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五岁以前，我家都住在成都西城区的一个市局机关宿舍里。那是我母亲工作单位的宿舍。它不是以后常见的宿舍楼，而是一套很大的老宅子。那一带解放前是成都达官显贵居住的地方。直到文革结束，市政府省政府的宿舍都还有不少在这一带的老宅子里。
这套宅子就在以前四川总督年羹尧主持修建的“满城”，也叫“少城”的东城墙墙根前面。前门在一条大街的街口附近。有两扇高耸厚重的木门。小孩子们好奇，常常合力把它们推来推去，经常引来大人的呵斥。跨出大门，是一座近两米的高台。站在大门口俯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威风八面。如果是上门的客人，可能还没有踏上门口的台阶就已经产生了些许敬畏。可见这宅子当初的主人，不仅仅是个富贵之人。
一进大门，便是一个照壁。进门之人需要转九十度，顺着一条小小的过道再往里面走。这过道弯来弯去，两边的高墙很高。沿路两旁有几个独立的院落。走到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天井，三面都是一排平房。而另一面则是一栋二层小楼。这小楼与对面的平房形成了一个丁字形布局，并往另一方向延伸。和小楼平行前后又是平房。这些平房的后面有些后门，通往一些不知名的胡同。可以想象，这宅子里曾经住着多大的一户人家。
那时，这些平房和小院子里都住着好几户人。都是我母亲单位的同事，从上到下大家都在一起。当时一般的上下级住房的待遇差别并不大，居住条件都差不多，无非领导的面积稍微大一点。后来母亲调到郊区机关后，同一栋宿舍楼里还有几个大厂的厂长和工人。大家的房间都是一样的设计和布局。
在那座老宅子里，我家住在那栋小楼的上层。这栋楼有一条宽敞轻缓的楼梯，中间还有个转角。楼上半边是阳台，半边是房间。阳台有好几米宽，从头到尾，一个很安逸舒适的地方：上面是高高的屋顶，四周三面空旷透风。在成都闷热的夏天里，这是非常实用的设计。
这座小楼每层约有七到八个房间。尽管我记忆中家里只有一间房，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房间很宽大明亮，不太像卧室，应该是原主人的起居室或客厅。当然也可能是我那时太小，看什么都会觉得很大。
由于位于小楼的尽头，我家里三面都有窗户。其中一面正对着那个大天井。楼下的墙边有一段几尺宽的台阶。下雨时天井会积水。大家就沿着这台阶走。晴天时，这里就成了大家聚会和休息的地方，随时都可能有人坐在天井四周聊天晒太阳。
虽然在父亲出事以前，我父母在各自的单位都深受领导赏识，似乎都有大好的前程。但“落难的凤凰不如鸡”这句话一点不假。由于我母亲拒绝与被打成右派的父亲离婚“划清界限”，就凭“立场不坚定”这一条，在机关就逃不脱被连累被边缘化。那两年我母亲不是被派去基层支援“大跃进”，就是到郊区去协助“建区”，以后更被“顺势”留在了郊区的机关，再也没有回到市局机关，但这都是后话。
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只有我和外婆。可能因为成天跟外婆待在家里被憋得慌，那几扇窗户对我有非常强的吸引力。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从那窗户望出去的天空。以我那时的身高，自然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只能看到茫茫的天空。成都的天往往都是灰蒙蒙的，很少有蓝天白云的时候。但就这样的天空，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一天，外婆大概在忙别的事，没人注意我。也许看窗外的天看得太入迷，鬼使神差地，我推了一把椅子到窗边，再把自己平时坐的一个小板凳放上去。然后我自己爬到椅子上，踮着脚非常费力地把小板凳举过头顶，放到窗户边沿，再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把那小板凳推向那片蓝天。
然后，楼下响起一声惨呼。
我的小板凳并没有飞入蓝天，而是砸到了楼下的一个老太太头上。那老太太是我母亲的一位同事的母亲。我的小板凳让老太太去医院缝了好几针。
在以后几十年里，每次见到母亲这位同事，她都会提起那只板凳。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一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像电影一样清晰。我还能看到那小板凳被一只小手一点一点推过窗沿，消失在天际。
我今年夏天回了一次成都。一天的傍晚，乘坐出租车经过一个路口。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那所老宅子所在之地。出租车慢慢滑过路口，朦胧的灯光下，远远地也看不清那座老宅子是否还存在。只是冥冥中我好像又看到了那只小板凳，又看到了当年的外婆、母亲和父亲。几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一个街口的距离。。。
虽然想起逝去的亲人很伤感，但觉得这大概也是一种缘分。虽未刻意相求，尽管物是人非，几十年人生天南地北走了一大圈，还能回到这样的时空重温往日的点点滴滴，再次感受亲人们的音容笑貌，也是难得的天赐。
写到这里，我上网试着查询了一下那个我记忆中的街道名和门牌号。意外发现，那个老宅子居然已被列为成都的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对象。或许，下次再回成都时，真的可以去看看。
我幼儿园好像除了老实，啥英雄壮举都没留下
相当的动量，造成边界模糊，乃是强弱相互作用结果~~~~
我四、五岁以前，我家都住在成都西城区的一个市局机关宿舍里。那是我母亲工作单位的宿舍。它不是以后常见的宿舍楼，而是一套很大的老宅子。那一带解放前是成都达官显贵居住的地方。直到文革结束，市政府省政府的宿舍都还有不少在这一带的老宅子里。
这套宅子就在以前四川总督年羹尧主持修建的“满城”，也叫“少城”的东城墙墙根前面。前门在一条大街的街口附近。有两扇高耸厚重的木门。小孩子们好奇，常常合力把它们推来推去，经常引来大人的呵斥。跨出大门，是一座近两米的高台。站在大门口俯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威风八面。如果是上门的客人，可能还没有踏上门口的台阶就已经产生了些许敬畏。可见这宅子当初的主人，不仅仅是个富贵之人。
一进大门，便是一个照壁。进门之人需要转九十度，顺着一条小小的过道再往里面走。这过道弯来弯去，两边的高墙很高。沿路两旁有几个独立的院落。走到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天井，三面都是一排平房。而另一面则是一栋二层小楼。这小楼与对面的平房形成了一个丁字形布局，并往另一方向延伸。和小楼平行前后又是平房。这些平房的后面有些后门，通往一些不知名的胡同。可以想象，这宅子里曾经住着多大的一户人家。
那时，这些平房和小院子里都住着好几户人。都是我母亲单位的同事，从上到下大家都在一起。当时一般的上下级住房的待遇差别并不大，居住条件都差不多，无非领导的面积稍微大一点。后来母亲调到郊区机关后，同一栋宿舍楼里还有几个大厂的厂长和工人。大家的房间都是一样的设计和布局。
在那座老宅子里，我家住在那栋小楼的上层。这栋楼有一条宽敞轻缓的楼梯，中间还有个转角。楼上半边是阳台，半边是房间。阳台有好几米宽，从头到尾，一个很安逸舒适的地方：上面是高高的屋顶，四周三面空旷透风。在成都闷热的夏天里，这是非常实用的设计。
这座小楼每层约有七到八个房间。尽管我记忆中家里只有一间房，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房间很宽大明亮，不太像卧室，应该是原主人的起居室或客厅。当然也可能是我那时太小，看什么都会觉得很大。
由于位于小楼的尽头，我家里三面都有窗户。其中一面正对着那个大天井。楼下的墙边有一段几尺宽的台阶。下雨时天井会积水。大家就沿着这台阶走。晴天时，这里就成了大家聚会和休息的地方，随时都可能有人坐在天井四周聊天晒太阳。
虽然在父亲出事以前，我父母在各自的单位都深受领导赏识，似乎都有大好的前程。但“落难的凤凰不如鸡”这句话一点不假。由于我母亲拒绝与被打成右派的父亲离婚“划清界限”，就凭“立场不坚定”这一条，在机关就逃不脱被连累被边缘化。那两年我母亲不是被派去基层支援“大跃进”，就是到郊区去协助“建区”，以后更被“顺势”留在了郊区的机关，再也没有回到市局机关，但这都是后话。
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只有我和外婆。可能因为成天跟外婆待在家里被憋得慌，那几扇窗户对我有非常强的吸引力。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从那窗户望出去的天空。以我那时的身高，自然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只能看到茫茫的天空。成都的天往往都是灰蒙蒙的，很少有蓝天白云的时候。但就这样的天空，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一天，外婆大概在忙别的事，没人注意我。也许看窗外的天看得太入迷，鬼使神差地，我推了一把椅子到窗边，再把自己平时坐的一个小板凳放上去。然后我自己爬到椅子上，踮着脚非常费力地把小板凳举过头顶，放到窗户边沿，再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把那小板凳推向那片蓝天。
然后，楼下响起一声惨呼。
我的小板凳并没有飞入蓝天，而是砸到了楼下的一个老太太头上。那老太太是我母亲的一位同事的母亲。我的小板凳让老太太去医院缝了好几针。
在以后几十年里，每次见到母亲这位同事，她都会提起那只板凳。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一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像电影一样清晰。我还能看到那小板凳被一只小手一点一点推过窗沿，消失在天际。
我今年夏天回了一次成都。一天的傍晚，乘坐出租车经过一个路口。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那所老宅子所在之地。出租车慢慢滑过路口，朦胧的灯光下，远远地也看不清那座老宅子是否还存在。只是冥冥中我好像又看到了那只小板凳，又看到了当年的外婆、母亲和父亲。几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一个街口的距离。。。
虽然想起逝去的亲人很伤感，但觉得这大概也是一种缘分。虽未刻意相求，尽管物是人非，几十年人生天南地北走了一大圈，还能回到这样的时空重温往日的点点滴滴，再次感受亲人们的音容笑貌，也是难得的天赐。
写到这里，我上网试着查询了一下那个我记忆中的街道名和门牌号。意外发现，那个老宅子居然已被列为成都的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对象。或许，下次再回成都时，真的可以去看看。
我幼儿园好像除了老实，啥英雄壮举都没留下
相当的动量，造成边界模糊，乃是强弱相互作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