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给力的情报
2020年4月1日，美国媒体报道，中央情报局从2月初就一直警告白宫：中国严重少报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这一警告的依据是中国的统计数字不符合美国建立的预测病毒传播的模型。美国的新冠疫情正是从2月初开始的。4月1日，中国公布的感染总数是82361，约为当天美国感染总数的一半。美国的情报官员认定中国的数据不可信。报道说，中情局的秘密报告是上个礼拜送交白宫的。也就是说，特朗普给习近平打电话前就应该看到了这份情报。然而，4月1日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却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显示中国少报新冠病毒感染数字的情报。奇怪了，媒体明明报道有秘密情报，总统却说没收到过。这该作何解释？
前文提到蓬佩奥在2月份对中国的指责没有给出证据。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我们知道，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秘密寻找证据。这也暴露了蓬佩奥的招式：在手中尚无证据的情形下，先指责中国，再回头找证据。从武汉封城到4月1日，两个多月过去了，中央情报局宣称动用了在中国的线人，却依然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数字。这份情报的要素本该是中国的感染数字，然而他们认定中国公布的数字不可信，而他们心目中可信的数字又得不到，所以一直只能口头警告白宫，到3月底才弄出一份依然没有具体数字的书面情报。特朗普是对的：他没有收到过真正可信的关于疫情的秘密情报：既没有中国的疫情情报，也没有疫情可能危害美国的情报。
中国公布的数字与美国建立的感染发病模型对不上。美国人有没有想过，两者之间的差异，会不会是中国的数字反映了封城后已经控制了感染增长的势头，而美国的数字则是疫情失控的征兆？当然，以当时美国人的心态是绝对不会作此想的。美国人当时处于何种心态呢？
还记得商务部长罗斯说过中国爆发的疫情会把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话吗？这番话展现了许多美国官员的一种心态，即这是只会发生在中国的传染病，隔着太平洋的美国不但不会被传染，反而将因此得益。还记得当时弥漫美国舆论界的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的断言吗？对于那些预言了几十年中国即将崩溃的各路学者作家而言，这是一个预言成真的时刻，是多年空等无望、却又突然喜从天降的惊喜。还有，谁都会记得那篇《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作者和给文章取名“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编辑，他们毫不掩饰对中国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无法克制对中国的憎恶，以致破口大骂。而底层民众在精英层的心态影响下，也把戴口罩视为对中国的模仿而深恶痛绝。从上到下处在这种种心态下的美国社会，怎么会有人去辨别中国和美国数字间的差异所隐含的真实含义呢？这种心态主导下编制的情报注定没有丝毫价值，难怪受到特朗普的奚落。
4月8日，中国解除了对武汉的封锁，抗疫取得决定性成功。
4月14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经度过了疫情高峰，当日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总数为63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特朗普的这一宣示实在是匪夷所思。特朗普哪来的自信作此宣布？难道他也潜意识里受情报的影响，以为中国只公布了真实感染病例数的十分之一？所以当疫情在中国消退，美国也就到了消退的时候？“十分之一”这一说法并非笔者杜撰。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也不相信中国公布的数字，只是认为真实的数字不会超过公布数字的十倍。他也没有给出这一说法的依据。
下一天，蓬佩奥再次给杨洁篪打电话。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Morgan Ortagus）的声明，蓬佩奥强调了在迎战新冠病毒以及未来预防潜在流行病时的信息透明与信息共享。蓬佩奥还谈到美方极度重视中国输美医疗物资这一美方关键需求。这一次他没有明着指责中国，是他与中国外交官员接触中最温和的一次，但是每句话都围绕着先前指责中国的话题，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寻找着啄咬对手的机会。同日，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在五角大楼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迄今相关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大自然。直到此时，美国政府延续了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的和解气氛，降低了批评中国的声调。
4月1日或者之前的那份中情局的情报没有了下文。但是，这并不说明美国情报机构就此放弃了努力。
中美间的缓和气氛没能维持多久。给杨洁篪打完电话后，美国的感染数字连续飙升了四天，蓬佩奥忍不住了，再次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这一次他给出了指责的依据：中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有时间囤积医疗用品。他还重复先前的另一项指责，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学实验室，他声称有重大证据证明这一点，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共产党将为此付出代价。此言一出，美国舆论马上跟进，沸沸扬扬地渲染要剥夺中国的国家主权豁免，使得美国的新冠肺炎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法庭提告，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赔偿。此后蓬佩奥几乎每天在新闻发布会或者电视访谈节目中重复这两个指责，显得有备而来。
4月30日，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颁布了一份声明，确认情报界“同意广泛的科学共识，即Covid-19 病毒不是人造或基因改造的”。这等于否定了武汉病毒所泄漏病毒理论。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有没有看到使你高度相信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证据？特朗普回答说：是的，我见过。还重复了一遍回答。特朗普的话显然与情报部门刚刚发表的声明相矛盾。于是记者追问是什么证据？特朗普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被允许告诉你。
人们不知道特朗普口中的证据是否包括香港大学的生物博士后闫丽梦。闫丽梦于四月到达美国，被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视为揭露中国政府罪状的反水证人，结果闫的证词不为科学界接受，其本人的学术信誉也损失殆尽，已然失去任何利用价值。
据纽约时报报道，情报中有截获的中国领导人的电子通讯记录，公开这些记录会暴露美国如何跟踪中国领导层的细节。但即便是这些通讯记录也只是记录了中国领导人讨论新冠病毒的通话，并不能用来直接证明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的。
果然，5月1日，又来一份情报：这一次是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国土安全部。据美国媒体报道，情报指出中国在1月份大量进口了包括口罩、手术用手套、防护服以及呼吸机等医疗物资，还同时大幅削减了医疗物资的出口。情报由此推断，中国政府在1月初就知道疫情已经爆发，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囤积医疗物资，他们隐瞒不报。这不是直接证据，报道也没有提供数据来源，而且由于该情报尚未解密，笔者看不到详细数据以及相关日期，难以置评。但是，这一推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断言中国政府掩盖消息，也就是断言中国政府推迟武汉封城的日期。1月18日，北京派遣顶级流行病专家组进入武汉考察，20日专家组确定存在人传人现象，22日北京决定武汉封城。如果北京从1月初隐瞒到22日，时间长达2到3个星期。要知道武汉是中国交通命脉的中枢。哪怕拖延一天封城，就可能让更多的病毒扩散全国，导致全局失控，何况拖延2到3个星期。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在决策封城时冒这个险。这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只有美国情报部门为了罗织罪名才想得出来。其次，在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中国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医疗物资？要知道中国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物资生产国。疫情发生前，欧洲50%的个人防护装备（口罩、医用手套、防护服）是从中国进口的，美国的数字则为47%。疫情发生后，据保守的统计，美国72%、全球68%的口罩和呼吸机来自于中国。从疫情中恢复后，中国生产的口罩出口同比增长130%，防护服增长272%，医用手套增长68%。这组数据之后继续迅速增长。即便从该情报所依据的逻辑，即中国需要囤积大量的医疗物资，那么早一天宣布封城，就能早一天名正言顺地限制出口。只要中国动员起来，就能生产出数倍于平时生产的医疗物资，其它国家零零星星的剩余库存根本满足不了中国的需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武汉封城不仅仅是一纸命令，而是整个国家的动员令。与封城令同步的，是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座方舱医院的火速开工，以及全国各省市对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的对口支援，包括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充分显示了这一决策完全立足于中国国内，而不是着眼于进口。
对于特朗普声称看到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证据，该份情报未作结论。情报官员解释说不太可能发现武汉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证据，实际上再次否定了特朗普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指控。情报官员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全球的科学家普遍认同病毒经野生动物传给人类的途径。情报分析员不可能推翻科学界的共识。但是，特朗普和蓬佩奥依旧坚称他们握有重大证据可以证明病毒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5月3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他在谈话中承诺将有一份武汉病毒所泄露病毒的结论性报告。特朗普对采访者说：“我认为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不想承认错误。”然而他承诺的这份报告一直没有出炉。
武汉病毒研究所
蓬佩奥是特朗普政府中反华调门最高的鹰派官员。根据英国《卫报》和美国CNN报道，他也是最积极推动美国情报机构寻找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病毒证据的官员。令人困惑的是作为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似乎总是在情报未完成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发出公开指责，拍着胸脯保证有大量证据。等到情报出具，却又让他的许诺落空。但他执念不移，一份情报不行，换个情报机构重起炉灶，然后故伎重演，先指责，再许诺提供证据。蓬佩奥曾经放言要让中国共产党付出代价，然而进入五月，中国已然控制住了疫情，而美国的疫情却完全失控。两相比较，中国是把爆发后的疫情控制住，而美国却从没有疫情的状态下逐渐失控，特朗普政府处理疫情的糟糕表现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对手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指责。5月1日的情报一出，世人普遍好奇美国政府究竟如何让中国政府付出代价。也有美国媒体将这份尚未解密的情报与布什政府当年证明伊拉克隐藏化学武器的情报相比较，表达了对情报被政治操弄的担忧。
即便在白宫和国务院强烈催促下，情报官员仍未能找到支持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证据，所以有了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声明，明确排除了病毒是人造或者经过基因改造的可能性。
5月4日，白宫助理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公开声明：“美国没有寻求对中国实施惩罚措施”。这句话等于承认美国情报机构搞出来的两份针对中国的情报不足以成为追究中国政府责任的证据。特朗普还专门发推指责美国情报部门未能尽早就新冠病毒爆发的潜在危险性提供更清晰的情报。而他对福克斯电视台承诺的结论性报告，直到他离开白宫的那一天也没有兑现。
令世人难以理解的是以美国的医疗卫生资源，怎么会沦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再怎么不济，美国也不应该比同在美洲的南半球大国巴西更差，至少应该与西欧发达国家差不多，甚至更好一些。特朗普指责美国情报部门的推文引人遐想。这固然有他为自己抗疫不力辩护的因素，但也不无几分真实性：即美国情报部门没有就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可能危害提供有用的情报。这无疑是情报部门的一大失职。情报部门为什么会失职呢？只要看看情报部门在疫情爆发之初忙些什么就清楚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中国。其优先级别最高的任务是尽快找到中国掩盖病毒流行的证据。有理由认为：正是蓬佩奥不断给情报部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中国的证据，从而忽视了病毒对美国可能造成的损害。
可以想见，在政府的高层会议上，蓬佩奥喋喋不休地宣扬如何借助新冠疫情打击中国政府的威望，甚至在中国一举实现政权更替。这样的话语会在会议室里产生一种乐观的氛围，让听者觉得中国政府陷入了麻烦，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在到来，从而在潜意识里排除了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威胁。连专业人士德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博士也受其影响，以至于认为由于中国少报感染人数而导致美国掉以轻心。美国有众多世界一流的流行病专家。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像伯克斯博士一样因受到政治影响而对疫情做出错误判断，从而耽误了美国的抗疫？或许美国终究逃不过这场疫情，但是，蓬佩奥引导美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陷入政权更替的亢奋漩涡里，应该离事实不远。也算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波廷格放话当日，美国的新冠感染总数超过124万人，死亡总数逼近72000。而中国则从4月17日起不再新增感染病例，4月19日起不再新增死亡病例。
特朗普当局为了摆脱抗疫不力的形象，推动情报机构不遗余力地编织嫁祸中国的情报，从指责中国政府掩盖疫情到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无所不用其极，毫不顾及后果，却意外揭开了美国在病毒研究领域不为公众所知的真相一角。
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博士是美国顶尖的冠状病毒学家，他研究冠状病毒30年，开发出一整套制造新型冠状病毒、并能修改病毒基因的实验室方法。这种研究被称为病毒功能增强研究。巴里克博士领导的病毒实验室位于北卡罗来那州教堂山的北卡大学内，是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公开的能够对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强操作的实验室。当许多生物学家认为冠状病毒对人类属于低风险的时候，巴里克却认为自然界中的冠状病毒仅需几次嬗变就能攻击人类。SARS以及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病毒的出现证实了他的预判。于是一个叫做“生态健康联盟”的非营利组织挑头实施了一个全球病毒监测项目。该项目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各国的病毒学家们寻找自然界中有可能危害人类的病毒，试图让科学家们在病毒找到人类之前先找到病毒，研究、开发出针对病毒的疫苗。生态健康联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美国政府拨款。2003年中国爆发了SARS疫情，该组织因此资助了武汉病毒所研究蝙蝠病毒的项目。
巴里克博士
石正丽博士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她采集了数千种蝙蝠病毒，其中有一种病毒与SARS病毒相近，但无法在实验室培养。在2013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巴里克向石正丽索要了该病毒的遗传密码，运用他开发的“反向遗传学”技术将该病毒的冠突基因植入SARS 病毒，实验结果显示该病毒的冠突能够直接侵入人类的呼吸道细胞，说明这种寄生在蝙蝠身体内的病毒具有直接攻击人类的能力。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2015年的《自然》杂志上。照理说这是中美两国科学家的一次成功合作，可喜可贺。不过这一实验把两种病毒合成一体，实际上是在实验室里制造了一种自然界可能没有的新型病毒，受到了一些病毒学家的批评。这也是后来美国的右翼政客以此为籍口，一口咬定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功能增强研究。然而，事实是这一实验是在巴里克博士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实验室里完成的，使用的是巴里克博士的病毒功能增强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石正丽只是提供了一种蝙蝠病毒的遗传密码，并不掌握合成病毒的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一合成的病毒并非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
美国有新闻媒体称此后石正丽模仿巴里克的方法从事功能增强研究，这是为宣扬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病毒理论埋下的伏笔。然而，巴里克博士认为当前肆虐世界的新冠病毒来自于自然界，是经中间动物宿主变化而来，并非实验室制造。作为唯一成功开发出制造并改变病毒基因结构技术的病毒学家，他自然能够辨别新冠病毒是出自自然还是人工制造，可以说，他是这方面的最高权威。巴里克博士当然知道石正丽博士从事的并非功能增强研究，后者只是使用巴里克博士开发的技术产品，譬如具有人肺受体的转基因小鼠进行蝙蝠病毒测试。真正开发并掌握功能增强研究所需技术的是巴里克博士。巴里克并没有把相关技术专利授予武汉病毒所。不过巴里克博士提出了另一种假说：在对SARS类型的病毒进行实验室培养时，可能会混入某些新的菌株，结果会产生新的混合体。然而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要使这种假设成立，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必须犯下这样一个错误：他们未能识别混入的新菌株。他们能识别采集的蝙蝠病毒，却漏掉附着在采集样本上的另一种菌株，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而且如果COVID-19 是这种混合体的话，巴里克博士应该能够辨别出来。但是巴里克博士已经明确表示，他相信COVID-19源于自然，因此他提出的混合体假说以及彻查武汉病毒所的呼吁令人感到困惑。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充分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们作出的武汉病毒实验室极不可能泄漏新冠病毒的结论，是专业的。
巴里克博士没有把功能增强技术专利授予武汉病毒研究所或者其它国家的任何一家病毒研究所，但他的确把全套技术专利授予了美国国防部属下的生物研究部门，其中包括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那里的研究处于严格的保密之中，曾多次发生事故。最近的一次导致德特里克美军生物实验室于2019年7月5日被关闭。就在美国情报界紧锣密鼓编制针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情报时，国务院负责军控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托马斯·迪奈诺（Thomas DiNanno）写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他的同事“不要寻求调查COVID-19的起源”，因为这将“打开一罐蠕虫”。世人不免好奇：被封闭在罐头里的蠕虫指的是什么？ 五年之后的2025年2月，美国热门网站信息战争（InfoWars.com）登载了美国资深记者汤姆·伦茨（Tom Renz）指控前总统奥巴马于2015年下令制造了新冠病毒（COVID-19）。信息战争网站的业主叫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他曾因多此虚假指控被起诉、定罪，信誉不加。但是汤姆·伦茨的声誉似乎并不那么糟糕。在伦茨的指控中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2015年这一年份。
前面提到巴里克博士与石正丽博士的合作开始于2013年。巴里克博士向石正丽博士索要了一种蝙蝠病毒的遗传密码，运用他开发的“反向遗传学”技术将该病毒的冠突基因植入SARS 病毒，实验结果显示该病毒的冠突能够直接侵入人类的呼吸道细胞，这与新冠病毒的冠突极为相似。这一研究工作是在巴里克博士位于北卡大学教堂山的实验室里完成的，研究成果发表在2015年的《自然》杂志上。
这一次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如此之强，就在于新冠病毒的冠突对人类的呼吸系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导致其传染性远远超过SARS病毒。巴里克博士研究病毒30余年，没能发现带有冠突的病毒，是石正丽博士的样本给了实验室里想象不出、所以制造不了的攻击人类的秘密武器——病毒冠突。
从时间上分析，巴里克博士在2015年的《自然》杂志上刊登了合成病毒的成果论文，那么这一合成应该完成于论文发表之前。如果美国有意制造一种新型传染病毒，2015年是一个对得上的年份：这一年美国刚好掌握了制造新型病毒的实验室技术。
当然，目前科学界依然持新冠病毒产生于自然界的看法。但是实验室通过功能增强手段制造这一病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所以美国一口咬定武汉病毒所制造了新冠病毒，尽管众所周知具备这一技术能力的只有美国的生物实验室。从这一点上看，美国指责中国只不过是怀疑中国也具备了这一能力，玩的是贼喊捉贼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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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欠着中国一亿刀乐呢。
对于美国人“中国疫情爆发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这种反人类言论，殖人们不但不谴责，还跟着喊“中国病毒”，还“替中国人向全世界道歉”，真是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拥有强大经济、医疗、物质的西方，整体躺平，向病毒投降，更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美国现在好像也没有看见哪个政治人物有总统之才。。。
余茂春不会在这里化名发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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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茂春（英语：Miles Maochun Yu，1962年8月8日—），美国华裔学者、政治家、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现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曾担任《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3]，是中国留美学生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人。他在川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内为扭转美国对华政策上提出不少参考意见。
中国政府在2022年底对余茂春实行制裁，作为对美方制裁中国官员的反制。[4]
1962年8月8日，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东部，他成长于重庆，经历文革。1979年，余参加高考，获得重庆市永川中学文科状元，并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追寻文革被发动的历史。在当地的文曲广场的历届高考状元碑铭上曾有其姓名，但后于2020年被去除[5][6]。余茂春在南开大学时认为学习大学必修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教条式的历史观是浪费时间。通过收听美国之音，余茂春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演讲的启发，产生了前往美国的意图。1983年，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1985年他到美国留学，进入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获得硕士[7]。1989年中国大陆六四事件后，他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活动，并帮助逃离中国的学生在美国洛杉矶定居。1990年6月7日，他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北美组党筹备会，举办中国大陆论坛，帮助包括吴弘达和方励之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发声。[1][3] 1994年，他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进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并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8]。他所教学生为数百位美国海军军官。其中不少人后来进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并且日后仍称他为“余教授”。[3]
2017年之后，余茂春进入特朗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并获国务卿蓬佩奥重用[9]，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3]
2022年12月9日，美方以“西藏人权”问题为由，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制裁。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制裁2名美国公民，前官员余茂春是其中1人。[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
一、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二、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活动；
三、对其本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4]
余茂春表示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是给他的“荣誉勋章”，他本人毫不在意。[11]
2023年，有人仿造秦桧跪像给余茂春也造了一个跪像，余茂春表示要买下这“共产主义宣传媚俗品”（this piece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kitsch）。[12]
余茂春的主要政策理论提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从基本概念上拨乱反正，在此之前美方主要期待于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民主化[13]。但余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与苏联时代不同的状况等等，并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是一个概念（即“中共不等于中国”）。他还指出美中各种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与意识型态上的不协调性。[14]
余茂春称自己不排斥中国文化，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我对我的中国传统非常自豪。我对我热爱中国人民和我有很多中国朋友的事实非常自豪。我的根在那里”，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得到了中国国内外华人的巨大支持”。[15]
2021年随第一任特朗普政府卸任后，余茂春加入哈德逊研究所[16]。
1994年，他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进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并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8]。他所教学生为数百位美国海军军官。其中不少人后来进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并且日后仍称他为“余教授”。
（四）不给力的情报
2020年4月1日，美国媒体报道，中央情报局从2月初就一直警告白宫：中国严重少报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这一警告的依据是中国的统计数字不符合美国建立的预测病毒传播的模型。美国的新冠疫情正是从2月初开始的。4月1日，中国公布的感染总数是82361，约为当天美国感染总数的一半。美国的情报官员认定中国的数据不可信。报道说，中情局的秘密报告是上个礼拜送交白宫的。也就是说，特朗普给习近平打电话前就应该看到了这份情报。然而，4月1日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却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显示中国少报新冠病毒感染数字的情报。奇怪了，媒体明明报道有秘密情报，总统却说没收到过。这该作何解释？
前文提到蓬佩奥在2月份对中国的指责没有给出证据。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我们知道，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秘密寻找证据。这也暴露了蓬佩奥的招式：在手中尚无证据的情形下，先指责中国，再回头找证据。从武汉封城到4月1日，两个多月过去了，中央情报局宣称动用了在中国的线人，却依然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数字。这份情报的要素本该是中国的感染数字，然而他们认定中国公布的数字不可信，而他们心目中可信的数字又得不到，所以一直只能口头警告白宫，到3月底才弄出一份依然没有具体数字的书面情报。特朗普是对的：他没有收到过真正可信的关于疫情的秘密情报：既没有中国的疫情情报，也没有疫情可能危害美国的情报。
中国公布的数字与美国建立的感染发病模型对不上。美国人有没有想过，两者之间的差异，会不会是中国的数字反映了封城后已经控制了感染增长的势头，而美国的数字则是疫情失控的征兆？当然，以当时美国人的心态是绝对不会作此想的。美国人当时处于何种心态呢？
还记得商务部长罗斯说过中国爆发的疫情会把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话吗？这番话展现了许多美国官员的一种心态，即这是只会发生在中国的传染病，隔着太平洋的美国不但不会被传染，反而将因此得益。还记得当时弥漫美国舆论界的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的断言吗？对于那些预言了几十年中国即将崩溃的各路学者作家而言，这是一个预言成真的时刻，是多年空等无望、却又突然喜从天降的惊喜。还有，谁都会记得那篇《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作者和给文章取名“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编辑，他们毫不掩饰对中国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无法克制对中国的憎恶，以致破口大骂。而底层民众在精英层的心态影响下，也把戴口罩视为对中国的模仿而深恶痛绝。从上到下处在这种种心态下的美国社会，怎么会有人去辨别中国和美国数字间的差异所隐含的真实含义呢？这种心态主导下编制的情报注定没有丝毫价值，难怪受到特朗普的奚落。
4月8日，中国解除了对武汉的封锁，抗疫取得决定性成功。
4月14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经度过了疫情高峰，当日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总数为63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特朗普的这一宣示实在是匪夷所思。特朗普哪来的自信作此宣布？难道他也潜意识里受情报的影响，以为中国只公布了真实感染病例数的十分之一？所以当疫情在中国消退，美国也就到了消退的时候？“十分之一”这一说法并非笔者杜撰。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也不相信中国公布的数字，只是认为真实的数字不会超过公布数字的十倍。他也没有给出这一说法的依据。
下一天，蓬佩奥再次给杨洁篪打电话。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Morgan Ortagus）的声明，蓬佩奥强调了在迎战新冠病毒以及未来预防潜在流行病时的信息透明与信息共享。蓬佩奥还谈到美方极度重视中国输美医疗物资这一美方关键需求。这一次他没有明着指责中国，是他与中国外交官员接触中最温和的一次，但是每句话都围绕着先前指责中国的话题，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寻找着啄咬对手的机会。同日，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在五角大楼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迄今相关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大自然。直到此时，美国政府延续了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的和解气氛，降低了批评中国的声调。
4月1日或者之前的那份中情局的情报没有了下文。但是，这并不说明美国情报机构就此放弃了努力。
中美间的缓和气氛没能维持多久。给杨洁篪打完电话后，美国的感染数字连续飙升了四天，蓬佩奥忍不住了，再次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这一次他给出了指责的依据：中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有时间囤积医疗用品。他还重复先前的另一项指责，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学实验室，他声称有重大证据证明这一点，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共产党将为此付出代价。此言一出，美国舆论马上跟进，沸沸扬扬地渲染要剥夺中国的国家主权豁免，使得美国的新冠肺炎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法庭提告，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赔偿。此后蓬佩奥几乎每天在新闻发布会或者电视访谈节目中重复这两个指责，显得有备而来。
4月30日，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颁布了一份声明，确认情报界“同意广泛的科学共识，即Covid-19 病毒不是人造或基因改造的”。这等于否定了武汉病毒所泄漏病毒理论。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有没有看到使你高度相信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证据？特朗普回答说：是的，我见过。还重复了一遍回答。特朗普的话显然与情报部门刚刚发表的声明相矛盾。于是记者追问是什么证据？特朗普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被允许告诉你。
人们不知道特朗普口中的证据是否包括香港大学的生物博士后闫丽梦。闫丽梦于四月到达美国，被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视为揭露中国政府罪状的反水证人，结果闫的证词不为科学界接受，其本人的学术信誉也损失殆尽，已然失去任何利用价值。
据纽约时报报道，情报中有截获的中国领导人的电子通讯记录，公开这些记录会暴露美国如何跟踪中国领导层的细节。但即便是这些通讯记录也只是记录了中国领导人讨论新冠病毒的通话，并不能用来直接证明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的。
果然，5月1日，又来一份情报：这一次是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国土安全部。据美国媒体报道，情报指出中国在1月份大量进口了包括口罩、手术用手套、防护服以及呼吸机等医疗物资，还同时大幅削减了医疗物资的出口。情报由此推断，中国政府在1月初就知道疫情已经爆发，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囤积医疗物资，他们隐瞒不报。这不是直接证据，报道也没有提供数据来源，而且由于该情报尚未解密，笔者看不到详细数据以及相关日期，难以置评。但是，这一推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断言中国政府掩盖消息，也就是断言中国政府推迟武汉封城的日期。1月18日，北京派遣顶级流行病专家组进入武汉考察，20日专家组确定存在人传人现象，22日北京决定武汉封城。如果北京从1月初隐瞒到22日，时间长达2到3个星期。要知道武汉是中国交通命脉的中枢。哪怕拖延一天封城，就可能让更多的病毒扩散全国，导致全局失控，何况拖延2到3个星期。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在决策封城时冒这个险。这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只有美国情报部门为了罗织罪名才想得出来。其次，在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中国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医疗物资？要知道中国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物资生产国。疫情发生前，欧洲50%的个人防护装备（口罩、医用手套、防护服）是从中国进口的，美国的数字则为47%。疫情发生后，据保守的统计，美国72%、全球68%的口罩和呼吸机来自于中国。从疫情中恢复后，中国生产的口罩出口同比增长130%，防护服增长272%，医用手套增长68%。这组数据之后继续迅速增长。即便从该情报所依据的逻辑，即中国需要囤积大量的医疗物资，那么早一天宣布封城，就能早一天名正言顺地限制出口。只要中国动员起来，就能生产出数倍于平时生产的医疗物资，其它国家零零星星的剩余库存根本满足不了中国的需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武汉封城不仅仅是一纸命令，而是整个国家的动员令。与封城令同步的，是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座方舱医院的火速开工，以及全国各省市对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的对口支援，包括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充分显示了这一决策完全立足于中国国内，而不是着眼于进口。
对于特朗普声称看到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证据，该份情报未作结论。情报官员解释说不太可能发现武汉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证据，实际上再次否定了特朗普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指控。情报官员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全球的科学家普遍认同病毒经野生动物传给人类的途径。情报分析员不可能推翻科学界的共识。但是，特朗普和蓬佩奥依旧坚称他们握有重大证据可以证明病毒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5月3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他在谈话中承诺将有一份武汉病毒所泄露病毒的结论性报告。特朗普对采访者说：“我认为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不想承认错误。”然而他承诺的这份报告一直没有出炉。
武汉病毒研究所
蓬佩奥是特朗普政府中反华调门最高的鹰派官员。根据英国《卫报》和美国CNN报道，他也是最积极推动美国情报机构寻找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病毒证据的官员。令人困惑的是作为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似乎总是在情报未完成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发出公开指责，拍着胸脯保证有大量证据。等到情报出具，却又让他的许诺落空。但他执念不移，一份情报不行，换个情报机构重起炉灶，然后故伎重演，先指责，再许诺提供证据。蓬佩奥曾经放言要让中国共产党付出代价，然而进入五月，中国已然控制住了疫情，而美国的疫情却完全失控。两相比较，中国是把爆发后的疫情控制住，而美国却从没有疫情的状态下逐渐失控，特朗普政府处理疫情的糟糕表现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对手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指责。5月1日的情报一出，世人普遍好奇美国政府究竟如何让中国政府付出代价。也有美国媒体将这份尚未解密的情报与布什政府当年证明伊拉克隐藏化学武器的情报相比较，表达了对情报被政治操弄的担忧。
即便在白宫和国务院强烈催促下，情报官员仍未能找到支持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证据，所以有了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声明，明确排除了病毒是人造或者经过基因改造的可能性。
5月4日，白宫助理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公开声明：“美国没有寻求对中国实施惩罚措施”。这句话等于承认美国情报机构搞出来的两份针对中国的情报不足以成为追究中国政府责任的证据。特朗普还专门发推指责美国情报部门未能尽早就新冠病毒爆发的潜在危险性提供更清晰的情报。而他对福克斯电视台承诺的结论性报告，直到他离开白宫的那一天也没有兑现。
令世人难以理解的是以美国的医疗卫生资源，怎么会沦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再怎么不济，美国也不应该比同在美洲的南半球大国巴西更差，至少应该与西欧发达国家差不多，甚至更好一些。特朗普指责美国情报部门的推文引人遐想。这固然有他为自己抗疫不力辩护的因素，但也不无几分真实性：即美国情报部门没有就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可能危害提供有用的情报。这无疑是情报部门的一大失职。情报部门为什么会失职呢？只要看看情报部门在疫情爆发之初忙些什么就清楚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中国。其优先级别最高的任务是尽快找到中国掩盖病毒流行的证据。有理由认为：正是蓬佩奥不断给情报部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中国的证据，从而忽视了病毒对美国可能造成的损害。
可以想见，在政府的高层会议上，蓬佩奥喋喋不休地宣扬如何借助新冠疫情打击中国政府的威望，甚至在中国一举实现政权更替。这样的话语会在会议室里产生一种乐观的氛围，让听者觉得中国政府陷入了麻烦，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在到来，从而在潜意识里排除了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威胁。连专业人士德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博士也受其影响，以至于认为由于中国少报感染人数而导致美国掉以轻心。美国有众多世界一流的流行病专家。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像伯克斯博士一样因受到政治影响而对疫情做出错误判断，从而耽误了美国的抗疫？或许美国终究逃不过这场疫情，但是，蓬佩奥引导美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陷入政权更替的亢奋漩涡里，应该离事实不远。也算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波廷格放话当日，美国的新冠感染总数超过124万人，死亡总数逼近72000。而中国则从4月17日起不再新增感染病例，4月19日起不再新增死亡病例。
特朗普当局为了摆脱抗疫不力的形象，推动情报机构不遗余力地编织嫁祸中国的情报，从指责中国政府掩盖疫情到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无所不用其极，毫不顾及后果，却意外揭开了美国在病毒研究领域不为公众所知的真相一角。
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博士是美国顶尖的冠状病毒学家，他研究冠状病毒30年，开发出一整套制造新型冠状病毒、并能修改病毒基因的实验室方法。这种研究被称为病毒功能增强研究。巴里克博士领导的病毒实验室位于北卡罗来那州教堂山的北卡大学内，是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公开的能够对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强操作的实验室。当许多生物学家认为冠状病毒对人类属于低风险的时候，巴里克却认为自然界中的冠状病毒仅需几次嬗变就能攻击人类。SARS以及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病毒的出现证实了他的预判。于是一个叫做“生态健康联盟”的非营利组织挑头实施了一个全球病毒监测项目。该项目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各国的病毒学家们寻找自然界中有可能危害人类的病毒，试图让科学家们在病毒找到人类之前先找到病毒，研究、开发出针对病毒的疫苗。生态健康联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美国政府拨款。2003年中国爆发了SARS疫情，该组织因此资助了武汉病毒所研究蝙蝠病毒的项目。
巴里克博士
石正丽博士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她采集了数千种蝙蝠病毒，其中有一种病毒与SARS病毒相近，但无法在实验室培养。在2013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巴里克向石正丽索要了该病毒的遗传密码，运用他开发的“反向遗传学”技术将该病毒的冠突基因植入SARS 病毒，实验结果显示该病毒的冠突能够直接侵入人类的呼吸道细胞，说明这种寄生在蝙蝠身体内的病毒具有直接攻击人类的能力。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2015年的《自然》杂志上。照理说这是中美两国科学家的一次成功合作，可喜可贺。不过这一实验把两种病毒合成一体，实际上是在实验室里制造了一种自然界可能没有的新型病毒，受到了一些病毒学家的批评。这也是后来美国的右翼政客以此为籍口，一口咬定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功能增强研究。然而，事实是这一实验是在巴里克博士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实验室里完成的，使用的是巴里克博士的病毒功能增强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石正丽只是提供了一种蝙蝠病毒的遗传密码，并不掌握合成病毒的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一合成的病毒并非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
美国有新闻媒体称此后石正丽模仿巴里克的方法从事功能增强研究，这是为宣扬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病毒理论埋下的伏笔。然而，巴里克博士认为当前肆虐世界的新冠病毒来自于自然界，是经中间动物宿主变化而来，并非实验室制造。作为唯一成功开发出制造并改变病毒基因结构技术的病毒学家，他自然能够辨别新冠病毒是出自自然还是人工制造，可以说，他是这方面的最高权威。巴里克博士当然知道石正丽博士从事的并非功能增强研究，后者只是使用巴里克博士开发的技术产品，譬如具有人肺受体的转基因小鼠进行蝙蝠病毒测试。真正开发并掌握功能增强研究所需技术的是巴里克博士。巴里克并没有把相关技术专利授予武汉病毒所。不过巴里克博士提出了另一种假说：在对SARS类型的病毒进行实验室培养时，可能会混入某些新的菌株，结果会产生新的混合体。然而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要使这种假设成立，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必须犯下这样一个错误：他们未能识别混入的新菌株。他们能识别采集的蝙蝠病毒，却漏掉附着在采集样本上的另一种菌株，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而且如果COVID-19 是这种混合体的话，巴里克博士应该能够辨别出来。但是巴里克博士已经明确表示，他相信COVID-19源于自然，因此他提出的混合体假说以及彻查武汉病毒所的呼吁令人感到困惑。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充分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们作出的武汉病毒实验室极不可能泄漏新冠病毒的结论，是专业的。
巴里克博士没有把功能增强技术专利授予武汉病毒研究所或者其它国家的任何一家病毒研究所，但他的确把全套技术专利授予了美国国防部属下的生物研究部门，其中包括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那里的研究处于严格的保密之中，曾多次发生事故。最近的一次导致德特里克美军生物实验室于2019年7月5日被关闭。就在美国情报界紧锣密鼓编制针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情报时，国务院负责军控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托马斯·迪奈诺（Thomas DiNanno）写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他的同事“不要寻求调查COVID-19的起源”，因为这将“打开一罐蠕虫”。世人不免好奇：被封闭在罐头里的蠕虫指的是什么？
五年之后的2025年2月，美国热门网站信息战争（InfoWars.com）登载了美国资深记者汤姆·伦茨（Tom Renz）指控前总统奥巴马于2015年下令制造了新冠病毒（COVID-19）。信息战争网站的业主叫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他曾因多此虚假指控被起诉、定罪，信誉不加。但是汤姆·伦茨的声誉似乎并不那么糟糕。在伦茨的指控中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2015年这一年份。
前面提到巴里克博士与石正丽博士的合作开始于2013年。巴里克博士向石正丽博士索要了一种蝙蝠病毒的遗传密码，运用他开发的“反向遗传学”技术将该病毒的冠突基因植入SARS 病毒，实验结果显示该病毒的冠突能够直接侵入人类的呼吸道细胞，这与新冠病毒的冠突极为相似。这一研究工作是在巴里克博士位于北卡大学教堂山的实验室里完成的，研究成果发表在2015年的《自然》杂志上。
这一次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如此之强，就在于新冠病毒的冠突对人类的呼吸系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导致其传染性远远超过SARS病毒。巴里克博士研究病毒30余年，没能发现带有冠突的病毒，是石正丽博士的样本给了实验室里想象不出、所以制造不了的攻击人类的秘密武器——病毒冠突。
从时间上分析，巴里克博士在2015年的《自然》杂志上刊登了合成病毒的成果论文，那么这一合成应该完成于论文发表之前。如果美国有意制造一种新型传染病毒，2015年是一个对得上的年份：这一年美国刚好掌握了制造新型病毒的实验室技术。
当然，目前科学界依然持新冠病毒产生于自然界的看法。但是实验室通过功能增强手段制造这一病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所以美国一口咬定武汉病毒所制造了新冠病毒，尽管众所周知具备这一技术能力的只有美国的生物实验室。从这一点上看，美国指责中国只不过是怀疑中国也具备了这一能力，玩的是贼喊捉贼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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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安克雷奇的路标（三）中美高层的外交角力 通往安克雷奇的路标（二）咒骂出来的实验室泄露论 通往安克雷奇的路标（一）特朗普的命运悄然转轨 通往安克雷奇的路标（序） 【翻唱】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https://bbs.wenxuecity.com/ktv/2830912.html
还欠着中国一亿刀乐呢。
对于美国人“中国疫情爆发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这种反人类言论，殖人们不但不谴责，还跟着喊“中国病毒”，还“替中国人向全世界道歉”，真是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拥有强大经济、医疗、物质的西方，整体躺平，向病毒投降，更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美国现在好像也没有看见哪个政治人物有总统之才。。。
余茂春不会在这里化名发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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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茂春[编辑] 2种语言 条目 讨论 汉漢 简体 阅读 编辑 查看历史 工具 外观 隐藏 文本 小 标准 大 宽度 标准 宽 内容会尽可能占满您的浏览器窗口宽度。 颜色 （测试版） 自动 浅色 深色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2017年1月20日—2021年2月4日
余茂春（英语：Miles Maochun Yu，1962年8月8日—），美国华裔学者、政治家、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现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曾担任《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3]，是中国留美学生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人。他在川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内为扭转美国对华政策上提出不少参考意见。
中国政府在2022年底对余茂春实行制裁，作为对美方制裁中国官员的反制。[4]
生平 [编辑]1962年8月8日，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东部，他成长于重庆，经历文革。1979年，余参加高考，获得重庆市永川中学文科状元，并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追寻文革被发动的历史。在当地的文曲广场的历届高考状元碑铭上曾有其姓名，但后于2020年被去除[5][6]。余茂春在南开大学时认为学习大学必修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教条式的历史观是浪费时间。通过收听美国之音，余茂春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演讲的启发，产生了前往美国的意图。1983年，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1985年他到美国留学，进入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获得硕士[7]。1989年中国大陆六四事件后，他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活动，并帮助逃离中国的学生在美国洛杉矶定居。1990年6月7日，他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北美组党筹备会，举办中国大陆论坛，帮助包括吴弘达和方励之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发声。[1][3] 1994年，他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进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并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8]。他所教学生为数百位美国海军军官。其中不少人后来进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并且日后仍称他为“余教授”。[3]
2017年之后，余茂春进入特朗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并获国务卿蓬佩奥重用[9]，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3]
2022年12月9日，美方以“西藏人权”问题为由，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制裁。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制裁2名美国公民，前官员余茂春是其中1人。[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
一、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二、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活动；
三、对其本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4]
余茂春表示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是给他的“荣誉勋章”，他本人毫不在意。[11]
2023年，有人仿造秦桧跪像给余茂春也造了一个跪像，余茂春表示要买下这“共产主义宣传媚俗品”（this piece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kitsch）。[12]
余茂春的主要政策理论提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从基本概念上拨乱反正，在此之前美方主要期待于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民主化[13]。但余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与苏联时代不同的状况等等，并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是一个概念（即“中共不等于中国”）。他还指出美中各种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与意识型态上的不协调性。[14]
余茂春称自己不排斥中国文化，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我对我的中国传统非常自豪。我对我热爱中国人民和我有很多中国朋友的事实非常自豪。我的根在那里”，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得到了中国国内外华人的巨大支持”。[15]
2021年随第一任特朗普政府卸任后，余茂春加入哈德逊研究所[16]。
1994年，他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进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并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8]。他所教学生为数百位美国海军军官。其中不少人后来进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并且日后仍称他为“余教授”。