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X59年，XXX正在全国蔓延。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目睹了饿殍遍地、母子相食的悲剧。一部分学生一起创办了地下杂志《星火》，希望人们意识到这场浩劫的根源所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学生们用当地一个老砖瓦厂留下的一台油印机，自己刻钢板，如此刊印出《星火》首期。但首期《星火》还没有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由于有人告密，1X60年9月30日，在武山、天水的这些学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了解并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
1959 年，向承鉴 21 岁，已戴上“右派”帽子三年。 他想起 1956 年初入兰州大学的日子，那时，他意气风发，恰如刚“改天换地”后的这个国家。 他是苦孩子出身，也是“新中国”的红色少年，对共产党，“那是磕头作揖都表达不了的热爱。” 1938 年，他出生在河南。才到人世不久，就遭逢河南大饥荒。兵荒马乱，父亲携一家老幼逃难到江西九江，流落在武宁城里。父亲当脚夫，母亲和祖母纺纱织布，日夜操劳，生活仍然艰难。
1949 年了，他家“根正苗红”，姐姐参了军，他学习好，门门功课拔尖，成了县里的第一批少先队大队长。上了中学，老师动员他入青年团，他自我检省：“我还不够格，需要继续努力。”1956 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兰大是当时全国五所理科重点大学之一，与北大、清华等比肩，又位处大西北，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有国家战略的意味。他报了化学系，“重点大学的重点系”，系主任是左宗祀女士，和丈夫陈时伟 (当时的兰大副校长) 一起，1949 年后从美国双双归来，是受尊敬的科学家。
与此同时，从 1949 年开始，各种政治运动也让人目不暇接。“肃反”“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不断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掀起革命”。而向承鉴，因尚没离开过校园，对政治运动还没有感受。“身心都如一张白纸。” 他家穷，此时一个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补贴，心满意足，一心读书。兰大学习气氛浓，学校也要求严格，“两科不及格就要退学”，学生们学习劲头十足，实验室夜夜灯火通明。校领导甚至不得不劝同学们多休息，“身板好才能报效祖国。”
兰大鸣放和反右
那场风暴，是在 1957 年 5 月渐渐浮现的。“五一”节前后，学校党委突然宣布“整风”，号召鸣放，每个人都要给党提意见。“我再三想，绞尽脑汁，结论是，我对党没意见。”向承鉴说。但这可不行。学生会、系支部等，多次举办点心会、茶话会，请大家座谈，给党提意见。他没去参加，因为实在提不出意见。结果被批评，“提不出意见，说明对党没感情。”
最终，还是学校党委的再三动员起到了作用。5 月下旬，有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兰大“鸣放”的第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党委的鼓励下，高年级的同学纷纷加入“鸣放”，“他们年龄大一些，经历的事情多一些，也能提出意见。”
在向承鉴的记忆中，学生的大字报没有什么“反对派对，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最多就是批评学校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很多同学对兰大招生中的“吹牛”不满，认为学校的设施等和重点大学还有距离，于是出现“并校”呼声，要求把兰大并到北大等其它几所大学去。
在向承鉴的记忆里，当“鸣放”越来越热烈，学校和上级却不出面回应，学生的情绪逐渐高涨。5 月底，兰大组成了“赴京代表团”，由副校长陈时伟带队，屈剑英是历史系的学生代表。此时，在全国，知识界的“鸣放”也进行得轰轰烈烈，而政治风向比天气变得还快。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著名社论，“整风鸣放”一下子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几天后，甘肃日报以通栏大标题，整版刊发《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党罪行》，陈时伟成了甘肃省第一个“大右派”。兰大校园里的各级“鸣放委员会”一夜变成了“反右委员会”。
向承鉴成了化学系一年级小班的“右派”，但他并不是鸣放中的“积极分子”。鸣放开始后，他周末仍旧去图书馆看书。之后，他被班里同学选举为“鸣放委员会委员”，就组织同学，整理出自己一份唯一的“大字报”，标题是“某某教授访问记”，讲述了兰大一位教授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除了赞成储安平的“教授治校”之外，他的另一个罪名是“仇恨派对”，因为他看了一张别人写的批判某位党员强奸女学生的大字报，骂了句“该死”，被人举报说“要杀光派对员”。
1957 年 7 月，在副校长陈时伟的批斗会之后，兰大公布了首批“划右”学生名单，共二十多人，向承鉴也在其中。生活补贴停了，吃饭都成了困难，在冷眼和歧视中，他和其他的右派同学，只能去校外建筑工地上干活，来换一点饭吃。“我那么爱派对，怎么突然就成了反派对、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人？”他百思不得其解。
从暑假前到新学期，批斗会开了一茬又一茬，十九岁的向承鉴，成了兰大最年轻的“右派”，而且“气焰最嚣张”“最顽固”。因为生性倔强的他，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被“群众处理意见”定为“极右”。向承鉴不服，在最后时刻他找到了校长林迪生申辩。最终，他被降格处理，和另外四十名左右师生，包括此后的同仁——中文系的谭蝉雪、历史系的张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保留学籍，劳动考察”。这成了他命运的另一个分水岭。
公社酒肉臭，路有饿死骨
1958 年 7 月，向承鉴等一行四十多人，离开兰大，坐火车到天水。到天水后，他们被分成了两部分，向承鉴、苗庆久等人到武山县，张春元、谭蝉雪等同学被派到北道区(当时为天水县)的马跑泉公社等地。向承鉴被派往武山县城关的联丰公社，住在村支书家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他们被要求，“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从 1958 年 8 月下旬开始，在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也席卷了联丰社。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向承鉴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写大型标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人们喜气洋洋，遵循最高领袖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撤掉锅灶，到食堂吃饭。到处是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狂潮。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向承鉴所在的武山县是全国闻名的红旗县，也不断放出“大卫星”，著名的是“玉米亩产万斤”和“白杨树上结苹果”。
向承鉴耳闻目睹了谎言包裹下的荒诞。“玉米亩产万斤”的卫星，在验收的时候，当地找来一批可靠劳力，挑灯夜战，把其它十多亩地里的玉米连根拔出，密密麻麻栽到“卫星田”里，密不透风，再放水把地浸湿，就看不出痕迹了。技术员跳到地里，数玉米棒和玉米棵数，算出来，远超过万斤。于是敲锣打鼓庆贺，干部们再去食堂大吃一顿，卫星算是放上天了。随之而来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因为都去吃食堂，农家的铁锅、铁铲暂时派不上用场，为完成大炼钢铁的指标，干部挨家挨户，把农民的铁锅摔碎，连农民箱柜上的锁头、锁扣都拆走了……
灾难的来临是有征兆的。在 1958 年这个疯狂的 8 月，被县委命令去负责“研制” “高炉”的向承鉴，看到乡间山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绪高亢，唱着山歌。他在一瞥间，发现路边地里的庄稼已焦黄，麦粒全掉在地上，大炼钢铁的高潮淹没了往年夏天的“龙口夺食”，他心里掠过不祥的念头:来年日子怎么过？农民吃什么？
在他的记忆中，从 1958 年冬天开始，在天水一带，农民就开始挨饿了。1959 年春天，他因眼疾回兰大治疗，在兰州街上，满是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讨的人到处伸出干瘪的手臂。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们没有目标，只知道向西逃去，去新疆，至少，那里能够活命。
1959 年夏天，饥荒疯狂蔓延。在武山县，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垅、百泉一带，原来很富庶的地方，也没有粮食了。正在灌浆的苞谷地里，生产队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当地的邓家堡，有社员因为偷挖土豆，用铁锨打死了看守的人。在火车站一带，常常能看到饥民的尸体和乞讨的百姓。向承鉴每进一次城，身上不多的粮票和钱都给了出去。饥民遍野，“大跃进”的鼓点却越擂越响，上级要求“社办工业，遍地开花”，向承鉴和他的同学，先被调去筹备化工厂，后来又被调到盐井公社办肥料厂。
9 月，他有机会去北京出差买菌种，这次，他特意在铁路沿线的天水甘谷、山西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下车，为的是验证内心的疑问，也做一点社会调查。而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到处是逃难、乞讨的农民。在太原，他和已参加工作的哥哥发生了争执。哥哥指着城市里新建的高楼，说:“你为什么就看不到新中国的这些伟大成就呢？” 这年，他二十一岁。向承鉴一开始自己也吃不饱。但之后，当地的“头头”要利用大学生为自己干出政绩，把他们调去办厂，武山县委给了他们“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每月供应一斤清油，口粮三十斤，全是细粮。当时的普通干部的标准是：清油四两，口粮二十六斤，百分之六十是杂粮。但是这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相比，这简直是天上了。
1960 年的2 月早春，向承鉴永远记得那一天。他离开工厂，去附近的一个公社办事。正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他莫名其妙，低头平整衣服时，一眼看到了那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样子，“穿一件破烂的夹衣，蜷缩着。手伸在嘴边，嘴角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土坷垃，还是土豆……”那一刻，他只是默默地站着，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妹妹，也就这么大……远处有人看着他，他无法大声哭喊，只得忍住心痛，走过一个大坡，转弯到无人的地方，才捶胸顿足，放声大哭。“那一刻，我太痛恨自己了。为什么这样无能，甚至连记录下来的能力都没有。”他曾经在校报做记者。这时候，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相机，“为历史留下一个证据”。
他一次次拿起笔，“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我想，党中央和毛主席可能不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要是知道，能让这么多人饿死吗？”可信写好了，又一次次撕掉。“你本身是右派，被管制的对象，人家领导明明说形势大好，你却说这里饿死人，这不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吗？”他煎熬着，痛苦不堪。饥荒越来越严重，撒谎成风与毫无人性的掠夺仍在继续。1959年，在武山新寺公社召开的一次全县粮食现场会上，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留足社员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外，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
可向承鉴从杜映华（曾任漳县县委副书记，时任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因与“星火”同学有交流而被捕，1970 年被处决）处了解到，那个现场会议上，成山的粮食，除了表面，麻袋里装的全是麦草……人们在饿死。而盐井公社，却调集了脱产干部，到农村大规模收缴粮食。因为“高产”的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农民却喊挨饿，“上头怀疑农民私藏粮食，全面收缴。家家户户，火炕刨开了，连枕头都撕开了，房前屋后，猪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到处是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没人埋，也没人挖得动墓穴，就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可以得到四两粮的补贴。在一些家里，人死光了，都没得埋……”五十多年后，向承鉴回忆起这一切，还忍不住痛苦地叹息:太惨了啊，农民太惨了！七十八岁的老人，眼角隐隐有泪光滲出。
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1959 年 11 月，一同被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学孙自筠在天水北道被抓，消息随即传到了武山。孙自筠是在给《红旗》杂志寄出信的一个多月后被抓的，当时他还正在田间干活。“我那时丝毫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想法。只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看到的真相反映出去。” 2015 年 11 月，孙自筠对采访者说。他那时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被抓，导致了同学们对当局幻想的破灭。
这时庐山会议已开过了，彭德怀上万言书，已被打倒。“孙自筠被抓，让我们知道，必须放弃幻想了，要救苦难的农民，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鉴说。此时，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跑泉公社，兰大同学张春元（张春元（1932─1970），河南上蔡人，一九四八年底参军，后为志愿军坦克兵，交通部副部长王首道小车司机，五六年兰大歷史系调干生，五七年划右派。五九年六月号《电影文学》发表其文学剧本《中朝儿女》，应邀出席长春电影製片厂新片摄製计划会，不料其下放的天水马跑泉公社党委致函长影，右派身份暴露，投拍作罢。一九六〇年七月中旬於广东开平被捕。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越狱，九月六日再次被捕。原判无期，一九七〇年三月因在监内进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动”（与同案犯杜映华递纸条），被处决於兰州。
杜映华，学生地下党出身，我党老干部，居然视反革命分子张春元为师。杜映华原判刑五年，他递给张春元一张字条，竟是向张春元请教获释后如何活动。张春元的反革命能量可见一斑。）等已经开始行动了。
1959 年 5 月，张春元和同学谭蝉雪，还有顾雁、孙和等人就在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碰头，一起商量在当下的情况下该怎么做，这是他们第一次讨论到要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到 11 月，他们又在北道的一个旅社，商量确定了办一份杂志，来传递思想，把党内外有相同思想的人凝聚在一起，为中国寻找出路。这之后，谭蝉雪到武山来看望苗庆久，和向承鉴他们深谈，交流了办《星火》的想法。年轻的心灵心心相印，他们决定立即就干。谭蝉雪他们之前已经开始组稿，并和北大的林昭取得联系。这次她拿来了几份稿子，包括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
另外，就是顾雁撰写的发刊词《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张春元写的《论人民公社》等。因为缺一篇核心文字，向承鉴又写了两篇。“都是一口气写完。”他回忆。其中一篇是政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另一篇是《自白》。砖瓦厂原来遗留下来一个旧的油印机，小小的，也就一尺宽左右。房间里因为培养菌肥，平时不让人进来，所以是一个天然的秘密场所。
11 月，深夜已经很冷，他们拉上窗帘，在如豆的灯光下，开始刻印《星火》。刊头上两个火炬，是苗庆久刻的。在“星火”两个字在中间，一边一个。发刊词是顾雁写的，题目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另外几篇文章，包括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还有一篇《论粮食问题》。另有一篇，是胡晓愚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其中《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边写边刻。第一期《星火》，仅仅薄薄的两页。刻印了共三十份，之后，“文章交给苗庆久保存，放在一个罐子里。”印出来的《星火》，被他们以极秘密的方式，送了大部分出去。
炼狱行
虽然早已做好了“献身”的准备，但向承鉴还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1960 年 9 月。“进地狱的时刻到了。”先是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前去营救，也身陷囹圄。由于有人告密，9 月 30 日，向承鉴在天水武山被捕。“可以说，那时，耳闻目睹的现实让我太痛苦了，我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向承鉴说。“看到那么多死人，我就想，农民能死，我为什么不能死？1958 年，大炼钢铁的后期，我的脚因为走山路磨出了一个鸡眼，去做手术时，没有麻药，我说，没麻药也要做，我要去体会那种凌迟的感觉。”他说。也正是因为早已放弃了一切幻想，在随即而来的严酷审讯中，他也没有低头。
在天水监狱，“星火”一案已是惊动全县乃至全省的“右派反革命集团”大案。张春元、谭禅雪和他都是要犯。“11 号”是向承鉴的代号。此时，和他们一起被抓的，除了“星火”同学，还有支持、同情他们的武山县委常委杜映华，以及牵涉到案件中的本地农民。在武山，一夜之间被抓的有三十三人。
在监狱里，向承鉴一次次和审讯者对质，把审讯者变成了被审者。“你们的眼睛瞎了吗，看不到那么多饿死的人？即使眼睛瞎了，也能闻到遍野的尸臭吧！” 他也因“态度最为顽固”，最终被判重刑。1965 年，已在兰州砖瓦厂服刑的向承鉴见到了一个叫张炳秋的犯人。张在当年审讯时，是在现场的武警干部，此时因重婚罪判刑。“张炳秋后来对我说，当时你痛骂审讯的人，那些话让人脊背都发凉！”向承鉴回忆。
“过去的某个时刻，派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人民的利益，但那是过去，不是现在。你们正把中国拖向封建复辟的道路，现在的社会比旧社会有更多的压迫剥削、更多的不公；有更多的血腥杀戮——并非只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对农民大众——残忍性超过旧社会地主豪强千百倍。当一个派对没有派对内监督，没有人民监督，无限滥用权力，不知权力来自何处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反面。你不会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任何人都抹杀不了。你们只是沿袭了GC派对的称呼，而不是过去的派对。你们是一群蜕化变质的假GC派对！你们自己心里没数？需要我举出例证吗？”
这位天水专区公安处的负责干部，自恃手握尚方宝剑的人，面对我咄咄逼人的诘问，仍抖着专政者的威风，只是凶焰有所收敛。 “我们派对人信奉唯物主义，以马列主义理论为自己的指导思 想，对阶级敌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你的无耻谰言诋毁不了中国派对的光荣、伟大、正确，恰恰证明你是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凶恶敌人。我们决不对你施仁政！”
我继续反驳他： 先生，你的话只最后一句说对了，是真话。至于唯物论、马列主义，不要侈谈为好。请问你这位马列先生，何谓唯物论？一亩地打几万斤粮，怕不是唯物的吧？大炼钢铁又炼出了什么？你们奉行的是唯心论、主观意志论！你心里应该清楚，你们早就背叛了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你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弥天大谎，确切地说，你们实行的是对人民的专政、暴政！
眼见这位马列先生气得满脸通红，我更加亢奋和激动了： 你们剥夺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存权利，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如果千万个饿殍在地有灵，如果奄奄待毙的人们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我敢说，他们恨不得啖你们的肉， 喝你们的血！你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 这就是眼下这个政权的全部涵义。 至于我个人，虽是年轻幼稚，还没有幼稚到幻想你们对我施仁政的程度。你们有权力将我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我随时恭候。
1963 年 7 月 1 日，武山县召开了公判大会，向承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在之后，其余同道，也都各自领刑。向承鉴先后在兰州砖瓦厂服刑。之后又被转往青海海南州的农场劳改。牢狱外，“文化大革命”开始，牢狱中，更要处处小心，在艰难的劳动中，唯靠内心的信念支撑着，活下去。
1970 年，向承鉴再次面临极为凶险的命运。正是“一打三反”最严酷的时刻，在劳改队，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掉。一批政治犯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向承鉴此时尚不知道，在兰州，他的挚友、“星火”同道张春元、杜映华，也正是在 1970年3月被处决。作为劳改队小组的读报员，有一天，他保管的《甘肃日报》，头版最高领袖的大幅照片上，前额被人烫出了一个洞。他立即成了破坏伟大领袖的嫌疑人。检察院专门来人调查，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那段时间，监狱里每天都更换新的杀人布告。也许是命不该绝，他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1971年，他和其他犯人被调到了青海德令哈农场。之后，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服刑岁月。1978年，十八年刑期已满。向承鉴穿着一件黑灰色的棉袄，走出了劳改队大门。他昂头挺胸。“这十八年，我没有一天，认为自己是一个罪犯。”
在照相馆里，他为自己拍下了十八年来第一张照片。他回到家乡武宁，父亲已垂垂老矣，亲人们相见，痛哭无声。之后，他便开始申诉之路。经过漫长的碰壁和等待，到 1980 年，“星火”全案得到平反。
他记得，1980 年的那个早春三月，拿到一纸平反书后，他去了黄河边，祭奠死去了的同学、旧友。他怀念张春元，那极富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还有杜映华，一个因为良知而不愿放弃思考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 在 1970 年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而惨遭杀害。他怀念冯淑筠。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宁可自己戴上右派帽子，也不愿“揭发”他的人，因为他，受到莫须有的株连，后来流落到新疆，死于坍塌的煤矿…… 还有邓得银，1959年探亲返校，曾在天水与他相见，为四川饿死的乡亲们痛哭失声。“文革”时，在通渭一中，被活活打死……还有史美堂，那样英俊洒脱，很早就参加革命、又到兰大来求学的上海青年，被打为“右派”劳教，死在了新疆的电网上……
他是在自己重获自由后，才知道“反右”后他们各自的境遇。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年轻人，就那样在人为的浩劫中被一个个摧毁。很多人，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我大伯从上海到山西医学院当教授。57年右派，67年现行反革命罪入狱10年。
他家人说，如果在上海，情况会好很多。
自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到新世纪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始终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广东省推出的"三乡行动"标志着该省率先启动新一轮城乡互动计划。这一举措借助资金支持、政策倾斜、项目对接及创业扶持等多重手段，有效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经济的腾飞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持续投入与建设。展望未来，推动乡村地区振兴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应对的关键议题，这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张仲良非常极左。困难时期，甘肃省浮夸风也非常严重，致农村饿死百万人，河西走廊的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也死了千余人。引起中央重视，派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工作组来调查，才查清问题，并进行了组织处理。
1X59年，XXX正在全国蔓延。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目睹了饿殍遍地、母子相食的悲剧。一部分学生一起创办了地下杂志《星火》，希望人们意识到这场浩劫的根源所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学生们用当地一个老砖瓦厂留下的一台油印机，自己刻钢板，如此刊印出《星火》首期。但首期《星火》还没有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由于有人告密，1X60年9月30日，在武山、天水的这些学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了解并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
1959 年，向承鉴 21 岁，已戴上“右派”帽子三年。 他想起 1956 年初入兰州大学的日子，那时，他意气风发，恰如刚“改天换地”后的这个国家。 他是苦孩子出身，也是“新中国”的红色少年，对共产党，“那是磕头作揖都表达不了的热爱。” 1938 年，他出生在河南。才到人世不久，就遭逢河南大饥荒。兵荒马乱，父亲携一家老幼逃难到江西九江，流落在武宁城里。父亲当脚夫，母亲和祖母纺纱织布，日夜操劳，生活仍然艰难。
1949 年了，他家“根正苗红”，姐姐参了军，他学习好，门门功课拔尖，成了县里的第一批少先队大队长。上了中学，老师动员他入青年团，他自我检省：“我还不够格，需要继续努力。”1956 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兰大是当时全国五所理科重点大学之一，与北大、清华等比肩，又位处大西北，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有国家战略的意味。他报了化学系，“重点大学的重点系”，系主任是左宗祀女士，和丈夫陈时伟 (当时的兰大副校长) 一起，1949 年后从美国双双归来，是受尊敬的科学家。
与此同时，从 1949 年开始，各种政治运动也让人目不暇接。“肃反”“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不断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掀起革命”。而向承鉴，因尚没离开过校园，对政治运动还没有感受。“身心都如一张白纸。” 他家穷，此时一个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补贴，心满意足，一心读书。兰大学习气氛浓，学校也要求严格，“两科不及格就要退学”，学生们学习劲头十足，实验室夜夜灯火通明。校领导甚至不得不劝同学们多休息，“身板好才能报效祖国。”
兰大鸣放和反右
那场风暴，是在 1957 年 5 月渐渐浮现的。“五一”节前后，学校党委突然宣布“整风”，号召鸣放，每个人都要给党提意见。“我再三想，绞尽脑汁，结论是，我对党没意见。”向承鉴说。但这可不行。学生会、系支部等，多次举办点心会、茶话会，请大家座谈，给党提意见。他没去参加，因为实在提不出意见。结果被批评，“提不出意见，说明对党没感情。”
最终，还是学校党委的再三动员起到了作用。5 月下旬，有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兰大“鸣放”的第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党委的鼓励下，高年级的同学纷纷加入“鸣放”，“他们年龄大一些，经历的事情多一些，也能提出意见。”
在向承鉴的记忆中，学生的大字报没有什么“反对派对，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最多就是批评学校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很多同学对兰大招生中的“吹牛”不满，认为学校的设施等和重点大学还有距离，于是出现“并校”呼声，要求把兰大并到北大等其它几所大学去。
在向承鉴的记忆里，当“鸣放”越来越热烈，学校和上级却不出面回应，学生的情绪逐渐高涨。5 月底，兰大组成了“赴京代表团”，由副校长陈时伟带队，屈剑英是历史系的学生代表。此时，在全国，知识界的“鸣放”也进行得轰轰烈烈，而政治风向比天气变得还快。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著名社论，“整风鸣放”一下子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几天后，甘肃日报以通栏大标题，整版刊发《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党罪行》，陈时伟成了甘肃省第一个“大右派”。兰大校园里的各级“鸣放委员会”一夜变成了“反右委员会”。
向承鉴成了化学系一年级小班的“右派”，但他并不是鸣放中的“积极分子”。鸣放开始后，他周末仍旧去图书馆看书。之后，他被班里同学选举为“鸣放委员会委员”，就组织同学，整理出自己一份唯一的“大字报”，标题是“某某教授访问记”，讲述了兰大一位教授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除了赞成储安平的“教授治校”之外，他的另一个罪名是“仇恨派对”，因为他看了一张别人写的批判某位党员强奸女学生的大字报，骂了句“该死”，被人举报说“要杀光派对员”。
1957 年 7 月，在副校长陈时伟的批斗会之后，兰大公布了首批“划右”学生名单，共二十多人，向承鉴也在其中。生活补贴停了，吃饭都成了困难，在冷眼和歧视中，他和其他的右派同学，只能去校外建筑工地上干活，来换一点饭吃。“我那么爱派对，怎么突然就成了反派对、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人？”他百思不得其解。
从暑假前到新学期，批斗会开了一茬又一茬，十九岁的向承鉴，成了兰大最年轻的“右派”，而且“气焰最嚣张”“最顽固”。因为生性倔强的他，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被“群众处理意见”定为“极右”。向承鉴不服，在最后时刻他找到了校长林迪生申辩。最终，他被降格处理，和另外四十名左右师生，包括此后的同仁——中文系的谭蝉雪、历史系的张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保留学籍，劳动考察”。这成了他命运的另一个分水岭。
公社酒肉臭，路有饿死骨
1958 年 7 月，向承鉴等一行四十多人，离开兰大，坐火车到天水。到天水后，他们被分成了两部分，向承鉴、苗庆久等人到武山县，张春元、谭蝉雪等同学被派到北道区(当时为天水县)的马跑泉公社等地。向承鉴被派往武山县城关的联丰公社，住在村支书家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他们被要求，“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从 1958 年 8 月下旬开始，在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也席卷了联丰社。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向承鉴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写大型标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人们喜气洋洋，遵循最高领袖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撤掉锅灶，到食堂吃饭。到处是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狂潮。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向承鉴所在的武山县是全国闻名的红旗县，也不断放出“大卫星”，著名的是“玉米亩产万斤”和“白杨树上结苹果”。
向承鉴耳闻目睹了谎言包裹下的荒诞。“玉米亩产万斤”的卫星，在验收的时候，当地找来一批可靠劳力，挑灯夜战，把其它十多亩地里的玉米连根拔出，密密麻麻栽到“卫星田”里，密不透风，再放水把地浸湿，就看不出痕迹了。技术员跳到地里，数玉米棒和玉米棵数，算出来，远超过万斤。于是敲锣打鼓庆贺，干部们再去食堂大吃一顿，卫星算是放上天了。随之而来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因为都去吃食堂，农家的铁锅、铁铲暂时派不上用场，为完成大炼钢铁的指标，干部挨家挨户，把农民的铁锅摔碎，连农民箱柜上的锁头、锁扣都拆走了……
灾难的来临是有征兆的。在 1958 年这个疯狂的 8 月，被县委命令去负责“研制” “高炉”的向承鉴，看到乡间山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绪高亢，唱着山歌。他在一瞥间，发现路边地里的庄稼已焦黄，麦粒全掉在地上，大炼钢铁的高潮淹没了往年夏天的“龙口夺食”，他心里掠过不祥的念头:来年日子怎么过？农民吃什么？
在他的记忆中，从 1958 年冬天开始，在天水一带，农民就开始挨饿了。1959 年春天，他因眼疾回兰大治疗，在兰州街上，满是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讨的人到处伸出干瘪的手臂。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们没有目标，只知道向西逃去，去新疆，至少，那里能够活命。
1959 年夏天，饥荒疯狂蔓延。在武山县，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垅、百泉一带，原来很富庶的地方，也没有粮食了。正在灌浆的苞谷地里，生产队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当地的邓家堡，有社员因为偷挖土豆，用铁锨打死了看守的人。在火车站一带，常常能看到饥民的尸体和乞讨的百姓。向承鉴每进一次城，身上不多的粮票和钱都给了出去。饥民遍野，“大跃进”的鼓点却越擂越响，上级要求“社办工业，遍地开花”，向承鉴和他的同学，先被调去筹备化工厂，后来又被调到盐井公社办肥料厂。
9 月，他有机会去北京出差买菌种，这次，他特意在铁路沿线的天水甘谷、山西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下车，为的是验证内心的疑问，也做一点社会调查。而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到处是逃难、乞讨的农民。在太原，他和已参加工作的哥哥发生了争执。哥哥指着城市里新建的高楼，说:“你为什么就看不到新中国的这些伟大成就呢？” 这年，他二十一岁。向承鉴一开始自己也吃不饱。但之后，当地的“头头”要利用大学生为自己干出政绩，把他们调去办厂，武山县委给了他们“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每月供应一斤清油，口粮三十斤，全是细粮。当时的普通干部的标准是：清油四两，口粮二十六斤，百分之六十是杂粮。但是这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相比，这简直是天上了。
1960 年的2 月早春，向承鉴永远记得那一天。他离开工厂，去附近的一个公社办事。正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他莫名其妙，低头平整衣服时，一眼看到了那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样子，“穿一件破烂的夹衣，蜷缩着。手伸在嘴边，嘴角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土坷垃，还是土豆……”那一刻，他只是默默地站着，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妹妹，也就这么大……远处有人看着他，他无法大声哭喊，只得忍住心痛，走过一个大坡，转弯到无人的地方，才捶胸顿足，放声大哭。“那一刻，我太痛恨自己了。为什么这样无能，甚至连记录下来的能力都没有。”他曾经在校报做记者。这时候，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相机，“为历史留下一个证据”。
他一次次拿起笔，“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我想，党中央和毛主席可能不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要是知道，能让这么多人饿死吗？”可信写好了，又一次次撕掉。“你本身是右派，被管制的对象，人家领导明明说形势大好，你却说这里饿死人，这不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吗？”他煎熬着，痛苦不堪。饥荒越来越严重，撒谎成风与毫无人性的掠夺仍在继续。1959年，在武山新寺公社召开的一次全县粮食现场会上，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留足社员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外，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
可向承鉴从杜映华（曾任漳县县委副书记，时任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因与“星火”同学有交流而被捕，1970 年被处决）处了解到，那个现场会议上，成山的粮食，除了表面，麻袋里装的全是麦草……人们在饿死。而盐井公社，却调集了脱产干部，到农村大规模收缴粮食。因为“高产”的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农民却喊挨饿，“上头怀疑农民私藏粮食，全面收缴。家家户户，火炕刨开了，连枕头都撕开了，房前屋后，猪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到处是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没人埋，也没人挖得动墓穴，就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可以得到四两粮的补贴。在一些家里，人死光了，都没得埋……”五十多年后，向承鉴回忆起这一切，还忍不住痛苦地叹息:太惨了啊，农民太惨了！七十八岁的老人，眼角隐隐有泪光滲出。
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1959 年 11 月，一同被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学孙自筠在天水北道被抓，消息随即传到了武山。孙自筠是在给《红旗》杂志寄出信的一个多月后被抓的，当时他还正在田间干活。“我那时丝毫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想法。只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看到的真相反映出去。” 2015 年 11 月，孙自筠对采访者说。他那时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被抓，导致了同学们对当局幻想的破灭。
这时庐山会议已开过了，彭德怀上万言书，已被打倒。“孙自筠被抓，让我们知道，必须放弃幻想了，要救苦难的农民，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鉴说。此时，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跑泉公社，兰大同学张春元（张春元（1932─1970），河南上蔡人，一九四八年底参军，后为志愿军坦克兵，交通部副部长王首道小车司机，五六年兰大歷史系调干生，五七年划右派。五九年六月号《电影文学》发表其文学剧本《中朝儿女》，应邀出席长春电影製片厂新片摄製计划会，不料其下放的天水马跑泉公社党委致函长影，右派身份暴露，投拍作罢。一九六〇年七月中旬於广东开平被捕。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越狱，九月六日再次被捕。原判无期，一九七〇年三月因在监内进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动”（与同案犯杜映华递纸条），被处决於兰州。
杜映华，学生地下党出身，我党老干部，居然视反革命分子张春元为师。杜映华原判刑五年，他递给张春元一张字条，竟是向张春元请教获释后如何活动。张春元的反革命能量可见一斑。）等已经开始行动了。
1959 年 5 月，张春元和同学谭蝉雪，还有顾雁、孙和等人就在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碰头，一起商量在当下的情况下该怎么做，这是他们第一次讨论到要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到 11 月，他们又在北道的一个旅社，商量确定了办一份杂志，来传递思想，把党内外有相同思想的人凝聚在一起，为中国寻找出路。这之后，谭蝉雪到武山来看望苗庆久，和向承鉴他们深谈，交流了办《星火》的想法。年轻的心灵心心相印，他们决定立即就干。谭蝉雪他们之前已经开始组稿，并和北大的林昭取得联系。这次她拿来了几份稿子，包括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
另外，就是顾雁撰写的发刊词《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张春元写的《论人民公社》等。因为缺一篇核心文字，向承鉴又写了两篇。“都是一口气写完。”他回忆。其中一篇是政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另一篇是《自白》。砖瓦厂原来遗留下来一个旧的油印机，小小的，也就一尺宽左右。房间里因为培养菌肥，平时不让人进来，所以是一个天然的秘密场所。
11 月，深夜已经很冷，他们拉上窗帘，在如豆的灯光下，开始刻印《星火》。刊头上两个火炬，是苗庆久刻的。在“星火”两个字在中间，一边一个。发刊词是顾雁写的，题目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另外几篇文章，包括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还有一篇《论粮食问题》。另有一篇，是胡晓愚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其中《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边写边刻。第一期《星火》，仅仅薄薄的两页。刻印了共三十份，之后，“文章交给苗庆久保存，放在一个罐子里。”印出来的《星火》，被他们以极秘密的方式，送了大部分出去。
炼狱行
虽然早已做好了“献身”的准备，但向承鉴还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1960 年 9 月。“进地狱的时刻到了。”先是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前去营救，也身陷囹圄。由于有人告密，9 月 30 日，向承鉴在天水武山被捕。“可以说，那时，耳闻目睹的现实让我太痛苦了，我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向承鉴说。“看到那么多死人，我就想，农民能死，我为什么不能死？1958 年，大炼钢铁的后期，我的脚因为走山路磨出了一个鸡眼，去做手术时，没有麻药，我说，没麻药也要做，我要去体会那种凌迟的感觉。”他说。也正是因为早已放弃了一切幻想，在随即而来的严酷审讯中，他也没有低头。
在天水监狱，“星火”一案已是惊动全县乃至全省的“右派反革命集团”大案。张春元、谭禅雪和他都是要犯。“11 号”是向承鉴的代号。此时，和他们一起被抓的，除了“星火”同学，还有支持、同情他们的武山县委常委杜映华，以及牵涉到案件中的本地农民。在武山，一夜之间被抓的有三十三人。
在监狱里，向承鉴一次次和审讯者对质，把审讯者变成了被审者。“你们的眼睛瞎了吗，看不到那么多饿死的人？即使眼睛瞎了，也能闻到遍野的尸臭吧！” 他也因“态度最为顽固”，最终被判重刑。1965 年，已在兰州砖瓦厂服刑的向承鉴见到了一个叫张炳秋的犯人。张在当年审讯时，是在现场的武警干部，此时因重婚罪判刑。“张炳秋后来对我说，当时你痛骂审讯的人，那些话让人脊背都发凉！”向承鉴回忆。
“过去的某个时刻，派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人民的利益，但那是过去，不是现在。你们正把中国拖向封建复辟的道路，现在的社会比旧社会有更多的压迫剥削、更多的不公；有更多的血腥杀戮——并非只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对农民大众——残忍性超过旧社会地主豪强千百倍。当一个派对没有派对内监督，没有人民监督，无限滥用权力，不知权力来自何处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反面。你不会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任何人都抹杀不了。你们只是沿袭了GC派对的称呼，而不是过去的派对。你们是一群蜕化变质的假GC派对！你们自己心里没数？需要我举出例证吗？”
这位天水专区公安处的负责干部，自恃手握尚方宝剑的人，面对我咄咄逼人的诘问，仍抖着专政者的威风，只是凶焰有所收敛。 “我们派对人信奉唯物主义，以马列主义理论为自己的指导思 想，对阶级敌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你的无耻谰言诋毁不了中国派对的光荣、伟大、正确，恰恰证明你是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凶恶敌人。我们决不对你施仁政！”
我继续反驳他： 先生，你的话只最后一句说对了，是真话。至于唯物论、马列主义，不要侈谈为好。请问你这位马列先生，何谓唯物论？一亩地打几万斤粮，怕不是唯物的吧？大炼钢铁又炼出了什么？你们奉行的是唯心论、主观意志论！你心里应该清楚，你们早就背叛了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你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弥天大谎，确切地说，你们实行的是对人民的专政、暴政！
眼见这位马列先生气得满脸通红，我更加亢奋和激动了： 你们剥夺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存权利，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如果千万个饿殍在地有灵，如果奄奄待毙的人们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我敢说，他们恨不得啖你们的肉， 喝你们的血！你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 这就是眼下这个政权的全部涵义。 至于我个人，虽是年轻幼稚，还没有幼稚到幻想你们对我施仁政的程度。你们有权力将我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我随时恭候。
1963 年 7 月 1 日，武山县召开了公判大会，向承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在之后，其余同道，也都各自领刑。向承鉴先后在兰州砖瓦厂服刑。之后又被转往青海海南州的农场劳改。牢狱外，“文化大革命”开始，牢狱中，更要处处小心，在艰难的劳动中，唯靠内心的信念支撑着，活下去。
1970 年，向承鉴再次面临极为凶险的命运。正是“一打三反”最严酷的时刻，在劳改队，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掉。一批政治犯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向承鉴此时尚不知道，在兰州，他的挚友、“星火”同道张春元、杜映华，也正是在 1970年3月被处决。作为劳改队小组的读报员，有一天，他保管的《甘肃日报》，头版最高领袖的大幅照片上，前额被人烫出了一个洞。他立即成了破坏伟大领袖的嫌疑人。检察院专门来人调查，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那段时间，监狱里每天都更换新的杀人布告。也许是命不该绝，他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1971年，他和其他犯人被调到了青海德令哈农场。之后，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服刑岁月。1978年，十八年刑期已满。向承鉴穿着一件黑灰色的棉袄，走出了劳改队大门。他昂头挺胸。“这十八年，我没有一天，认为自己是一个罪犯。”
在照相馆里，他为自己拍下了十八年来第一张照片。他回到家乡武宁，父亲已垂垂老矣，亲人们相见，痛哭无声。之后，他便开始申诉之路。经过漫长的碰壁和等待，到 1980 年，“星火”全案得到平反。
他记得，1980 年的那个早春三月，拿到一纸平反书后，他去了黄河边，祭奠死去了的同学、旧友。他怀念张春元，那极富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还有杜映华，一个因为良知而不愿放弃思考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 在 1970 年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而惨遭杀害。他怀念冯淑筠。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宁可自己戴上右派帽子，也不愿“揭发”他的人，因为他，受到莫须有的株连，后来流落到新疆，死于坍塌的煤矿…… 还有邓得银，1959年探亲返校，曾在天水与他相见，为四川饿死的乡亲们痛哭失声。“文革”时，在通渭一中，被活活打死……还有史美堂，那样英俊洒脱，很早就参加革命、又到兰大来求学的上海青年，被打为“右派”劳教，死在了新疆的电网上……
他是在自己重获自由后，才知道“反右”后他们各自的境遇。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年轻人，就那样在人为的浩劫中被一个个摧毁。很多人，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我大伯从上海到山西医学院当教授。57年右派，67年现行反革命罪入狱10年。
他家人说，如果在上海，情况会好很多。
自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到新世纪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始终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广东省推出的"三乡行动"标志着该省率先启动新一轮城乡互动计划。这一举措借助资金支持、政策倾斜、项目对接及创业扶持等多重手段，有效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经济的腾飞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持续投入与建设。展望未来，推动乡村地区振兴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应对的关键议题，这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张仲良非常极左。困难时期，甘肃省浮夸风也非常严重，致农村饿死百万人，河西走廊的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也死了千余人。引起中央重视，派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工作组来调查，才查清问题，并进行了组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