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编乱造讲历史：中共一大
蒋文明
下面这两段，是从中国政府的官网上拷来的，讲中共一大。这两段胡编故事，信口开会胡说八道。跟张国焘回忆录里的描述，从地点到人物， 一点都对不上。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1. 有关会址：张国焘说开会，是借用的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不是现在官方说的李汉俊家。
2. 有关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Maring）和他的助手尼可罗夫斯基：张国焘说这两位始终是听他通报出主意，没有参加会议，连旁听也没有。马林唯一参加的一次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在李汉俊家里开的会，是因为党纲通过后，他要求到会，代表共产国际发表讲话。不过会还没开始，就被租界的警探打断了。张国焘说马林对全体一大代表，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是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人分头离开。
3. 有关何叔衡：张国焘说一大开幕前，大家都同意何叔衡不行，不能参加一大。于是就由毛泽东出面，找借口把他赶走了，何没有出席一大。
4. 有关中共是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张国焘说一大没有决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是到二大才正式确立的。
结论：中共讲历史，包括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信口胡编，谁信谁傻。
这是官网链接：
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骨干成员张申府也有回忆，“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维经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董必武同志曾经这样记忆维经斯基：“‘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会讲俄文，有口才，几个月学会了中国话，这个人来是组织共产党的。”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当年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引者注：即《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有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在上海，李达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记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伟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伟基斯克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肯定了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决定作用。”
“走俄国人的路”。在上海，维经斯基以上海“革命局”为建党活动中心，“革命局”的组织处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通过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开展建团工作，这所学社创办于1920年9月，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教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夫人）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外国语学社还选派数十名学生分批赴俄留学，学社“从成立到结束，历时10个月，为培养党的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维经斯基注重理论宣传，亲自创办了华俄通讯社，这是一个进行理论宣传的机构，据包惠僧回忆，“华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到中国来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由杨明斋负责。”事实上，维经斯基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部工作的‘灵魂和组织者’”。
从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恢复及开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上海伙友》等书刊；成立上海机器工会；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外国语学社等。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劳动界》从1921年1月16日起停刊；《共产党》陷入停顿状态；1921年1月16日《上海伙友》停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改在广州出版。所以，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出现停滞”。维经斯基的继任者马林，1922年7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这样写道：“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中途停办。”充分肯定了维经斯基的成绩。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讲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学放假时，回到上海，在陈独秀家中遇到维经斯基与人谈话。这个情形让周佛海记忆深刻———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他第一次来华，在中国工作的九个月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巨大贡献。维经斯基后来一共六次来华，自1920年4月第一次来中国，到1927年5月离开中国止，在这七年中，累计在中国的时间达四年之久。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俄国人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由东方民族部提供，包括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和数万美元现金。当年夏，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导部和组织部，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相继成立了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
12月，维经斯基返回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匮乏，工作停滞。
1921年初，荷兰人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华，7月初发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
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
中共一大之后，特别是陈独秀从法国巡捕房获释，开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在同一天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无论是在中共诞生之前，还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都曾出现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顿或者瘫痪状态的现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于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个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
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
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
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记录：“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布别尔-奈曼 马尔加列捷：《世界革命与斯大林政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活动见证者笔记》，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页）
由于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记录：“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构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页）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 官方说法和张国焘回忆录存在出入， 这很常见。 不同参与者回忆， 角度和记忆偏差都会导致差异。 要还原历史真相， 需要多方考证， 不能仅凭单一来源。 对历史的解读， 也存在不同的视角和结论。 所以， 对这段历史的争论， 恐怕一时半会难以平息。
胡编乱造讲历史：中共一大
蒋文明
下面这两段，是从中国政府的官网上拷来的，讲中共一大。这两段胡编故事，信口开会胡说八道。跟张国焘回忆录里的描述，从地点到人物， 一点都对不上。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1. 有关会址：张国焘说开会，是借用的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不是现在官方说的李汉俊家。
2. 有关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Maring）和他的助手尼可罗夫斯基：张国焘说这两位始终是听他通报出主意，没有参加会议，连旁听也没有。马林唯一参加的一次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在李汉俊家里开的会，是因为党纲通过后，他要求到会，代表共产国际发表讲话。不过会还没开始，就被租界的警探打断了。张国焘说马林对全体一大代表，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是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人分头离开。
3. 有关何叔衡：张国焘说一大开幕前，大家都同意何叔衡不行，不能参加一大。于是就由毛泽东出面，找借口把他赶走了，何没有出席一大。
4. 有关中共是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张国焘说一大没有决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是到二大才正式确立的。
结论：中共讲历史，包括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信口胡编，谁信谁傻。
这是官网链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骨干成员张申府也有回忆，“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维经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董必武同志曾经这样记忆维经斯基：“‘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会讲俄文，有口才，几个月学会了中国话，这个人来是组织共产党的。”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当年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引者注：即《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有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在上海，李达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记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伟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伟基斯克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肯定了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决定作用。”
“走俄国人的路”。在上海，维经斯基以上海“革命局”为建党活动中心，“革命局”的组织处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通过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开展建团工作，这所学社创办于1920年9月，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教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夫人）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外国语学社还选派数十名学生分批赴俄留学，学社“从成立到结束，历时10个月，为培养党的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维经斯基注重理论宣传，亲自创办了华俄通讯社，这是一个进行理论宣传的机构，据包惠僧回忆，“华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到中国来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由杨明斋负责。”事实上，维经斯基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部工作的‘灵魂和组织者’”。
从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恢复及开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上海伙友》等书刊；成立上海机器工会；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外国语学社等。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劳动界》从1921年1月16日起停刊；《共产党》陷入停顿状态；1921年1月16日《上海伙友》停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改在广州出版。所以，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出现停滞”。维经斯基的继任者马林，1922年7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这样写道：“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中途停办。”充分肯定了维经斯基的成绩。
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骨干成员张申府也有回忆，“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维经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董必武同志曾经这样记忆维经斯基：“‘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会讲俄文，有口才，几个月学会了中国话，这个人来是组织共产党的。”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讲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学放假时，回到上海，在陈独秀家中遇到维经斯基与人谈话。这个情形让周佛海记忆深刻———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当年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引者注：即《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有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在上海，李达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记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伟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伟基斯克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肯定了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决定作用。”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劳动界》从1921年1月16日起停刊；《共产党》陷入停顿状态；1921年1月16日《上海伙友》停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改在广州出版。所以，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出现停滞”。维经斯基的继任者马林，1922年7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这样写道：“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中途停办。”充分肯定了维经斯基的成绩。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他第一次来华，在中国工作的九个月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巨大贡献。维经斯基后来一共六次来华，自1920年4月第一次来中国，到1927年5月离开中国止，在这七年中，累计在中国的时间达四年之久。
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讲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学放假时，回到上海，在陈独秀家中遇到维经斯基与人谈话。这个情形让周佛海记忆深刻———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当年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引者注：即《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有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在上海，李达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记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伟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伟基斯克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肯定了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决定作用。”
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骨干成员张申府也有回忆，“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维经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董必武同志曾经这样记忆维经斯基：“‘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会讲俄文，有口才，几个月学会了中国话，这个人来是组织共产党的。”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讲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学放假时，回到上海，在陈独秀家中遇到维经斯基与人谈话。这个情形让周佛海记忆深刻———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当年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引者注：即《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有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在上海，李达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记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伟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伟基斯克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肯定了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决定作用。”
使者与使命 ———维经斯基助力建立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讲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学放假时，回到上海，在陈独秀家中遇到维经斯基与人谈话。这个情形让周佛海记忆深刻———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当年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引者注：即《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有回忆，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在上海，李达与维经斯基接触较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记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伟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伟基斯克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肯定了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决定作用。”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俄国人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由东方民族部提供，包括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和数万美元现金。当年夏，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导部和组织部，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相继成立了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
12月，维经斯基返回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匮乏，工作停滞。
1921年初，荷兰人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华，7月初发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
陈独秀的记录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
中共一大之后，特别是陈独秀从法国巡捕房获释，开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在同一天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无论是在中共诞生之前，还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都曾出现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顿或者瘫痪状态的现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额外资助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于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个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
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
资助珠宝和鸦片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
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记录：“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布别尔-奈曼 马尔加列捷：《世界革命与斯大林政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活动见证者笔记》，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页）
由于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记录：“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构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页）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俄国人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由东方民族部提供，包括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和数万美元现金。当年夏，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导部和组织部，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相继成立了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
12月，维经斯基返回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匮乏，工作停滞。
1921年初，荷兰人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华，7月初发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
陈独秀的记录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
中共一大之后，特别是陈独秀从法国巡捕房获释，开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在同一天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无论是在中共诞生之前，还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都曾出现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顿或者瘫痪状态的现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额外资助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于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个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
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
资助珠宝和鸦片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
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记录：“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布别尔-奈曼 马尔加列捷：《世界革命与斯大林政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活动见证者笔记》，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页）
由于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记录：“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构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页）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 官方说法和张国焘回忆录存在出入， 这很常见。 不同参与者回忆， 角度和记忆偏差都会导致差异。 要还原历史真相， 需要多方考证， 不能仅凭单一来源。 对历史的解读， 也存在不同的视角和结论。 所以， 对这段历史的争论， 恐怕一时半会难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