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学生分科研部门不少，当然一进去就想挑大梁，门都没有，论资排辈，先得尽着所谓老一辈科技人员，哪怕七老八十，然后巴拉巴拉，别人是不少， 刚进去只配打杂跑腿。
要想当官？ 由不得你自己“想”， 毕业一年的1983年， 到处都有的第三梯队选拔，是上级考虑的，除非是大的红二代， 想也白想，而第三梯队的标准有的时候很好笑，预定个框框， 某单位某部门预设一个副职候选位置，标出要求， 是男是女什么学历，很多部属大企业说明大学本科毕业， 潜台词就是把工农兵学员排出去了，有的还指名要个非党员，当然那个时候不存在刚毕业的“民主党派”大学生，有的甚至还有民族要求。本人遇上的是没说明是否党员，三十到四十，可以选择的人就只有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大概率是1942年到1946年出生者），和新三届中的老三届中学生（一般出生于1947-1952年）了，一个单位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因为没说党不党员，结果“三”了个66届大学毕业的党员，刚好四十岁，据说本人只是在最开始被某领导问了一声而已。
至于下海， 那几年的下海尚未成气候，所谓经商，就是电影院门口挎个篮子卖瓜子，车站门外摆个小摊卖香烟啥的，有几个大学刚刚毕业的人愿意？
事实是到了大约1985年之后，情况起了变化，一条出路是不管不顾地跑去深圳， 好歹那儿没档案也能找个比原单位工资高的事做做，另外是通过某些关系到共产党出钱做生意的“公司”， 赔了是共产党的，赚了大头归自己，这类公司，不是一般的人有可能进去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中期，好些大企业在深圳办个什么公司，单位里挤破头朝里拱，不过此刻往往有条杠杠，希望会讲广东话，那些原籍广东的就赚了便宜。
再后来，很多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想在美国有个联络点，又不能公然建个办事处，这样中美两边政府都不答应， 那么办个什么鸟公司，总可以吧，当然能进这种地方的，不但关系要特别硬，还有些硬条件，英语不说太好至少也得马马虎虎可以沟通，另外长相绝对不能是歪瓜裂枣，最好有海外关系，还不是那种唐人街炒菜车衣的。
2，3 年调入部机关当个副处长，我在军队，有职务级别密级，出国留学前做过一年“业务信使”（这当然和外交部信使性质不同）
理工学生分科研部门不少，当然一进去就想挑大梁，门都没有，论资排辈，先得尽着所谓老一辈科技人员，哪怕七老八十，然后巴拉巴拉，别人是不少， 刚进去只配打杂跑腿。
要想当官？ 由不得你自己“想”， 毕业一年的1983年， 到处都有的第三梯队选拔，是上级考虑的，除非是大的红二代， 想也白想，而第三梯队的标准有的时候很好笑，预定个框框， 某单位某部门预设一个副职候选位置，标出要求， 是男是女什么学历，很多部属大企业说明大学本科毕业， 潜台词就是把工农兵学员排出去了，有的还指名要个非党员，当然那个时候不存在刚毕业的“民主党派”大学生，有的甚至还有民族要求。本人遇上的是没说明是否党员，三十到四十，可以选择的人就只有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大概率是1942年到1946年出生者），和新三届中的老三届中学生（一般出生于1947-1952年）了，一个单位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因为没说党不党员，结果“三”了个66届大学毕业的党员，刚好四十岁，据说本人只是在最开始被某领导问了一声而已。
至于下海， 那几年的下海尚未成气候，所谓经商，就是电影院门口挎个篮子卖瓜子，车站门外摆个小摊卖香烟啥的，有几个大学刚刚毕业的人愿意？
事实是到了大约1985年之后，情况起了变化，一条出路是不管不顾地跑去深圳， 好歹那儿没档案也能找个比原单位工资高的事做做，另外是通过某些关系到共产党出钱做生意的“公司”， 赔了是共产党的，赚了大头归自己，这类公司，不是一般的人有可能进去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中期，好些大企业在深圳办个什么公司，单位里挤破头朝里拱，不过此刻往往有条杠杠，希望会讲广东话，那些原籍广东的就赚了便宜。
再后来，很多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想在美国有个联络点，又不能公然建个办事处，这样中美两边政府都不答应， 那么办个什么鸟公司，总可以吧，当然能进这种地方的，不但关系要特别硬，还有些硬条件，英语不说太好至少也得马马虎虎可以沟通，另外长相绝对不能是歪瓜裂枣，最好有海外关系，还不是那种唐人街炒菜车衣的。
2，3 年调入部机关当个副处长，我在军队，有职务级别密级，出国留学前做过一年“业务信使”（这当然和外交部信使性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