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灵隐士）
灵隐如风，往事如风——《西游为鲲》节选
天色阴沉。
这要在平时是日上三竿的时辰，可今天却异常的沉郁。向上一望，头顶这片天就像一张浸了脏水的被子，污渍斑斑。压在人的头上，胸口上顿时感觉又沉又重，整个人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来气似的，让人莫名就有一种凄凄清清的感觉。
这种天气之下，即使人在高高的茶楼之上，视野所及也难以广远，一切事物跟明媚之时的感觉大不相同，于是眼中的世界开始显得扑朔迷离，无常不定。
心情阴沉。
这天气活脱脱就像他的那颗心。王莽就这么呆呆地坐着，直到茶凉了也一句话也没有，心中一片空空怅怅。
从上面近近地望下去，茶楼之下的世界依旧清晰，一点都不扑朔迷离，跟平时相比变化并不大。近的总是清清楚楚，真真实实，远的总是模模糊糊，虚虚幻幻。
是啊，身边日常的生活，天天重复类似，即使月月年年，那一切的变化也是慢慢缓缓，让人难以一下子察觉。这让不惑之年的王莽异常迷茫：我的未来是梦吗。。。难道长安梦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式，如天上之水一般不复还了吗？
杯中有人愁，举杯消愁愁更愁。目光转向楼下，世人烟火丛中，一片忙忙碌碌，不时交相接耳。
万绿丛中一点红，不，那是一点静。有点奇怪，跟眼中的清明上河图格格不入。
——楼下拐角之处坐着一个光头和尚，静静地像打坐一般，微微闭着眼睛，面前地上摆放着一个钵碗。“这个人挺面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这里的呢？”王莽心里起了一个问号。他确信自己以前没有见过。这个和尚，好像突然一下子就冒出来，被摆放在了那个地方。
虽然这是一种变化，突发式，在某一天突然就产生了变化，可是对这座茶楼却没有半点的影响，因为茶楼附近并没有人会特意去留意他。这年头，人人都是自己盘算着自己的事，愿意去留意自己以外的人并不多。闭着眼的和尚在楼下一动不动，高楼之上的王莽望着闭着眼的和尚，也一动不动。
和尚突然睁开眼睛，向上望着他，微微笑了一下。王莽一下子回过神来，微微颔首点了点头。和尚谜一般的一笑让他心里起了印象，他开始有点好奇起来。
时间应该不早了。王莽踱步下了茶楼，径直走到和尚面前，把身上剩余的铜板放进了钵碗之中，钵碗本来空无一物，顿时叮叮当当地响作一片。和尚依然闭着双眼，近距离望上去，他的眼窝深陷，狮鼻小口，脸上黝黑之色，皮肤布满褶皱，不像中土人士。王莽正要转身离去，和尚开口了：“贫僧谢谢田施主，司马新都侯果然善人善心。”王莽心里吃了一惊，这称呼听似陌生之极，但是绝对没有错误——他虽出身王姓大族，但是此王氏本是昔日田齐之血脉。“想不到这异域和尚貌似普普通通，竟知今通源，看起来颇有些见地。”
“小僧灵隐，乃天竺人氏，曾于长安停留三年，今日有意流落此间。”“小僧注意巨君施主已经三天了（王莽字巨君。）。施主身在茶楼之上，目光总是偏向西北，甚少言语，望过去似乎胸中郁郁有结，心事难以舒展。”“在西京时小僧曾有听闻新都侯之名，大司马之举，今日终有一见。”
见王莽一语不发，灵隐和尚继续道：
“施主为田齐后裔，“田”字之形四周被困，必然走投无路 ，正如昔日田氏田横及五百壮士，气节虽然高洁，可叹结局却是自刎而终，身首异处。”如今田家已成王家，“王”字之形左通右达，看似破除人之困局，实则不然，毕竟左臂与右膀均已丢失不见，反而将软肋之处直接外露示人，只怕余生凶险至极。再者，“王”字为“主”字头上少了一点，岂不是无首之主？”
看见王莽的眉头开始慢慢锁紧，和尚微微一笑：
“吾有十六字偈语以赠施主：经书之秀，赤绿之忧，君王失首，光武起秀。”“巨君施主此生定会命遇双秀，是吉还是祸，还需看自身的造化。。。天机只可至此。”
偈语说罢，灵隐睁开双眼，目中一线精光，定定地望着王莽。大约一炷香的功夫，在两人之间再没有一句话。之后灵隐和尚徐徐闭上眼睛，口中轻轻唱喏一声：
“巨君建新，秀定乾坤。吾去也。”
话音一落，灵隐和尚的肉身竟然倏然而逝，就像清风一般不见了，只留下那只盛着铜钱的钵碗。
一时间王莽呆如木鸡：“秀是谁？这和尚。。。好大的信息量。”
可惜最后六字，让我瞬间出戏了，笑场了 :-) 灵隐是故意为之，制造周星驰的无厘头么？如若不是，可否修改为与前文一致严谨的文风古风？否则有点可惜唉。:-)
期待下回分解！
给你纠正一个词吧：扑朔迷离。。。文中有两处。：）
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10]
史家钱穆从另一角度看，认为王莽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钱穆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政治。”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评论王莽。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功显君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但王莽篡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11]
吕思勉进一步谈到王莽改革的历史影响，“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社会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无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成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12]。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付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毕汉思在崔瑞德及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王莽，汉之中兴，后汉”一章中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可能升为摄皇帝。他虽篡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大，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着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9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在长安建都。他执政期间的外交、经济、政治政策并不如传统认为地那样不堪，只是没能坚持到表现其积极影响。他的新朝的覆灭应由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负责，士绅和农民的骚乱中他失去了支持。[13]
柏杨赞美他和平建国，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到：“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乱，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式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没有流血??王莽是儒家学派钜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文人夺权，没有大面积流血，和平过渡，和平演变，殊属不易。”
现在也差不多，有公民意识，志愿做公益，愿意聆听，耐心的人太少。
（原创：灵隐士）
灵隐如风，往事如风——《西游为鲲》节选
天色阴沉。
这要在平时是日上三竿的时辰，可今天却异常的沉郁。向上一望，头顶这片天就像一张浸了脏水的被子，污渍斑斑。压在人的头上，胸口上顿时感觉又沉又重，整个人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来气似的，让人莫名就有一种凄凄清清的感觉。
这种天气之下，即使人在高高的茶楼之上，视野所及也难以广远，一切事物跟明媚之时的感觉大不相同，于是眼中的世界开始显得扑朔迷离，无常不定。
心情阴沉。
这天气活脱脱就像他的那颗心。王莽就这么呆呆地坐着，直到茶凉了也一句话也没有，心中一片空空怅怅。
从上面近近地望下去，茶楼之下的世界依旧清晰，一点都不扑朔迷离，跟平时相比变化并不大。近的总是清清楚楚，真真实实，远的总是模模糊糊，虚虚幻幻。
是啊，身边日常的生活，天天重复类似，即使月月年年，那一切的变化也是慢慢缓缓，让人难以一下子察觉。这让不惑之年的王莽异常迷茫：我的未来是梦吗。。。难道长安梦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式，如天上之水一般不复还了吗？
杯中有人愁，举杯消愁愁更愁。目光转向楼下，世人烟火丛中，一片忙忙碌碌，不时交相接耳。
万绿丛中一点红，不，那是一点静。有点奇怪，跟眼中的清明上河图格格不入。
——楼下拐角之处坐着一个光头和尚，静静地像打坐一般，微微闭着眼睛，面前地上摆放着一个钵碗。“这个人挺面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这里的呢？”王莽心里起了一个问号。他确信自己以前没有见过。这个和尚，好像突然一下子就冒出来，被摆放在了那个地方。
虽然这是一种变化，突发式，在某一天突然就产生了变化，可是对这座茶楼却没有半点的影响，因为茶楼附近并没有人会特意去留意他。这年头，人人都是自己盘算着自己的事，愿意去留意自己以外的人并不多。闭着眼的和尚在楼下一动不动，高楼之上的王莽望着闭着眼的和尚，也一动不动。
和尚突然睁开眼睛，向上望着他，微微笑了一下。王莽一下子回过神来，微微颔首点了点头。和尚谜一般的一笑让他心里起了印象，他开始有点好奇起来。
时间应该不早了。王莽踱步下了茶楼，径直走到和尚面前，把身上剩余的铜板放进了钵碗之中，钵碗本来空无一物，顿时叮叮当当地响作一片。和尚依然闭着双眼，近距离望上去，他的眼窝深陷，狮鼻小口，脸上黝黑之色，皮肤布满褶皱，不像中土人士。王莽正要转身离去，和尚开口了：“贫僧谢谢田施主，司马新都侯果然善人善心。”王莽心里吃了一惊，这称呼听似陌生之极，但是绝对没有错误——他虽出身王姓大族，但是此王氏本是昔日田齐之血脉。“想不到这异域和尚貌似普普通通，竟知今通源，看起来颇有些见地。”
“小僧灵隐，乃天竺人氏，曾于长安停留三年，今日有意流落此间。”“小僧注意巨君施主已经三天了（王莽字巨君。）。施主身在茶楼之上，目光总是偏向西北，甚少言语，望过去似乎胸中郁郁有结，心事难以舒展。”“在西京时小僧曾有听闻新都侯之名，大司马之举，今日终有一见。”
见王莽一语不发，灵隐和尚继续道：
“施主为田齐后裔，“田”字之形四周被困，必然走投无路 ，正如昔日田氏田横及五百壮士，气节虽然高洁，可叹结局却是自刎而终，身首异处。”如今田家已成王家，“王”字之形左通右达，看似破除人之困局，实则不然，毕竟左臂与右膀均已丢失不见，反而将软肋之处直接外露示人，只怕余生凶险至极。再者，“王”字为“主”字头上少了一点，岂不是无首之主？”
看见王莽的眉头开始慢慢锁紧，和尚微微一笑：
“吾有十六字偈语以赠施主：经书之秀，赤绿之忧，君王失首，光武起秀。”“巨君施主此生定会命遇双秀，是吉还是祸，还需看自身的造化。。。天机只可至此。”
偈语说罢，灵隐睁开双眼，目中一线精光，定定地望着王莽。大约一炷香的功夫，在两人之间再没有一句话。之后灵隐和尚徐徐闭上眼睛，口中轻轻唱喏一声：
“巨君建新，秀定乾坤。吾去也。”
话音一落，灵隐和尚的肉身竟然倏然而逝，就像清风一般不见了，只留下那只盛着铜钱的钵碗。
一时间王莽呆如木鸡：“秀是谁？这和尚。。。好大的信息量。”
可惜最后六字，让我瞬间出戏了，笑场了 :-) 灵隐是故意为之，制造周星驰的无厘头么？如若不是，可否修改为与前文一致严谨的文风古风？否则有点可惜唉。:-)
期待下回分解！
给你纠正一个词吧：扑朔迷离。。。文中有两处。：）
胡适评价[编辑]
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10]
钱穆评价[编辑]史家钱穆从另一角度看，认为王莽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钱穆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政治。”
黄仁宇评价[编辑]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评价[编辑]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评论王莽。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吕思勉评价[编辑]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功显君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但王莽篡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11]
吕思勉进一步谈到王莽改革的历史影响，“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社会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无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成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12]。
韩复智评价[编辑]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付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毕汉思评价[编辑]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毕汉思在崔瑞德及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王莽，汉之中兴，后汉”一章中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可能升为摄皇帝。他虽篡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大，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着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9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在长安建都。他执政期间的外交、经济、政治政策并不如传统认为地那样不堪，只是没能坚持到表现其积极影响。他的新朝的覆灭应由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负责，士绅和农民的骚乱中他失去了支持。[13]
柏杨评价[编辑]柏杨赞美他和平建国，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到：“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乱，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式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没有流血??王莽是儒家学派钜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文人夺权，没有大面积流血，和平过渡，和平演变，殊属不易。”
现在也差不多，有公民意识，志愿做公益，愿意聆听，耐心的人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