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人们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第一反应就会想到东北。从《钢的琴》到《漫长的季节》，几乎所有和下岗有关的文艺作品，东北都是首选的背景。
然而，当我们翻看当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就能还原当时下岗潮的真相。它席卷全国，并不是东北的地方叙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早开始大规模减员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实是国营广州无线电厂，那是1993年，许多人是从这一家厂才第一次知道“下岗”的概念。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买断工龄”安置政策，其实也是广州无线电厂首创的。广州得风气之先，是当时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城市，但这里同样有人经历国企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
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全国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不过，我们可以查阅当时的一些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管窥其规模。
鉴于下岗潮主要影响的，是当时面临转型、改制乃至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此分析下岗潮可资参考的数据，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下称“职工总数”）的变化。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数的减少数（下称“职工减员”或“减员数”），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下岗失业人数，但总体是和下岗失业人员总数较为接近的数据。
1996年以前，中国职工总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基本保持稳定。但1997年，职工减员333万，1998年一年又断崖式减员2906万。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全国减员数达到3239万，相当于1996年职工总数的22.7%。
从1998年到2002年，下岗潮还在持续。到2002年，职工总数比1998年又少了2736万，降幅是24.8%。从1996年到2002年，短短六年间，职工总数减少了5975万，较1996年水平净减少41.9%。
透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全国各地“下岗潮”的面目。网站上的年鉴最早收录到1999年，因此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分省职工数据只到1998年。观察1998年到2002年四年分省职工减员数，会有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发现。
四年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职工减少472.3万人，减少比例为30.4%。这比全国平均的24.8%要高，但并没有高出太多。东北职工减员人数占全国减员总数的比例也只有17%。
从数据来看，关内的下岗失业情况，并不比东三省好多少。江浙沪三地的减员率还高于东三省。浙江、江苏两省甚至高达36%，和辽宁的职工减员率相若。上海的职工减员率超过吉林，北京的职工减员率超过黑龙江。事实上，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在那四年的职工减员同样达到了444万，只比东三省少不到30万。
但关内比东北幸运。因为在关内，国有、集体企业萎缩了，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长了起来。这是中国的成功故事，不是这论坛里拜毛教分子常挂嘴边的外国的经济侵略，工人阶级被压榨剥削。
上表中的九个省份，国有、集体企业都出现了下岗潮。但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个省份的城镇就业人口数却不减反增。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经济企业新创造的岗位，完全填补了国企破产改制带来的岗位消失，还创造了新的就业增量。
但有的省份，城镇就业人口数和职工人数同时下降。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城镇就业人口减幅都在14%以上，所以黑龙江和吉林的下岗职工虽然比例并不高于关内，但他们找工作却难上加难。
黑龙江新增的非公有制经济岗位只有24.2万个，但职工减员多达145.6万，从理论上说，6个下岗工人只有一个能在本省找到工作。吉林也差不多，4个下岗工人，能找到工作的只有一个。
即使在关内，下岗工人再就业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从1998年到2002年，北京增加了267.5万非公经济岗位，上海128.9万，广东229.7万，浙江218.4万，这四个城镇就业人口正增长的省市，也只增加了844.5万非公经济的从业机会。
显然，在这844.5万获得工作机会的人里，以“4050人员”为主的下岗职工很少。刚刚进入中国的外企，最青睐的是彼时刚刚扩招的那一波大学生。而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工厂，主要雇佣的是从内陆涌入的农民工。
在关内，虽然还是有很多下岗的工人并没有走出自己“漫长的季节”。但对于许多地方的经济史叙事而言，下岗潮的伤痛的确被新生的力量，新生的事物稀释了。
民营企业家成功的成功创业，“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与巩固，房地产市场的狂飙突进，“70后”大学生普遍的阶层跃迁……那时候关内有太多精彩的故事，无数人因为这些精彩的故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而且，从那一波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受益的人，数以亿计，这要比当年下岗的职工多得多。在许多城市空间里，那些旧日的记忆伤疤也似乎愈合，许多昔日的工业区，被改造成高端住宅和文创园区，再难找到转型阵痛期的痕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病树前头万木春”。
但是东北，却似乎再也走不出来了。
2000年，东三省常住人口总数为1.06亿，到2020年，减少到9851万，净减少804万。而同期，全国常住人口（不含港澳台）增加了1.46亿。东北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8.42%，下降到6.98%。
这二十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2.20亿，但东三省的城镇就业人口仅增加了1107.9万，东北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只占全国的5%，远低于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统计数据指向的直接事实是：东北城镇就业岗位的增速，远远慢于关内。而东北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流和远超关内的老龄化。
正如前文所说，在关内那些曾有下岗潮的大城市，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的涌入，都稀释了旧日的伤痛记忆。而这在东北，并没有发生。那些下岗工人一辈子留在这里，但却没有什么人新来。
东北自身的民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也没有太多外资企业和关内企业到寒冷的东北投资。（参见《东北经济还有希望吗？》），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而言，东北除了体制内实在没什么像样的工作机会，想赚钱的都去了关内。
没有了新人，没有了新产业，东北便走不出漫长的冬季。现在的东北，固然也有日新月异的高楼，飞驰电掣的高铁，但那些属于旧时代的厂房和记忆，仍然比关内顽固太多。对于东北的许多人而言，时间凝固了，而东北的许多空间，也变成了来自那个年代的化石。
在大时代面前，个体的命运从来是渺小的。当下，许多人有焦虑，有彷徨，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四十年里，那些下岗工人走不出的“漫长季节”，似乎只是一个插曲。
作者：元淦恭，【金融财经频道】
中国经济起飞前必须的滑跑，当然有风险。
面前，还死抱巴佬毛那一套嘴硬。
美国人下的套。如果邓和朱失败了，可以想像中国人会用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恶毒语言去攻击他们。
飞。人家到了现代，经济强大的标志还是铁流滚滚N万里。
今天，当人们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第一反应就会想到东北。从《钢的琴》到《漫长的季节》，几乎所有和下岗有关的文艺作品，东北都是首选的背景。
然而，当我们翻看当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就能还原当时下岗潮的真相。它席卷全国，并不是东北的地方叙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早开始大规模减员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实是国营广州无线电厂，那是1993年，许多人是从这一家厂才第一次知道“下岗”的概念。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买断工龄”安置政策，其实也是广州无线电厂首创的。广州得风气之先，是当时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城市，但这里同样有人经历国企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
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全国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不过，我们可以查阅当时的一些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管窥其规模。
鉴于下岗潮主要影响的，是当时面临转型、改制乃至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此分析下岗潮可资参考的数据，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下称“职工总数”）的变化。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数的减少数（下称“职工减员”或“减员数”），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下岗失业人数，但总体是和下岗失业人员总数较为接近的数据。
1996年以前，中国职工总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基本保持稳定。但1997年，职工减员333万，1998年一年又断崖式减员2906万。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全国减员数达到3239万，相当于1996年职工总数的22.7%。
从1998年到2002年，下岗潮还在持续。到2002年，职工总数比1998年又少了2736万，降幅是24.8%。从1996年到2002年，短短六年间，职工总数减少了5975万，较1996年水平净减少41.9%。
透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全国各地“下岗潮”的面目。网站上的年鉴最早收录到1999年，因此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分省职工数据只到1998年。观察1998年到2002年四年分省职工减员数，会有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发现。
四年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职工减少472.3万人，减少比例为30.4%。这比全国平均的24.8%要高，但并没有高出太多。东北职工减员人数占全国减员总数的比例也只有17%。
从数据来看，关内的下岗失业情况，并不比东三省好多少。江浙沪三地的减员率还高于东三省。浙江、江苏两省甚至高达36%，和辽宁的职工减员率相若。上海的职工减员率超过吉林，北京的职工减员率超过黑龙江。事实上，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在那四年的职工减员同样达到了444万，只比东三省少不到30万。
但关内比东北幸运。因为在关内，国有、集体企业萎缩了，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长了起来。这是中国的成功故事，不是这论坛里拜毛教分子常挂嘴边的外国的经济侵略，工人阶级被压榨剥削。
上表中的九个省份，国有、集体企业都出现了下岗潮。但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个省份的城镇就业人口数却不减反增。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经济企业新创造的岗位，完全填补了国企破产改制带来的岗位消失，还创造了新的就业增量。
但有的省份，城镇就业人口数和职工人数同时下降。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城镇就业人口减幅都在14%以上，所以黑龙江和吉林的下岗职工虽然比例并不高于关内，但他们找工作却难上加难。
黑龙江新增的非公有制经济岗位只有24.2万个，但职工减员多达145.6万，从理论上说，6个下岗工人只有一个能在本省找到工作。吉林也差不多，4个下岗工人，能找到工作的只有一个。
即使在关内，下岗工人再就业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从1998年到2002年，北京增加了267.5万非公经济岗位，上海128.9万，广东229.7万，浙江218.4万，这四个城镇就业人口正增长的省市，也只增加了844.5万非公经济的从业机会。
显然，在这844.5万获得工作机会的人里，以“4050人员”为主的下岗职工很少。刚刚进入中国的外企，最青睐的是彼时刚刚扩招的那一波大学生。而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工厂，主要雇佣的是从内陆涌入的农民工。
在关内，虽然还是有很多下岗的工人并没有走出自己“漫长的季节”。但对于许多地方的经济史叙事而言，下岗潮的伤痛的确被新生的力量，新生的事物稀释了。
民营企业家成功的成功创业，“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与巩固，房地产市场的狂飙突进，“70后”大学生普遍的阶层跃迁……那时候关内有太多精彩的故事，无数人因为这些精彩的故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而且，从那一波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受益的人，数以亿计，这要比当年下岗的职工多得多。在许多城市空间里，那些旧日的记忆伤疤也似乎愈合，许多昔日的工业区，被改造成高端住宅和文创园区，再难找到转型阵痛期的痕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病树前头万木春”。
但是东北，却似乎再也走不出来了。
2000年，东三省常住人口总数为1.06亿，到2020年，减少到9851万，净减少804万。而同期，全国常住人口（不含港澳台）增加了1.46亿。东北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8.42%，下降到6.98%。
这二十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2.20亿，但东三省的城镇就业人口仅增加了1107.9万，东北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只占全国的5%，远低于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统计数据指向的直接事实是：东北城镇就业岗位的增速，远远慢于关内。而东北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流和远超关内的老龄化。
正如前文所说，在关内那些曾有下岗潮的大城市，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的涌入，都稀释了旧日的伤痛记忆。而这在东北，并没有发生。那些下岗工人一辈子留在这里，但却没有什么人新来。
东北自身的民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也没有太多外资企业和关内企业到寒冷的东北投资。（参见《东北经济还有希望吗？》），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而言，东北除了体制内实在没什么像样的工作机会，想赚钱的都去了关内。
没有了新人，没有了新产业，东北便走不出漫长的冬季。现在的东北，固然也有日新月异的高楼，飞驰电掣的高铁，但那些属于旧时代的厂房和记忆，仍然比关内顽固太多。对于东北的许多人而言，时间凝固了，而东北的许多空间，也变成了来自那个年代的化石。
在大时代面前，个体的命运从来是渺小的。当下，许多人有焦虑，有彷徨，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四十年里，那些下岗工人走不出的“漫长季节”，似乎只是一个插曲。
作者：元淦恭，【金融财经频道】
中国经济起飞前必须的滑跑，当然有风险。
面前，还死抱巴佬毛那一套嘴硬。
美国人下的套。如果邓和朱失败了，可以想像中国人会用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恶毒语言去攻击他们。
飞。人家到了现代，经济强大的标志还是铁流滚滚N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