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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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
1949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中华民国国军撤退后，仍出动空军轰炸上海，导致大批上海市民伤亡和企业停工，即上海大轰炸。
上海大轰炸中，最惨烈的事件为“二·六”轰炸。1950年2月6日，中华民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十四架、战斗机三架对上海实施轰炸，在一个半小时内投下五百磅炸弹六七十枚，炸毁房屋两千余间，炸死炸伤市民1400多人，导致上海多家工厂停工[2]，并炸毁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华商电气公司和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一度使上海停水停电，死伤惨重[3]。轰炸发生后，中共保密部门查出并彻底拔除了一处国民党间谍据点。2月7日下午，作为“二六”大轰炸的主犯，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独立台台长罗炳干被上海公安局枪决。
二六轰炸后，苏联空军派军参战，同时带来了百余架各类战机和若干高射炮，击落了数架国军战机。国军统帅部决定全面退守台湾，从舟山群岛撤军，失去了对上海轰炸的据点，无力再对上海进行成规模的空袭或骚扰，空战也因此告一段落。此战之后，苏联将战机和设备交予中方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建立了自己的防空部队。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的率领下攻占了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市。中华民国国军则撤退至舟山群岛等东南沿海岛屿，同时凭借自身强于解放军的海空军优势掩护撤退，并于当年10月26日古宁头战役以陆上防守的优势击溃缺乏两栖登陆作战能力的解放军，国军统帅部依据战局转折制定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陆计划。此外，由于上海市在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国民党方面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也频频作出破坏行为，干扰新政府对上海的接管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对上海市进行破坏[4]。
当时上海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主要如：棉、小麦、纸张、烟草、燃油等等都来自进口，而中华民国方面自1949年6月起即在海上对大陆进行战略封锁——关闭政策。执行战略封锁政策的中华民国海军甚至不惜牵扯西方平民，炮击美国商船、与英国海军对峙。11月24日，英国商船在长江口外九段沙灯标水域被国军扣押。英军、国军双方在海上僵持三天，期间美籍商船“富兰克林”号被国军炮击，“富兰克林”号几乎被击沉，勉强驶入上海港。27日，英方主动退出长江口。12月24日，中华民国海军开始在长江口布置水雷 [5]。中华民国政府的封锁政策有效的封锁了长江口，使生产物资无法进入上海，令上海经济陷入困境[5]。
虽然上海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上海的工业生产，但上海工业生产仍然受到很大影响。由于破坏奏效，逼使解放军????向戒备防守，同时中华民国空军积极扩建舟山机场，调集飞机准备对上海和其他东部沿海城市实施轰炸。[4]此时，上海市虽已有高炮第三师（4个团）进驻，但整体防空能力仍然薄弱。[3]
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中华民国空军凭借舟山群岛等地的机场对上海进行了20余次轰炸行动，投弹360多枚，毁坏房屋2,300余间，造成伤亡2,300余人，其中1950年1月7日至2月6日，连续4次集中对上海的电力生产单位和城市重要设施进行了重点攻击，其中以2月6日的“二六轰炸”为最猛烈[3]。
1950年1月25日，国军空军猛烈轰炸了江南造船厂和浦东造船厂，华东军区海军的“常州”、“万寿花”等26艘舰船被炸毁炸伤。
2月6日日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中华民国空军派遣主力飞行员，共派遣4编组批次17架轰炸机——含12架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2架B-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2架P-51“野马”战斗机和1架P-38“闪电”战斗机——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6]，对多个上海重要的电力、供水、机电等生产企业进行轰炸，其中以当时上海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厂区共遭到15枚炸弹命中，其中有9枚命中发电厂的厂房及设备[注 1]，输煤设备全部被炸毁；另有13台锅炉和6台汽轮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一台主发电机严重受损，电厂当时的15万千瓦的正常负荷迅速下降至零；上海电力公司共有28名员工罹难，其中24人找到了完整的尸体、4人为失踪而尸骨无存[8]。 [9][7]:89上档[7]:91上档[10]:463-468[11]
同日下午1时20分，位于南市区南车站路的华商电气公司也被轰炸，10余条出线的配电中心受到破坏，经济损失70余万美元[12]:专记三，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8]:126上档，配电间严重损毁，无法提供电力输出——而在此之前，由于该厂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占领，设备被汪精卫控制下的上海市政府贱卖，该电力公司是上海遭受日军掠夺最惨重的单位之一；而其输出的电力多通过购买上海电力公司的多余电力转卖给终端用户[10]:475-479；闸北水电公司但只被炸毁了5号锅炉，厂房部分烧毁，未影响发电[8]:2上档；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也遭严重轰炸，所幸落弹点不准，只在厂房周围炸了一圈，未影响发电和输电，惟造成21人死亡、32人受伤[8]:3上档。
空袭过后，上海市的杨树浦区、嵩山区、卢湾区、蓬莱区、江湾、吴淞等地也被炸毁房屋二千余、死伤居民1,464人（死595人、伤869人）、受灾居民五万余、财产损失无法统计[13]:115-116上档。虽然空袭的目标是电厂，但是周边民众受影响最大，以嵩山区、卢湾区、蓬莱区受灾为甚：嵩山区落弹7~8枚，受灾3处，涵盖11个甲，毁灭了298间平房、5栋楼房、2间草房，受灾648户，死231人，重伤206人，失踪9人，斜桥地区被毁房屋比例在60%以上[14]。卢湾区落弹5枚，含2枚燃烧弹，受灾189户，其中烧死91人、炸死66人、埋压死37人、重伤35人、轻伤37人、灾民1,215人，被毁平房23幢、平房73间、草棚3间、工厂3个；该区域内多有贫民窟，以苏北难民为主，轰炸正值中午饭点，妇女儿童死伤比例很大[15]。蓬莱区中山南路医院口和外江家宅等四处被严重轰炸，炸死民众72人、重伤11人、轻伤70人，失踪4人，毁坏房屋119间[14]。
由于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造成上海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大多数街区电力供应中断，高层建筑电梯断电悬空，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大上海“十里洋场”陷入一片黑暗，灯火管制使得每户家庭只能每天点一盏电灯半小时[16]。另由于上海的自来水生产单位也遭到空袭破坏，使上海自来水供应出现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此次空袭共造成了1,148人伤亡和1,180间房屋损坏。空袭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紧急制定了多项措施，以力保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市民人员的安全，并组织力量修复遭到破坏的电力设施，经过42小时05分钟的抢修，上海市基本恢复正常供电，然而上海的工业生产和市民的正常生活仍然受到了较大影响，造成经济损失达500万美元。[17][18]
由于国军轰炸机一般要躲避地面炮火的攻击必须采取高空目测投弹，导致命中率相当低，但国军对上海的轰炸却有相当可观的命中率，因而中共保密部门判断必有地面引航人员为飞机提供电台导航，因而加强了保密及排查工作，国共双方也围绕这个焦点进行了一系列间谍战，最后中华民国方面谍报人员罗炳干（化名：吴思源）被中共保密部门抓获并处决。[19][20]
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空军力量弱于中华民国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方面给予空中力量支援。当时，中苏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苏联在签署《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中说明为上海提供防空援助[21]。1950年3月，由解放军聘请，在巴季茨基等将领率领下，编配了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一个对空情报雷达营的混合航空集团军[注 2]进驻上海，包括108架各类战机组成的混合集团军，帮助中国大陆扺抗国军无差别轰炸，其中还包括有38架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亚音速战机——米格-15战斗机[22]。随后在当年3月至5月的4次空战中苏联战机击落了6架国军战机，迫使国军停止了对上海的无差别攻击。之后，由于国军统帅部决定全面退守台湾地区，于是从舟山群岛撤军，由于没有临近的机场起降，国军空军无力再对上海进行成规模的空袭或骚扰，针对上海的无差别轰炸结束。[4]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公开介入中国内战[23]，另一方面，苏联援华的空军部队于当年10月回国，上海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空中防务由新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属地民兵部队接替，并争取在苏联空军回国之前向苏方学习空战技能，苏联则将战机和设备交予中方使用。
为增强防空力量，“二·六”轰炸后，中央军委加强了上海的空军建设，在上海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建设的起点[24]。时至今日，上海市的专属防务单位——上海警备区依旧保持有一个师级规模的高炮防空部队[25]。
在朝鲜战争期间，国军空军和美国空军数次派遣战机进入上海空域进行侦查或骚扰活动，被解放军和民兵击落或击退。[3]杨树浦发电厂电容量最大的汽轮机在二六轰炸中遭到严重损坏，必须送往瑞士维修，由于海上通道被封锁，这台机器经由陆路辗转过境苏联、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历时一个多月才完成修复回到上海。同年12月3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原属美国商人资产的上海电力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将电厂收归国有。[18]
为了纪念二六轰炸，在轰炸发生一周年之际，上海市卢湾区政府以“各界人民追悼二六轰炸被难同胞大会”名义出资镌刻了“上海二六轰炸纪念碑”。
在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支出规模庞大的形势下，中国开始尝试发行国债。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29]。1950年11月，期限5年、总额2亿元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正式发行[30]。其中，上海被要求完成45%的配额。为宣传债券，解放日报和上海大公报进行了许多的宣传：一方面，正面宣传债券本身[31][32]，另一方面，因“二·六”轰炸引发市民反美反蒋的情绪，促使居民购买国债[33][34][35]。
“二·六”轰炸发生后，自2月7日至5月底, 上海共有89家银行、钱庄集中停业、倒闭，其中钱庄40家（含4家各地在上海设立的分庄），仅存余30家，损失大半。
给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和轰炸固定目标是两码事。国军在内战期间从来没有前者的能力
因为没有地空的协调。共军么。。哼哼，现在有没有也不好说。。
上甘岭美军就在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上投了5000枚炸弹。
松骨峰阵地也被美军投下大量的凝固汽油弹。
重庆号事件是发生在1949年2月25日晨中华民国海军重庆号巡洋舰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曙光女神号”轻巡洋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为补偿在香港损失的代为保管之船舰，1948年5月，将该舰转交中华民国，改名“重庆号”。
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与英国租借给中华民国的“灵甫”号驱逐舰（原名为HMS Mendip）从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启程，英国海军部派遣一个由白宁顿上校为首的七人联络组随舰护航回国，该舰舰长邓兆祥认为该舰应由中国海军指挥，拒绝白宁顿护航的提议。1948年7月28日抵达香港，白宁顿离舰飞到南京向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告状，桂永清决定撤换舰长，派海军总部作战处长卢东阁接任，一到南京，桂永清就为此事指责邓兆祥。[1]:14-15 该舰于1948年8月14日抵达南京。[2]:236
自国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与解放军的三大战役中溃败，当时在“重庆”舰上服役的部分官兵，由于对战争形势的失望，以及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之下，经秘密串联形成了两个秘密组织：一个是以王颐桢、武定国、洪进先、毕重远（中共地下组织党员）、陈鸿源、张启钰（中共党员）等27名士兵组成的“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另一个是以曾祥福、莫香传（此两人事件前被调离）、蒋树德、王继挺等基层军官、士兵18人的秘密组织。[3] 由于缺乏信任，两个秘密组织事件前没有直接联系，但都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另外，中共地下组织还将张兴昌派到舰上，中共地下组织对“重庆”舰的舰长邓兆祥也进行了策反工作。
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开到吴淞口，准备逆长江而上，阻止解放军渡江战役。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局在事后不久获得的情报，事件是因为新任舰长卢东阁而发生。卢东阁在本舰出海离开上海后召集官兵，表示接任舰长发号施令。支持邓兆祥的官兵反抗，抓住卢扔到海里，支持卢的官兵反击，接管本舰。[2]:2362月25日凌晨1时，在“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动反抗，并通知另一秘密组织一同参加，同时准备一旦失败就引爆弹药库炸沉军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事先不知道舰上官兵打算反抗，后来在争取劝说之下加入反抗官兵。25日凌晨5时45分在邓兆祥指挥之下“重庆”号驶出长江口航道，向北驶向解放军控制的山东烟台港。25日“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布了《重庆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和《重庆军舰起义告海员同志及技工同志书》向全舰官兵宣布起义。2月26日晨6时，“重庆号”到达烟台。
“重庆”舰叛逃后海军尚不知情，让国军方面十分震惊，海军通过无线电台一再呼叫四天无果。2月28日，空军侦察机发现“重庆”舰停泊在烟台港。3月2日晚，蒋中正向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下命令炸沉“重庆”舰。在当天日记中表达愤怒之情：“此为我海军之奇耻大辱，诚无颜以见世人，更无颜以对英国赠此舰之厚义也。预料败事者必桂永清，今果验矣......”[4]
3月3日从台湾新竹基地派出四架B-24轰炸机，经上海加油，飞到烟台港轰炸不中。3月4日“重庆”舰开到葫芦岛隐藏。当时青岛的沧口机场还由国军掌握，从台湾调来十八架B-24轰炸机以及用于搜索的飞机。3月16日，发现了“重庆”舰在葫芦岛。3月18、19日，派出B-24轰炸机轰炸“重庆”舰，“重庆”舰艉部受损，多人受伤，于3月20日沉没。
美方认为事件是官兵自发，邓随后支持，并非由中共下令发动。事后发展也显示邓兆祥虽然获任高官，中共对他并不信任，直到1965年才获准入党。[2]:239-240
1951年5月16日，“重庆”舰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打捞出水，被拖至大连，后认为不能修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号”老兵表示，共军打捞“重庆号”遗骸，共捞起银元三十余万元、黄金十余万两。[8]
1957年“重庆”舰上设备进行处理。1959年，共军海军将“重庆”舰交给交通部上海海运局。1964年，“重庆”舰体调拨给天津641工程指挥部（渤海石油公司）作为住宿船。最终1990年代初期舰体被拆解处理。[9]
如果不是国军空军的支援，长春国军早就断粮了，早就投降了。撑不了那么久。
形成不了战力，是一回事。
要是国军像共军一样没有空军，那失败的会更快。
随便轰炸，扫射对方的军队，后勤车队和补给基地，仓库，桥梁，指挥所。船只。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大的空中威胁。不仅国军空军的作用几乎为零，驻华美军航空队也没打过什么对日军真正有威胁力的战斗。这也导致共军进入朝鲜前过分自信，毛（泽东，岸英）彭（德怀）以为美国空军也不过是个吓人的货而已。
二六轰炸中，闸北水电厂被炸情景。
苏联援助战斗机108架
于戚墅堰等地被俘若干人等
2,800多栋房屋毁坏
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上海市电力、供水等生产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1949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中华民国国军撤退后，仍出动空军轰炸上海，导致大批上海市民伤亡和企业停工，即上海大轰炸。
上海大轰炸中，最惨烈的事件为“二·六”轰炸。1950年2月6日，中华民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十四架、战斗机三架对上海实施轰炸，在一个半小时内投下五百磅炸弹六七十枚，炸毁房屋两千余间，炸死炸伤市民1400多人，导致上海多家工厂停工[2]，并炸毁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华商电气公司和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一度使上海停水停电，死伤惨重[3]。轰炸发生后，中共保密部门查出并彻底拔除了一处国民党间谍据点。2月7日下午，作为“二六”大轰炸的主犯，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独立台台长罗炳干被上海公安局枪决。
二六轰炸后，苏联空军派军参战，同时带来了百余架各类战机和若干高射炮，击落了数架国军战机。国军统帅部决定全面退守台湾，从舟山群岛撤军，失去了对上海轰炸的据点，无力再对上海进行成规模的空袭或骚扰，空战也因此告一段落。此战之后，苏联将战机和设备交予中方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建立了自己的防空部队。
背景 [编辑] 参见：上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的率领下攻占了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市。中华民国国军则撤退至舟山群岛等东南沿海岛屿，同时凭借自身强于解放军的海空军优势掩护撤退，并于当年10月26日古宁头战役以陆上防守的优势击溃缺乏两栖登陆作战能力的解放军，国军统帅部依据战局转折制定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陆计划。此外，由于上海市在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国民党方面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也频频作出破坏行为，干扰新政府对上海的接管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对上海市进行破坏[4]。
主条目：关闭政策当时上海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主要如：棉、小麦、纸张、烟草、燃油等等都来自进口，而中华民国方面自1949年6月起即在海上对大陆进行战略封锁——关闭政策。执行战略封锁政策的中华民国海军甚至不惜牵扯西方平民，炮击美国商船、与英国海军对峙。11月24日，英国商船在长江口外九段沙灯标水域被国军扣押。英军、国军双方在海上僵持三天，期间美籍商船“富兰克林”号被国军炮击，“富兰克林”号几乎被击沉，勉强驶入上海港。27日，英方主动退出长江口。12月24日，中华民国海军开始在长江口布置水雷 [5]。中华民国政府的封锁政策有效的封锁了长江口，使生产物资无法进入上海，令上海经济陷入困境[5]。
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 历史虽然上海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上海的工业生产，但上海工业生产仍然受到很大影响。由于破坏奏效，逼使解放军????向戒备防守，同时中华民国空军积极扩建舟山机场，调集飞机准备对上海和其他东部沿海城市实施轰炸。[4]此时，上海市虽已有高炮第三师（4个团）进驻，但整体防空能力仍然薄弱。[3]
经过 [编辑]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中华民国空军凭借舟山群岛等地的机场对上海进行了20余次轰炸行动，投弹360多枚，毁坏房屋2,300余间，造成伤亡2,300余人，其中1950年1月7日至2月6日，连续4次集中对上海的电力生产单位和城市重要设施进行了重点攻击，其中以2月6日的“二六轰炸”为最猛烈[3]。
1950年1月25日，国军空军猛烈轰炸了江南造船厂和浦东造船厂，华东军区海军的“常州”、“万寿花”等26艘舰船被炸毁炸伤。
二六轰炸 [编辑]2月6日日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中华民国空军派遣主力飞行员，共派遣4编组批次17架轰炸机——含12架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2架B-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2架P-51“野马”战斗机和1架P-38“闪电”战斗机——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6]，对多个上海重要的电力、供水、机电等生产企业进行轰炸，其中以当时上海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厂区共遭到15枚炸弹命中，其中有9枚命中发电厂的厂房及设备[注 1]，输煤设备全部被炸毁；另有13台锅炉和6台汽轮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一台主发电机严重受损，电厂当时的15万千瓦的正常负荷迅速下降至零；上海电力公司共有28名员工罹难，其中24人找到了完整的尸体、4人为失踪而尸骨无存[8]。 [9][7]:89上档[7]:91上档[10]:463-468[11]
同日下午1时20分，位于南市区南车站路的华商电气公司也被轰炸，10余条出线的配电中心受到破坏，经济损失70余万美元[12]:专记三，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8]:126上档，配电间严重损毁，无法提供电力输出——而在此之前，由于该厂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占领，设备被汪精卫控制下的上海市政府贱卖，该电力公司是上海遭受日军掠夺最惨重的单位之一；而其输出的电力多通过购买上海电力公司的多余电力转卖给终端用户[10]:475-479；闸北水电公司但只被炸毁了5号锅炉，厂房部分烧毁，未影响发电[8]:2上档；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也遭严重轰炸，所幸落弹点不准，只在厂房周围炸了一圈，未影响发电和输电，惟造成21人死亡、32人受伤[8]:3上档。
空袭过后，上海市的杨树浦区、嵩山区、卢湾区、蓬莱区、江湾、吴淞等地也被炸毁房屋二千余、死伤居民1,464人（死595人、伤869人）、受灾居民五万余、财产损失无法统计[13]:115-116上档。虽然空袭的目标是电厂，但是周边民众受影响最大，以嵩山区、卢湾区、蓬莱区受灾为甚：嵩山区落弹7~8枚，受灾3处，涵盖11个甲，毁灭了298间平房、5栋楼房、2间草房，受灾648户，死231人，重伤206人，失踪9人，斜桥地区被毁房屋比例在60%以上[14]。卢湾区落弹5枚，含2枚燃烧弹，受灾189户，其中烧死91人、炸死66人、埋压死37人、重伤35人、轻伤37人、灾民1,215人，被毁平房23幢、平房73间、草棚3间、工厂3个；该区域内多有贫民窟，以苏北难民为主，轰炸正值中午饭点，妇女儿童死伤比例很大[15]。蓬莱区中山南路医院口和外江家宅等四处被严重轰炸，炸死民众72人、重伤11人、轻伤70人，失踪4人，毁坏房屋119间[14]。
由于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造成上海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大多数街区电力供应中断，高层建筑电梯断电悬空，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大上海“十里洋场”陷入一片黑暗，灯火管制使得每户家庭只能每天点一盏电灯半小时[16]。另由于上海的自来水生产单位也遭到空袭破坏，使上海自来水供应出现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此次空袭共造成了1,148人伤亡和1,180间房屋损坏。空袭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紧急制定了多项措施，以力保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市民人员的安全，并组织力量修复遭到破坏的电力设施，经过42小时05分钟的抢修，上海市基本恢复正常供电，然而上海的工业生产和市民的正常生活仍然受到了较大影响，造成经济损失达500万美元。[17][18]
情报战 [编辑]由于国军轰炸机一般要躲避地面炮火的攻击必须采取高空目测投弹，导致命中率相当低，但国军对上海的轰炸却有相当可观的命中率，因而中共保密部门判断必有地面引航人员为飞机提供电台导航，因而加强了保密及排查工作，国共双方也围绕这个焦点进行了一系列间谍战，最后中华民国方面谍报人员罗炳干（化名：吴思源）被中共保密部门抓获并处决。[19][20]
苏联公开介入中国内战 [编辑]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空军力量弱于中华民国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方面给予空中力量支援。当时，中苏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苏联在签署《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中说明为上海提供防空援助[21]。1950年3月，由解放军聘请，在巴季茨基等将领率领下，编配了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一个对空情报雷达营的混合航空集团军[注 2]进驻上海，包括108架各类战机组成的混合集团军，帮助中国大陆扺抗国军无差别轰炸，其中还包括有38架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亚音速战机——米格-15战斗机[22]。随后在当年3月至5月的4次空战中苏联战机击落了6架国军战机，迫使国军停止了对上海的无差别攻击。之后，由于国军统帅部决定全面退守台湾地区，于是从舟山群岛撤军，由于没有临近的机场起降，国军空军无力再对上海进行成规模的空袭或骚扰，针对上海的无差别轰炸结束。[4]
后续 [编辑] 军事上的影响 [编辑]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公开介入中国内战[23]，另一方面，苏联援华的空军部队于当年10月回国，上海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空中防务由新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属地民兵部队接替，并争取在苏联空军回国之前向苏方学习空战技能，苏联则将战机和设备交予中方使用。
为增强防空力量，“二·六”轰炸后，中央军委加强了上海的空军建设，在上海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建设的起点[24]。时至今日，上海市的专属防务单位——上海警备区依旧保持有一个师级规模的高炮防空部队[25]。
发电设施的维修 [编辑]在朝鲜战争期间，国军空军和美国空军数次派遣战机进入上海空域进行侦查或骚扰活动，被解放军和民兵击落或击退。[3]杨树浦发电厂电容量最大的汽轮机在二六轰炸中遭到严重损坏，必须送往瑞士维修，由于海上通道被封锁，这台机器经由陆路辗转过境苏联、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历时一个多月才完成修复回到上海。同年12月3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原属美国商人资产的上海电力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将电厂收归国有。[18]
纪念设施 [编辑]为了纪念二六轰炸，在轰炸发生一周年之际，上海市卢湾区政府以“各界人民追悼二六轰炸被难同胞大会”名义出资镌刻了“上海二六轰炸纪念碑”。
债券市场 [编辑] 主条目：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债券市场在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支出规模庞大的形势下，中国开始尝试发行国债。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29]。1950年11月，期限5年、总额2亿元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正式发行[30]。其中，上海被要求完成45%的配额。为宣传债券，解放日报和上海大公报进行了许多的宣传：一方面，正面宣传债券本身[31][32]，另一方面，因“二·六”轰炸引发市民反美反蒋的情绪，促使居民购买国债[33][34][35]。
银行业 [编辑]“二·六”轰炸发生后，自2月7日至5月底, 上海共有89家银行、钱庄集中停业、倒闭，其中钱庄40家（含4家各地在上海设立的分庄），仅存余30家，损失大半。
给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和轰炸固定目标是两码事。国军在内战期间从来没有前者的能力
因为没有地空的协调。共军么。。哼哼，现在有没有也不好说。。
上甘岭美军就在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上投了5000枚炸弹。
松骨峰阵地也被美军投下大量的凝固汽油弹。
重庆号事件是发生在1949年2月25日晨中华民国海军重庆号巡洋舰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
“重庆”舰简介 [编辑] 主条目：重庆号巡洋舰“重庆”号巡洋舰原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曙光女神号”轻巡洋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为补偿在香港损失的代为保管之船舰，1948年5月，将该舰转交中华民国，改名“重庆号”。
事件始末 [编辑]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与英国租借给中华民国的“灵甫”号驱逐舰（原名为HMS Mendip）从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启程，英国海军部派遣一个由白宁顿上校为首的七人联络组随舰护航回国，该舰舰长邓兆祥认为该舰应由中国海军指挥，拒绝白宁顿护航的提议。1948年7月28日抵达香港，白宁顿离舰飞到南京向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告状，桂永清决定撤换舰长，派海军总部作战处长卢东阁接任，一到南京，桂永清就为此事指责邓兆祥。[1]:14-15 该舰于1948年8月14日抵达南京。[2]:236
自国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与解放军的三大战役中溃败，当时在“重庆”舰上服役的部分官兵，由于对战争形势的失望，以及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之下，经秘密串联形成了两个秘密组织：一个是以王颐桢、武定国、洪进先、毕重远（中共地下组织党员）、陈鸿源、张启钰（中共党员）等27名士兵组成的“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另一个是以曾祥福、莫香传（此两人事件前被调离）、蒋树德、王继挺等基层军官、士兵18人的秘密组织。[3] 由于缺乏信任，两个秘密组织事件前没有直接联系，但都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另外，中共地下组织还将张兴昌派到舰上，中共地下组织对“重庆”舰的舰长邓兆祥也进行了策反工作。
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开到吴淞口，准备逆长江而上，阻止解放军渡江战役。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局在事后不久获得的情报，事件是因为新任舰长卢东阁而发生。卢东阁在本舰出海离开上海后召集官兵，表示接任舰长发号施令。支持邓兆祥的官兵反抗，抓住卢扔到海里，支持卢的官兵反击，接管本舰。[2]:2362月25日凌晨1时，在“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动反抗，并通知另一秘密组织一同参加，同时准备一旦失败就引爆弹药库炸沉军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事先不知道舰上官兵打算反抗，后来在争取劝说之下加入反抗官兵。25日凌晨5时45分在邓兆祥指挥之下“重庆”号驶出长江口航道，向北驶向解放军控制的山东烟台港。25日“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布了《重庆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和《重庆军舰起义告海员同志及技工同志书》向全舰官兵宣布起义。2月26日晨6时，“重庆号”到达烟台。
“重庆”舰叛逃后海军尚不知情，让国军方面十分震惊，海军通过无线电台一再呼叫四天无果。2月28日，空军侦察机发现“重庆”舰停泊在烟台港。3月2日晚，蒋中正向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下命令炸沉“重庆”舰。在当天日记中表达愤怒之情：“此为我海军之奇耻大辱，诚无颜以见世人，更无颜以对英国赠此舰之厚义也。预料败事者必桂永清，今果验矣......”[4]
3月3日从台湾新竹基地派出四架B-24轰炸机，经上海加油，飞到烟台港轰炸不中。3月4日“重庆”舰开到葫芦岛隐藏。当时青岛的沧口机场还由国军掌握，从台湾调来十八架B-24轰炸机以及用于搜索的飞机。3月16日，发现了“重庆”舰在葫芦岛。3月18、19日，派出B-24轰炸机轰炸“重庆”舰，“重庆”舰艉部受损，多人受伤，于3月20日沉没。
美方认为事件是官兵自发，邓随后支持，并非由中共下令发动。事后发展也显示邓兆祥虽然获任高官，中共对他并不信任，直到1965年才获准入党。[2]:239-240
“重庆”舰结局 [编辑] 参见：重庆号巡洋舰1951年5月16日，“重庆”舰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打捞出水，被拖至大连，后认为不能修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号”老兵表示，共军打捞“重庆号”遗骸，共捞起银元三十余万元、黄金十余万两。[8]
1957年“重庆”舰上设备进行处理。1959年，共军海军将“重庆”舰交给交通部上海海运局。1964年，“重庆”舰体调拨给天津641工程指挥部（渤海石油公司）作为住宿船。最终1990年代初期舰体被拆解处理。[9]
如果不是国军空军的支援，长春国军早就断粮了，早就投降了。撑不了那么久。
形成不了战力，是一回事。
要是国军像共军一样没有空军，那失败的会更快。
随便轰炸，扫射对方的军队，后勤车队和补给基地，仓库，桥梁，指挥所。船只。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大的空中威胁。不仅国军空军的作用几乎为零，驻华美军航空队也没打过什么对日军真正有威胁力的战斗。这也导致共军进入朝鲜前过分自信，毛（泽东，岸英）彭（德怀）以为美国空军也不过是个吓人的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