受正义，民主成为可能；人会偏离正义，民主成为必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他同时又认为社会本身是不可能有道德的；社会仅是累积的个人利己主义，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行为。并且社会只会将人内在的“罪”引发出来，进而丧失个体道德。这种对人性的解读渐渐成为美国甚至西方的主流。它导致社会思潮有偏向极右翼的倾向。民众对政府充满不信任；使得其政治体系只有制约，没有协作。他们以反共的名义来否定任何带有集体性的价值理念。这样的政治伦理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与文化现实中缺乏道德理性。道德不仅仅是私德，它更是一种哲学视野。着眼于整体谓之道，良性互动谓之德。美国的文化现实，使得调节【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矛盾的平衡就很困难。而且，国家很难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它看起来像宿命；那么它最终会走向何方？让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启示。

形成文化底蕴的历史根源

历史始终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人类文明到今天，存在着两类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民族国家是指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国家；例如日本与以色列。这样的国家虽然先进，但它们无法将自身文明复制到其他种族；更不可能复制到多种族混合的国家。因为此类文明依赖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文明国家是指由许多不同种族构成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世界存在两个半文明国家；其他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个半文明国家就是中国，美国与欧盟。欧盟只能算半个；因为欧盟还没形成真正的国家尽管它有潜力。人们也许会问？汉族占91.5%的中国为什么是文明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呢？其实汉族在中国历史上由多民族综合形成的。例如：匈奴，西夏，契丹，蒙古，女真，等等其他民族都先后融入广义的汉族。文明国家的特征是通过文明价值观将不同种族融入国家实体；而不是依赖于种族传统来维系。因此，在文明层次上，文明国家要高于民族国家。现成的两个半文明国家中，只有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中，中国已经形成自身的文明价值；即，传统文化的道德。或者说，道与德。正是这个文明价值观造就了中国作为文明体系在历史上延续下来。虽然国家有时衰弱，有时分裂；但道德总使得分裂回归统一。相反，美国与欧盟的历史就相当短；美国才两百多年，而欧盟形成才几十年。它们的情况就简单的多。美国的前两百年的人口，以及欧盟的人口基本上是由高加索人组成。因为文化传统接近；那时美国与欧盟像文明国家，但不完全是文明国家。只是在近几十年中的全球化中，非高加索人大量涌入美国与欧盟。这才使得它们具有真正文明国家的特征。但问题也产生于这样的人口结构改变。这全球化趋势给美国与欧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与文化困惑。正因为西方文化底蕴中缺乏强调社会整体的道德，多民族包容不得不落在个体权利膨胀的新自由主义上；政治正确在这种场合应运而生。可是，没有道德支撑的政治正确在现实生活中非常虚伪，它不可能不引起民众的反感。于是我们看到了近几年的逆全球化潮流。在美国出现了特朗普主义；而英国不愿意失去自己民族Identity 而退出欧盟。当我们将特朗普从特朗普主义剥离开来；这思潮的本质就显露出来。它只不过是对移民趋势的恐惧，和对恢复白人保守传统的渴望。探讨到处，我们看到美国及西方正站在十字路口。即，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整合国家，以及走向文明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历史告诉我们，仅仅建立在势力之上，而不是道德之上的文明国家都没有长久的可持续性；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例子。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它们都面对着相同的社会基本矛盾。而协调这基本矛盾的根本是背后的文明价值。如果文明价值是大海，那么制度与政策只是海面上的浪花。如何调节制度与政策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不走向极端；才是今天中美博弈的核心。一句话，中美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为

为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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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追求一种务实的路线，抛弃意识形态纷争，只务实，不务虚。

现在看这也是有问题的。邓江时期的改革基本是照搬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经济发展确实是快速的，可也为社会带来隐患。好在中国的改革能力还在，到胡温时期开始对政策进行微调，到了习主政时期，调整的幅度更大一些。改革本身不是目的，有效治理才是根本。这也是改革永远在路上的根本动力。

静态的平衡很难保持，社会平衡是在动态中保持的。改革的可逆性和双向性就是保持社会平衡的保证。如果改革只是一个方向的改革，那问题会越积累越多，最后将导致系统崩溃。就像吴敬琏这些市场派的改革观点我是不以为然的。什么都靠深化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其实是南缘北辙。明明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问题，还要靠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来解决。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改革思维实际上掉入了市场化改革政治正确的陷阱，是一种思想僵化和失去思考力的表现。

就像前一阵李克强主导的P2P金融改革，其实等于给金融骗子开了绿灯。如今P2P纷纷暴雷，导致老百姓大量资金被骗，引起社会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这种改革怎么可能再继续深化呢？

我有点扯远了，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