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上海西餐馆
（九）
徐家祯
(九)
（接上文）谈完了以前上海比较有名的几家西餐馆，我再来说说上海几家名不 见经传的西菜馆。
从南京路的德大西餐馆，再往东走，到了外滩，跨过那座外白渡桥， 就可以看见一座宏伟的大厦，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大厦。上海大厦的地下室里，以前还有过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西餐馆呢!这家西餐馆我从没见有人提 起过，它的名字叫“燕记西餐馆”。
燕记西餐馆什么时候开业、什么时候关门的，我都不知道。我们只 去那家馆子吃过一次，一定是父亲的哪位朋友介绍的。这家西餐馆开在上 海大厦的地下室一间房间里，进了大厦的正门，坐电梯下去就是。记得那 家餐馆好像也没在大厦门口挂牌。饭店的餐厅不大，只放了几张小方桌。 店里只有一位中年妇女，是招待员，在外面招呼顾客。大概她的丈夫就在 厨房做菜吧。一定是跟“大福里”一样的夫妻老婆店。我怀疑，他们大概以 前也在外国人家帮佣，后来上海外侨离开了，他们就用从外国人家学来的 做西餐手艺开了一家西餐馆。
我们那天去，店里几乎坐满了人。吃了什么，却已经忘记。只记得， 介绍我们去的朋友说，那家店的白汁鲑鱼做得好，所以，那天我们一定点 了这个菜。其他点的，大概总是罗宋汤、炸猪扒之类的西菜。
这家西菜馆，我们只去了一次，其原因就是因为路太远。其实，从 我们江苏路愚园路的家出发，只要坐 20 路就可以到外滩，再走一段路，就 可以到上海大厦。但在我记忆里，我父亲出门从来不坐公共交通，至少， 我不记得我与他一起坐过公共汽车或电车。49 年后，他出门总是坐三轮车。 改朝换代之前，父亲去上海地方法院上班，坐家里的汽车去。49 年后，他 去华东最高人民法院上班，后来去卫生干部学校上班，都坐三轮车。三轮 车夫知道他上下班时间，总一早就等在我们家门口了。
我记得，我父亲常坐的那位三轮车夫大家叫他的绰号:“长脚”，因 为他人很高。上海人不分“腿”和“脚”，一律都叫“脚”，所以高个子的绰号 往往就是“长脚”。那位长脚三轮车夫，人很和善，就住在我们隔壁弄堂里 一栋小的木头屋子里。他每天早上来接我父亲上班，晚上在父亲单位等我 父亲下班，接他回家。所以，不用每次为车资而讨价还价了。后来，我父 亲被“管制”，不上班了，他也很快就不再蹬三轮了，改行卖水果。每当有 新鲜的水果上市，他就一包一包送上门来。我们不在家，他就交给佣人， 从不讲价钱。当然我们也从不会亏待他。我外婆几次从杭州来，都住我家。 外婆喜欢吃水果，常买他的水果。久而久之，大家熟悉了，“长脚”只要看 见外婆走过，就叫一声“外婆太太”，然后把一包水果塞在她怀里，也不讲 价钱。于是我外婆就付了钱，收下水果。每到夏天，他就一担一担地将最 好的西瓜送上门来，堆在我们女佣的房间里。我们喜欢吃平湖西瓜:深绿 色有条纹的外皮，里面是橘黄色的瓤和乌黑的瓜子，长圆形的，叫“枕头 瓜”，现在大概也绝种了。我记得他每年夏天还总送来一种无锡出的、圆 形的、个子很大的“三白瓜”:皮白、籽白、瓤白，鲜美无比，价钱当然比 别的瓜贵好多。这种瓜现在早就绝种了。我问过很多人，包括无锡人，竟 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父亲 58 年年底后，被管制了，就不能再出门吃饭。三年以后，按照 判决书，管制被撤销，又恢复了行动自由，于是就坐三轮车出去吃饭了。 我记得，那次去燕记西餐馆，一定是父亲管制撤销后去的。但是，从我们 家到上海大厦，车钱多少先不去管他，光时间，单程可能就要花三刻钟或 一小时吧，很不合算，所以，后来就不去了。
以前还有一家小西菜馆，就是我已经写过的“大福里”西餐馆了。本 来，这家西餐馆我既然已经用专文写过，这里就不用再提了。但自从我最 近把这篇随笔发到“文学城”上去之后，我在美国的堂弟家秋，转来他朋友 看到我这篇文章后补充的看法，所以，我就在此再写几句。
家秋的朋友也在美国，住在休斯顿。他说，他以前就住在大福里， 与西餐馆是邻居。这家餐馆是有名字的，叫宝瑞西菜社。
他还说:“据说老夫妻俩原在白俄歺馆打工，50 年代白俄回国，他们 接替了歺馆，三年自然灾害时，歺馆供应的猪排，色拉，(罗)宋汤套歺， 远近闻名，当天吃不到，要隔天排过夜才拿到票，我们很多亲戚朋友都是 我们帮忙排队才能尝到，大概到文化革命前才关门。”
他说的这段话里，我还有几个疑点:第一，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去大 福里吃饭时，那对老板和老板娘并不老，至多 40 岁吧。他们不能算是“老 夫妻”。第二，那对夫妻，话不多，但因为我们去的次数多了，大家熟悉 了，每次去吃饭，大家总聊几句闲话。据我听到他们说:他们以前是给白 俄家帮佣的，并没有说白俄是开餐馆的。何况，上海的白俄绝大多数都在 五十年代初就全部离开上海了，那么，他们即使开过饭馆，开在哪里，家 秋的朋友还没出生，也不一定会知道。我们 56 年第一次去。就没有见到有 白俄老板了。第三，“三年自然灾害”时，起士林这种著名西餐馆都只供应 “红烧带鱼”了，大福里还能供应罗宋汤、色拉和猪扒的套餐吗?我有点怀疑。但既然他就住在西餐馆同一条里弄里，大概总不会记错。我猜，在 “三年自然灾害”刚开始时，他们还有可能限量发票供应套餐，以后，大概 很快就关门大吉了。反正我把家秋朋友的补充转述在此，以供读者识别。
我所知道的上海第三家名不见经传的西餐馆，是在徐汇区的衡山大宾馆里面。不记得餐馆的名字叫什么，可能就叫“衡山饭店”吧。这家饭馆， 我们也只去过一次，所以，到底是西餐馆还是中餐馆也有点记不清了。
这家饭店一定也是经朋友推荐我们才知道的，那时，已经是 65 年的 秋天了。记得饭店在衡山宾馆的高层楼里，要坐电梯上去。衡山宾馆原是 公寓大楼，叫“毕卡第公寓“，每层都是一个个公寓套间，我不知道怎么公寓大楼会允许在楼 里开饭馆?这家餐馆就是把公寓房装潢改造成餐馆的，所以，一间间餐厅 都不大，每间只放几张桌子，餐厅一共有两、三间。
那天我们是去吃午饭的，人不少，我们被请进最里面一间。坐下不 久，就见进来几位客人，其中一人就是以前上海中孚绢纺厂的老板朱勤荪 先生。朱勤荪与我们家是同行，与我三叔祖很熟。而且他们家也住在江苏 路。但我父亲因为从不参与家庭的工商事务，所以与朱先生并不熟。而我 母亲，因为与朱太太住在同一街道，资本家家属开“神仙会”学习时，一起 碰见过。所谓“神仙会”，就是那时创造出来的又一个新名词，意思是:不 劳而获的剥削者家属，通过政治学习，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快乐赛过活神仙!朱家的一个男孩与我大弟弟是同学。那天，朱勤荪进来 吃饭时，他身体已经很差了。大概刚中过风，只能用一只脚走路，两边要人扶着，一路跳进来，一副十分狼狈的样子。再过几个月，“文革大革命” 的风暴就刮了过来。“文革”一开始，就传来朱勤荪一家开煤气自杀的消息， 最后只死了父子两人，真是可怜。这次在衡山大楼，就是我们与朱勤荪先 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衡山饭店吃过饭之后，再过几个月，我父亲也中风了。再接着， “文革”爆发，里弄说我父亲虽然管制被撤销，但还要“争取摘帽”!于是， 十年没有机会再去任何饭店吃饭了。
我想，以前，像大福里、衡山宾馆、燕记这种做私家菜的饭店，在 上海一定不会少。他们不做广告，就靠顾客之间的口口相传，上海又不缺 有钱的吃客，于是，就会有足够的客源了。可惜我孤陋寡闻，只知道这三 家西餐馆。或许别人读了我的随笔，也会讲出几家大家不知道的西餐馆来 吧。
不过，上海以前的西餐馆，即使套餐只有一块钱一客，对一般大众 来说，还是嫌贵，所以去西餐馆吃饭的人远没有去中餐馆吃饭的人多。有 很多人不去吃西餐，不是因为贵，而是觉得不合算。因为同样花一块钱， 在小饭馆吃一顿饭，可以叫三荤一素，外加一碗汤，都不用一块钱。那时， 炒肉片、炒猪肝、爆腰花这种菜，都只有一两毛钱一客。要是在食堂吃饭， 更是只需花几分钱就可以吃饱肚子了。还有很多上海人不去吃西餐，是因 为不懂刀叉怎么用，也不喜欢西餐的口味，觉得这是“开洋荤”，不想去尝 试。所以，在上海，以前很少人会去吃西餐。这就导致，现在知道那时西餐馆的人已经少而又少了。即使是我，因为年龄的关系，所知也是不多的。 再加近来年高体衰，记忆模糊，能说得出来的事情也很肤浅了。我只希望， 我的同龄人中，或许有比我知道更多的，能够给我一些补充，那么，我这 篇随笔也就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了。 （全文完）
徐家祯 二 0 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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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宾馆，后来是上海市委招待所，大概80年左右对外开放。
我记忆中的上海西餐馆
（九）
徐家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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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谈完了以前上海比较有名的几家西餐馆，我再来说说上海几家名不 见经传的西菜馆。
从南京路的德大西餐馆，再往东走，到了外滩，跨过那座外白渡桥， 就可以看见一座宏伟的大厦，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大厦。上海大厦的地下室里，以前还有过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西餐馆呢!这家西餐馆我从没见有人提 起过，它的名字叫“燕记西餐馆”。
燕记西餐馆什么时候开业、什么时候关门的，我都不知道。我们只 去那家馆子吃过一次，一定是父亲的哪位朋友介绍的。这家西餐馆开在上 海大厦的地下室一间房间里，进了大厦的正门，坐电梯下去就是。记得那 家餐馆好像也没在大厦门口挂牌。饭店的餐厅不大，只放了几张小方桌。 店里只有一位中年妇女，是招待员，在外面招呼顾客。大概她的丈夫就在 厨房做菜吧。一定是跟“大福里”一样的夫妻老婆店。我怀疑，他们大概以 前也在外国人家帮佣，后来上海外侨离开了，他们就用从外国人家学来的 做西餐手艺开了一家西餐馆。
我们那天去，店里几乎坐满了人。吃了什么，却已经忘记。只记得， 介绍我们去的朋友说，那家店的白汁鲑鱼做得好，所以，那天我们一定点 了这个菜。其他点的，大概总是罗宋汤、炸猪扒之类的西菜。
这家西菜馆，我们只去了一次，其原因就是因为路太远。其实，从 我们江苏路愚园路的家出发，只要坐 20 路就可以到外滩，再走一段路，就 可以到上海大厦。但在我记忆里，我父亲出门从来不坐公共交通，至少， 我不记得我与他一起坐过公共汽车或电车。49 年后，他出门总是坐三轮车。 改朝换代之前，父亲去上海地方法院上班，坐家里的汽车去。49 年后，他 去华东最高人民法院上班，后来去卫生干部学校上班，都坐三轮车。三轮 车夫知道他上下班时间，总一早就等在我们家门口了。
我记得，我父亲常坐的那位三轮车夫大家叫他的绰号:“长脚”，因 为他人很高。上海人不分“腿”和“脚”，一律都叫“脚”，所以高个子的绰号 往往就是“长脚”。那位长脚三轮车夫，人很和善，就住在我们隔壁弄堂里 一栋小的木头屋子里。他每天早上来接我父亲上班，晚上在父亲单位等我 父亲下班，接他回家。所以，不用每次为车资而讨价还价了。后来，我父 亲被“管制”，不上班了，他也很快就不再蹬三轮了，改行卖水果。每当有 新鲜的水果上市，他就一包一包送上门来。我们不在家，他就交给佣人， 从不讲价钱。当然我们也从不会亏待他。我外婆几次从杭州来，都住我家。 外婆喜欢吃水果，常买他的水果。久而久之，大家熟悉了，“长脚”只要看 见外婆走过，就叫一声“外婆太太”，然后把一包水果塞在她怀里，也不讲 价钱。于是我外婆就付了钱，收下水果。每到夏天，他就一担一担地将最 好的西瓜送上门来，堆在我们女佣的房间里。我们喜欢吃平湖西瓜:深绿 色有条纹的外皮，里面是橘黄色的瓤和乌黑的瓜子，长圆形的，叫“枕头 瓜”，现在大概也绝种了。我记得他每年夏天还总送来一种无锡出的、圆 形的、个子很大的“三白瓜”:皮白、籽白、瓤白，鲜美无比，价钱当然比 别的瓜贵好多。这种瓜现在早就绝种了。我问过很多人，包括无锡人，竟 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父亲 58 年年底后，被管制了，就不能再出门吃饭。三年以后，按照 判决书，管制被撤销，又恢复了行动自由，于是就坐三轮车出去吃饭了。 我记得，那次去燕记西餐馆，一定是父亲管制撤销后去的。但是，从我们 家到上海大厦，车钱多少先不去管他，光时间，单程可能就要花三刻钟或 一小时吧，很不合算，所以，后来就不去了。
以前还有一家小西菜馆，就是我已经写过的“大福里”西餐馆了。本 来，这家西餐馆我既然已经用专文写过，这里就不用再提了。但自从我最 近把这篇随笔发到“文学城”上去之后，我在美国的堂弟家秋，转来他朋友 看到我这篇文章后补充的看法，所以，我就在此再写几句。
家秋的朋友也在美国，住在休斯顿。他说，他以前就住在大福里， 与西餐馆是邻居。这家餐馆是有名字的，叫宝瑞西菜社。
他还说:“据说老夫妻俩原在白俄歺馆打工，50 年代白俄回国，他们 接替了歺馆，三年自然灾害时，歺馆供应的猪排，色拉，(罗)宋汤套歺， 远近闻名，当天吃不到，要隔天排过夜才拿到票，我们很多亲戚朋友都是 我们帮忙排队才能尝到，大概到文化革命前才关门。”
他说的这段话里，我还有几个疑点:第一，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去大 福里吃饭时，那对老板和老板娘并不老，至多 40 岁吧。他们不能算是“老 夫妻”。第二，那对夫妻，话不多，但因为我们去的次数多了，大家熟悉 了，每次去吃饭，大家总聊几句闲话。据我听到他们说:他们以前是给白 俄家帮佣的，并没有说白俄是开餐馆的。何况，上海的白俄绝大多数都在 五十年代初就全部离开上海了，那么，他们即使开过饭馆，开在哪里，家 秋的朋友还没出生，也不一定会知道。我们 56 年第一次去。就没有见到有 白俄老板了。第三，“三年自然灾害”时，起士林这种著名西餐馆都只供应 “红烧带鱼”了，大福里还能供应罗宋汤、色拉和猪扒的套餐吗?我有点怀疑。但既然他就住在西餐馆同一条里弄里，大概总不会记错。我猜，在 “三年自然灾害”刚开始时，他们还有可能限量发票供应套餐，以后，大概 很快就关门大吉了。反正我把家秋朋友的补充转述在此，以供读者识别。
我所知道的上海第三家名不见经传的西餐馆，是在徐汇区的衡山大宾馆里面。不记得餐馆的名字叫什么，可能就叫“衡山饭店”吧。这家饭馆， 我们也只去过一次，所以，到底是西餐馆还是中餐馆也有点记不清了。
这家饭店一定也是经朋友推荐我们才知道的，那时，已经是 65 年的 秋天了。记得饭店在衡山宾馆的高层楼里，要坐电梯上去。衡山宾馆原是 公寓大楼，叫“毕卡第公寓“，每层都是一个个公寓套间，我不知道怎么公寓大楼会允许在楼 里开饭馆?这家餐馆就是把公寓房装潢改造成餐馆的，所以，一间间餐厅 都不大，每间只放几张桌子，餐厅一共有两、三间。
那天我们是去吃午饭的，人不少，我们被请进最里面一间。坐下不 久，就见进来几位客人，其中一人就是以前上海中孚绢纺厂的老板朱勤荪 先生。朱勤荪与我们家是同行，与我三叔祖很熟。而且他们家也住在江苏 路。但我父亲因为从不参与家庭的工商事务，所以与朱先生并不熟。而我 母亲，因为与朱太太住在同一街道，资本家家属开“神仙会”学习时，一起 碰见过。所谓“神仙会”，就是那时创造出来的又一个新名词，意思是:不 劳而获的剥削者家属，通过政治学习，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快乐赛过活神仙!朱家的一个男孩与我大弟弟是同学。那天，朱勤荪进来 吃饭时，他身体已经很差了。大概刚中过风，只能用一只脚走路，两边要人扶着，一路跳进来，一副十分狼狈的样子。再过几个月，“文革大革命” 的风暴就刮了过来。“文革”一开始，就传来朱勤荪一家开煤气自杀的消息， 最后只死了父子两人，真是可怜。这次在衡山大楼，就是我们与朱勤荪先 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衡山饭店吃过饭之后，再过几个月，我父亲也中风了。再接着， “文革”爆发，里弄说我父亲虽然管制被撤销，但还要“争取摘帽”!于是， 十年没有机会再去任何饭店吃饭了。
我想，以前，像大福里、衡山宾馆、燕记这种做私家菜的饭店，在 上海一定不会少。他们不做广告，就靠顾客之间的口口相传，上海又不缺 有钱的吃客，于是，就会有足够的客源了。可惜我孤陋寡闻，只知道这三 家西餐馆。或许别人读了我的随笔，也会讲出几家大家不知道的西餐馆来 吧。
不过，上海以前的西餐馆，即使套餐只有一块钱一客，对一般大众 来说，还是嫌贵，所以去西餐馆吃饭的人远没有去中餐馆吃饭的人多。有 很多人不去吃西餐，不是因为贵，而是觉得不合算。因为同样花一块钱， 在小饭馆吃一顿饭，可以叫三荤一素，外加一碗汤，都不用一块钱。那时， 炒肉片、炒猪肝、爆腰花这种菜，都只有一两毛钱一客。要是在食堂吃饭， 更是只需花几分钱就可以吃饱肚子了。还有很多上海人不去吃西餐，是因 为不懂刀叉怎么用，也不喜欢西餐的口味，觉得这是“开洋荤”，不想去尝 试。所以，在上海，以前很少人会去吃西餐。这就导致，现在知道那时西餐馆的人已经少而又少了。即使是我，因为年龄的关系，所知也是不多的。 再加近来年高体衰，记忆模糊，能说得出来的事情也很肤浅了。我只希望， 我的同龄人中，或许有比我知道更多的，能够给我一些补充，那么，我这 篇随笔也就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了。 （全文完）
徐家祯
二 0 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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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上海西餐馆（八） 我记忆中的上海西餐馆（七） 我记忆中的上海西餐馆（六） 我记忆中的上海西餐馆（五） 我记忆中的上海西餐馆（四）的宾馆，后来是上海市委招待所，大概80年左右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