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土改
抗战后不久开始了国共内战，世道艰难，货币贬值，民不聊生，奶奶的收租收入变得越来越少，而需要她供养的孩子和婆家娘家的亲人又太多，她逐渐卖掉了各处的房子，只留下了黔灵西路和阳明路的两处。最后一座卖掉的是合群路租户用来开同心旅社的房子，于49年初出手，当时的价格以米价或洋纱价作标准，卖得16两黄金。城外的田地也卖了一些。
48年奶奶家从苏家桥搬到了黔灵西路自己的房子里。这处房子前面是3间街房，每间都有一楼一底两层，每层分为前后两间，后面有一个院子和上下6间正房。从巷道进入院子后，左边是一个小花圃，右边是厕所，靠近正房的院子左边是厨房，中间靠右是自来水龙头和水池。走过巷道进入院子就是我从小到大所知道的奶奶的家，充满着我很多温暖的回忆。
搬入黔灵西路一年多贵阳改天换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到了50，51年，国家准备搞土改，先是搞二五减租，即农民交给地主的租减25%。奶奶解放前卖掉了乌当区黑石头乔发哥可收4石米的田，也卖掉了可收20石米的沙子哨的田，不过这部份田是各家的都卖了一点，在沙子哨仍然有3家佃户。减租后这3家农民就来交了减租后的量，三桥新街的袁少华却无论如何不来交，派人带信去催他也完全不理。52年开始土改后，袁少华带了几个农会的农民，背着长枪，从奶奶家把她带到位于现在的公园北路上的城乡联合会，当时市政府成立了这个机构来处理农民和城里田主的问题。袁少华说，要给奶奶算剥削账，把以前他家交的租还给他。抗战后袁少华曾因为孩子生病给奶奶借过一笔钱，5，6年了一直没还，奶奶拿出当时他写的借据，城乡联合会的人算后得出的结果是，即使奶奶每年收的他的田租算是剥削，他借的钱都比这些田租总和折算成钱还多，他需补给奶奶7斗米。城乡联合会出了一个证明，盖了章，是一个正式的表格。这个证明奶奶家一直保持到文革时，文革开始后父亲怕人来抄家翻到，说他家想反攻倒算，就不敢保存了。土改时农民向地主算剥削账要求赔偿的比比皆是，父亲所知的几乎所有田主都被清算，城乡联合会则在处理父亲家这事上没有一味偏向农民，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处理得算是公正的。对于这个结果袁少华也不敢反对，因此他气势汹汹地来，垂头丧气地回去了。不久奶奶去到三桥新街参加土改，田就被没收了，当天来回，没有发生其它事情。
沙子哨吊甫街比较远，离城有20公里，奶奶是和父亲一起去参加土改的。王朝光当了农会主席，因为他是最穷的就会被土改工作组看上。工作组和农会设在李二公家，但奶奶的3家佃户都没有在场。奶奶和父亲一去就发现农会的人都脸色铁青，气氛肃杀，一个人被捆着手脚吊在房梁上，十分心惊害怕。但工作组和农会的人并没为难奶奶母子，只说奶奶家国民党时只交了粮食税没交柴草税，要补交2万多块，他们可代交。2万多这个钱的本币是按照延安等解放区货币的面值，只等于53年后的2，3块，所以奶奶掏出钱当场交了。工作组的人又问奶奶和父亲要不要分田，如果想要可以根据家中人口分些田耕种，奶奶和父亲没要，然后就回来了。
去时两人是坐马车，回来只得走路，走到离城7，8公里的阳关时天黑了，他们找到一家农家旅舍住下，睡在干草铺的床上，盖的是又重又硬又刺皮肤的稻草编的秧被，而且里面还有很多臭虫咬人，根本睡不着，天亮后就赶快起来走回来了。
奶奶家在土改中算受冲击最小的，只是失去了土地，没有其它遭遇，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 修文传来消息，大伯公被农民打死。据说是因为农民对大伯公后来娶的大婆母很反感，她爱骑马，农民看不惯，觉得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就抓着大伯公问大婆母在哪里，大伯公答不出，农民把他吊打至死。大伯公多年间在贵阳城倾其财力和心血致力于以办女学贡献社会，振兴国家，对曾祖父留下的田地上的农民遇到天灾和家里有困难时经常减免田租并以自己的资源给予各种帮助，却落得这种下场，实在让人唏嘘不已。他的后代最近去到修文麻窝寨重修了他的墓以纪念他，并以期在后人中传扬他的精神。
文革后父母的朋友中有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就是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土改时他是团级干部，到农村去做一个大的土改工作组的组长。80年代后他对父亲说，土改中枪毙人随便了些，按政策不经法律程序像他这样一个大的工作组的组长就可以正式批准枪毙人，实际情况则是任由农民处死地主，连经他这样的大组长批准也不需要。
就土改的目的而言，"耕者有其田"是一种听起来很美好的理想，父亲和家人都对田地被没收没有意见，特别是父亲是学历史的，对历朝历代农民因为土地问题揭杆而起更加了解，对革命抱着同情的态度。但后来父亲工作后多次下乡，看到了农民的极度贫困，比如不再是吃粮食，而是吃一种在大锅内黑乎乎用菜等等不知什么做成的东西后，他也终于在很晚后吐口承认，事实证明，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内，土地的共有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近来却常常去想"共有"这两个字的含义 — 感到"共有"和"耕者有其田"其实是两回事，共有实际上是让所有的耕者无其田，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主富农常常是农村里比较勤劳和精明能干的人，以粗暴的手段消灭了他们之后农民并没有翻身，反而失去了人身自由，无处可逃，并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应该留下这些冤死者的姓名与故事，越详细越好，越多细节越节，要把他们的姓名写得大大的，以警省后人。
只是其代价
要中国走美国的道路？那就更惨了，奴隶制一个世纪，再种族隔离一个世纪，对黑人私刑施暴，比中国土改恐怖100倍都不止。时间长度和规模都是无以复加的。法国大革命还有恐怖统治，断头台立在路边，看着像贵族就断头。
所以它开始的欺骗性蒙蔽了大多数人，一旦得势，就暴露了狰狞面目，以恐怖来制人。
(十七)土改
抗战后不久开始了国共内战，世道艰难，货币贬值，民不聊生，奶奶的收租收入变得越来越少，而需要她供养的孩子和婆家娘家的亲人又太多，她逐渐卖掉了各处的房子，只留下了黔灵西路和阳明路的两处。最后一座卖掉的是合群路租户用来开同心旅社的房子，于49年初出手，当时的价格以米价或洋纱价作标准，卖得16两黄金。城外的田地也卖了一些。
48年奶奶家从苏家桥搬到了黔灵西路自己的房子里。这处房子前面是3间街房，每间都有一楼一底两层，每层分为前后两间，后面有一个院子和上下6间正房。从巷道进入院子后，左边是一个小花圃，右边是厕所，靠近正房的院子左边是厨房，中间靠右是自来水龙头和水池。走过巷道进入院子就是我从小到大所知道的奶奶的家，充满着我很多温暖的回忆。
搬入黔灵西路一年多贵阳改天换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到了50，51年，国家准备搞土改，先是搞二五减租，即农民交给地主的租减25%。奶奶解放前卖掉了乌当区黑石头乔发哥可收4石米的田，也卖掉了可收20石米的沙子哨的田，不过这部份田是各家的都卖了一点，在沙子哨仍然有3家佃户。减租后这3家农民就来交了减租后的量，三桥新街的袁少华却无论如何不来交，派人带信去催他也完全不理。52年开始土改后，袁少华带了几个农会的农民，背着长枪，从奶奶家把她带到位于现在的公园北路上的城乡联合会，当时市政府成立了这个机构来处理农民和城里田主的问题。袁少华说，要给奶奶算剥削账，把以前他家交的租还给他。抗战后袁少华曾因为孩子生病给奶奶借过一笔钱，5，6年了一直没还，奶奶拿出当时他写的借据，城乡联合会的人算后得出的结果是，即使奶奶每年收的他的田租算是剥削，他借的钱都比这些田租总和折算成钱还多，他需补给奶奶7斗米。城乡联合会出了一个证明，盖了章，是一个正式的表格。这个证明奶奶家一直保持到文革时，文革开始后父亲怕人来抄家翻到，说他家想反攻倒算，就不敢保存了。土改时农民向地主算剥削账要求赔偿的比比皆是，父亲所知的几乎所有田主都被清算，城乡联合会则在处理父亲家这事上没有一味偏向农民，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处理得算是公正的。对于这个结果袁少华也不敢反对，因此他气势汹汹地来，垂头丧气地回去了。不久奶奶去到三桥新街参加土改，田就被没收了，当天来回，没有发生其它事情。
沙子哨吊甫街比较远，离城有20公里，奶奶是和父亲一起去参加土改的。王朝光当了农会主席，因为他是最穷的就会被土改工作组看上。工作组和农会设在李二公家，但奶奶的3家佃户都没有在场。奶奶和父亲一去就发现农会的人都脸色铁青，气氛肃杀，一个人被捆着手脚吊在房梁上，十分心惊害怕。但工作组和农会的人并没为难奶奶母子，只说奶奶家国民党时只交了粮食税没交柴草税，要补交2万多块，他们可代交。2万多这个钱的本币是按照延安等解放区货币的面值，只等于53年后的2，3块，所以奶奶掏出钱当场交了。工作组的人又问奶奶和父亲要不要分田，如果想要可以根据家中人口分些田耕种，奶奶和父亲没要，然后就回来了。
去时两人是坐马车，回来只得走路，走到离城7，8公里的阳关时天黑了，他们找到一家农家旅舍住下，睡在干草铺的床上，盖的是又重又硬又刺皮肤的稻草编的秧被，而且里面还有很多臭虫咬人，根本睡不着，天亮后就赶快起来走回来了。
奶奶家在土改中算受冲击最小的，只是失去了土地，没有其它遭遇，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 修文传来消息，大伯公被农民打死。据说是因为农民对大伯公后来娶的大婆母很反感，她爱骑马，农民看不惯，觉得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就抓着大伯公问大婆母在哪里，大伯公答不出，农民把他吊打至死。大伯公多年间在贵阳城倾其财力和心血致力于以办女学贡献社会，振兴国家，对曾祖父留下的田地上的农民遇到天灾和家里有困难时经常减免田租并以自己的资源给予各种帮助，却落得这种下场，实在让人唏嘘不已。他的后代最近去到修文麻窝寨重修了他的墓以纪念他，并以期在后人中传扬他的精神。
文革后父母的朋友中有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就是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土改时他是团级干部，到农村去做一个大的土改工作组的组长。80年代后他对父亲说，土改中枪毙人随便了些，按政策不经法律程序像他这样一个大的工作组的组长就可以正式批准枪毙人，实际情况则是任由农民处死地主，连经他这样的大组长批准也不需要。
就土改的目的而言，"耕者有其田"是一种听起来很美好的理想，父亲和家人都对田地被没收没有意见，特别是父亲是学历史的，对历朝历代农民因为土地问题揭杆而起更加了解，对革命抱着同情的态度。但后来父亲工作后多次下乡，看到了农民的极度贫困，比如不再是吃粮食，而是吃一种在大锅内黑乎乎用菜等等不知什么做成的东西后，他也终于在很晚后吐口承认，事实证明，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内，土地的共有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近来却常常去想"共有"这两个字的含义 — 感到"共有"和"耕者有其田"其实是两回事，共有实际上是让所有的耕者无其田，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主富农常常是农村里比较勤劳和精明能干的人，以粗暴的手段消灭了他们之后农民并没有翻身，反而失去了人身自由，无处可逃，并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应该留下这些冤死者的姓名与故事，越详细越好，越多细节越节，要把他们的姓名写得大大的，以警省后人。
只是其代价
要中国走美国的道路？那就更惨了，奴隶制一个世纪，再种族隔离一个世纪，对黑人私刑施暴，比中国土改恐怖100倍都不止。时间长度和规模都是无以复加的。法国大革命还有恐怖统治，断头台立在路边，看着像贵族就断头。
所以它开始的欺骗性蒙蔽了大多数人，一旦得势，就暴露了狰狞面目，以恐怖来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