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79][46]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65]。
华国锋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严格意义上的“两个凡是”一共有三个版本。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大量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诗词、标语等，很多内容涉及到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复出、天安门事件以及建国前17年（即文革前17年）的问题等。1月7日，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李鑫组织编写社论，转移舆论注意力。1月14日，汪东兴又要求李鑫转而先起草华国锋关于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问题的讲话。1月21日，李鑫主持编写的第二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首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李鑫在解释提出“两个凡是”的原因中提到：
这反映了 “两个凡是”最初是有着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1977年1月下旬，原定的会议遭到取消。2月3日，李鑫传达汪东兴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对第二稿中的“两个凡是”稍作修改，后半句成为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月5日，李鑫将定稿报送汪东兴，得到认可。汪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清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然而最终不知为何，只有李鑫在批件上画圈，并没有听取其他人意见。李鑫后来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直接上报了汪东兴。[80]华国锋后来回忆，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81]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即“二七社论”。社论末尾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2]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最“经典”的版本。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华国锋传达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3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83]这是第三次提到“两个凡是”，也是第三个版本。基本采用了初稿的说法，删除了“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使得语气有所减轻。同样，这一讲话稿也得到了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81]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84]。邓小平后来提到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85]。
事实上，华国锋同样很早就意识到“两个凡是”过于绝对，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便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便到此终结。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在发言中提到“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了全党的正式语言[86]。
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做自我批评，宣布会后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在会上承认：
会议最后决定，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决定将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中央政治局向党内通报华国锋犯下的五条错误：“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10]:459-460
1980年3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与副院长邓力群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作出了一正五负的官方评价：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114]
官方的这一历史评价是在邓小平促使华国锋下台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两个凡是”并非华所推行，1977年4月以后华的任何发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华在粉碎“四人帮”当月即在会上要求请邓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绩伟等老干部，也都是由华亲自请他们出来工作的；著名的“内人党”案以及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皆为华国锋亲自批示平反翻案的；华从未压制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而一定程度上对讨论保持包容开放，甚至是支持的态度；经济上的“洋冒进”政策是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并非华国锋一人之过[50][65]。
决议的起草者邓力群晚年在自述里对华国锋表示了某种歉意：
2008年，华国锋逝世，在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中共中央给予了华国锋很高评价[116]，并未再提到两个凡是[117]：
中共中央所发布的《生平》实际上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华国锋的评价作出了修正，在《决议》基础上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纠正了《决议》中一些较为片面的评价。
2021年2月20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王沪宁在讲话中同样高度评价了华国锋。[119]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关注点也是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华主政的两年内除了揭批“四人帮”外再无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运动。1978年11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自己的考量：
华国锋对毛泽东路线的策略性继承也是出于这一观念[45]，其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往往有很大偏差，胡耀邦后来批评华国锋：
对比毛泽东等其他中共历史上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是较为开明的一位领袖。其在中央工作的短短几年里便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肯定。1976年10月6日，在逮捕“四人帮”当晚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华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推辞说：“你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转折重任。”[124]
1978年初，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各种议论蜂起，中宣部希望华国锋出面谈一下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国锋回应道：“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华认为讲早了不好，应当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若是自己讲早了，人们就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而不好说话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依然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125]。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掀起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和谭启龙进行谈话，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被反对者批评是在“砍旗”，华国锋对此表示反感：“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67]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126][127]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不仅包容了这场讨论，同时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会议。华国锋同志在会上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128]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便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两个凡是”等问题提出批评，直指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时也间接触及华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对此并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态度，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129]。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或重新处理，如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等，对康生和谢富治进行审查。而对于与会者意见较多的中央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而对于争议最大的“两个凡是”问题，华国锋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87]。
对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表现，当年的与会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提到胡耀邦当时的感想：
1978年末至1979年初，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北京的民主运动开始兴起。1979年新年后，“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政治抨击愈发激进，且有利用上访闹事事件的趋势，各地政府纷纷告急，中央领导层的担忧越来越大。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谈话长达5个小时。此时华国锋虽然关注当前的思想动向，但也担心“翻烧饼”。华国锋表示：
第二天（1月3日），胡耀邦、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谈话内容。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华国锋极力反对“反右”：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举行了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2日）。会里会外透漏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开放的新气象。会议之前，一直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拆除移走；会前，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连续三天举行民主协商会，由华国锋通报即将召开的五届三次人大会议的各项议程，介绍人事变动的考虑，征询党外人士的意见，凸显民主协商的色彩；大会副秘书长曾涛举行会前记者会，各项议程都公开。驻京的外国记者和二百多名各国外交官以及几千名国内旁听者参加了8月28日和8月30日召开的政协和人大开幕式，这是16年来的第一次。此外，主席台上并列悬挂的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领袖像被换成了国徽；中央领导不再在代表的掌声中步入会场。会议的民主气氛集中表现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就政府工作中一系列问题直言不讳地质询、批评和建议。例如与会者对1977年特别是1978年的“洋冒进”政策的进行了抨击。此外与会者对宝钢的集中质询也值得注意，9月4日，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到北京代表团当面接受质询并作出说明，唐克承认宝钢建设有教训[133]。这场质询会引起很大反响，后续又在代表要求下召开了多场质询会。代表们当面批评和质询政府官员反映了代表们民主意识的高涨，而人民日报将各场质询会的细节披露，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透明。这些改变甚至得到了外国记者的纷纷肯定。
“实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时任人民日报主编胡绩伟晚年在自述中称：
又来了。而且那些官像猪一样，算不来企业的账，就知道要狮子的那一份，没多久就把企业整垮了。电影暴风骤雨其实反映了东北实情，那儿的人很容易结成权势，心狠手辣。当年江泽民揪出沈阳的慕绥新，事迹触目惊心。好事一件没做，沈阳还是一样的穷，领导搜刮从不手软。
，两个凡是他抄别人的不算？
国企也有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生产，政府只管前部分
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79][46]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65]。
华国锋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两个凡是” [编辑]
严格意义上的“两个凡是”一共有三个版本。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大量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诗词、标语等，很多内容涉及到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复出、天安门事件以及建国前17年（即文革前17年）的问题等。1月7日，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李鑫组织编写社论，转移舆论注意力。1月14日，汪东兴又要求李鑫转而先起草华国锋关于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问题的讲话。1月21日，李鑫主持编写的第二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首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李鑫在解释提出“两个凡是”的原因中提到：
这反映了 “两个凡是”最初是有着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1977年1月下旬，原定的会议遭到取消。2月3日，李鑫传达汪东兴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对第二稿中的“两个凡是”稍作修改，后半句成为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月5日，李鑫将定稿报送汪东兴，得到认可。汪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清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然而最终不知为何，只有李鑫在批件上画圈，并没有听取其他人意见。李鑫后来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直接上报了汪东兴。[80]华国锋后来回忆，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81]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即“二七社论”。社论末尾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2]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最“经典”的版本。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华国锋传达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3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83]这是第三次提到“两个凡是”，也是第三个版本。基本采用了初稿的说法，删除了“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使得语气有所减轻。同样，这一讲话稿也得到了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81]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84]。邓小平后来提到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85]。
事实上，华国锋同样很早就意识到“两个凡是”过于绝对，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便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便到此终结。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在发言中提到“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了全党的正式语言[86]。
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做自我批评，宣布会后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在会上承认：
会议最后决定，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决定将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中央政治局向党内通报华国锋犯下的五条错误：“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10]:459-460
1980年3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与副院长邓力群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作出了一正五负的官方评价：
官方的这一历史评价是在邓小平促使华国锋下台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两个凡是”并非华所推行，1977年4月以后华的任何发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华在粉碎“四人帮”当月即在会上要求请邓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绩伟等老干部，也都是由华亲自请他们出来工作的；著名的“内人党”案以及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皆为华国锋亲自批示平反翻案的；华从未压制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而一定程度上对讨论保持包容开放，甚至是支持的态度；经济上的“洋冒进”政策是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并非华国锋一人之过[50][65]。
决议的起草者邓力群晚年在自述里对华国锋表示了某种歉意：
2008年，华国锋逝世，在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中共中央给予了华国锋很高评价[116]，并未再提到两个凡是[117]：
中共中央所发布的《生平》实际上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华国锋的评价作出了修正，在《决议》基础上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纠正了《决议》中一些较为片面的评价。
2021年2月20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王沪宁在讲话中同样高度评价了华国锋。[119]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关注点也是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华主政的两年内除了揭批“四人帮”外再无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运动。1978年11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自己的考量：
华国锋对毛泽东路线的策略性继承也是出于这一观念[45]，其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往往有很大偏差，胡耀邦后来批评华国锋：
对比毛泽东等其他中共历史上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是较为开明的一位领袖。其在中央工作的短短几年里便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肯定。1976年10月6日，在逮捕“四人帮”当晚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华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推辞说：“你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转折重任。”[124]
1978年初，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各种议论蜂起，中宣部希望华国锋出面谈一下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国锋回应道：“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华认为讲早了不好，应当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若是自己讲早了，人们就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而不好说话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依然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125]。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掀起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和谭启龙进行谈话，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被反对者批评是在“砍旗”，华国锋对此表示反感：“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67]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126][127]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不仅包容了这场讨论，同时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会议。华国锋同志在会上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128]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便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两个凡是”等问题提出批评，直指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时也间接触及华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对此并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态度，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129]。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或重新处理，如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等，对康生和谢富治进行审查。而对于与会者意见较多的中央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而对于争议最大的“两个凡是”问题，华国锋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87]。
对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表现，当年的与会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提到胡耀邦当时的感想：
1978年末至1979年初，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北京的民主运动开始兴起。1979年新年后，“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政治抨击愈发激进，且有利用上访闹事事件的趋势，各地政府纷纷告急，中央领导层的担忧越来越大。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谈话长达5个小时。此时华国锋虽然关注当前的思想动向，但也担心“翻烧饼”。华国锋表示：
第二天（1月3日），胡耀邦、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谈话内容。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华国锋极力反对“反右”：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举行了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2日）。会里会外透漏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开放的新气象。会议之前，一直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拆除移走；会前，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连续三天举行民主协商会，由华国锋通报即将召开的五届三次人大会议的各项议程，介绍人事变动的考虑，征询党外人士的意见，凸显民主协商的色彩；大会副秘书长曾涛举行会前记者会，各项议程都公开。驻京的外国记者和二百多名各国外交官以及几千名国内旁听者参加了8月28日和8月30日召开的政协和人大开幕式，这是16年来的第一次。此外，主席台上并列悬挂的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领袖像被换成了国徽；中央领导不再在代表的掌声中步入会场。会议的民主气氛集中表现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就政府工作中一系列问题直言不讳地质询、批评和建议。例如与会者对1977年特别是1978年的“洋冒进”政策的进行了抨击。此外与会者对宝钢的集中质询也值得注意，9月4日，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到北京代表团当面接受质询并作出说明，唐克承认宝钢建设有教训[133]。这场质询会引起很大反响，后续又在代表要求下召开了多场质询会。代表们当面批评和质询政府官员反映了代表们民主意识的高涨，而人民日报将各场质询会的细节披露，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透明。这些改变甚至得到了外国记者的纷纷肯定。
“实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时任人民日报主编胡绩伟晚年在自述中称：
又来了。而且那些官像猪一样，算不来企业的账，就知道要狮子的那一份，没多久就把企业整垮了。电影暴风骤雨其实反映了东北实情，那儿的人很容易结成权势，心狠手辣。当年江泽民揪出沈阳的慕绥新，事迹触目惊心。好事一件没做，沈阳还是一样的穷，领导搜刮从不手软。
，两个凡是他抄别人的不算？
国企也有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生产，政府只管前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