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过去一段时间后，纪念的人们越来越少。尤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希望能够搭上这班车，从经济大潮中获利。于是海外的国人有以前对中共政府持批评态度现在开始调转枪口对准学生了，认为六四悲剧的首恶不是中共政府了，而是学生领袖才是这场流血悲剧的真正制造者了，尤其是柴玲因为一个采访的讲话更成为众矢之的。似乎这种言论最早是源于一个和中国有点关系的美国人：卡玛，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卡玛的父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韩丁的妹妹妹夫大概是中共当政以后唯一一对取得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就是著名的阳早和寒春。这二位是美国有名的共产主义者，不过这二人倒是言行一致，不喜欢资本主义的美国，就先去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后来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当然，文革后他们的孩子们又都回到了美国。不像现在有些人，呆在美国整天抱怨美国这不好那不好，赞美中国如何好，可就是打死也不回中国，或者暂时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但还是将根留在美国。另外还有一个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是朝鲜战场的一位战俘，后来在山东大学教英语。当初停战时有十六位美国战俘选择了留在了中国，但最终只有这一位留下来了，其余的在中国呆了几年后都选择了回到美国，即使回国后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卡玛拍了一部纪录片《天安门》，里面专门辑录了采访柴玲时她说到希望流血才能唤醒民众的一段话。当然因为这部纪录片柴玲要和卡玛打官司，但最终是个什么结果我也没有关注，不过想来也不会对柴玲有什么帮助。自从这部纪录片出来之后，学生领袖就成了许多人指责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不妥协或者不退让，所以他们要为六四流血付主要责任。尤其是柴玲因为那段话，更成为众矢之的。
我不知说这种话的逻辑何在？首先学生有没有能力决定流不流血？很显然，无论学生做了什么，是否流血的主动权从来都不是学生所能控制的，因为学生根本没有制造流血的能力。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你只能负责你所能控制的范畴，对于超出控制能力之外的东西，你就是想承担责任也承担不起。其实学生领袖对于整个运动的走向，完全缺乏控制能力，他们更多的是跟随运动的潮流。比如运动初期大家都通过电视认识了王丹和乌尔开希，在当时民众的眼里，毫无疑问，这二位是天安门广场的领导者。可是实际上，二位早就从广场指挥部被排斥出去了，原因主要是因为王丹在五月20号戒严的时候，提出了撤出天安门广场让戒严令失效的建议。乌尔开希也是稍后提出类似建议被排除了领导集团。可见学生领袖不过是顺应民意的产物，而不是引领运动的领袖，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引导运动走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所以叫他们如何能承担这个责任？但其实从另一方面讲，王震叫嚣要杀20万人保江山，说明有人就是要通过流血来恐吓学生市民，让他们今后再也不敢闹事。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制造流血以便达到目的。
那么这些学生领袖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来引领这次运动？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学生领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称六四为一场民主运动，那么这些学生领袖是否有从事民主运动的经历呢？我想除了北大的刘刚和王丹有一些经验，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有类似从事民主运动的经历。刘刚在北大组织了民主沙龙活动，主要是邀请一些自由派人士去北大讲演。后来刘刚上研究生了，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就由王丹承接。而民主沙龙应该只属于民主启蒙运动，与真正参与民主运动的实践，譬如像78年的北大学生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可以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好的启蒙者与运动领袖之间也有很大的鸿沟，但王丹的经历已经是这群学生领袖里面最有资格的人选了。可以说这群学生领袖完全就是被一个偶然的机会推到了这个位置上，比如乌尔开希是如何成为学生领袖的过程。乌尔开希凭当时在学校期间的表现，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联想到学运领袖的角色。我记得我读过的《新观察》的长篇文章讲到427大游行，学生的游行队伍被警察截住了。学生就和警察对峙着，当时的绝大多数学生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不知该如何行动。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举起大旗向警察队伍冲过去。一旦有人带头，学生们都跟随一起冲了过去，警察的防线立马被冲垮了，游行的学生队伍从此一路顺畅无阻。其实当事警察很多也不愿去堵截学生，但上命不得不服从，一旦学生冲上去，很多警察也就就此退后，还有好些警察在学生冲过之后在后面向学生敬礼。后来我从别的人的回忆中才知道，那个第一个站出来举着大旗向警察防线冲过去的人就是乌尔开希，而乌尔开希就是凭此成为了六四学生领袖中最有名的几位之一。可见在学生运动的初期，最需要的不是组织能力或者所谓的领导力之类的素质，甚至也不需要演说家的能力，最需要的就是一点勇气，不论是血气之勇或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实当时的学生运动也没有一场是由一个演说家煽动起来的，基本上都是有人振臂一呼，大群人就跟上来了。
所以当初的学生领袖多数仅仅是由于比别人稍微多了点勇气成为了领袖，因为六四后来的影响，这些人一下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要知道在学生运动的初期，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学生会取得什么成果，所以学生领袖都面临秋后算账的现实威胁。这样的话，那些官方的学生会头目，或者野心勃勃想以后在仕途发展的人都不会涉入。只有基于信念，比如像王丹这样在大学里就开始从事民主启蒙的人；或者有些就是头脑比较简单，或者有侠义之风，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才敢于站出来。所以我们才在5月份看见央视转播学生与李鹏的对话中，看见学生领袖的表现差强人意。当然，给他们时间和机会，也许某些人能够成长成为合格的领袖，也会有新的人选冒出来代替那些不合格的领袖。只是因为六四的镇压，就永远定格于那个时间了，不论合不合格，当时就是这么一批人站在风浪的顶峰。有些人还据此指责学生领袖不尊敬国家领导人，似乎成了弥天大罪。不过在位者为老不尊，除了蛮横之外，身上一点没有上位者的风度，其实说起来更丢人。而像当时的上海市长朱榕基，后一任总理，与上海学生的对话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后任总理与前任总理确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实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六四是一场真正的自发的民众运动，绝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躲在幕后挑动起来的。民众运动的最大特点恰恰是无法控制后果，因为没有有效的组织，几乎就只能一条道走到底。只有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才能在群众运动中收放自如。而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党，在任何极权国家几乎就是痴人说梦，基本上所有反对集团都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所以基本上极权国家群众运动一旦闹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失控。如此说来六四期间北京人民和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自律，基本上可以说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下已经做到了极致，我不相信任何乌合之众能够比六四时期的学生和北京市民做得更好。他们虽然可能在很多观点上不同，但都有一个信念：不能做过火的事情让政府有镇压的借口。但善良的人们没能想到，他们可以直接开枪不用任何借口，只是在开枪杀人之后再让你闭口。
如果学生们在六月三号之前撤出天安门广场，可能就不会有六三之夜的屠杀。因为民众堵住军车不让军队进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场的学生不会受到军队的直接威胁。当学生撤出之后，堵军车的民众就完全失去了行动的动力，也就不会有大量市民涌上街头去堵军车。但我们都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么说，毕竟善良的人们谁会想到军队会大开杀戒呢？但为什么撤出广场的动议在当时一再被否决呢？其实站在当时广场学生的角度一点不难理解。从学生运动初起，到事情一步步闹大，学生所要求的无非是一个名分，希望政府承认他们的活动是爱国的，不至于到时候秋后算账。但当时的政府就是不松这个口，本来赵紫阳的讲话已经基本让学潮平息了，没想到马上就出来一个426社论重新激化了矛盾。所以当520戒严令宣布时，如果说当时撤出天安门以避免事态恶化还能得到一些支持的话。但当戒严部队被堵在北京城外之后，再主张撤出天安门无异于将自己放在案板上任人宰割。学生一旦撤出广场，部队进入北京实行戒严，可以说想抓谁就抓谁，而面对抓捕，任何抗议都无法举行，并且在戒严令下的审判会比正常情况下更加黑暗，这可是远比当初学生想象的秋后算账要严厉得多。在当时可以将戒严部队堵在北京城外让戒严令无法实施的现实情况下，呆在广场等待转机很显然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个更合理的选项。当时学生去寻求老军头的支持想取消戒严令，或者后来的胡绩伟提议的召开人大特别会议都是在寻求解决方案。只是所有的这一切和平的努力最后证明都是枉费。如果提前知道军队会开枪杀人，我想大多数学生可能都会选择撤出广场。只是谁能未卜先知呢？
后人指责前人总是容易的，但我想绝大多数指责的人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一样的表现，甚至还不如当时的人们。因为大形势下其实个人所能做的极为有限，无非就是顺应形势。如果逆势而动，基本上就是被淘汰出局的结果。当然如果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或者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绝对是可以引领群众运动的方向的。但遗憾的是当时都没有，我估计以后也不会有。因为无论是政党，或者一个反对的领袖，都是需要一定的空间及时间才能成熟。不幸的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是绝对没有反对党成长的机会的。好多年前的中国民主党案件，仅仅因为申请注册一个政党：中国民主党，涉案的查建国，王有才等人就在监狱里关了多少年，现在应该是出狱了吧。如果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新闻自由，反对党根本就不可能有成长的空间，那么自然无法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或者诞生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了。只有当时六四成功了，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正轨。
这也是我觉得最近流行的反思论有点可笑的原因。听说是苏晓康先生提出来的，虽然我对苏先生个人还是抱有敬意的，如果他本人对其个人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也无可非议。但这种提出来要别人也反思的话题，似乎有些是为了彰显一种道德优越感吧。反思的目的是为了今后避免类似的错误，可是对于一场你完全无法掌控的群众运动，所有的反思都是缘木求鱼。所有个人的反思只能影响个人自己今后的行为，却没有办法真正影响运动的参与者，而今后的运动的参与者肯定是不会知道这些海外的反思并采纳他们的主张的。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将之实施，美好的理想都是空中楼阁。所以那些在大谈如何反思以便能够引导下一次运动成功的想法都是在构建美丽的海市辰楼。现在的海外民运已经被中共侵蚀得千疮百孔，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中共就知道了，更不要说能够形成一个坚强的有效的海外组织对中共施加实际的威胁了。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反思论的宣传者要么太天真，要么别有用心。通过对学生领袖的个人品质的抹黑，以及对运动本身的不断反思，最后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从道德层面上面指责中共，将一件简单的军队对市民的屠杀的反人类罪行，变成似乎是两派政治斗争的结果。既然政治是肮脏的，那就谁也别指责谁了。当然，六四演变到后来结果肯定是有党内政治斗争介入的因素，我后面会详细分析。但动用军队屠杀市民，确实是触犯了人类社会的底线，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将来就有可能一再发生。我们今天纪念六四，就是为了让人类社会记住罪行，不让这种罪行重演。纪念六四，无关政治，甚至无关这场运动是否正义，唯一的目的就是纪念无辜死者，提醒全世界不要无视这种罪行。当一个政府可以干出这种违背底线的事情而没有受到惩罚，将来一定会干出更邪恶的事情，全世界那些纵容了屠杀罪行的政府今天正在受到另外一种反人类罪行的攻击。所以那些在六四纪念上要学生领袖负责，或者要反思斗争策略的，都是在带风向，将一件简单的事情非要复杂化，从而忘掉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屠杀学生市民的罪行。悼念六四死者，就是要与遗忘做斗争，让罪行一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足够了。在这一点上，我要对香港人民表达我最高的敬意。他们每年的六四都会带着孩子在维园点燃蜡烛，纪念那些死者，并将之传承到下一代不被遗忘。
学生就是学生不是军队不是政党不是地下组织，如何成熟？
八九一代的学生包括百姓受着多年以来革命英雄主义熏陶，如何能够学会妥协？
当时的学生领袖不过是站了出来，攻击这少数几个人的所谓的个人品质，来达到和引导他们“发起的运动“也是可以攻击的目的，是我党几十年来惯用的污名化手法，用人身攻击污蔑异议人士现在依然还在用着。。。
家长敢于支持孩子送死吗？现在到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拜党的多年教育和制度所赐。几个主要学运领导最后都逃出来了，但还是有不少人进了监狱。天安门母亲们一直也没有讨到任何说法。我们只要能做到不忘记已经不容易了。下一代有多少人care？
他是发自肺腑的劝退，而民众和学生，他们还心存侥幸，觉得总不至于吧。
这是最后一篇吗？
大陆的唯物主义是个很大的坑。不知道人们能怎么跳出来。
唯物主义+党，必定要对抗各种宗教信仰。那么人剩下来的就是吃喝拉撒了。
人民就会被当成产品管理起来。这应该是他们潜意识里的追求
群众运动总是被最激进的带着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时多数人的想法是等到六月20号人大开会。
这是六四民运失败的关键原因，也是之后30多年中国越来越走向专制独裁的重要社会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不喜欢这一体制的人还是尽快润出来吧，别做梦去浪费精力改变中国了。这就是我的体会。
六四过去一段时间后，纪念的人们越来越少。尤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希望能够搭上这班车，从经济大潮中获利。于是海外的国人有以前对中共政府持批评态度现在开始调转枪口对准学生了，认为六四悲剧的首恶不是中共政府了，而是学生领袖才是这场流血悲剧的真正制造者了，尤其是柴玲因为一个采访的讲话更成为众矢之的。似乎这种言论最早是源于一个和中国有点关系的美国人：卡玛，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卡玛的父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韩丁的妹妹妹夫大概是中共当政以后唯一一对取得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就是著名的阳早和寒春。这二位是美国有名的共产主义者，不过这二人倒是言行一致，不喜欢资本主义的美国，就先去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后来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当然，文革后他们的孩子们又都回到了美国。不像现在有些人，呆在美国整天抱怨美国这不好那不好，赞美中国如何好，可就是打死也不回中国，或者暂时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但还是将根留在美国。另外还有一个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是朝鲜战场的一位战俘，后来在山东大学教英语。当初停战时有十六位美国战俘选择了留在了中国，但最终只有这一位留下来了，其余的在中国呆了几年后都选择了回到美国，即使回国后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卡玛拍了一部纪录片《天安门》，里面专门辑录了采访柴玲时她说到希望流血才能唤醒民众的一段话。当然因为这部纪录片柴玲要和卡玛打官司，但最终是个什么结果我也没有关注，不过想来也不会对柴玲有什么帮助。自从这部纪录片出来之后，学生领袖就成了许多人指责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不妥协或者不退让，所以他们要为六四流血付主要责任。尤其是柴玲因为那段话，更成为众矢之的。
我不知说这种话的逻辑何在？首先学生有没有能力决定流不流血？很显然，无论学生做了什么，是否流血的主动权从来都不是学生所能控制的，因为学生根本没有制造流血的能力。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你只能负责你所能控制的范畴，对于超出控制能力之外的东西，你就是想承担责任也承担不起。其实学生领袖对于整个运动的走向，完全缺乏控制能力，他们更多的是跟随运动的潮流。比如运动初期大家都通过电视认识了王丹和乌尔开希，在当时民众的眼里，毫无疑问，这二位是天安门广场的领导者。可是实际上，二位早就从广场指挥部被排斥出去了，原因主要是因为王丹在五月20号戒严的时候，提出了撤出天安门广场让戒严令失效的建议。乌尔开希也是稍后提出类似建议被排除了领导集团。可见学生领袖不过是顺应民意的产物，而不是引领运动的领袖，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引导运动走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所以叫他们如何能承担这个责任？但其实从另一方面讲，王震叫嚣要杀20万人保江山，说明有人就是要通过流血来恐吓学生市民，让他们今后再也不敢闹事。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制造流血以便达到目的。
那么这些学生领袖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来引领这次运动？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学生领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称六四为一场民主运动，那么这些学生领袖是否有从事民主运动的经历呢？我想除了北大的刘刚和王丹有一些经验，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有类似从事民主运动的经历。刘刚在北大组织了民主沙龙活动，主要是邀请一些自由派人士去北大讲演。后来刘刚上研究生了，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就由王丹承接。而民主沙龙应该只属于民主启蒙运动，与真正参与民主运动的实践，譬如像78年的北大学生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可以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好的启蒙者与运动领袖之间也有很大的鸿沟，但王丹的经历已经是这群学生领袖里面最有资格的人选了。可以说这群学生领袖完全就是被一个偶然的机会推到了这个位置上，比如乌尔开希是如何成为学生领袖的过程。乌尔开希凭当时在学校期间的表现，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联想到学运领袖的角色。我记得我读过的《新观察》的长篇文章讲到427大游行，学生的游行队伍被警察截住了。学生就和警察对峙着，当时的绝大多数学生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不知该如何行动。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举起大旗向警察队伍冲过去。一旦有人带头，学生们都跟随一起冲了过去，警察的防线立马被冲垮了，游行的学生队伍从此一路顺畅无阻。其实当事警察很多也不愿去堵截学生，但上命不得不服从，一旦学生冲上去，很多警察也就就此退后，还有好些警察在学生冲过之后在后面向学生敬礼。后来我从别的人的回忆中才知道，那个第一个站出来举着大旗向警察防线冲过去的人就是乌尔开希，而乌尔开希就是凭此成为了六四学生领袖中最有名的几位之一。可见在学生运动的初期，最需要的不是组织能力或者所谓的领导力之类的素质，甚至也不需要演说家的能力，最需要的就是一点勇气，不论是血气之勇或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实当时的学生运动也没有一场是由一个演说家煽动起来的，基本上都是有人振臂一呼，大群人就跟上来了。
所以当初的学生领袖多数仅仅是由于比别人稍微多了点勇气成为了领袖，因为六四后来的影响，这些人一下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要知道在学生运动的初期，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学生会取得什么成果，所以学生领袖都面临秋后算账的现实威胁。这样的话，那些官方的学生会头目，或者野心勃勃想以后在仕途发展的人都不会涉入。只有基于信念，比如像王丹这样在大学里就开始从事民主启蒙的人；或者有些就是头脑比较简单，或者有侠义之风，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才敢于站出来。所以我们才在5月份看见央视转播学生与李鹏的对话中，看见学生领袖的表现差强人意。当然，给他们时间和机会，也许某些人能够成长成为合格的领袖，也会有新的人选冒出来代替那些不合格的领袖。只是因为六四的镇压，就永远定格于那个时间了，不论合不合格，当时就是这么一批人站在风浪的顶峰。有些人还据此指责学生领袖不尊敬国家领导人，似乎成了弥天大罪。不过在位者为老不尊，除了蛮横之外，身上一点没有上位者的风度，其实说起来更丢人。而像当时的上海市长朱榕基，后一任总理，与上海学生的对话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后任总理与前任总理确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实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六四是一场真正的自发的民众运动，绝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躲在幕后挑动起来的。民众运动的最大特点恰恰是无法控制后果，因为没有有效的组织，几乎就只能一条道走到底。只有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才能在群众运动中收放自如。而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党，在任何极权国家几乎就是痴人说梦，基本上所有反对集团都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所以基本上极权国家群众运动一旦闹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失控。如此说来六四期间北京人民和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自律，基本上可以说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下已经做到了极致，我不相信任何乌合之众能够比六四时期的学生和北京市民做得更好。他们虽然可能在很多观点上不同，但都有一个信念：不能做过火的事情让政府有镇压的借口。但善良的人们没能想到，他们可以直接开枪不用任何借口，只是在开枪杀人之后再让你闭口。
如果学生们在六月三号之前撤出天安门广场，可能就不会有六三之夜的屠杀。因为民众堵住军车不让军队进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场的学生不会受到军队的直接威胁。当学生撤出之后，堵军车的民众就完全失去了行动的动力，也就不会有大量市民涌上街头去堵军车。但我们都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么说，毕竟善良的人们谁会想到军队会大开杀戒呢？但为什么撤出广场的动议在当时一再被否决呢？其实站在当时广场学生的角度一点不难理解。从学生运动初起，到事情一步步闹大，学生所要求的无非是一个名分，希望政府承认他们的活动是爱国的，不至于到时候秋后算账。但当时的政府就是不松这个口，本来赵紫阳的讲话已经基本让学潮平息了，没想到马上就出来一个426社论重新激化了矛盾。所以当520戒严令宣布时，如果说当时撤出天安门以避免事态恶化还能得到一些支持的话。但当戒严部队被堵在北京城外之后，再主张撤出天安门无异于将自己放在案板上任人宰割。学生一旦撤出广场，部队进入北京实行戒严，可以说想抓谁就抓谁，而面对抓捕，任何抗议都无法举行，并且在戒严令下的审判会比正常情况下更加黑暗，这可是远比当初学生想象的秋后算账要严厉得多。在当时可以将戒严部队堵在北京城外让戒严令无法实施的现实情况下，呆在广场等待转机很显然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个更合理的选项。当时学生去寻求老军头的支持想取消戒严令，或者后来的胡绩伟提议的召开人大特别会议都是在寻求解决方案。只是所有的这一切和平的努力最后证明都是枉费。如果提前知道军队会开枪杀人，我想大多数学生可能都会选择撤出广场。只是谁能未卜先知呢？
后人指责前人总是容易的，但我想绝大多数指责的人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一样的表现，甚至还不如当时的人们。因为大形势下其实个人所能做的极为有限，无非就是顺应形势。如果逆势而动，基本上就是被淘汰出局的结果。当然如果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或者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绝对是可以引领群众运动的方向的。但遗憾的是当时都没有，我估计以后也不会有。因为无论是政党，或者一个反对的领袖，都是需要一定的空间及时间才能成熟。不幸的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是绝对没有反对党成长的机会的。好多年前的中国民主党案件，仅仅因为申请注册一个政党：中国民主党，涉案的查建国，王有才等人就在监狱里关了多少年，现在应该是出狱了吧。如果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新闻自由，反对党根本就不可能有成长的空间，那么自然无法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或者诞生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了。只有当时六四成功了，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正轨。
这也是我觉得最近流行的反思论有点可笑的原因。听说是苏晓康先生提出来的，虽然我对苏先生个人还是抱有敬意的，如果他本人对其个人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也无可非议。但这种提出来要别人也反思的话题，似乎有些是为了彰显一种道德优越感吧。反思的目的是为了今后避免类似的错误，可是对于一场你完全无法掌控的群众运动，所有的反思都是缘木求鱼。所有个人的反思只能影响个人自己今后的行为，却没有办法真正影响运动的参与者，而今后的运动的参与者肯定是不会知道这些海外的反思并采纳他们的主张的。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将之实施，美好的理想都是空中楼阁。所以那些在大谈如何反思以便能够引导下一次运动成功的想法都是在构建美丽的海市辰楼。现在的海外民运已经被中共侵蚀得千疮百孔，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中共就知道了，更不要说能够形成一个坚强的有效的海外组织对中共施加实际的威胁了。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反思论的宣传者要么太天真，要么别有用心。通过对学生领袖的个人品质的抹黑，以及对运动本身的不断反思，最后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从道德层面上面指责中共，将一件简单的军队对市民的屠杀的反人类罪行，变成似乎是两派政治斗争的结果。既然政治是肮脏的，那就谁也别指责谁了。当然，六四演变到后来结果肯定是有党内政治斗争介入的因素，我后面会详细分析。但动用军队屠杀市民，确实是触犯了人类社会的底线，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将来就有可能一再发生。我们今天纪念六四，就是为了让人类社会记住罪行，不让这种罪行重演。纪念六四，无关政治，甚至无关这场运动是否正义，唯一的目的就是纪念无辜死者，提醒全世界不要无视这种罪行。当一个政府可以干出这种违背底线的事情而没有受到惩罚，将来一定会干出更邪恶的事情，全世界那些纵容了屠杀罪行的政府今天正在受到另外一种反人类罪行的攻击。所以那些在六四纪念上要学生领袖负责，或者要反思斗争策略的，都是在带风向，将一件简单的事情非要复杂化，从而忘掉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屠杀学生市民的罪行。悼念六四死者，就是要与遗忘做斗争，让罪行一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足够了。在这一点上，我要对香港人民表达我最高的敬意。他们每年的六四都会带着孩子在维园点燃蜡烛，纪念那些死者，并将之传承到下一代不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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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一代的学生包括百姓受着多年以来革命英雄主义熏陶，如何能够学会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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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发自肺腑的劝退，而民众和学生，他们还心存侥幸，觉得总不至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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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么不喜欢这一体制的人还是尽快润出来吧，别做梦去浪费精力改变中国了。这就是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